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作梅——荣获英皇勋章的共产党人（节选）
2015-04-07 14:15:28  来源：《广东党史》2000年第三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傅颐

　　1955年4月11日，香港启德机场像往日一样繁忙。

　　当天下午1时26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这里起飞，搭载11名特殊的乘客飞往印尼，他们是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以及越南、奥地利、波兰有关人员。可是飞机未能如期抵达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傍晚时分，路透社传出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上失事，坠入海中。该机最后同香港机场联络时间为下午6时25分。机上11名乘客和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经营救，除领航员、机械师和到驾驶员3人生还外，其余5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遇难。这就是蒋介石特务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而制造的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

　　牺性者中有一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兼该路团员领队黄作梅，时年39岁。

　　皇仁书院的高材生

　　几十年物与事的纷繁，也许很多人都记不得“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和它的牺牲者。可是，当我触及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被牺牲者无私无畏的奉献所深深震撼。于是我提笔写下了黄作梅的一生，但愿烈士们的英名永存。

　　“您还记得黄作梅吗？他长得什么模样？”

　　为了捕捉这位牺牲者的音容笑貌，我向当年和黄作梅共过事的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今他们都年岁已高。

　　“当然记得了。他人很斯文，个子不高，圆脸，皮肤微黑，眼睛凹陷，长得有点儿像西哈努克亲王。”①和黄作梅同在东江纵队战斗过、现为安全部离休干部的曾兆辉如是说。

　　黄作梅，1916年2月13日出生在香港湾仔。父亲在政府工务科当高级文员，母亲是番禺当地秀才的女儿。4岁时黄作梅进了私塾，因成绩不错，常受到嗜酒的祖父以水代酒的奖励。9岁，黄作梅考上了香港湾仔区的“敦梅学校”。这所中文学校以创办人莫敦梅的名字命名，在当地颇有声望。

　　在敦梅学校7年苦读后，黄作梅在1932年被保送到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皇仁书院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孙中山曾在此就读过。该校教育水平比较高，一向被人们视为香港的名校。30年代的皇仁校刊《黄龙报》这样记录着黄作梅在校期间的成绩：“1932-1934，黄作梅获得二年级A班第一名嘉奖。”黄作梅只在入学的第一年交了学费，以后因年年拿第一，学费全免直至毕业。该书院一位姓李的校长曾对黄的儿子伟建说过这样一段话：皇仁书院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大多数毕业生走上社会后都是默默耕耘，而不炫耀自己。在他们为社会作出贡献后，人们才发现他们毕业于皇仁书院。令尊亦是如此。②

　　1935年6月，黄作梅以可升入港大所有院系的资格通过了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学会考。但未确20岁的他还是忍痛放弃了大学的梦想，因为家里人口不断增多，兄弟姐妹9人，仅靠父亲的收入已很难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在皇仁书院就读时，黄作梅开始以自己的稿费和上街卖报得来的钱补贴家用。为了拿到一份稳定的薪水，在1936年1月报考了港英政府的文员。在几百人的竞争者中，他以第11名的成绩被录取，被分列湾仔政府货仓工作。

　　东纵联络处年轻的首席翻译官

　　七七事变爆发后，黄作梅走上了杭日救国的道路，他也渴望像二弟和二妹一样，离开香港奔赴抗日前线。可是家中还有父母和五六个未成年的弟妹，为尽孝道，作为长子的黄作梅只得留在香港。其实不用远离香港，他也能为战火中的祖国奉献他所有的忠诚。就在1941年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英美的势力被日本人逐出了东亚。但是气焰嚣张的日本人役有想到，自进军华南以来，除了受到蚊虫的袭击之外，他们第一次遭遇上了真正的对手——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是东江纵队 的前身。当时。这支鲜为人知的队伍在广阔的东江两岸和港九诸岛神出鬼没，令日军坐立不安。黄作梅就是这支抗日队伍中年轻的一员。

