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2018-03-07 16:04:28  来源：论文网，作者： 侯峻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群众路线得以深化提升。中共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全面抗战路线，本质上就是群众路线;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实行三三制原则;军事上，动员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并将游击战置于战略地位。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孕育产生于红军时期，深化提升于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并发展于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群众路线不断得到新的阐发。时至今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本文将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路线进行梳理，希望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提供若干现实启示。

　　1、抗日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实质就是群众路线

　　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和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两条路线的分歧。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惧怕民众广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主张只由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不愿也不敢发动群众。中国共产党则明确提出了必须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把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作为当前的“总任务”。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内外形势，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决心要使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认为，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为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内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同时指出，当前的抗战形势也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2]毛泽东深刻指出：“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3]

　　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为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的统治政策实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另一方面，则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4]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从实质上看，全面抗战路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就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正是这一阶级性质决定她能始终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最大限度地放手动员群众，率领中华民族打赢这场反对日本侵略的人民战争。

　　在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的提炼，也是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总结。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首先说明：“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他其次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刘少奇重点阐述了什么是党的群众观点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作了四个方面的系统概括，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说：“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这里，他把群众观点的重要性，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党章中系统阐述群众路线问题，在理论上概括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实践。

　　2、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

　　1940年毛泽东公开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写道：“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其中阐述的原则，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提出了总要求。 　　抗日根据地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党内指示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把三三制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三三制，就是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个原则，即可容纳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这份党内指示同时规定“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以体现这种政权的民主性。为使选举能够切实发生作用，指示还特别列出一条：政权中三部分人员各占三分之一的“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陕甘宁边区1937年下半年展开了民主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的民主选举，不同今天颇具制度化的民主选举，是比较原始的“豆选”法。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普选，一人一票。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文盲，没法使用选票，于是给老百姓发的选票就是黄豆粒，每个候选人背对着选民而坐， 老百姓愿意投谁，就把豆子给谁。这种相对原始的民主选举方法，真正体现了抗日根据地老百姓的意志。

　　抗日根据地政府的许多实际工作，如征收公粮、劳动竞赛、互助合作等，都遵循了群众路线的工作路径，有的由群众首创，绝大多数是党的想法先在群众中实践，把得到实践验证的经验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上升为一种政策，再推广实行，逐步完善。如中共中央根据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了 “精兵简政”政策，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大幅压缩，群众负担显著减轻。陕甘宁边区1945年征收的公粮，从1942年的20万担减少到12万担，减轻2/5。同时重复的机构、冗余人员的被撤销，互相推诿、因人设事等现象等明显减少，各级政权机关的办公效率自然提高。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三三制政权是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的服务于抗日需要的统一战线政权，它的建立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相当的民主精神，对战时及建国后的多党合作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原则的成功实践基础上，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精辟概括。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在论述人的认识来源以及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一基本原理时，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产生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认识路线及领导方法，从而保证了我党真正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也保证了正确制定和实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3、军事上，进行人民战争，将游击战争居于战略地位

　　在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开赴抗日战场，一方面同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共计19个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战局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为实现全面抗战，中共积极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在敌后对日寇展开了一场人民战争。“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5]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武装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扬长避短多种多样的作战形式，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儿童团等多种群众武装力量，相互配合，将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广大抗日民众配合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在敌我之间包围与反包围的大棋盘上，做下一个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将制敌于死命的“眼”。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指出：“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6]

　　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抵抗日本侵略者有效和重要的形式。洛川会议上，在对比中日两国国情后，中共明确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是以游击战争为主，游击战争“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7]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要把游击战争坚持到底。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了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在延安《解放》杂志第40期上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论述。同月，毛泽东又在《论持久战》的讲演中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更为明确地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8]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自身伤亡40余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使日、伪军的兵力深陷在敌后战场上。用毛泽东的话说：“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9]日本侵略者无奈承认，抗日游击战争使日军陷入一场“没有明确战线的战争”， “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战争”，“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 [10]原日本华北方面军、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60年代曾表述：“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11]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2012年l1月15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5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3-354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5-326页。

　　[5]《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9页。

　　[7]《毛泽东年谱》中卷第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24页。

　　[1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1]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7 16: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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