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崛起
2018-03-15 15:06:31  来源：论文网，作者： 赖小刚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政权在山东经历了从起步为零到获得主导权的过程，其成功地将该省变为中共取得国家政权的跳板。在抗战爆发前，中共在山东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日本投降前夕，中共却已经掌握了山东大部分的农村，并开始向渤海沿岸发展;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旋即发动全面攻势，控制了包括烟台在内的部分战略性口岸，之后迅速北渡渤海，进军东北。至1945年底，大约8万山东八路军与4万山东行政干部抵达东北，与来自华北、华中和陕北的武装部队与行政人员汇合，为东北解放区的建立打下基础。在中共山东部队大举进军东北的同时，江淮与江南地区的新四军亦拔营北上，接管了山东八路军的辖地。1946年7月，广东的中共东江纵队乘3艘美国海军登陆舰抵达烟台，与留守的山东八路军汇合，其与北上的新四军共同组成了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三年半后(即1948年秋)，国共在东北与华东展开战略决战，最后以国民党失败告终，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山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罗荣桓(1943～1945年间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把手)曾这样概括：“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有重大贡献，前后出的兵员总数在100万人以上。现在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全国，有好几个军是从山东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山东根据地，要集中那么多的兵力进军东北是不可能的;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集中我军向北转移就没有立足点，对后来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将是很困难的”。[1]然而西方学者长期没有意识到山东根据地崛起的历史意义;而国内学者则长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民主集中制与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

　　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壮大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因素――激情、目标、制度、政策与机遇――合力的结果。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称“爱国主义”，其源自于华夏文明的文化优越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受的挫折和屈辱、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渴求。这种激情催生了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和“南京十年”的国家建设成就，其在日本节节进逼、蚕食国土、企图阻碍中国国家统一进程的情况下，演变为空前的全民抗日热情，蒋介石就是这种激情的代表人物。这里所说的“目标”是指中共决策层基于自己实力地位的目标制定，即现实政治的目标制定，其显著特点是：政治诉求随着实力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从1937年1月中共对国民政府的 “四项保证”到1945年10月的《双十协定》，中共的实力地位在变化，其目标也在变化：从最初的放弃武装、归顺国民政府，发展到最后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的对等谈判。由于现实政治的特点是以实力为基础，实力地位也就成为中共的安全保障。

　　中共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制度起源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制度，其能够将一系列彼此相悖的倾向――民主与专制、浪漫主义与铁的纪律、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统一在一个有机体内。这些彼此对抗的倾向之所以能够并存于一个有机体内，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经济政策。

　　卡尔?马克思准确地描述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进而提出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解决方案，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危机，把人类引入一个完美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对未来完美社会的渴望与信心，不仅让追求社会正义的年轻人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民主集中制，而且让他们学会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劳苦大众，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公有制的信心，视为自己身份的象征;把公有制的社会政策，视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掌握俄国政权伊始，就曾实行过彻底的公有制，即“战时共产主义”，结果导致大范围的饥荒。此后，它被迫采取实用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发展国民经济，但在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不久，布尔什维克的社会经济政策就再次趋向“过火”。在布尔什维克74年的执政历史上，这一历史过程重复了多次。

　　这种反复也发生在了中共身上：从苏维埃时期“过火”的土地政策，到抗战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再到抗战末期的阶级斗争。这里所说的“政策”是指中共周而复始的社会试验与左右摇摆的社会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试验性与中共领导人的实际需要，这让中共成员产生思想与情绪波动，然而恰恰是这种波动保持了中共机体的活力：当浪漫的革命者无法适应严酷的现实斗争时，他们自然会被清除出去，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战乱与社会压迫，又不断地将知识青年与普通大众带入中共阵营，这在中共阵营内形成一股有进有出、湍急激荡的活水。

　　与中共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常用“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腐朽”、“腐败”等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党，他想方设法地给国民党注入活力，还模仿中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期间成立“青年远征军”，以摆脱旧军队的影响。国共内战的结果表明：蒋介石的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效仿中共，整顿国民党，从而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生。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学习共产党(其第一次学习是在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虽然孙中山当时以俄为师、以布尔什维克为蓝本改造国民党，但他只学其皮毛而弃其精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社会经济政策，而这种精华又是后来国共分裂的原因。

