《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连载14
1938年,晋察冀边区的李家村热闹非凡。就见几个人坐成了一溜,都背冲着群众,每个人的后面呢,还都放着一个粗瓷大碗。这是干什么呢?
民主选举用“豆选”
原来,这里在选举村长,用的是 “豆选”的方法。
豆选?不错,这种投票选举方式不怕你不识字,也不怕你文化水平低,就地取材,简单、方便。这豆子,就是选票,你只需要把它投到你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就大功告成了。
呦,这旁边怎么还站着一精壮汉子呢?手里也端着个碗,还拿着一根筷子。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几天前有村民提意见,说这豆子往碗里放的时候,会发出“当啷”一声,这样候选人一听,不就知道有没有往碗里放豆子了吗?这可不行。于是,后来就有人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旁边那位,在大家往碗里放豆子的时候,就会拿根筷子往碗上这么一敲,也是“当”的一声,能盖住豆子进碗的声音。
嘿,还真管用!
除了豆选法,还有烙票法、举手法等选举方式。降低了对选民文化程度的要求。而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选民,甚至采用了背起票箱,上门投票的形式,力求让每个人都切切实实的行使权利。如此一来,选举的热情自然十分高涨。1940年,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选举时,参选人数甚至达到了91.1%。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志更加强烈,抗日救国的思想也更加坚定。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走访调查了500多个村庄后,曾这样写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模范的抗日的民主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选就选个如意的!
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被召唤起来。其中,妇女的选举热忱一点都不比男同志差。在1941年11月9日的《解放日报》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来看一看。
“男人去选举了,为了家里能有人在家,守家门、带孩子,常常引起争论。男人总是让女人留在家里,而女人不愿意放弃权利。大胆的锁了门,抱了娃,去赶会,甚至老太婆也不甘落后。
比如在安定中区有个王老婆,今年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开选举大会的时候正是大风狂抖,泥沙满空,很多人就劝她,说你别去了,她拿着拐杖,一面走一面说:“活到七十多岁,总没做过主,这次要咱做主,自然要选个如意的。”
1940年晋察冀边区诞生了第一位民主选举出的女县长,也就是照片当中的陈舜玉。年方24岁的陈舜玉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年可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陈舜玉人长得漂亮,还特别的能干,当大家伙儿得知民主推选的陈舜玉最终胜出,大家高兴坏了,冲到台上一下就把她抱了起来,有几位大婶还掏出了几个神秘的礼物塞到了她的手里。这三样礼物至今依然被保存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里:一个铁球一段针线一面镜子。可是送这些礼物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我们的群众在用这些生活当中普通的物件隐喻地提醒着根据地未来的干部们。浑圆的铁球是说工作办事要实实在在;一段针线是提醒你不要忘了为各阶层的群众穿针引线, 细致入微地做好工作;而一面镜子意思更是明摆着的,时刻检查自己,尤其在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可不能放松啊。
为什么要采用“三三制”?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在军事上,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在日本侵略者的诱惑下,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2个月后,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投敌,并在后来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正确措施,更紧密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一些人就有可能跑到敌人的阵营中去,对抗战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对资本家、乡绅普遍存在隔阂,甚至憎恨。
比如,1939年,陕甘宁第一次边区选参议会选举完成。当选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没有一名是党外人士,更不用说开明绅士了。这显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利,对团结抗战的目标不利。
为了解决民主政权缺少党外人士参与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思考了很久。直到1940年3月。他终于拿起了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
我手中拿的这份文件,就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复制件。其中的一项主张在世界民主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划时代的意义。
就在这,第四条,是真么写的: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这就是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三三制”中所指的人员分配,就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人员比例。这不禁让人疑惑。古今中外,任何党派都力图使自己在议会、政府中所占席位越多越好,怎么共产党这么奇怪,竟然自我约束,把自己的比例降低到三分之一呢?
毛泽东曾经这样解释这个问题。“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 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 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而共产党虽然只占三分之一,但是“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
毛泽东还说:“所谓领导权, 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 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 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 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三三制”督促共产党更加克己奉公,更加勤勉执政,更加坚定的站在人民一边。
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位被称为“庄户县长”的王东年,是莒南县第一位民选县长,共产党员。1942年春,他看到许多群众生活困难,吃不上饭,就将祖林的树木卖掉,换来200大洋,救济了大批困难群众。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想法:“群众选我当县长,我要为群众支撑起这个家,我虽然愧对列祖列宗,但不能愧对群众之信任。”许多人感动的说“古往今来,有谁能冒着大不孝的骂名,砍了祖林救咱穷人,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
本文根据北京卫视《档案》栏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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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5-01-05 1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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