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动因
2018-03-15 12:04:07  来源：论文网，作者： 杜芳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包括经济、政治、军事领导权，还包括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不仅是一个政党动员民众、凝聚力量、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个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抗战时期，中共在注重军事力量发展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采取了不同的举措，成功建构了文化领导权。笔者拟对抗战时期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动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抗战建国的需要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束了十年内战。但随着国民党对中共的提防和不断挑起的摩擦，中共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国方案：“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p675新民主主义“不仅排除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排除了任何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作为主体的和基干的领导力量，建立一种既不标明社会主义也不纯粹是资本主义的中性政权的可能性”[2]p449。中共要实现这样的政权目标，除了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必须建构自己的文化领导权。

　　首先，抗战的精神支撑需要文化领导权建构。中共要想建国，首先必须争取抗战胜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对手，中共在洛川会议上及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表明坚决“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1]p357。但是，中共所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具体和现实的。这些困难，既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的落后，也包括抗日根据地经济上的匮乏。1938年11月，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了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的困难：“这样的严冬季节，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穿着草鞋，寒冷刺骨的风雪，打着每一个人的肌肤。”[3]p209中共要想战胜这些困难，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建构文化领导权，可以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就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达给民众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对民众进行理想建构的过程，因为“意识形态包含了对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个未来被描述成在物质上优于现状;而且根据意识形态的说辞，这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境况通常在人的有生之年可望达到”[4]p9。中共通过建构文化领导权，可以提供鼓舞中共党员和民众战胜困难的力量之源。

　　其次，中共未来执政合法性需要文化领导权建构。一个政权，只有得到民众自愿的支持和同意，当政者的统治才具有合法性。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5]p1056。要成立这样的新政府，中共必须面对和正视合法性这一问题。抗战时期的中共深知民众支持和认同的价值。抗战之前，中共以土地改革赢得了民众认同;抗战爆发后，中共选择以文化感召来赢得民众支持。中共借助细致入微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使得民众能更近距离地审视这一政党，并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二、抗日根据地文化发展的需要

　　中共所建立的根据地一般有山地、平地、河湖港汊地几种类型。除去少数平原根据地外，大多数根据地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而且还是文化的荒漠。以根据地中建设得较早较好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冀西、晋东北、雁北、察南、平西和北岳等地区，土地贫瘠，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在阜平、灵丘、黎城、武安等县的荒僻山沟里，情形更差，一连几个村庄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写一张文契、一封书信，要跑到一二十里外去求人。封建迷信也特别严重，据晋察鲁豫边区涉县的弹音、七原等四个行政村的调查，一千个人中就有十一个巫婆”[6]p220。

　　抗日根据地文化的落后，给中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影响了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普遍、深入的民众动员对于战争胜利有着关键作用。“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p480然而，民众文化素质低下，影响他们对政治动员的理解，他们常常处于麻木和无动于衷的状态。第二，抗日根据地文化的落后制约了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建设。1941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普选。但抗战初期，党内干部和根据地民众的文化素质非常低下，这使中共党员在政权中的模范作用不能充分展示出来，“三三制”政权的优越性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第三，抗日根据地文化的落后也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中共中央在陕北建立边区政府后，边区的政治有了飞速发展，但由于文化落后和客观环境恶劣，民众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老百姓平时不洗澡，不洗脸，不常换衣服，有了病，也不找医生看，而是求神拜佛、求天保佑。中共必须通过文化领导权建构，来迅速改变根据地文化落后的现状。

　　首先，只有建构文化领导权，才能提高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建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将中共的意识形态传达给民众，使民众对中共产生好感、认同并能参加中共主导的革命。中共采取了多种方式，向抗日根据地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渗透。这种渗透和教育多管齐下，形式多样，报刊宣传、民众教育、党员示范、文学艺术、意识形态斗争等都成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方式。在文化领导权建构中，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其次，只有建构文化领导权，才能提供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建构文化领导权，必须造就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共通过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和实践锻炼，成功地将来自国统区的几万知识分子改造成了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力量，也成为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文化工作的主力军。经过思想改造后，这些知识分子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再次，只有建构文化领导权，才能推进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协调和快速发展。文化建设各自为政，只会造成民众思想混乱，影响文化发展的速度。抗战时期，中共从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高度明确要求一切对外宣传必须服从于党的政策和中央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宣传工作统一由各地党委宣传部领导，要求各地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各地电台内容和广播方法均须由新华社指导。这些规定虽然是为加强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党性原则，但这样的统一要求推进了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协调和快速发展。

　　三、中共形象塑造的需要

　　政党形象，又称政党的公众形象或组织形象，是一定的组织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整体印象，具体表现为民众对政党的整体看法和评价。抗战时期，中共特别重视自身形象建设，并着力通过文化领导权建构塑造自身形象。

　　首先，文化是政党形象的基础。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识别的身份证，不同的政党，不管是无产阶级型的还是资产阶级型的政党，都有着由不同的思想基础、政治纲领所构成的意识形态。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政党的精神构成，成为一个政党特有的文化底蕴。党外的人们往往是以一个政党的外在文化形态来对这个政党做出判断的，这促使政党很重视自己文化系统的表现形式。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中，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p698这一构想既表明中共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也在民众面前树立起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形象。