　　1943年12月，广东人民坑日游击总队正式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东江纵队在香港沦陷后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有关方面合作全力紧急营救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以及盟邦人员。当时黄作梅是港九大队团际工作小组负责人，不仅负责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的工作，而且直接战斗在营救工作的第一线。他利用战前在香港海军船坞工作，参加政府文员协会，社会关系多的有利条件，积极搜寻被日军囚禁的原英籍文职官员的线索，组织营救，帮助他们脱离险境。日本侵占香港期间，东江纵队共援救了英国人20名，美国飞机驾驶员8人，印度人54人，丹麦、挪威人等共89名国际友人。比较有名的是英国军官赖特上校，要员祈得尊、港府警司谭臣等。东江纵队和有关方面成功地营救大批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得到党中央的来电表扬和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获救后的赖特对东江纵队深怀敬意，返回内地后便建议英国军事当局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机构。1942年7月，经英国国际部批准，在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赖特任上校指挥官，祈得尊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自此东江纵队开始了和英军服务团并肩营救盟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当时日军在香港市区统治极严，秘密警察无孔不入。黄作梅和东纵其他工作人员在极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英勇沉着地帮助英团组织情报站，计划营救国际友人的办法，布置秘密交通线。黄作梅经常一马当先地担负最危险的工作，以鼓励英团工作人员的勇气，并经常指导他们关于秘密工作和坚持地下斗争的艺术，不断向他们提供改善工作的意见。在和英团合作过程中，东纵支付了庞大的费用。由于东纵和港九大队在新界英勇斗争，游击区日益巩固，使盟国人员获得很好的安全保障和工作便利。东纵并允许英团在新界地区建立联络站，担任与香港市区工作人员与惠州办事处的联络工作，便利了他们对市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轻了敌人封锁的危险和交通的困难。东江纵队与英军出色的合作，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1944年，美军空袭香港启德机场，其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因战机中弹被迫跳伞，幸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小鬼队”的营救，得以虎口逃生，经游击区返回桂林。克尔将其历险经历报告了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陈纳德请示华盛顿后建议和东江纵队联手，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1944年10月7日，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欧戴义少校手持陈纳德及克尔的感谢信，率领观察组来到了东江纵队。

　　经中共中央同意，东江纵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部门——联络处，负责和欧戴义的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任联络处处长。因黄作梅英文娴熟，司令部便把他调到袁庚的联络处担任首席翻译官。为了顺利开展工作，黄作梅和欧戴义住在一起。这位曾在广东阳江当过传教士的欧戴义很欣赏黄作梅的才干，后来他致信东江纵队司令曾生，赞扬黄作梅的优良工作。③

　　英皇MBE勋章获得者

　　东纵联络处成立之日，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联络处情报组规模迅速扩大，情报人员发展到200多人，情报站遍及南自香港，北至广州，东自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所有东江地区的日军占领区。这些情报工作都是东江纵队的队员，并且由纵队用自己的财政来供给。④为了配合盟军的反攻和登陆，他们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展开了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及在华美军司令部提供了大量、精确的情报。

　　黄作梅组织和领导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就设在香港深水埗的钵兰街，叫“广恒杂货铺店”，该店以黄作梅名义注册，他的父亲、大妹、弟弟和两个伙计都在这里工作。英军服务团总部的指令、文件、经费，经国际小组人员带到杂货店后，再转交给在港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将搜集到的日军情报及物品也送到杂货店，再转到总部。为了工作的需要，黄作梅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出人无常，家里人整天提心吊胆，惟恐何时发生不测。果然在194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军闯进铺子，抓走了黄作梅父亲、大妹、五弟等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黄作梅的革命意志。

　　日本投降后，英国人重返香港。当时英军只有2000人，自感力量薄弱，难以在香港立足，他们同东江纵队谈判，要求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暂缓撤退，以协助维持治安，并同意东江纵队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这次谈判中，黄作梅以少校衔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袁庚上校的英文翻译。中英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港九大队仍按原计划撤离港九和新界，但以灵活方式组织群众性的武装，维持当地治安。同时东纵在香港九龙接近半岛酒店的弥敦道172号二、三楼设立办事处，由黄作梅在香港进行筹备。袁庚北撤后，黄作梅担任办事处主任。⑤

　　鉴于东江纵队对盟军作出的贡献以及黄作梅的工作，1946年英皇乔治六世邀请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黄作梅到伦敦参加二次大战胜利大游行，并予接见，授予他MBE（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勋章。1947年6月27日《伦敦宪报》在刊登英皇颁发勋章人员名单时这样记载：“雷蒙·黄（即作梅）、学生、九龙。为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对英军东南亚军事行动作出的贡献。”

　　这是在当时唯一获得英皇授勋的共产党人。

　　注释：

　　①2000年4月2日采访曾兆辉。

　　②黄伟建：《怀念父亲黄作梅》，载《战斗在香江》，《新界乡情系列》编辑委员会1997年版，第80页。

　　③2000年3月22日采访袁庚。

　　④黄作梅：《我们与美国的合作》，载《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页。

　　⑤《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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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07 14: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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