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2019-01-11 16:46:07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在抗战中，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积极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临危受命：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积极担负支援新四军的重任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全民抗战的局面最终形成。10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初创时期，全军仅一万余人，装备简陋，基础十分薄弱，特别是急需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技术、医务、文化骨干力量。而此时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具有人才荟萃、物资丰富雄厚等优势条件。同时，又因其与新四军敌后根据地水陆相通，在地缘上利于配合新四军完成“挺进华中敌后，在敌人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38年5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刚成立不久的中共江苏省委：“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军战斗的地方去，并从上海有系统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很快，东南局又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上海输送干部和战斗员给新四军，经济上给予支援，向社会宣传新四军，使广大人民正确认识、了解新四军;希望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品，等等;并指示上海郊区游击队要配合新四军，要对游击队加强领导，以配合新四军在上海近郊及其外围苏常太、澄锡虞等地区开展工作。[1]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坚决执行党的有关指示，充分利用上海多种优势条件，在各个方面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支援。

　　针对上海人民对于新组建的新四军比较陌生，对其性质和战绩也不甚了解的情况，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首先充分运用报纸、杂志、出版物，采取演讲、讲座、训练班和展览等各种形式，全面系统地宣传新四军挺进敌后、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情况。“孤岛”时期，党领导进步新闻、文化工作者，利用租界特殊环境，以外商名义先后办起抗日救亡报刊《译报》、《每日译报》、《译报周刊》等。有“孤岛抗大”之誉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1938年12月和1939年2月，上海两次成功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带回大量报刊资料、照片图片和新四军缴获的日军战利品等，进一步加深了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崇敬之情。通过大力宣传，新四军在上海的军威大振，上海民众对这支抗日劲旅有了正确、全面的了解，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在各方面支援和帮助新四军的自觉性。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注重团结国际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积极运送外援物资支援新四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严密封锁与国民党断绝粮饷，人民抗日武装的物资供给极为困难。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呼吁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际友人和爱国侨胞大力支援在敌后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保盟”在香港为新四军筹集了大量物品。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积极配合“保盟”上海分会，组织运送外援物资，将国际友人、爱国侨胞捐献的大量资金、医疗器材、通讯设备、救济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入抗日根据地。同时还积极联络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海外爱国华侨组成的战地服务队和救护车队，奔赴新四军根据地。

　　二、不畏艰险：

　　上海人民全方位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组织下，上海人民全力支持扶助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一是人力方面的支援。最早一批由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动员参加新四军的人员，是叶进明、乐时鸣等共产党员率领的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共108人、25辆汽车。这批人员后来成为新四军后勤战线和各级兵站的骨干力量。同时还组织难民中的爱国青年、慰问团、技术工人和职员、医务、文教、艺术工作者和党员骨干力量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通过举办讲座和培训班，培养无线电报务人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据统计，上海前后有组织地输送到新四军的各类人员总计约21000人。[2]

　　二是财力方面的支援。主要是通过各界救亡协会和抗日群众团体，发动上海民众募捐、献金和义卖、义演活动，将所得的款项通过银行或各报社秘密转交新四军。据统计，八年全面抗战中，上海捐款达130余万元。[3]其中，全市性民众捐款就多达80余万元。华联、保联、工华、益友等11个剧团300余人公演11天，全部收入均交由“八办”转交新四军。这些捐款对处在艰难环境中的新四军无异于雪中送炭。

　　三是物力方面的支援。上海对新四军的物资支援数目较大，范围很广。由于成功开辟了各种渠道的交通线，组织起了秘密交通网，使上海送到新四军的物资源源不断。这方面援助主要有三个部分：一为抗战初期上海民众公开捐赠的物资，有棉衣、棉被、鞋子、毛巾、罐头、药品、医疗机械等;二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秘密输送到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主要有药品、汽车、无线电器材、电话线、电池、收发报机、印刷和印钞设备、纸张等军用必需品;三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与新四军特派采购人员密切配合秘密运到新四军的物资，主要是大件的军工器材设备，如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五金器具、各种车床等。

　　四是文化教育方面的支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想方设法把精神食粮输送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当时通过各种渠道，突破日伪的查禁送入根据地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著作，各种抗战读物和进步文艺书籍。随着上海援建的新四军军部印刷厂及各根据地印刷厂的建成，根据地的抗日宣传力量得到空前加强，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这些对于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发挥了很大作用。

　　为了给根据地培养各类急需人才，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参与了江淮大学的筹办，通过文教界上层关系动员之江大学教授韦悫去任校长，又动员组织复旦、之江、交通、大夏、沪江、东吴等沪上知名高校二三十位教授、助教和职工前去任教和工作。1942年9月，江淮大学在洪泽湖畔开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另外，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大五分校、华中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建设大学的部分师生也是从上海送去的。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还动员了一批艺术家、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去根据地工作，其中有阿英、贺绿汀、戴平万、何士德、许幸之、胡考等。1941年8月，陈毅提议成立文化村以研讨抗日文化工作，由上海去的扬帆出任文化村主持人，阿英等文艺骨干都参加了文化村的活动。

