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作用
2018-03-07 16:23:19  来源：论文网，作者： 侯桂芳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民族、阶层、团体共同抵抗日军侵略，及时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知识分子到抗日根据地，并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使他们抗日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

　　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及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错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关门主义，开始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认识，提出欢迎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给予种种优待。1938年3月，党中央提出：“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知识分子被正式纳入党的吸收对象范围内。1939年12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明确指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习，加入政府工作”。

　　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共自身发展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到了全中国各个阶层人士的生存。面对民族危机，中共及时转换政策，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广泛地吸收各阶层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此时的共产党，由于国民党的压制等原因，造成无论党员数量，还是党的组织力量，都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为了完成中国吴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党员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对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及对其他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为主，加之大革命后，党内错误地实行领导干部“工农化”，很多知识分子干部被排除出领导干部队伍。文化水平的有限，造成很多领导干部读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甚至无法看报纸，不能了解许多地方发生的事变，限制了政治水平的提高。为了提升领导干部队伍的素质，扩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党中央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的提高，无疑能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和包括救国会成员、各地绅士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在内的中间力量，被纳入统战范围。能完成这些统战任务，有着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更有优势，他们可以成为中共对这些中间力量进行统战的桥梁和抓手。1939年12月，党中央指出：“接近国民党的各级干部及社会上的上层与中层分子，必须发动大批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才有办法”，要求“各级党部必须在同志中及同情分子中，尽量找出国民党及社会各方面有较多关系的人，主要是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深入国民党员及社会各方面去进行活动，以便认真地进行党的这一严重的组织工作。”

　　二、争取和培养知识分子的具体措施

　　(一)在全党全军强化吸收知识分子的意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因为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夺而日益迫切。对此，毛泽东就“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现象发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跃的陈云更加直接地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二)发动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输送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在1937到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招生。由于知识青年投考人数众多，党成立了专门的招生委员会，各个学校也应地方党组织的请求派专人协助招生。南京、武汉、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吸收知识青年并千方百计把他们送往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一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因此获得“红色桥梁七贤庄”的美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的大批文化、科学界人士也纷纷进入解放区。

　　上海等地党组织对根据地文化建设事业的支援，推动了一批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1940年12月，毛泽东提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中共江苏省委从各系统中动员不少文化人士和知识青年到抗大、鲁艺等学校去工作和学习。1941年底，华中局在根据地创办江淮大学时，中共江苏省委动员十多名大学教授前往江大任教。江淮大学共办了2期，中共江苏省委为前期江淮大学输送100余位师生，为后期江淮大学输送了88名同学。以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为代表的进步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也以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出版发行工作为途径进人解放区。

　　(三)营造全党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提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要求“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在知识分子的

　　工作安排上，八路军总政治部指出，要把已经考验有能力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分配以负责的工作，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批有知识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在分配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个人的长处与爱好，要更精细地熟悉每个人的特点、长处与爱好，不应只分配知识分子当科员干事和文化教员，不要把知识分子堆积在上层机关中，不要局限在宣传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工作，粗枝大叶，对干部发展前途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有害的。由于长期的“工学界限”和对待知识分子“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党内对知识分子存在着偏见，有些人认为知识分子“自高自大”，陈云指出：“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指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

　　(四)多方面保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长。一是从物质条件加以保证。对于从国统区到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党中央在当时极为困难的物质条件下，采取很多措施给予优待，保证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条件。陕甘宁边区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优待知识分子的文件。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行署等根据地也作出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的规定。1942年1月10日公布的《晋西北行政工农公署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按照学历及工作经历，将各种技术干部分为四个等级。规定除了制服、粮食、菜金、线袜、旅费等均与其他干部相同外，每月发给10―50元的津贴，还供给技术干部之直系亲属及配偶的给养与服装。二是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中央军委规定，对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规章体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过政治生活、上政治课，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等。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履历表只填他的学历及工作历史，不填政治历史(包括社会出身经济地位等)，对于他们一些生活习惯不应干涉。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政治委员，如果不懂技术或者技术学识较低，则无权干涉该专家的专门工作，亦不对上级负保证该专家专门工作之责任，而由当地最高首长或其他高级首长直接负责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也作出相同规定，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三是在战争中加以特别保护。党中央一再强调，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要保护好文化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1943年1月，中央书记处指示陈毅、饶漱石，指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要求他们“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此外，还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从1938年起，延安几乎每年都举行工业、农业、卫生或者生产建设展览会，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在内作出贡献的人，在大会上被予以表彰并发给物质奖励，并被树立为典型的英雄模范人物。

　　(五)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针对知识分子身上带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结合，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对于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途径，毛泽东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讲话中指出：“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他要求知识分子改掉“学生腔”，下苦功去学习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

　　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作用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时，及时改变政策，敞开大门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创举，使党有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基础，获得不尽的力量源泉，赢得了民心，获得了民意，为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获取执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聚集了各类人才。在有效措施的激励下，大量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沦陷区甚至海外来到各根据地。至1939年底，抗大招收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青年16144人。1943年底，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时总结：“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这些知识分子中，既有大学毕业生、初中生甚至小学毕业生，也有专家、学者甚至国外留学生。就专业而言，既有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也有理、工、农、医等方面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延安，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荒僻小镇，变成了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聚集地，陈云形容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二)充实了干部队伍。在根据地各类学校的学习中，大批的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的抗大第4期在12月份毕业时，党员人数由开学时的530名增加到3304名，由n%增加到71%。到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中下级干部85%是新干部。在中级干部中，有85%是知识分子。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注入了新鲜血液，提升了干部队伍素质。1942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在谈到知识分子所起作用时说：“成万的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他们帮助了我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仅如此，这批人成为领导陕甘宁边区发展的后备干部，成为治党、治军的骨干力量。当时陈云说：在华北地区担负县委、区委工作的干部中，“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相当好。如果没有新干部，华北的根据地就建立不起来。”1977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军队的情况时也说：“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

　　(三)扩大了党的影响。在与工农群众结合过程中，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大批的医疗卫生人员下乡为农民治病，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恢复和发展普通教育事业，兴办冬学、识字班、民众学校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促进了边区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使党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当时设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特别重视加强对中间派的工作。在周恩来的身体力行下，知识分子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物、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的知识分子接触，宣传党的政策，逐步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启示

　　(一)顺应民心的政策是聚集人才的吸铁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任务。党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政策，提出了联合各社会阶层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一政策，代表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呼声，使它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一党专政、压制进步力量等形成截然相反的形象。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国统区的广大知识分子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到国民党统治者不愿意也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在军事战场的胜利，更使国统区的广大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自己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通过如此鲜明的对比，知识分子自然在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

　　(二)良好的环境是留住人才的必要条件。在政治上纠正错误，确立正确政策的同时，并中央努力为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在物质上，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地给予优待，用一切办法保障知识分子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地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政治气候，没有沉闷、紧张的政治高压，没有特务、日兵横行的专制统治，没有所谓书报检查、新闻封锁。在根据地的实际政治生活中，较好地发扬了民主、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为广大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言论自由，权利受到保障，人权受到尊重，特长得以发挥。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界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人，有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团体的权利;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文化俱乐部之类的地方，以供文化人集会与娱乐之用;特设“创作之家”一类的住所，使作家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党组织采用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为展示知识分子的作品提供各种平台。抗日根据地成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的场所。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7 16: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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