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功臣到银行行长——记陕西云阳抗日支前英模崔贯一
2019-01-16 17:09:51  来源：作者：姜启德  点击：  复制链接

　　静静流淌的时间长河，1937年8月29日这天在中国西北高原，突然打了一个旋，便成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辉煌，永久地镌刻在了世人的记忆里。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云阳古镇的一片打麦场上，一改往日的静谧和荒凉，呈现出红旗招展，人头蹿动，群情激昂、歌声嘹亮的庄严而悲壮的景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军改编暨出征抗日誓师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一位既不是红军将领，也不是地方政要的年方34岁的青年人被请上主席台，与朱德总司令等高级将领、政要坐在一起，并代表地方各界群众在会上发言。他，就是敌后抗日支前模范、时任培英云阳两校校长、云阳抗日救国会主席，解放后由周恩来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的崔贯一。

　　信念，点燃心灵的明灯

　　革命，是他不变的理想

　　云阳古镇位于陕西泾阳县北部的嵯峨山下，东接三原，西邻淳化，南临泾河，北壤照金，距西安60公里，是南下西安、北上延安之咽喉要通，又多商贾、富钱粮，历来是军家必争之地。上世纪20年代中期，这里活跃着一批农运领袖和热血青年，英俊而又充满革命激情的崔贯一，就是其中出类拔翠的重要人物之一。

　　崔贯一，1903年10月出生于山东潍坊,父亲早年病逝。12岁那年，为生活所迫，举家西迁，历经两年的周折、磨难，于1917年定居于云阳镇南马村(后由崔贯一改名为人和村)。

　　出身于贫苦农家的崔贯一，自幼耳闻目睹在黑暗统治下，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境况，加之他青年時就读的三原由靖国军司令于右任倡导、三原社会贤达创办的渭北中学，在校受到浓厚政治氛围熏陶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点燃了革命激情和信念，逐渐树立了远大的革命志向，十几岁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社会影响由学校逐渐波及云阳、泾阳乃至三原地区。不久，云阳“学生联合会”和“三原非基督教大联盟”成立，崔贯一被一致推举担任学联组织委员和联盟主席，组织才能也由此日渐显露。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出现转机，由进步人士、渭北中学原任校长郝梦九和共产党人史可轩、马文宪等在三原县联合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郝梦九推荐，学联运动骨干崔贯一参加首期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崔贯一直接聆听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授课，系统接触和学习着“苏联社会科学”、“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像在渭北中学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那样，如饥似渴地汲取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理论。时间虽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经过全新而系统的思想武装，崔贯一的朴素革命思想由此发生了飞跃和升华，党组织也便高兴地看到，革命队伍又成长了一位忠诚而坚定的革命者。

　　在讲习所即将结业的一个夜晚，共产党人马文宪将崔贯一叫到房间，亲切地说：“贯一，你参加革命活动一直很积极，这次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也很刻苦，并且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敬佩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这很宝贵，我们党的大门敞开着，我请问你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崔贯一自与共产党人接触以后，早就产生过这想法，只是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暂时没向党组织提出来。此刻，听共产党人代表党组织与他郑重谈话，欲接纳他入党，他激动万分，一时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胸口。竭力镇静了情绪后，他清了一下嗓子，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这是我心所向。”

　　马文宪高兴地点一下头，当即拿出入党申请书交予崔贯一。崔贯一认真填写后，马文宪仔细审阅一遍，又询问一些具体问题，然后紧握着崔贯一的手严肃地说：“崔贯一同志，我代表党组织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希望你今后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翻身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崔贯一站起来，极其庄严地说：“请党放心，我坚决听党的话，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保证为党奋斗终生，请党组织相信我。”这天晚上，崔贯一彻夜未眠，他想，我现在已经是党的人了，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入党后，崔贯一被中共三原县委派回云阳，担任云阳地区农民运动指导员。从此，他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立即展开更加广泛的革命活动，很快与共产党员张振海、雷炳南一起发起成立云阳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共云阳党小组，并担任组长。接着，又在云阳地区19个村建立起基层农会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苛捐杂税和打击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运动。不久，中共云阳特别支部和泾阳县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崔贯一被一致推举担任支部书记和农协主任，在云阳、口镇、鲁桥广大地区领导组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成为泾阳县中共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和农民运动领袖之一。