　　其次，矫正被国民党矮化的形象需要文化领导权建构。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对峙。这十年，南京方面实行新闻封锁和管制，对中共和红军不断攻击、诬蔑，诋毁中共在民众中的形象。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进行了调整。随着日本对华方针的转变，国民党不断挑起针对中共的军事摩擦，对中共的攻击也不断增多。1941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了《特种宣传纲要》，《纲要》指出：“中共之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之抄袭，而非基于本国之需要，故不适合国情。中共之成长完全靠第三国际之支持，其后台老板为外国人，而非中国人，故难望其始终为祖国之利益而奋斗。”[7]p71942年5月，南京政府军委会就文化政策与宣传密电教育部，攻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打击科学潮流，一方面更故意张大五四以来之‘反固有哲学’之运动，对我民族精神加以普遍之破坏。”[7]p16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委会通过这样的恶意攻击企图败坏共产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再次，与国民党进行形象较量需要文化领导权建构。抗战时期，国民党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以提升形象，在1938年3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针对党内信仰缺失现象指出：“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8]p374他希望国民党员多加反省，从自身寻找责任。他认为必须加强国民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以从农村、城市与共产党争夺更多的民众。正因为国民党在上述方面的努力，蒋介石、国民党在国内的形象一度有所改善。这固然有利于南京政府凝聚民气坚持抗战，但对中共方面却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费正清曾就抗战期间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提高对中共的影响指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9]p661。中共若要和国民党一较形象高低，必须建构自己的文化领导权。

　　四、来自苏联的指示和帮助

　　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本是一种自主行为，但因为中共和共产国际、苏联的特殊关系，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或多或少受到了共产国际、苏联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受到了苏联文化建设和国家战略的影响。斯大林时期，联共(布)中央成了共产国际的实际决策机构。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只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才有全权通过共产国际的重大决议，“然而在实践中，每个重要决议都是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或者斯大林协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一切内外政策活动，这一点也反映在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10]p前言2-3。正因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如此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这样说，共产国际对各成员国共产党工作的指示，包括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指示，实质上就是苏联的指示。那么，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有过哪些指示和帮助呢?

　　第一，来自苏联的指示。1938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任弼时报告通过决议。决议认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特别提醒中共在抗日战争的复杂局势下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决议指出：“在加强党的工作方面，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工作”[10]p101。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直接影响了中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工作部署，即党员的学习任务和干部教育。

　　1939年7月15日，任弼时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经季米特洛夫签字的电报，请求中共中央回答几个问题：“(1)是否收到了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万册以及该书纸型?(2)此书发行如何，卖出了多少本?(3)为学习该书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4)对此书有什么评论?”[10]p237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进中共的马列理论学习，不仅从莫斯科寄来了理论书籍，还注重对学习过程的监督和反馈。六届六中全会后，延安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苏联提供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中共学习和整风的重要材料，同时，季米特诺夫的指示也促使中共掀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热潮，这成为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契机。 　　1939年12月29日，在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于1940年3月3日通过了这一报告。同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这一决议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许多重要问题给予了直接指示。比如，要求中共中央派遣三名通晓俄中两种语言的高水平专家来莫斯科参加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要在中国出版新加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要在上海组织出版日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要扩大对高水平宣传干部的培训规模，为此要在延安马列学院设立宣传部”[11]p53。

　　第二，来自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抗战时期，苏联不仅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给予了直接指示，还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这些支持和帮助对于一个需要建构文化领导权而缺乏权威领导核心、经济又很匮乏的中共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1.支持毛泽东。建构文化领导权，必须要有一个既重视文化领导权又能进行建构战略部署的领袖集体。在王明和毛泽东争论之际，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任弼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0]p97。尤其任弼时在工作报告中对毛泽东的突出强调使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不免增添了几分好感。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向任弼时和王稼祥指示：“应该告诉全党，应当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12]p437

　　2.为中共提供马列理论书籍。抗战时期，中共的财政异常紧张，所以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的马列书籍就显得十分宝贵。1939年3月17日，任弼时在莫斯科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明，“已通过方林寄给你们1万册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0]p125。方林即邓发，时为中共驻新疆代表。1941年8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告知：“最近三个月，我们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你们寄去了拍照的《列宁主义问题》的一些章节、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及给李奎的铅字。”[11]p213

　　3.为中共提供经费和其他支持。1940年初，中共中央委托去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苏联请求提供资金援助，并附上了相关开支预算。季米特诺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建议斯大林向相关机构作出指示援助中共：“考虑到党的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为此目的，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我们请求您，如果您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话，向相关机构作出指示，给中国共产党拨去某个数额的资金援助。”[11]p27斯大林回复季米特诺夫说：“我很忙，很多文件都来不及看，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3]p107这笔钱最终通过汇款和专人递交的方式提供给了中共中央。

　　以上动因的存在，促使中共认识到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要性，加快了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步伐。在抗日根据地，中共借助领袖宣讲、知识分子改造、媒体改版与利用、民众教育、与国民党的文化论战等举措，传播了共产主义，提高了民众对中共的认识;在国统区，中共通过进步书店、报刊与根据地的文化交流等等举措，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民众对中共的好感逐渐增多。抗战时期，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呢?有学者这样指出：“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14]p223-224中共这种正统感正是通过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在民众中树立了抗战、团结、民主的形象获得的。至此，中共的文化领导权已经建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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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5 12: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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