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正是在以上认识及指示的驱动下,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文化工作中的策略和原则,明确了抗战文化的任务、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推动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战文化的开展。
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仅仅将抗战文化视作挽救民族危机的临时手段,而是将之视作社会发展的必要内容。认为战争结束后建立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①。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战争动员的角度强调了文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作用,而且还指出文化是社会有机体三大支柱的一部分,强调了文化对国家、民族发展命运的巨大作用。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是将其纳入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认识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宏观地审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紧跟时代主题的变化,灵活制订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融入世界与回归传统。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积极声援国外反法西斯斗争,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抗战,输出了一批如《南京日军暴行》等反映日军暴行及中华民族不屈斗志的优秀影片,加强了与外国在华外交机构、民间团体的沟通,甚至直接派一批同志加入了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争取了大批报刊杂志作为文化输出的媒介,使得国外对中国的抗战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组织还编译了大量反映国外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优秀作品,介绍了国外的最新抗战文化成果。大批国外优秀作品的输入,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使国人及时地了解了世界形势及反法西斯动态,也使中国抗战文化紧跟世界的步伐,进一步丰富了抗战文化的内容并不断对“自我”进行超越。在强调民族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以其开放的视野,顺应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要求中国文化融入世界,同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文化,是在强调传承的民族性与强调现代化的时代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正是在这一主张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飞跃,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抗战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苏区时期,国内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以农民为主要对象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工作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主体。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激化,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在文化政策、理论上也作了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抗战文化应运而生。抗战文化是产生于中日民族矛盾加剧的情况下的民族抗战文化,其主流是政治宣传与群众动员,要动员群众抗战,必然要求加快民主的进程。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专制及腐败危机一再显露,民主建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重视爱国人士的民主诉求,反而妄图加速专制独裁的进程。这就反过来进一步促成了民主运动的高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呼吁政府从速准备政治变革,结束党政进入训政,民主建国问题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重心逐步由抗日救亡开始转向民主建国,明确将民主建国的诉求融入到抗日文化之中,新华日报的社论指出:“新文化的开展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是有着解不开切不断的纽带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为了要求得新文化的顺利开展,我们实不能不悉力促成民主政治的彻底实现,早日实现”。“实现民主已成为缓无可缓的一致要求的时候,文化工作者,宁能不振臂而起,把实现民主的促成当作目前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一个主题来奋勉”。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下,抗战文化的主题进一步延伸,后期抗战文化成为对五四及新启蒙运动的延续,促成了新的政治觉醒,人民民主运动日渐高涨。
大众化与科学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针对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等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大力倡导文艺创作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所谓科学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的文化的科学态度问题。五四之后,封建等级观念、愚昧迷信、因循守旧、排斥变革等封建文化的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领导机构通过兴办教育、文艺宣传等手段,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通过科学化与大众化相结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斗争热情高涨,使他们牢牢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中,同德同心,更坚强地和敌人去战斗。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启示
尊重知识分子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其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坦率真诚感染和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充分激发了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掌握者和创造者,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盛衰成败、荣辱得失。我们必须尊重知识分子,珍惜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文化创造主体的作用,制定并稳定符合长远规划的知识分子政策,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人才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紧跟时代主题之转换,明确文化工作重心。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它随一定时期时代主题的发展而变化,时代主题即是制订文化政策的出发点和原点。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重心是阶级斗争,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认为“任何阶级欲维持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从而牢牢把握住了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到抗战后期,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和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一再暴露,民主建国的呼声高涨,把民主纳入抗战文化的内容,“把抗日文化升华为抗日民主文化,进而又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上述文化重心的转移、调整,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牢牢的把握住了时代主题,充当了社会转型的先锋。这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历史证明,党的文化政策与时代主题相符,就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的领导。抗战文化是在多元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元民族文化。抗战爆发前,国内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各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抗战爆发后,各党派暂时抛却成见,在挽救民族危亡上达成了共识,但各自的政治主张并没有放弃。战国策派提出的包含有侵略倾向和种族意识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自由主义者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论创作主张,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掩盖下的复古主义文化,汪伪集团投降文化政策在抗战期间相继粉墨登场。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对这种多元文化进行必要的疏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领导下,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下,以抗击外来侵略、树立民族自信、动员民众抗日为己任,坚决抵制投降文化和专制文化,批判有害抗战的错误文化理论,保证了抗战文化始终没有脱离正确的方向。
在领导方式上,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制订文化纲领、文化政策,中央领导同志就文化问题发表讲话和演说,亲自参加文化团体的活动,发行报纸等方式来实施对抗战文化的直接指导。通过直接领导,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职能;对于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在直接领导的同时,又通过支持民主人士、文化团体、在党外寻找文化领军人物等方式避免直接的干预。这就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复杂环境下,创造了直接领导与间接引导相结合的领导模式。这种模式减少了对文化工作的直接干预,淡化了政治色彩。同时,削减了知识分子潜在的抵触情绪,进一步扩大了抗战文化的阵营,有力地批判和反击了反共反人民的思想理论,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今天文化多元化、价值冲突日益激烈的的环境下,其同样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监管、加强引导,牢固树立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改革现有领导模式,深化现有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完善的文化宏观管理体系、创新体系,保证我国的文化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前行。
(作者为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SB161)
【注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9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8 18: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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