　　1927年仲春，云阳先后发生了两起在全国引起重大影响的大事件——“九江惨案”之后，2万余名群众积聚在云阳镇城隍庙大操场，参加声讨英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大会，会场群情激愤，一片沸腾，呐喊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上台发言的代表，一个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会后适时向全国发出了反英通电，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时隔一月，云阳农协又在城隍庙大操场举行纪念“二•七”大罢工大会，与会群众达两万五千余人，大会阐述“二•七”大罢工的伟大意义，明确工农是一家，号召农民兄学习工人老大哥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使农民群众的革命境界空前升华。人们没有想到，组织发动并主持这两次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的领袖，竟是年仅20出头的崔贯一。

　　这次大会之后，受到广泛动员和教育的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崔贯一因势利导，在云阳及周边等地区组织农会及自卫团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肃匪治霸、禁烟禁赌，改革私学，提倡女权，打击反动政权和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在泾阳乃至渭北地区率先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敌伪势力威风扫地，农民和革命群众扬眉吐气。

　　然而，事过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泾阳县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实施“清党反共”政策，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包括云阳在内的泾阳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崔贯一和另一名党员吴成襄，被奉命“清党”的国民党部队传唤到县政府。那天，崔贯一和吴成襄去中共泾阳区委办事，正巧遇到田玉杰师长率员搜查区委，区委早已人去楼空，搜查人员便将崔贯一吴成襄带走了。

　　“你们姓什么?叫什么?”田师长亲自坐堂审讯，对抓到的人一一过堂，同时还叫来县长王自志陪审。

　　“我叫张子虚。”崔贯一随口说。

　　“我叫李乌有。”吴成襄也随口说。

　　“子虚乌有”，王县长听出了名堂，心里笑了一下。田师长倒没在意，接着问：“国民政府实行清党，你们知道吗?”

　　“知道，知道。”崔和吴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看你们俩很像共产党，老实交代，你们是不是?”

　　田师长这么问，崔贯一立即判断他并不掌握情况，便坦然地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如钢似铁，坚贞不屈，厉害着呢!我们就是想参加，人家也不一定要我们。”

　　“再说，当共产党很危险，要不怕死。我们都还年轻，还想多活哩。就是有人动员参加，也得慎重考虑，不得轻易参加。”吴成襄笑嘻嘻地说着大实话。

　　“那你们为什么出现在共党区委，不是共产党，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我是出来给我母亲抓药，路过那里，听说那里住着共党区委，就好奇地进去看看，结果里面没人，我们就折身往出走，不巧就遇到你们的人。不信你看。”崔贯一身上正好有一副药单子，便掏出来，边递边镇定自若地说。

　　“我们俩是好朋友，我陪他出来抓药，顺便在街上逛逛。他妈病重，急着要用药哩，行行好，别这么耗我们了。”吴成襄哭丧着脸说。

　　田师长站起来，哈哈大笑着说：“我要抓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员当然不会说出自己就是共产党。你们说你们不是，有什么证据?”

　　这一问极其阴险，崔贯一急忙在脑子里措辞，坐在桌子另一侧的王县长发了话：“田师长，我也觉得他们不像，泾阳县就这么大，区区可数的共产党员我们都记录在册，册里没有这两个人。而且国共合作中，我们与所有的共产党员几乎都打过交道，这两个我好像也没见过。娃家里有病人，耽误不得，咱把名字记录下来，是共党迟早跑不了。”王县长是北大毕业的开明人士，从内心不赞成“清党”，此刻他心里明白崔和吴就是共产党，还是好心打着圆场掩护。

　　疑心重重的田师长听王县长这么一说，这才点点头：“但愿你们不是。以后如果发现了共产党，可要立即前来报告。”

　　崔贯一和吴成襄急忙点头：“一定。一定。”

　　出了县政府大门，崔贯一和吴成襄哈哈大笑了一阵，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然而笑过之后，崔贯一又不由地悲愤、焦虑起来。面对严重恶化的形势，他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打击反动势力，有效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才能最终获得彻底解放。正值此时，湖南、广州、江西等地相继发生农民武装暴动，这对于正躁动不安的崔贯一无疑是一副强心剂。于是他果断决定，组织自卫团开展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离不开武器，可眼下自卫团只有大刀和红缨枪，枪支区区可数。他设法找到部分支部成员，宣布武装暴动决定，研究夺枪斗争方案。大家集思广益，最终将夺枪目标确定在冶峪镇国民党招兵连。

