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建立的条件（三） 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早期传播
2018-12-10 17:22:32  来源：大连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建立的条件(三)

　　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早期传播

　　自从大连地区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后，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人民，尤其是一些仁人志士，便在黑暗中苦苦地思考、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旗帜曾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大连一些知识分子受到鼓舞，通过报刊发表文章，或进行演说，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鼓吹民治主义，反对军阀混战，反对殖民统治，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企图通过宣传和教育唤醒民众，共谋救国。然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

　　正当人们仿徨之际，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光明之路。给予在大连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早年曾追随孙中山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傅立鱼担任《泰东日报》编辑长期间，利用该报刊登过不少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评论和马克思主义文章。早在1918年8月11日，发表署名华林的论文就说，俄国革命爆发，“必发生一种极大之变动，为社会之革命”。同年8月14日，另一篇署名鹃魂的《俄政府之态度与远东未来之风云》的社论，更称赞“博尔希维基党(即布尔什维克党)以实行社会主义为职志……列宁造社会学之极诣，明人生幸福之策源，一反旧俄罗斯祸害人群之恶劣政策，遂靡然全国”。1919年3月4日，该报所载李大钊的文章《战后之世界潮流》中，则信心百倍地预言：“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加速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使大连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嘴脸，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宣传。1920年12月4日，《泰东日报》登载《俄政府正式声明》，内称：“凡旧俄帝制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劳农政府均愿根本废弃，所有从前获得各种之权利亦愿交还中国”;“愿将在中国领土内之治外法权完全撤废，留华俄人绝对服从中国法律”;“愿放弃庚子事件所得赔款”;“愿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苏维埃俄国政府对华宣言的发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了推动作用。这大大迟到了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大连人民赞赏和向往社会主义，一扫过去由于北京当权者对俄国的错误态度而导致的对俄偏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大连更加深入广泛地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至1923年前这一段时期内，歌颂社会主义，赞扬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的文章，在大连报刊上经常出现。有的文章写到：“在资产阶级横领的世界里面，一声霹雳，树起劳工专政的旗帜，使一般资本家的帮手在这面热烈的旗帜底下发抖。这是近四年来人世间一桩最痛快的事，也真是人世一桩最合理的事，更是人类史上第一遭”。有的盛赞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使全社会人类皆平均得有幸福的，例如衣食住是要使人皆有相当供给的，教育是要使普及的，娱乐是要使一般皆能享受的”。主张学俄国的样子，“把现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根本推翻，另行建设一新社会制度”。有的文章赞颂革命导师马克思“毫无一点虚饰”，他“做了常人所不堪的劳动”，他的“天才是从勤勉得来的”，是“科学的英雄”。署名鹃魂的一篇介绍列宁的文章，热情赞扬列宁的伟大历史功勋，称列宁是“人群中的生佛、福星、救世主”，是布尔什维克党里“聪明敏捷的活动家”，他“不但是指导多数党，还指导其余俄国人们、欧洲的人们和世界上的人们”。文章特别称赞列宁“忠诚、崇实、公正、坚忍、强毅、精密”的高尚品德，号召人们“若希望中国的安宁富强……不可不学李宁作法，不可不先有李宁行事的精神，态度、意志、方法”③。殷切希望中国能有像列宁那样的领袖，以拯救国家改造社会。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大连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陈望道、施存统、李达、李汉俊、恽代英、向警予等人的文章。他们不只是一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更侧重于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揭露中国社会的矛盾，阐发他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略。如1919年12月11日大连报纸刊登的瞿秋白《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一文，在揭露工人被资本家残酷剥削以至难以维持生计后说：“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并指出中国的落后给外国资本入侵以可乘之机。施存统在1920年7月15日的文章中号召青年“创造无限的快乐，惟有从事于根本改造去。破坏现实，建设理想。”陈独秀在1923年3月4日的文章中则号召举行革命暴动，指出“要达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并主张“联合各弱小民族与苏联，来一致反抗帝国主义”。李达在1923年7月18日的文章中开宗明义指出：“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国的乱源，知道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待统一与和平，要获得自由与幸福，非首先组织起来打破这两个障碍物，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些革命者的文章，给大连人民指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影响到大连。这一时期，大连的报刊也刊载了许多鼓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文章。但它们都阻挡不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世界新潮”在人民心中激荡。