　　国民党的组织水平一直没有超越当年同盟会的“帮会党”水准

　　国民党的组织水平一直没有超越当年同盟会的“帮会党”水准，徒有“党”的外壳，实质则是一个新旧军阀、官僚政客、商人企业家、城市中小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中共中央文件中有句话说，国民党是个“成分复杂的大党”。[2]这个联盟的成员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优雅矜持，许多人对中国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力图以自己所接触到的西方和日本的生活方式，改变中国人的陋习，把中国从中世纪带入现代社会。这些人多来自于社会中上层，不了解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与疾苦，其难免以一种高傲的态度对待劳苦大众。此外，三民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迥然不同，在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国民党无法像共产党那样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教育全党，更不用说发动和动员群众了。换言之，国民党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在20世纪的延续，与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共相比，二者在组织能力上、社会动员能力与社会改造能力上，相差甚远，有天渊之别。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组织与社会动员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并不意味着后者注定能够战胜前者。后者在组织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上的优势，并不能取代前者对全国各种资源的控制。1934年中共南方各个根据地的失败，就是这种力量对比的表现。1937年1月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的四项保证，就是对自己失败的承认和对蒋介石领导的接受。这一承认不仅停留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上。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共在财政上开始依赖于国民政府，[3]后者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停止红军政治机关的活动，并将红军并入国民革命军。[4]蒋介石一直坚定不移地要在中国建立统一的行政与军事体系，实现中国真正的统一。中共的这一让步标志着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即将大功告成。但是这一努力在最后时刻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打乱，而蒋介石以四川为战略基地、依托国际援助的持久战战略，则为中共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遇，来展现自己卓越的应变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社会改造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中共在山东的壮大与成功，则是这些能力的例证。这就是所谓的“机遇”。

　　中共山东根据地的崛起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起始于中共山东党组织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之间发动的一系列起义。这些起义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37年9月的决定，表明了中共领导人的局势预见能力、[5]各级组织的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由黎玉为书记的山东省委认为起义的最佳时机为日本军队向韩复榘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伊始阶段，因为这时的局势会极度混乱，韩复榘将会因自己军队的败退而无暇他顾，而日军则会专注于对付国民党军队，不会注意后方。在这些起义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黎玉领导的徂来山起义和理琪领导的天福山起义，前者后来发展成鲁中根据地，后者发展为胶东根据地，两者互为犄角，相辅相成。胶东地区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三面环海，物产丰富，与东北隔海相望，经济文化发达，但与中共的其他根据地相距遥远。毗邻的鲁中根据地地处鲁中山地，俯视津浦与陇海两条铁路，与中共的冀南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与苏北根据地隔路相望，既是胶东根据地的战略屏障，也是胶东、苏北与其他根据地联系的战略通道。然而鲁中地区地瘠人贫，需要胶东的财政与物质支援。由于中共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列宁主义政党，能够进行一盘棋的运作，故而两个根据地能够彼此相依，共同生存发展，把山东变成了中共通向全国胜利的跳板。

　　中共山东党的成功是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完成的。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给了山东党关键的指导与支援，为中共军事--财政一体化党国体制在山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个军事--财政一体化党国体制的雏形是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及其领导下的“北海银行”，其创始人是掖县的中共党员张加洛与郑耀南。张、郑二人为了响应理琪领导的天福山起义，与当地的国民党人一起于1938年3月发动起义，赶走了“汉奸”县长，占领掖县县城，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并得到当地精英的支持。[6]由于掖县与东北的贸易往来频繁，银行信贷业发达。当地精英对张、郑二人的支持，就是帮助他们成立北海银行，以田赋收入为保证，发行纸币，以解决游击队的供应问题，这在无意中把专业化金融运营、国家税收与中共的武装力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共山东军事--财政一体化政权体制的雏形。

　　但是张、郑二人没有意识到北海银行的重大意义，在军事形势出现逆转后，他们就接受了当地国民政府专员蔡晋康的建议，在1939年初解散了北海银行，接受国民政府的资助。[7]然而此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到北海银行，也认识到山东的战略价值，[8]他于1938年12月初命令八路军第115师从山西西部进军山东，在北海银行解散后不久，就批评了山东党对国民政府当局的退让，把与国民政府当局争夺财源，列为华北各地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9]

　　八路军第115师由晋赴鲁和中共与国民政府当局争夺财源，是中共的重大战略调整，这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新局面与新挑战。[10]早在1938年2月日军发动徐州会战前夕，毛泽东就注意到：华北的富庶地区很少，而这些地区将落入日军之手，日军也将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随着持久消耗战阶段的到来，中共的物资供应会日益困难，因此必须利用日军仅控制少部分县城的机会，向山东与苏北地区进军，再伺机渗入物产丰富的江淮地区。毛泽东开始考虑派一个师，在徐州会战之后，试探性地进军鲁西。[11]