　　10月末的一个夜晚，200余名自卫团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伏到招兵连院落周围，抹掉了两名哨兵之后，指挥人员一声令下，团员鱼贯而入，齐声呐喊：“不许动，举起手来!”正在酣睡的官兵还没反映过来，就被收取了所有武器。拾掇了几名试图反抗的兵痞之后，自卫团特意将排长王立海五花大绑地捆在一棵大树上，还给嘴里塞了一条毛巾。王立海用眼光示意他们赶快撤离。原来，他是被派往招兵连做内线的共产党员。

　　第一次夺枪胜利，共产党人和农民自卫团受到极大鼓舞。时隔两月，当又一次机会来临时，崔贯一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再次夺枪。夺枪目标是守卫泾阳县城的田玉杰部张九才旅。张九才旅此时因被省主席石敬亭派来的重兵围困而溃不成军、四散逃窜。

　　次日凌晨，500余名自卫团员，冒着严寒潜伏于云阳镇南门外，只几个小时，就从仓皇逃窜的溃兵手中夺取枪支100余条。

　　然而，正当自卫团员信心百倍地再接再厉时，不料，却遇一支约一个团的溃军蜂拥而来，将自卫团团团包围。

　　第二次夺枪斗争失败，顿时黑云压城，血雨腥风弥漫，云阳党的组织和农会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和反动武装四处拘捕崔贯一等夺枪斗争骨干。泾阳、云阳地区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共产党员躲得一个也联系不上。崔贯一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被迫开始四处逃亡。

　　正当形势变得极其严峻、面临何去何从之际，崔贯一突然收到一封密件，一位贵人在担心着他这位年轻而充满锐气的精英人才，适时给他指出两条光明去路——去南京国民党政府工作，或去他兴办的斗口农事试验场当场长。崔贯一怎么也没想到，这位贵人就是其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于右任先生。

　　万分感动的崔贯一一时动了心。很显然，在危难时刻，去这两个地方就职，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一来再不用担心个人安危，二来会有好的发展前途，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四散躲藏的家人虽然一直支持他革命，但这次“惹”了大祸，也便越来越担心他的安危，希望他找个稳定而安全的职业安度人生。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自己将脱离党，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崔贯一最终还是坚定革命信念不动摇，婉言谢绝了于右任先生的好意。于右任感到意外，但又深受感动，遂亲书“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条幅相赠。崔贯一以此为座右铭，警示和激励自己，终生坚定着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1930年末，杨虎城将军入陕，革命形势趋于缓和，崔贯一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久别的泾阳。时值老共产党员庞继震出任县教育局局长，遂请崔贯一任县教育局督学。不久，又让崔贯一出任县教师讲习所所长，兼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从此，崔贯一与庞继震一起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新式教育，与教育界旧势力作斗争，并将男女合校，开启泾阳男女不同校的先河。同时以教学为平台，大量秘密聘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授课，向师生灌输进步思想和革命信念，在教育战线培育和积聚革命力量。崔贯一和庞继震明里暗里的异常活动，引起旧恶势力和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和仇恨，两股势力相勾结，极力阻挠教育革命，并阴谋策划除掉崔贯一与庞继震。

　　1933年2月末的一天，崔贯一来到西安，欲与已先期来西安的教育局长庞继震共商聘请共产党人去泾阳教师讲习所和学校任教之事。目前县教师讲习所和几所学校，虽有部分这方面的师资，但还显得不够，他想再加强这方面的力量。见了庞继震后，两人约定晚上在居住于红埠街的泾阳同乡马步云家商谈。

　　此刻，崔贯一就坦然地走在红埠街上，正欲进马步云家门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突然映入他的眼帘。他定神一看，便认出了人，原是在泾阳教师讲习所学习过的刘坚如。同为教育战线的革命人，但崔贯一与刘坚如多少有些面和心不合，说白了，不是推心置腹的战友。可在大都市见到同乡人，崔贯一心里还是很高兴，于是便笑着欲打招呼。但话还没出口，刘坚如便像猫一样迅速拐进了旁边的胡同。崔贯一不悦地唠叨一句：“这人真怪!”便没很在意地进了马步云家。

　　崔贯一与庞继震有所不知的是，刘坚如早已叛变，表面装着革命，背地里却在干着带头陷害共产党人的勾当。当得知崔贯一到西安活动时，县党部便指使他秘密跟踪到了西安。发现崔、庞两人会面后，刘坚如便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特务机构告发：崔贯一与庞继震在泾阳网络共产党人宣传“赤化”，发动农运，现在又来西安密谋暴动。