　　这个时期，《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共产党党章》、《社会科学概论》、《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和党的早期刊物《共产党》等，相继传入大连，给大连人民提供了寻求自身解放的精神武器，为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大连传播的逐步深入，受压迫最重的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压迫剥削，同殖民统治者的斗争日趋激烈。

　　1919年的罢工斗争，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推动，次数较多。其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有7月31日大连焦福油坊工人罢工;8月19日2500名建筑工人联合罢工;8月1日顺义生油坊工人罢工;8月26日大连邮电职工罢工;10月26日大连初獭鞋店工人罢工;11月1日松浦印刷所工人罢工等。1920年大连工人运动持续发展。2月，电车公司敷岛广场(今民主广场)营业所乘务员薛昌兰早班因故迟到5分钟，日本监督横山不由分说，提起身旁一桶凉水朝薛昌兰浇去。在场的中国职工十分气愤，齐声怒喊：“太欺负中国人了，我们不干了!”中国乘务员一起扔下售票包，举行罢工，要求惩办监督横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公司急于出车，只好答应工人的条件，将横山调离。这一事件表明，工人罢工已走出单纯经济斗争的范畴，进入为争人权反对阶级压迫而战斗的阶段。

　　同年2月7日，小岗子(今西岗)油篓制造业120名中国工人和8名日本职工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坚持8天，获得提高工资20%的胜利。初步显示中日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

　　1920年5月，满铁沙河口工场的中日工人举行第二次联合大罢工，将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大连。4月份满铁沙河口工场就预谋裁减工人，引起中国工人的忧虑与不满。正当此时，该厂日本工人亲眼看到由鞍山制钢所被裁减下来的失业日本工人来到大连，准备乘船回国的悲惨情景，引起愤怒。于是他们扔下手中的工具，与中国工人凑在一起商量怎样反抗。经过与中国工人于景龙等大工匠议定，4月30日开资后第二天停止工作，但不离厂，以怠工形式，反对裁减工人。

　　5月1日晨，1200余名中国工人和1300余名日本工人同时举行联合罢工。下午6时，中日工人在沙河口体育场(今大连第八中学地址)召开抗议裁减工人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2日，工人代表向厂方提出增加公休日、缩短劳动时间、对被裁减的职工作适当保护等，遭到拒绝。3日，18名中日工人代表来到满铁本社;提出：1，停止这次大量裁减工人的措施;2，先为职工安排职业后再行裁员;3，被裁人员必须由职工团体自行决定。会社对此没有答复，导致中日工人由怠工发展成为公开的罢工。

　　6月1日下午，罢工工人在沙河口体育场再次集会，游行示威，抗议厂方解工人，并向满铁本社和关东厅提出：罢工期间工人工资照发，对被裁减的工人发给解职费，付给辞退工人回家路费等。这些要求未得到圆满答复。5日晨，罢工工人在厂内集合，愤怒砸碎厂部办公楼玻璃。6日上午，2000多名中日工人第三次在体育场集会，并组织了敢死队，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

　　对中日工人的联合斗争，殖民统治当局如临大敌。6月7日，他们抽调200多名警察，70多名宪兵，把守工厂各个重要部门，8日公布解雇人员名单时，300多名警宪持枪在厂内外“严密警戒”。但慑于中日工人联合的威力，厂方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凡被解雇的工人发给生活津贴(解雇金)，凡是住工厂宿舍的工人可延期半个月搬走。这在当时已属获得一定胜利。6月11日罢工工人开始复工。至此，为时40天的中日工人联合罢工宣告结束。

　　这场斗争，证明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是相通的。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斗争才有取胜的希望。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1359页。

　　②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1360页。

　　③《泰东日报》1919年11月28日-12月10日，鹃魂《六个月间的李宁》。

　　摘自《中共大连地方史》上卷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2-10 17: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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