　　事实上，当时中共党内的政治形势与全国的军事形势并不具备实施这一战略性举措的条件。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并未得到一致拥护，且中共并不清楚日军是否会在徐州会战后进击西安。如果日军断续西进，中共就必须集中自己仅有的三个正规师于黄河西岸，与国军密切配合，全力保卫西安，以免出现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局面;但如果日军占领郑州后南下武汉，则表明日本政府无决心以军事手段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中日战争将进入持久的消耗战阶段;中共可以在此时将一个师派入山东。由于全国军事形势不明朗，毛泽东一时无法做出决定。恰在此时，黎玉从山东来到延安，请求中共中央派遣干部支援山东。当山东省委开始独立抗日游击战争后，黎玉发现自己的游击队(即后来的山东纵队)战力较弱，他需要延安派来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建立有效的军事组织，把普通农民锻炼成战士。毛泽东对黎玉的来访非常高兴，很快就决定派遣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带领一百余名干部前往山东，还告诉黎玉会有更多的部队去山东。[12]

　　郭洪涛所带领的一百余名干部与后来进入山东的第115师，极大地增强了山东党的力量，中共开始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建立军事--财政一体化的政权体制，山东省委亦改为中共山东分局。这一复杂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除了久经考验的军事制度外，还有税收系统与供应系统。这个税收系统就是前面所提的田赋，也就是北海银行的保证金。这个税收系统成形于明末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完成于清初的“摊丁入亩”，是明清中央政府的主要税入。它将人丁、田亩和钱银相连，根据田亩数向田主征银两。这个系统貌似合理，但内容粗陋，漏洞繁多，影响了整个政权系统的运行。田赋系统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数据更新的子系统，没有延续不断地跟踪并登记人口与土地的变化，这导致田主与交税人分离的情况逐渐出现，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田主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赋税义务转移到佃户身上，出现应交税的人不交税，而应免税的人被征税的情况。除此之外，田赋是按田亩数而不是耕田的产量征收。不仅如此，田赋只统计户主，而不包括妇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由于这些制度上的漏洞，田赋征收成为一个官府腐败的滋生地和农村矛盾激烈化的源泉。[13]清廷和民国政府都清楚地了解田赋系统的缺陷，并着手解决之。但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动荡，迟迟未能实施。“北海银行”的建立为中共军事-财政一体化的党国体制打下雏形

　　中原大战后，中国政局相对平静，韩复榘开始在山东着手整理田赋，进行人口普查和土地清丈，但这一进程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14]中共开始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建立军事--财政一体化的政权体制，山东省委亦改为中共山东分局。这一复杂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除了久经考验的军事制度外，还有税收系统与供应系统。不过各个县府依旧掌握有田赋系统的运行机制与收入[15](北海银行的成立就是这个系统运转的例证)，而中共山东省委在被毛泽东批评后，也意识到田赋的重要性，继续采取措施，强化前政府整理田赋的工作，让田赋迅速成为山东党的主要且稳定的收入。不仅如此，山东党根据延安的指示，着手征收“爱国公粮”，并引进了累进税系统，即收粮多的人多交粮，收粮少的人少交粮，所征收的公粮数量是按亩产累计与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值。[16]这个系统虽然有许多缺陷，但与过去简陋的系统相比，是一大进步。它让山东党准确地了解所辖区域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独立于货币的粮食系统(即粮食的征集、储存、分发的体系)，让中共度过了1942年的难关，并成为后来改变山东敌我友三方力量对比的杠杆。

　　这个粮食系统的建立与田赋整理工作融为一体，其建立过程经历了激烈的武装冲突与相当程度的社会震荡。中共直接控制钱粮税收系统，意味着它将与国民政府当局发生直接的冲突。由于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坚决执行统一行政系统的政策，国共在山东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不仅如此，中共粮食系统与田赋整理直接触犯了乡绅阶层的价值观念与既得利益。中国的官僚制度虽然悠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鞅时代，但没有触及到县以下。县以下的乡村是由乡绅自治管理，而乡绅又是科举考试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与在城里的官僚与商人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是儒家思想的代言人，是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即中共所说的“封建地主阶级”。乡绅阶层在思想意识上和经济利益上都与中共相左，但中共的抗日政策、人口普查、土地清丈、累进税收本身就具有合法性和号召性，得到农村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甚至得到部分开明乡绅的支持，再加上中共有一整套久经锤炼的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方法，能够利用矛盾，把贫下中农动员并组织起来，从而在陌生的乡村立足，把农村变成中共的基地。