　　是夜，崔贯一与庞继震就聘请教师之事商谈至深夜，就住在马步云家里。第二天，两人顾不得休息，吃过早餐之后，就与马步云告辞，欲按照作晚商量的方案，一一上门去聘请党员教师。但两人刚出门，街边突然窜出4个人，将他们捆绑后，塞进一辆车里，押至西安市公安局。四天后，两人又被押解至西华门17路军军法处，被戴上脚镣手铐，分关在两个监室里。

　　泾阳头号要犯被抓，在西安乃至陕西省国民党内引起高度重视，省政府、省党部、高级法院和军法处组成审判庭，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联审，甚至动用酷刑，逼迫庞继震和崔贯一承认是地下共产党员并煽动和组织暴动。崔贯一和庞继震临堂不惧，严辞驳斥，从容面对，竭力保护地下党，始终保持革命气节不动摇。

　　得知崔贯一和庞继震被捕，云阳、泾阳地下党组织立即开展营救活动，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也纷纷呼吁营救。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于右任得知此消息，立即致电和专函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力陈崔、庞确为冤案，请予保释。

　　年迈的母亲得知儿子入监，日夜坐卧不宁。她卖了大黄牛，两次去西安探监。隔着铁窗母子相会，崔贯一见母亲憔悴不堪，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不禁泪流满面。母亲却安慰儿子：“妈好着，你不用操心，只管吃好睡好，心放宽，普天下的人都在营救你哩。”伟大的母亲给予了儿子力量和信心，崔贯一更加坚强起来。

　　度过了“百日牢狱之灾”之后，经党组织外围多方营救和杨虎城将军做通内部工作，崔贯一和庞继震被保释出狱。

　　一所不收费的私立学校

　　一条看不见的秘密战线

　　人生面对挫折，特别是面对足以摧毁一切的重大挫折时，大致会有这样的选择，要么悲观消沉，颓废自闭;要么弃旧改撤，另谋生路。崔贯一虽已出狱，但在政界已被处以“解除公职，永不录用”。这就意味着自己不仅一无所有了，而且前途渺茫。陷入人生低谷的他，从此完全可能颓废消沉，苟且偷生，碌碌无为;抑或远离政治，不问国是，安居田园和外出务工。这么多年，他舍生忘死，投身革命，已经连累了亲属，甚至让他们担惊受怕，东躲西藏，让他深感不安，这以后还能让他们这样付出吗?悲愤、焦灼之中的崔贯一，一面精心孝敬着年迈的母亲和孀嫂，一面苦苦思虑着何去何从，多种选择和去向，像幽灵一般在他内心和脑海里交织着、厮杀着。以致日日食之不甘，睡而不眠。人们见着，无不叹惜：崔贯一明显地消瘦了。

　　然而，时过不久，崔贯一历经痛苦的抉择，毅然作出了一个几乎让所有的人们都没想到而自己却认为是最明智的决定——创建私立新式小学。

　　不过，人们想想，他做出这样的抉择，其实势在必然，否则，他就不是崔贯一。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忧患意识与教育兴国志向早在他内心深深扎根，酷爱教育事业，且时常见着很多穷苦农民子女上不起学，深感劳苦大众没文化、素质低，直接制约着他们的觉醒和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泾阳反动和旧恶势力企图谋害他，清除共产党，他如果甘心失败，就此罢休，就等于屈服了反动、旧恶势力。因此，他利用自己的优长选择办学育人，既可选聘革命同志来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后备力量，又可以学校为阵地，继续向反动和旧恶势力作斗争，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建校离不开家人支持，崔贯一家庭对他参加革命和办什么事，向来都很支持，可这次是为家庭增加很大的负担，家里肯不肯支持，崔贯一心里没有底。好在母亲和哥嫂依靠多年操劳、打拼，积聚了70多亩土地，土地是生存之基，有土地就有收获。哥哥积劳成疾刚过不惑之年就去世了，此后就全靠母亲和孀嫂操持，倒也年年食之有余。可自己失去了职业，不能接济家庭，现在倒要家里为自己付出，崔贯一心里感觉很不安。但他现在想成就新的事业，又迫切需要家里支持。于是某一天晚饭后，崔贯一坐在母亲面前说：“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母亲说：“娃你有啥事，你说。”崔贯一说：“我想办一所私立学校。”母亲说：“好啊，你是该弄个正经事的。你一直搞教育，办学校你顺手。”崔贯一说：“我想办的是免费的学校，不收钱，专门收念不起书的穷人的孩子上学。”“哦，不收钱，这个想法大胆哩!”母亲沉默起来。

