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内涵、实践与价值
2018-03-09 12:05:15  来源：论文网，作者：高翔莲，郭关玉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内涵

　　1937年9月，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 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区。随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积近 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的抗日根据地(亦简称边区)进行了局部执政，形成了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执政与廉洁执政的理念，初步但较系统地回答了为何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三个基本问题。

　　1. 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

　　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也是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目标，体现了党当时执政的价值追求。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为了寻求民族出路、改变国家命运，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产物。自成立之日起，党就担负着领导人民改变旧社会、建立新国家的历史使命。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为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奋斗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①。很显然，党夺取政权是为了执政，执政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新国家。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新社会是“一个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的社会”。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详细阐述了中共要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文章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② 抗战时期，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在边区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尝试，不仅巩固了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而且奠定了新民主主?x国家的雏形。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抗战时期党在根据地的执政理念。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理念，包含三层涵义：其一，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共产党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立足点。共产党人的每一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其三，能否为人民服务是衡量共产党人执政好坏的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④ 其四，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方法。

　　抗战时期，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转化为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集中精力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政府集中精力解决边区的生产问题、就业问题、生活问题，发展农业、手工业、畜牧业。边区干部深入群众之中，解决生产中的移民、开荒、农贷、水利、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牧草等问题，甚至走家串户帮扶贫困农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评价说，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忠诚于人民解放的公仆，他们有着不知疲倦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埋头苦干的工作热忱。

　　3. 民主执政、廉洁执政。

　　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方式。毛泽东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⑤ 1945年，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中共若执政有什么办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⑥ 　　抗战时期，边区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是边区执政的特色。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⑦ 毛泽东告诫共产党人一定要学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一定要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各根据地的施政纲领均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政务。⑧

　　公生明，廉生威。此时，中共领袖已经深刻认识，腐化堕落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源。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向共产党员提出了两条要求：其一，“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其二，“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⑨各抗日根据地均颁布了施政纲领和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共产党员若犯法将从严治罪。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认真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惕明末李自成农民政权败亡的教训。

　　如果说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决了为何执政和为谁执政的问题，反映了中共?χ凑?目标和执政宗旨的认识，那么民主执政与廉洁执政，则解决了中共如何执政的问题，反映了中共对执政方式和执政规律的认识。显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已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二者的统一。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新社会新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执政与廉洁执政的理念，在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当时中国最光明最有前途的地方。

　　1. 民主选举，人民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抗日根据地，人民是主人，政府官吏是公仆。边区政治有两大亮点，一是普遍实行了“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在边区的参议会和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无党派左翼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人士占三分之一。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的边区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参政者，民主执政是这个政权最鲜明的特色。二是实行普选制。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选举。凡满18周岁且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不分阶级、民族、性别、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均经过人民选举产生。

　　民主监督也是边区政治最鲜明的特色。抗战八年中，根据地先后颁布了64个类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法规和条例共1000多个，以规范政府行为。在政府权力运行中，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使群众敢于批评政府，敢于监督政府，一直到敢于撤换他们不满意的政府工作人员”⑩，真正做到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建立清廉政治和廉洁政府。

　　廉洁是政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基础。党和边区政府若不能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1}。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把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置于重要地位。

　　第一，从严治党，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采取“零容忍”。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其一，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其二，领导也不能搞特殊化，中央领导同群众、士兵一样住窑洞，穿土布，吃粗茶淡饭。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执纪从严，真正做到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共产党员犯法从严治罪。边区政府对贪污腐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曾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的肖玉壁，劳苦功高，仅身上负伤就达80余处，但由于他在担任税务所所长期间贪污大洋3000多元，最后被依法判处死刑。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门仅在1938―1939年就判处180起贪污腐化案件。{12} 执纪从严，是抗战时期中共从严治党的一大特点。

　　第二，从严治吏，建章立制严格规范政务人员的执政行为。随着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权的建立，边区政府纷纷颁布施政纲领、政务人员公约、干部奖惩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来规范执政行为。以陕甘宁根据地为例，其《政务人员公约》第5条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各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严厉惩戒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者;《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克扣、截留应发或应缴纳的财物等10种行为，以贪污论罪，重者死刑，轻者劳役。扎紧制度的笼子，让公权力接受制度的约束，是抗战时期中共从严治吏的一大特点。

　　在各抗日根据地，廉洁执政、廉洁奉公成为共产党人的基本品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访问了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之后说：共产党人住寒冷的窑洞里，吃简单的饭食，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共产党创造出来的廉洁政治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3}

　　3. 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共享劳动成果。

　　发展生产，壮大经济，是抗日根据地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经济，以经济建设支持革命战争，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

　　抗日根据地大多是从日寇手中夺回而建立的，尚未进行土地改革，高地租和高利贷成为发展生产的最大障碍。当时，地租常常是农民收成的六七成，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八成以上，月利息一般在一分左右。高地租和高利贷是农民致贫和破产的主要原因。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规定，在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必须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年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半，如债务人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陕甘宁根据地率先进行了减租减息。1939年以后，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同时广泛开展了赎地、典地运动。减租减息政策限制了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同时又团结了地主阶级中的抗战分子，扩大了边区政权的社会基础。 　　第四，社会治理是党执政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给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抗战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领导了社会建设与治理，不仅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教育、消灭文盲、普及文化，而且解放妇女，保护儿童，救济灾民难民，禁止黄赌毒，整治社会治安，使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光明最有活力的地区。今天，党执政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社会治理依然是执政的重要任务。目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在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社会建设与治理任务十分艰巨。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为人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共享社会建设成果。

　　注释：

　　①②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3、522页。

　　③④⑤⑦{13}{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96、809、809、1048、808页。

　　⑥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⑧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⑩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6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页。

　　{12} 任学岭、谭虎娃：《陕甘宁边区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14}{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369―370页。

　　{17} 《林伯渠文集》，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18} 胡锦涛：《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10月25日。

　　{19}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作者简介：高翔莲，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郭关玉，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9 12: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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