　　上述这些组织与供应系统的建立，需要丰富的经验。这都是当年的山东党所没有的，因此延安来的干部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初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八路军115师的到来则给山东党带来了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和战士，大大增强了山东分局的军事力量。然而115师是一个老部队，作为一个成建制的部队，它有着自己的传统与个性，与分散工作的干部不同，它很难与刚刚成立的山东纵队协同作战，从而给山东军政领导的组织协调带来重大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分局煞费苦心，于1939年8月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由朱瑞任书记，委员是罗荣桓 (第115师政委)、徐向前、郭洪涛、陈光 (第115师的师长)和黎玉。尽管有这个协调机构，延安方面也发出过指示，山东地区统一指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后果是山东分局机关和山东纵队在1941年11～12月日军在大青山地区的大扫荡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一挫折使得山东分局多年积累的问题与矛盾浮上水面，热忱但浮华的朱瑞成为众矢之的。毛泽东此时不失时机地派刘少奇从苏北到山东，帮助山东党分析问题，找出受挫的原因，进而达成共识，增强必胜的信心，同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起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体制。[17]刘少奇在山东停留了三个月，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内敛、谨慎、大度、敏锐且足智多谋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在1943年6～7月，罗荣桓果断地抓住时机，巧妙地利用了国军驻鲁的于学忠部与驻皖的李仙洲部对调之机，采取了欢送前者、阻击后者的策略，兵不血刃地接管了前者的防地，打通了从滨海区(日照至汪柘一线)至津浦线的商路。[18]与此同时，山东分局财经委在薛暮桥的鼓励下，展开第二次“排(斥)法(币)”运动，把滨海区盛产的海盐运到内地销售，以吸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屏护自己的“北海币(或称北票)”，还把行政手段与经验杠杆结合起来，建立“北票区”，再以北海币及北海银行的信贷控制了辖区内棉花、花生油和盐生产与销售过程。[19]

　　这三样产品不仅是中国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也是日本占领军所亟须的，还是日本工业生产中的关键性原料。此时日本政府正倾全国之力于太平洋战场，无暇顾及山东，日本占领军当局派日本商社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商部门接洽，商讨这些产品的交易问题。由于日本是处于被动的一方，掌握主动权的中共不仅能够获得包括武器在内的禁运品，而且还可以调节北海币与法币、伪币之间的汇率，克服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把对外贸易(指与根据地以外地区的贸易)变成自己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解决根据地的就业问题，让根据地内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高于国民政府控制区。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故而出现经济繁荣、愈战愈强的局面，其储备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在日本投降后进军东北并迎接新四军北上入鲁。

　　与中共山东根据地相比，国民政府辖区与驻鲁部队可谓是日薄西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国民政府官兵不努力，而是因为山东地区在蒋介石抗日战略布局中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地带，没有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而蒋本人没有游击战经验，试图以没有游击战经验的正规部队进行游击战争，在武汉会战后把东北军部署到山东与苏北，企图以此牵制日军。然而国民党自身组织混乱，鱼龙混杂，内部争权夺利，且其斗争手段低劣。由于蒋介石对山东的局势不够关心，国民政府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之间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势如水火，最后竟发展到以暗杀来解决问题。山东籍迁台人员因后来此视内部斗争为自己失败的主要原因。[20]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无论是山东省政府还是鲁苏战区都不可能面对中国社会的长期诟病，通过社会改革，有效地动员并组织群众，建立一元化领导，形成像中共那样的军事--财政一体化的政权体制。况且鲁苏战区的正规部队是军阀部队(东北军)。这支部队的官兵不习惯游击战的艰苦生活，拖家带口，消耗大而行动缓，而且根据重庆的指示，经常袭击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线，长期被日本占领军视为主要威胁，遭到反复的军事打击，而后方补充却越来越难、越来越少。东北军故而心灰意冷，最后丢下山东省政府一走了之，让省政府别无他择，被迫撒泪别乡，留下各地的保安部队，听任其自生自灭。到抗战结束时，大部分保安部队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被日伪消化，或者被八路军消灭。又有潍坊县公安局局长张天佐在抗战期间在乐昌县建立坚固的根据地，在抗战结束后迅即从日军手中接管潍坊。由于张天佐的力量太强，山东八路军均绕开潍坊，赴烟台等地登船去东北。然而张天佐一人的成功，不能左右整个山东的局势。