　　崔贯一以为母亲要打退堂鼓，没想母亲抬起头来又说：“娃你办的是好事，妈支持你。咱钱不多，咱有土地，就靠这些土地来供养你办学吧。”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孀嫂也说：“贯一你认准的事，你就做吧。咱好好务弄庄稼，留下够吃够喝的，其余都交给你。”

　　崔贯一鼻子一酸，双眼顿时汪满了泪水。“谢谢妈!谢谢嫂子!”他站直了身子说，然后向母亲和嫂子深深地鞠了一大躬。

　　决心下定之后，崔贯一立即行动。先腾出自家5间草房，招收部分学生试办。然后一面设计出草图和方案，聘工将自己家里的转头和木材等建材搬来，在他家附近的人和村开工建校，一面到泾阳、三原、西安等地四处奔走募捐，筹集建校资金。建校资金约需3000元(银元)，社会贤达人士慷慨解囊，捐资1100元。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听说后，也捐来50元。受捐后，资金仍缺口很大，崔贯一家里拿出全部积存，变卖了部分粮食和家产，凑足了全部费用。

　　新式小学建成后，定名为“培英小学”， 学校占地面积10余亩，可招生员120名，教室、宿舍、办公室、花园、操场等设施齐全。一切就绪后，崔贯一赴西安，向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汇报，李百龄欣然亲笔题写了校牌。

　　当时，渭北、泾阳等地已有少量规模不等的私立学校，但都不过是做生意，目的只有一个——挣钱。所招学生几乎都是当地权贵、富人的子女。崔贯一办的小学不为挣钱，还倒贴钱，所招学生是清一色的贫苦工农的孩子。1934年春，学校正式面向社会公开招生，崔贯一公开宣称：“入学学生一律免费，教职工薪水和学生学杂费都由我崔贯一来出。”于是，十里八乡、远远近近的穷苦农民将自己失学的孩子带来报名。出人意料的是，首期学生收满后，呈现出一种奇异现象，学生年龄不仅参差不齐，而且悬殊很大，有七八岁，十来岁、十几岁，最大的甚至超过20岁。招生老师登记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将花名册呈送崔贯一，请示道：“崔校长，有一部分年龄过大的农民孩子也积极报名上学，咱收不收?”

　　崔贯一浏览了花名册，抬起头来笑着说：“收。凡是愿意来的都收，不设年龄限制，他们家里穷，上不起学，耽误了，现在有机会上自己的学校了，应该给他们机会。”于是那些年龄大的也如愿入了学。崔贯一严格兑现承诺，不管有多困难，一直坚持未收任何学生一分钱。而且还腾出家里部分房子，供远道而来的学生免费住宿。三年后，崔贯一又筹资扩建了高级班，满足这些孩子升学需求。

　　培英小学的创建，作为校长的崔贯一实际挑起了两副重担。表面上，培英小学与其他公立学校没什么不同，教授文化，启迪智慧，培养文化人才。然而崔贯一没有忘记自己是革命志士，为党工作仍然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于是他利用学校便利和公开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将离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云集学校以教书做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一面继续以教学为平台，灌输革命思想，为革命培育后备人才;一面秘密吸纳师生和群众党员，发展壮大党组织。同年秋，崔贯一兼任云阳小学校长，他又协助党组织很快在云小发展师生党员，分别建立了教师和学生党支部，云小也便成了培育革命英才的摇篮和共产党人革命活动的据点。大革命失败后，遭到破坏的中共云阳支部、渭北工委、三原中心县委相继在培英小学恢复建立地下领导机关和秘密联络点，中心县委周芝轩、孙一君等党组织领导人来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领导着泾阳、三原、临潼、高陵等县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连中共陕西省委也秘密进驻到培英小学。

　　一所不收费的私立小学，实际成了一条看不见的秘密战线。这其实正是促使崔贯一创建学校的另一真实目的。

　　两校特别是培英小学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革命者，学校每年向各级地下党组织和延安、边区、国共抗日军队输送一批优秀学生。学校办出了名气，也为以后的抗战胜利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朱德总司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都曾多次来校视察，直赞“培英小学办的好!”

　　1935年，于右任第一次到云阳视察时，特意到培英小学参观。仔细查看和听取汇报后，于右任高兴地握着崔贯一的手说：“你的学校办的很好，什么最重要，培养人才最重要。你给云阳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你有没有什么难处，需要我帮忙?”

