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运动的背景分析
2018-03-09 11:59:33  来源：论文网，作者：柴观珍,麻书涛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学习运动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在敌后站稳脚跟，各抗日根据地已基本稳固，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虽然处境相当困难，但总的局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开展的。如果说以上是学习运动的开展的“外部”背景，那么，中国共产党马列理论不足、历史问题亟须澄清以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则是开展学习运动“内部”背景。

　　一、开展学习运动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这种思想上的分歧是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在政治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开展学习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就成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当务之急。产生这种思想分歧的原因主要有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

　　客观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关注较少，而中国国情与欧洲又相差甚远。并且，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隔时间不长，理论准备不足。从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隔两年。就全党的情况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是普遍情况，导致早期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盲目性，而这种思维的惯性一直影响着党的干部。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随后参加土地革命，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使党的理论不足的状况长期存在，直到抗战爆发，这种理论不足的状况也未根本改变。

　　主观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两种主要的错误思维倾向：一是过分强调实践而轻视理论。这种人他们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红军老兵，革命热情也很高涨。一部分同志认为“只要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完全行了，学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不进行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都没有关系”[1];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革命靠的是实际经验，而不是高深的理论。由于理论水平的局限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没有上升为对中国革命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面对抗日战争全新的局面，国际环境的错综复杂，党内斗争的严酷现实，他们容易迷失方向，特别容易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所“俘虏”。二是过分强调理论而轻视实践。这种人不注重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和中国实际国情的调查研究，而是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了僵死的教条，把苏联指示奉若神明，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人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这种关系民族前途，关系共产党命运的关键时期，王明却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把苏联利益置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给当时中国共产党造成严重的政治分歧，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如果说以上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存在而未解决的问题，那么以下就是抗日战争阶段出现的阶段性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互相影响，错综复杂。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主要部队都在中日战争期间异乎寻常地扩大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也带来了很多不可避免的严重问题。“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党的队伍极为不纯洁，其中大部分是缺乏组织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用说对正在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知识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子弟都加入到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来自上海的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组织在一起。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内并不是什么秘密。”[2]并且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共产党后，由于斗争任务的异常繁重紧张，他们既没有接受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又没有经历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们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未完全入党，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成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滋长的温床。再加上日军占领了大量的中国城市，大量移民从东部陷落的城市来到陕甘宁边区。“1937―1940年间，估计约有10万人迁入，另有8.6万移民在1941―1945年间到达。”[3]这些移民的迁入加速了边区的开垦，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学生、教师、新闻记者、作家、各类知识分子的到来给陕甘宁边区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新的冲击。“1938年末有2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4]。成分复杂的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互相激荡，不免影响到了陕甘宁边区干部的思想和作风。

　　因此，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全体党员干部群众接受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全体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是抗战的当务之急。而开展学习运动是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开展学习运动是澄清历史，拨乱反正的必然要求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其间有过成功的经验，有过失败的教训。历史一再证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是根源却源于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还是坚持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是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一切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苏联经验出发的路线的错误性，但是，对这些错误的性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特别是在学习运动开展期间，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在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集中阐释了其“左”倾错误观点，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些材料的帮助。”[5]这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似乎王明是代表正确路线的，特别是在对党的历史不清楚的新党员、新干部中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胡乔木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6]45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干部辨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能力。

　　经中央同意，毛泽东开始着手《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文献很大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产生、形成、危害以及被纠正的文献。另一部分是反映这一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这些文献在1941年12月合订成《六大以来》选集本，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来》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全党思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乔木曾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6]48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时也说，《六大以来》的编辑出版，对同志们认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表过如此多的“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

　　澄清历史、拨乱反正是广大党员干部的迫切愿望，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全党只有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才能准确地判断形势、制定和实施具体的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保证全党在正确思想路线上的团结和统一，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是学习运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政治组织中，开展一场空前规模的学习运动，没有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是不可能的。而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开展学习运动并且能将其引向深入的重要条件。

　　学习运动的开展与共产国际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党的二大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就作为其一个下属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其影响很大，而且在组织上也受到其约束。这种天生的隶属关系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有过积极的影响，也有过消极的影响。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有个总体的评价，叫做“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指什么呢?照毛泽东说法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比较好。也就是说1934―1943年季米特洛夫负责期间的共产国际起了积极的作用。

　　学习运动开展前期的1938年，共产国际听取了三月政治局会议后被派往莫斯科的任弼时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后，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肯定了毛泽东、朱德领导八路军的新政策，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指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7]。毛泽东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说：“六中全会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8]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是开好六届六中全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共产国际在支持毛泽东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才为学习运动的顺利开展扫清了一大障碍。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说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中共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并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个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理论创新方面，笔者认为，还体现在毛泽东领袖地位由此确立。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并且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12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初步形成;这次会议的意义得到党内外和国内外的一致公认，特别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认：六届六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转载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在1939年6月第6期《共产国际》(俄文版)专门刊登了毛泽东生平的长文，文章高度评价毛泽东，称毛泽东为“天才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属于人民的、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评价甚高;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曾提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所做工作已逐渐转移。政治局会议地点也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均由毛泽东决定。这表明毛泽东领袖地位在此确立，也就为党开展学习运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学习运动，是我党党建史上的创举，这次学习运动通过普及马克思主义，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澄清历史、拨乱反正，突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是开展这次学习运动的重要条件，为学习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这次学习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次学习运动的成功进行，体现了我党锐意创新的勇气和智慧。这种精神力量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引领我党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5-116.

　　[2]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5.

　　[3]Schran，Peter.Guerrilla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theshen

　　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1937―1945[M].Albany:State University fo NewYork Press，1983:99.

　　[4]Israel，John and Klein，Donald.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ber9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6:179.

　　[5]王明言论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4.

　　[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90.

　　[8]毛泽东年谱(中卷)(1893―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0，481.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9 12: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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