　　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山东根据地的崛起，是国共两党斗争史的一个里程碑，是改变两党力量对比转变的起点，是中共通向全国胜利的跳板。中共在山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一系列因素积累和叠加的结果。中共在组织上和斗争方法上远胜于国民党，能够正视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在山东农村立足，逐步建立起军事--财政一体化的政权体制，进军东北，再以此作为实力后盾，与蒋介石就战后权力安排问题展开谈判。1949年中国的巨变证明：中共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战略上，都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功的另一面则是国民党自身“帮会党”特质的缺陷。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上层没有认识到：在对日的全面持久抗战中，这些缺陷将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换言之，中共在山东的成功是该地区日本、国民党与中共三角斗争的结果。日本军阀无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觉醒，恃强欺弱，步步蚕食，最后激起中国的全民抗战，陷入中国泥潭，无法脱身，进而铤而走险，与德意结盟，向美英开战，迈出了自我毁灭的最后一步。在日本军阀的这场豪赌中，山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区;对于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来说，山东的得失不影响抗战大局，因此他只在鲁苏战区部署了杂牌军东北军。但对于中共来说，山东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是一个走出陕北困局的踏脚石;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则成为未来的战略跳板，让中共可以利用日本的战败之机，一跃进入工业化的东北，再以东北为依托，背靠苏联，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由于山东对日国共三方的作用不同，三方的重视程度与投入的力量也不同。对日本来说，山东是战略后方。日本只希望太平无事，在太平洋战事吃紧的情况下，发展到不惜低价售武器予中共，以换取必需的农产品。与日本相比，中共则着眼未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综合优势――在政治上享有对日伪的优势，对国民党则是享有组织优势――再进一步这种优势融合，以机动灵活的第115师为后盾，建立起军事--财政一体化的政权体制，进而发展到极致，能够把对外贸易(包括与日本占领军的贸易)变成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储备物资，为进军东北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与日本与中共相比较，国民党在山东可谓有目标，却不切实可行;有资源有勇气，却不会使用;组织混乱，内讧不已，最后稀里糊涂地退出了山东，为1949年的大溃败，埋下了伏笔。

　　(作者单位：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学系)

　　1.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江春云(编)：《八路军山东纵队 (中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内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决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9页。

　　5.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地方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6.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Brill 2011， pp.1～5;详见张加洛：“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创立和发展”，江春云(编)：《八路军山东纵队 (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邢松岩：“我对北海银行创始阶段的回忆”，山东省金融学会(编)：《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09页。

　　7.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Brill 2011， pp. 19～21 and pp. 23～28;详见陈文其：“北海银行的创立和重建”，《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16页;张加洛：“筹建北海银行的始末：纪念北海银行成立五十周年”，《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7页。

　　8.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Brill 2011， p. 28;详见于程开喜：“招远黄金送延安”，《山东文史集粹》(革命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208页。

　　9.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Brill 2011， pp. 3～33; 详见“中央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 (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0页;“中央关于华北各地摩擦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4页。

　　10.“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46～759页。

　　11.Sherman Xiaogang Lai， “A War Within the War： The Road to the 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in January 1941”， 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Vol.21， pp.27;毛泽东“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2.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127页。

　　13.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9页。

　　14.刘大可：《民国山东财政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5页。

　　15.“山东分局对苏鲁工作的决定(1939年2月23日)”、“苏鲁皖分局关于当前各项工作情况的报告(1939年3月11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4页;“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19日)”，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1页;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胶东区1938～1942年五年来财政经济建设工作总结(1943年2月)”，山东省财政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1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8页。

　　16.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Brill 2011， pp. 51～53， 83～91;详见“山东分局关于实行统累税的请求报告(1938年8月21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册)，第21～23页;“中央关于统累税问题的指示(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94～495页。

　　17.《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8页;“中央军委关于山纵整编问题致彭德怀， 左权， 罗瑞卿电”，江春云：《八路军山东纵队 (综合册)》，第498～49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 388～392页。

　　18.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Brill 2011， pp. 165～169;详见李维明：《罗荣桓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36页;杨明清：“李仙洲入鲁始末”，朱铭(编)：《山东重要历史事件》(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2页。

　　19.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 Brill 2011， pp. 170～176;详见薛暮桥：“滨海区半年来的货币斗争(1944年3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册)，第322～329页;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92页;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74页;刘大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20.郭易堂：“不堪回首话刺于案”，《山东文献》第8卷第1期，第93～96页;孟宪蕴 ：“八年全面抗战中之我见我闻”，《山东文献》第12卷第1 期，第6～22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5 15: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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