　　崔贯一激动地说：“谢谢先生对晚辈的关怀，您几次叫我去做事，我都没去，我心里很不安。您还特意为我提了字，真是太感谢您了。”

　　于右任说：“你做得对，人各有志，你认准了就坚决干到底，我很高兴，云阳出了你这个人，都很自豪，好好干下去。”

　　崔贯一说：“我还想请您为我的学校写几个字。”

　　于右任干脆地说：“好啊，这么好的学校，我当然愿意写。”思忖了片刻，便欣然挥毫写了“培育英才 振兴中华”八个大字。崔贯一将这副墨宝装裱后，一直挂在学校办公室。

　　培英小学从1934年创办，到全国解放，整整办了16年。16年间，在培英小学读书的学生达2500余人，他们从培英小学毕业后，有的升学，有的直接奔赴各地参加革命，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军队高级将领和党政中、高级干部。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解放前夕，崔贯一调任中央军校三原分校工作，随即将这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革命人才而远近闻名的学校，无偿交由政府接管。同时崔贯一还将自己的70亩土地和家产捐赠给学校，用以维持学校所需费用。

　　渭北党的领导人周芝轩及许多在培英小学任过教的共产党人，多年后都曾感叹地说：培英小学的功劳的确很大。因为它不是一所普通的私立学校，而实际上是党的活动基地和革命的摇篮。中国如果每个县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那么中国革命的力量就会壮大得多。

　　使命，就是前进的动力

　　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西安事变”。

　　处于特殊战略地位的云阳镇，也由此一下热闹起来，宛如“西安事变”一样，陡然引起世人所注目。

　　中国共产党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军之邀，一面派出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共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一面命中国工农红军南下关中，进入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等地集结，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讨伐军”的进攻，为国共西安谈判作强大后盾。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前敌指挥部，日夜兼程，于12月底进驻泾阳县之云阳镇。

　　红军总部就设在云阳南门里大操场旁边的富商人家的文家大院，文家大院分正院、东院、西院，坐北向南，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总部领导人住正院后楼。东院是总部直属机关部队住所，西院为总部马厩。总部直属机关参谋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分别以代号“代江部”、“武昌部”、“衡阳部”对外工作。总部驻定后，红军部分主力部队陆续到达，云阳一下成了一座军城，云阳镇及所属各村全都住满了红军。人和村住着一个团，崔贯一将自己结婚不久的新房让出，给团长、政委居住。

　　红军的到来，奏响了云阳革命运动的新乐章。云阳城乡到处张贴着陆定一用六字韵文撰写的十分顺口的《安民告示》，大意是：红军是人民子弟兵，是为团结抗战而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署名是张闻天、毛泽东、朱德。

　　红军总部进驻后的次日夜里，崔贯一正欲去红军总部请求安排事宜，刚出门，正巧遇到一位头带礼帽，身穿长袍的中年人来培英小学找他。“崔校长，我们了解你。我叫张剑颖，是红军总部的联络员，今天我来是想请你帮我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看来，张剑颖不仅了解崔贯一的革命事迹，还知道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就秘密驻在培英小学。

　　红军总部领导这么了解和信任自己，崔贯一激动地说：“欢迎，欢迎!”立即将张剑颖领到学校后面的窑洞里会见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周芝轩和孙一君。

　　见到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张剑颖开门见山地介绍说：“红军进驻渭北的目的是策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希望地方党组织配合我们做好红军主力部队入驻云阳的准备工作。当前，最主要的是协助红军解决粮食给养问题。”

　　周芝轩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们自己的队伍进驻云阳，协助解决部队给养，是我们地方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崔校长是云阳人，对云阳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红军在云阳的有关群众工作，都可找崔贯一，由他出面组织办理和解决。先请崔校长说说云阳地区的情况。”

　　崔贯一非常清楚，抗战之前，由于一直受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供给十分困难，此时又正值北方天寒地冻，随总部到达云阳的许多红军战士都还穿着单衣，光脚穿着草鞋，粮食也仅仅是每人自带的少许干粮。主力部队也一样困难，如不抓紧筹粮，红军就将断粮断炊。红军后勤人员着急，作为共产党员、当地革命活动骨干的他，也一样急得如火烧眉毛。此刻听了张剑颖和党组织这么交代后，他全面介绍了当地社情地情和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情况，然后坚定地表态：“红军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红军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有什么任务，有什么要求，请党组织和红军首长尽管吩咐，我会全力以赴支援。”之后，孙一君把住校的学生党员崔朝义、杨雨霖、鲁纪盛、马汉麒、郭仁旭等叫来与张剑颖见面，就张贴欢迎标语及其他欢迎活动做了安排。张剑颖写了“欢迎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等十多条标语内容，交给这些党员。

