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2018-03-08 18:38:06  来源：论文网，作者： 年士萍   点击：  复制链接

　　我们党一直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注重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灵活形式，加强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向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准确地介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不同层面、采取不同措施发展与国际友人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借助国际友好人士的桥梁作用，将自己的主张向世界传播，有效地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一、建立宣传机构开展国际交往，拓宽了对外宣传的国际视野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和新闻封锁。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仍对其新闻宣传进行多方限制。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歪曲及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即“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1]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事宜，1936年1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了第四号命令，宣布增设外交部，外交部下设交际处。之后交际处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交际处承担了我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对抗战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1938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2]同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进一步提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3]

　　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之后我党陆续成立了一些宣传机构。1938年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抗大、鲁艺、陕公等学校挑选了一批优秀华侨共产党员和青年，组成海外工作团，由朱德担任主任，成仿吾负责具体工作。该团的华侨青年被派到东南亚各国开展华侨的统战工作。1938年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同年四五月间，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联络。1940年10月，为向国外介绍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和抗日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还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美籍大夫马海德、印度大夫巴苏华、越南人黄正光、印尼人王大材、华裔印尼人毕道文，肖三及德国籍夫人叶华等，研究对外宣传问题。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外文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中国通讯》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在陕甘宁边区，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于1941年3月创办了国际报道社，一年内出版十三份国际报道外文刊物，不定期外发，宣传中共各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态度与英勇抗战的事迹。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建立以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日本大举进攻南洋时，如何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在军事上争取与英美同盟军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等问题。

　　除此之外，我党还参与或领导了一些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宣传机构。抗战爆发后不久，文化界进步人士在中共的影响或领导下组成国际新闻社、第二国际新闻社、全民通讯社、民族革命通讯社等进步媒体，采写发布抗战新闻。社团组织中，最著名的是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创办的国际统一战线的进步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她还亲自指导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其中发表的一些外国友人在中国各地根据亲眼目睹所写出的具体生动的报道文章，非常有说服力。

　　这些机构的建立对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界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通过国际友人架设传播桥梁，增强了对外宣传的国际传播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国际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国际友人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大批国际友人来苏区采访、参观、参加抗战，他们身临其境的采访，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增强了新闻传播的公信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共与世界的交往架起了桥梁。

　　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斯诺是第一个到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他的有关报道被称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斯诺来到中国的几年里，耳闻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但他认为，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惟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而写作关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除了第一手材料外，都不可靠!此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为了打破这种封锁，争取民众和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定邀请一位能够客观报道的外国记者来记录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外国记者有向外国公众报道中国情况的能力和手段。斯诺“因为他的国籍、他的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成了中共中央的恰当人选。 　　1936年，在宋庆龄的引荐和精心安排下，斯诺绕过重重封锁来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商量接待事宜。在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斯诺长谈。此外，他到边区各地采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资料。斯诺还从周恩来处得到允诺，“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4]利用四个月的时间，斯诺深入到红军将士和老百姓中，对苏区的军民生活、地方沿革、民风习俗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迅速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接着，英国《每日先驱报》开辟专栏，在头版连载斯诺的苏区访问记;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多种报刊，陆续发表斯诺写的三十多篇文章。翌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发表了斯诺拍摄的75张苏区照片。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写作。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了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该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销售10万册以上。有媒体这样评价：“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斯诺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国际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报道中国共产党、报道中国红军的旋风。大批国际友人前往苏区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报道。如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写了《续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山西八路军总部采访后，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报道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热情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战争，并向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部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并写了《中国在反击》一书。詹姆斯·贝特兰采访根据地后，写了《中国危机》、《华北前线》等著作。

　　党中央在延安的10多年间，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印、朝、日、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以客人的身份，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但却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的立场，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向世界客观真实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抗战的情况。

　　三、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对外宣传，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从1939年秋起，陕甘宁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事封锁，外国记者不能进入边区采访，边区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形式的外交活动，传达中共抗战信息，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通过党在国统区的机构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动与外国人士广交朋友。1939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设立南方局，接替长江局的工作，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凯丰、吴克坚为常委。因为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设在公开机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内。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这期间，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一些著名记者频繁交往，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费希等。在国统区新闻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人员也广泛地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向他们传递中共抗战信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

　　邀请外国记者、军人、作家等到延安和根据地访问。1944年2月的一天，《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合众社和《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等一起来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集体采访留守这里的负责人董必武。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接受了采访。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在外国使团和记者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1943年3月，周恩来在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谈话时，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我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战友们”3个字是毛泽东审稿时亲自加上去的。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为做好接待工作，8月18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把接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来访看作是对外宣传的一次重要良机，也是在国际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的机会。为接待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为使美军观察组成员尽可能地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共方面专门组织安排了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向他们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观察组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高度评价中共的合作。1944年11月，戴维斯在报告中认为“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5]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坦诚、真实的宣传原则，积极主动地开展多渠道对外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国际友人的桥梁作用，利用他们所在的外国新闻机构进行宣传报道，增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树立了中共良好的国际形象。今天我们党对外交往的工作面不断扩大，交往内涵不断深化，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对外宣传工作如何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何提高我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历史的经验仍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7.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58.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52.

　　[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36-37.

　　[5]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196.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8 18: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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