　　三、武装策应：

　　上海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对新四军的支援与配合

　　上海沦陷初期，上海郊区农村已有一批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地方进步人士、爱国青年，自发组织起抗日武装力量。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按照中央指示，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武装斗争。先是派林枫到郊区去，在嘉定、常熟、无锡一带活动。接着党中央派了军事干部张爱萍、余立金到上海，陈家康也从延安回上海做张爱萍的助手，大大加强了党组织对上海近郊各县抗日武装的领导力量。

　　这一时期，中共江苏省委与华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举办抗日游击战争训练班，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训干部，并派遣党员干部到郊县和江浙地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到一些地方抗日武装做工作，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逐步把一些地方武装，改造成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党组织还以难民中的青年、工人、农民为培训对象，开办各种训练班，为抗日武装输送兵员和专业人员。在新四军到达江南地区之前，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就已领导当地民众开始了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动员了一批青年工人、职员、学生到附近郊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其中不少人通过革命熔炉的磨练，后来成长为各条战线的优秀领导者，著名的有唐守愚、陈伟达、钟民、韩念龙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逐步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4个抗日游击区和常熟东乡、无锡梅村、江阴武进3个游击据点。

　　1939年5月，陈毅派叶飞率新四军第六团从茅山地区出发，一路东进，直抵上海近郊，并以当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开展活动，沿途江苏省委领导的游击力量给予了大力支援和全力配合。“江抗”西撤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与其留下来的数十名伤病员配合，重新建立新的抗日武装，1939年11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成立(简称“新江抗”)。1940年4月，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率一批干部到苏南东路地区，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将东路特委、青浦工委和青东工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领导，从而大大加强了新四军东路地区的抗日力量。1940年9月至1941年7月，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帮助下，这支部队又在上海扩军1000多人。1941年2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十八旅，全旅共3000余人，先后隶属第六师和第一师。

　　浦东是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最早开辟的抗日武装斗争地区。早在1939年，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为了争取合法存在，采用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番号。这支部队到1941年下半年已发展到300余人。1940年春，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以朱人俊为首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派党员和进步群众打入伪十三师开展策反工作，成功说服十三师六团三营五连400多人反正抗日，后编入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1941年为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场，浦东工委决定将浦东抗日武装分批开往浙东三北地区。1943年12月，浦东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人数超过3000余人。

　　崇明地区最早的抗日武装是中共江苏省委于1938年建立的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1939年1月，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加强了对“崇总”的领导。不久，队伍发展到500余人。1940年6月，部队奉命北渡长江到南通、启东、海门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又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受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皖南事变后，正式编入新四军第一师三旅。

　　四、协同作战：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力支撑上海抗日斗争

　　新四军活动于日伪统治中心区域，震慑敌顽，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的抗日斗争。“孤岛”上海传来新四军宣告成立的喜讯，给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和广大抗日民众以巨大的鼓舞。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与新四军迅速取得了联系，从此，上海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后盾和战略后方，抗日救亡运动面貌为之一新。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的苏南东路、浦东地区和青浦嘉定一带的武装斗争，在新四军的有力支援下发展迅猛。1939年5月，陈毅及时对东路进行支援，派叶飞率领新四军第六团东进，以“江抗”名义来到东路，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东路特委密切配合，共同开创东路的新局面。1939年10月，东路武装游击队编入“江抗”西调后，留在东路的新四军伤病员又与上海党组织配合，重新建立新的抗日武装，直到1940年4月谭震林来到东路接任，成立“新江抗”东路指挥部为止。东路的发展和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上海郊县游击队的壮大和发展，对打击日伪的进攻，阻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动摇日伪在上海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给上海人民坚定抗战到底以极大的信心。同时，正因为有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有力依托，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开展地下斗争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形势危急时，革命力量可以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保护，使党的骨干得到保存，党的组织免遭大的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形势陡转急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及时把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安全转移到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特别是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各系统骨干的撤退，得到了新四军的全力支持，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保存了大批骨干力量。其中有刘晓、刘长胜、张登(沙文汉)、王尧山、刘宁一，还有工委、学委、职委、文委各系统的领导人和干部等200多人。[4]

　　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威震敌胆，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同时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援助可以说是这其中最为持久、高效和有力的，是华中地区抗日军民鱼水关系的生动体现。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持、团结对敌、协同作战的光辉实践，开创了城市地下斗争和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新形式、新范例，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著名论断。

　　参考文献

　　[1][2][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人民与新四军[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23-25.16.

　　[4]邬正洪，傅绍昌.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沈阳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11 16: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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