　　张剑颖走后，崔贯一、周芝轩和孙一君领着学生们写标语，很晚才睡下。第二天下午，孙一君领着红军总部地方工作部王逸群部长来培英小学会见崔贯一，让崔贯一牵头成立云阳抗日救国会，并希望他担任会长，然后，他们一起研究了欢迎红军主力进驻和粮食供给等问题。

　　崔贯一当即表示：“国难当头，成立抗日救国会非常必要。我建议先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欢迎红军，加强云阳人民对红军的认识，以利发动群众筹集军粮。”王部长欣然说：“这个意见很好，红军总部也有这个打算。”于是几人当即就召开欢迎大会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研究和协调，并确定崔贯一代表云阳群众在大会上讲话。会后，崔贯一按照研究的方案，又是起草讲话稿、设计议程，又是找社会各界协调沟通，又是安排布置会场，马不停蹄地展开准备工作。

　　红军主力到达云阳的第三天，也就是农历冬月15日，欢迎红军大会在云阳镇城隍庙对面的戏园子举行。这天，社会各界和四里八乡的群众涌向云阳镇，庙前，人山人海，整个戏园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大会由张永禄主持，崔贯一任司仪。首先，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割地赔款，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民不聊生。我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移驻云阳，就是为抗日做准备......”

　　崔贯一以云阳抗日救国会主席的身份，代表云阳各界致欢迎词。他说：“红军是我们百姓自己的队伍，是保护群众利益，打击一切反动势力的队伍。短短几天，我们亲身感受到红军军纪严明，斗志旺盛，他们不侵害群众利益，买卖公平，秋毫不犯。不愧为文明之师，仁义之师。这样的队伍，我们一定会尽其所能，全力支持……”。他的讲话道出了云阳人民的心声，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王逸群部长代表红军讲话，他说：“……为团结抗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红军来到富有革命传统的云阳，受到云阳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我谨代表红军前敌指挥部和全体红军将士，对云阳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讲话程序完成后，红军官兵起立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参加大会的各校师生也合唱起《救亡进行曲》。

　　晚上，东街戏园，汽灯高悬，锣鼓喧天。红军剧团演出精彩节目，数千群众前来观看。

　　欢迎大会后不几天，云阳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成立了，崔贯一被一致推举为主任委员，云阳镇联保副主任张永禄为副主任委员。当天，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王逸群部长到会指导并讲话。崔贯一就抗日宣传、筹粮工作做具体安排。他开宗明义地说：“我们救国会现在有两大任务：一是抗日宣传，二是给红军筹粮。当前最紧迫的是筹粮。大家都看到了，红军刚进驻云阳，粮食很缺乏，他们吃的都是自己背的炒面。所以，给红军筹粮是当务之急，耽误不得。我看有必要立即成立一个筹粮委员会，以村为单位就地尽快筹粮，绝不能让红军将士饿饭。”

　　大家都同意崔贯一的意见，随即成立了崔贯一为主任，张永禄为副主任的七人筹粮委员会。会后，抗日救国会动员云阳各界代表很快给红军送去了部分生活用品和猪、羊、蔬菜。然后筹粮委员会分头去各村庄组建筹粮小组，进行筹粮宣传动员，走访和召开大户坐谈会。明白了红军的困难和筹粮的意义，云阳百姓都愿意把粮食借给红军。于是，不仅大户踊跃响应，小户也都各尽所能，几十斤、几百斤、几千斤......快筹快运，一批批粮食很快送到了红军指定地点，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对群众拿出的粮食，各村筹粮小组都一一登记在册，转交红军后，红军也逐一打了收条。

　　此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西安给红军拨来大米和被服，用火车运抵三原火车站。崔贯一率筹粮委员们去各村动员数十辆大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队，将粮食和物资及时运回云阳，交由红军总部分配给各部队。

　　在筹粮运动中，云阳地区传颂着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故事。这里仅撷取一二。

　　——云阳地区盛产小麦，这次筹集的粮食皆为小麦。而红军战士多数是南方人，如何加工食用成了问题。热情的驻地群众纷纷帮红军磨面，进厨房手把手教他们蒸馍、烙饼、擀面条。张杨二将军拨给红军的粮食是大米，红军用大米还了部分借粮户，怎奈很多云阳百姓几乎没吃过大米，更不会用大米来做饭，有人竟将干大米上锅蒸。于是红军战士当起师傅，手把手地教群众滔米蒸饭，处处呈现出军民一家亲的感人场面。

