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2018-03-08 19:03:18  来源：论文网，作者： 徐德莉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为这个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本文拟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作一初步分析。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

　　从“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把抗战进行到底作为基本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1](P963)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国共产党迅即发表一系列宣言、公告，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阐明自己的内外政策和政治主张，并系统地提出了抗战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其要点是：(1)主张坚决抗战，实行对日绝交;(2)“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系这个最可靠最有力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2](P347);(3)争取英美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和一切反日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4)确立自力更生，同时希望获得国际援助的指导方针。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是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3](P134-138)。接着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上述几个宣言传播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地，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193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4](P139)1937年秋，中共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中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5](P177-178)，制定了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二、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接连在中国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中日磨擦。蒋介石曾指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介石发明了不抵抗主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命令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即使被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都可听其自便”[6](P8)。正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全部沦陷。1932年1月11日，蒋又在奉化武岭学校作“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说时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的对日外交方针。

　　1932年1月28日，日本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上海驻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而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密令各舰队：“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7]由于蒋介石倾力“剿共”对日无耻妥协，5月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6月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签订了《何梅协定》，将我国华北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不会满足的，妥协退让适足以使它得到鼓励。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步步进逼，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在华北成立第二“满洲国”。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最终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影响到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及其利益，国民党对日政策有所转变。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演说中表示：国际主权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以互惠平等为原则。“否则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手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最后之牺牲。”但又说，现“并未到达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1936年12月，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了一个转折。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上述三次会议表明国民党对日政策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对日抗战的方向转变。

　　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总是呈现出不稳定性、摇摆性，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并非出于自愿，完全是日本无止境的疯狂侵略气焰所逼，因此只要有机会，它就会改变抗日政策。1939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梦想，迫使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日本发表了三次《近卫声明》，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1938年11月国民党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确立了国民党大量军队只作“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的方针，这反映了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战态度转向消极。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声言：“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一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积蓄力量准备内战的总方针。国民党政府并将这一方针积极地付诸实践，1941年国民党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比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日本政策的相同之处是：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始终坚持抗日政策，并且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抗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对日政策的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1.在抗战路线上，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而国民党却主张片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科学地分析道：“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他接着阐述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对日态度，认为那时“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得出了当时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科学结论[7](P142-152)。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7](P278)。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还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蒋介石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害怕它威胁他的统治。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反而压制人民的抗日要求，1935年国民党当局严厉镇压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一二?九”运动。这一片面抗战路线，无力阻止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导致太原、徐州等大片领土相继失守。10月，广州、武汉也被日军占领。中国丢掉了华北、华中大片领土。

　　两条战线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阶级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2.在对待国际援助的态度上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政策上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承担历史责任，既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政策，又反对国民党依附英美的政策，还反对党内王明盲从共产国际和苏联路线的作法，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民族独立自主的路线”[8](P4)。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在思想、政治、组织和军事等方面的独立性，不受国民党政策的局限;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战术，抗日目的及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约束。同时，共产党也欢迎一切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外援。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P986)。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集团。”[1](P917)

　　国民党却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国的援助，特别是对英美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完全寄希望于国联来做公正之裁决。国民党对日的抗战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英美对日态度的影响，华北事变后英美对日在中国的战争表达了强硬态度，并给国民党积极的援助，国民党才下定决心全面抗战。1939年英美为了保全自己的远东利益以牺牲中国向日妥协时，蒋介石政府即刻改变了抗日政策，抗战由积极转向消极。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英美等国看到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的战略地位，转为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国民党立刻改变了此前消极的抗日态度。总之，国民党所有的对日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战，是为了这个目的;同样，他在战时向日妥协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合作态度上，中共和国民党也不同。面对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出发点，提出与国民党真诚合作，共同抗战，共产党对蒋的态度也随之转变：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这种变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合作的真诚愿望。中共在《八一宣言》中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中央在《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国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日前之职责[1](P169)。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为了联蒋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体现了合作的诚意。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努力促成了国共的再度合作，为抗战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却玩弄两面手法，蒋介石既想联共抗日来维护他的统治，又害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威胁他的既得统治地位。因此，他既玩弄联共把戏，又想把共产党的力量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外患尚存，他不敢公然反共，削弱抗日阵营，于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不断制造反共事件，1941年国民党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即是一例。

　　四、研究抗战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日政策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雪洗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国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今天，研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日抗战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肯定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国民政府作为当时惟一合法政府，拥有数百万人的庞大的正规军队，尽管国民政府在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上前后不够一致，由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抗日政策摇摆不定，但它始终未曾投降过，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科学的抗日政策推动了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策略方针，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持久抗战方针、人民战争政策等，真正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团结程度，民众的发动及组织程度都是空前的，这就大大改变了近代以来民心涣散、人民群众缺乏组织的积弊，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得以重铸，从而为中国人民八年全面抗战取得辉煌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对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张树军.《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5]沈继英.《卢沟桥事变前后》[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6]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二十九册[M].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解放》[J].1940(118).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8 19: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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