　　——枣阳村的刘老汉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儿子参加了运粮队时，将一袋大米拉回了家，被刘老汉臭骂一顿，当即陪儿子将大米送回红军营部，高营长一时为了难，便请崔贯一处理。崔贯一从自己家里拉来四斗小麦，请高营长收下大米，将四斗小麦以红军救济的名义送给刘老汉。部队换装后，高营长将自己换下来的棉衣送给衣衫单薄的刘老汉。感激涕零的刘老汉将棉衣翻过来，在里子上写上“红军给的”四个大字，然后反穿在身上到处“显摆”。红军总部的剧作家欧阳予倩得知这件事，立即采访了刘老汉，创作出独幕剧《红军给的》在街头演出。观看演出的群众，更加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主力云集云阳后不久，二方面军调往富平县庄里镇驻扎。鲜为人知的是，促使红军总部做出这一重大行动决策，竟与军外人士崔贯一有关。原来，红军主力到达，军粮供给压力加大，虽说有当地群众组织借粮，爱国将领张扬将军支援，但对于大部队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作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逸群部长，心里着实有些发愁。这天，王部长特意来到培英小学向崔贯一求援。不过，他这次来不是直接谈粮食。

　　“崔校长，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不知你最近可有时间?”王部长刚进门就对崔贯一客气地说。

　　崔贯一边倒茶让坐，边干脆地回答：“有时间有时间，红军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只要用得上，尽管说。”

　　王部长说：“我们红军总部首长想全面了解一下云阳周边各县的经济状况，因为比较急，一时又不便出去调查，你是在渭北长大的，又是知识分子、革命活动骨干，想必对渭北各县的情况比较清楚，我们想请你......”

　　“噢，我明白，你是想让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没问题，我熟悉，我系统梳理一下，过几天再向你汇报。”还没等王部长说完，崔贯一就满口答应。

　　王部长高兴地连说：“这就好。这就好。看来我找对了人。”

　　王部长起身告辞后，崔贯一立即整理资料，起草材料，一连几天，挑灯鏖战，三天后，就捧着一份沉甸甸的材料去见王逸群部长。王部长一看是介绍《渭北五县经济状况》的书面报告，便急切地浏览了涉及泾阳、三原、淳化、富平、高陵五县经济状况的材料内容，然后抬起头来欣然说：“太好了!你辛苦了!材料写的非常实，非常全面，我们要的就是这些情况。我会尽快提供给总部首长阅。”

　　红军总部阅后，经过比较、筛选，不久就做出重大决策，将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调往粮源充裕的富平县庄里镇。

　　忧民族之忧，鼓民抗战

　　急红军之急，矢志支前

　　红军到达云阳后，除了储粮工作外，另一项紧要工作便是抗日救国宣传。为此，崔贯一主动请缨，与红军总部王逸群部长一起，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军民抗日宣传活动。

　　崔贯一主持召开培英和云小两校会议，全面安排部署抗日宣传活动。首先将学校年龄较大的学生全部动员起来，协助和配合红军地方工作部开展宣传活动，为红军的演出等宣传活动做好服务工作。同时利用学校优势，抽调两校文艺骨干组成宣传队，崔贯一出钱购置道具、服装、乐器，组织排练各类节目，下乡进村宣传。除在东芦小学、清凉寺小学、杨府村小学和邓家村小学为四个演出点进行固定演出外，每逢集日，还到各集镇宣传演出。宣传队边演边编排，演出的剧目和歌曲等节目越来越多。剧目有《复分》《亡国恨》《上前线》《送军粮》《抓汉奸》《宁死不屈》《苟安梦》《民族魂》《送郎当红军》《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及《丁玲午》等。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红军军歌》《大刀进行曲》《革命战士出征歌》《救亡进行曲》《保卫芦沟桥》《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武装保卫山西》《到敌人后方去》及《再见吧，在前线》等等。其中，培英小学王兆祥老师创作的揭露国民党投降派苟安求和丑恶嘴脸的三幕秦腔现代剧《苟安梦》，演出引起轰动，观众场场暴满，油印的剧本也很快流传到外地。

　　1937年春节来临，这正是宣传的好时机，崔贯一将各村社火锣鼓队组织动员起来，开展拥军、宣传活动。各村纷纷杀猪宰羊，打锣敲鼓慰问红军。每到傍晚，社火队高举排灯到红军总部和各部队驻地巡回表演社火，旱船、走马、舞狮、高跷一起上，唱词一律都改换成抗日救国和欢迎红军的新词。有时军民同台演出，同唱抗战歌曲，同呼抗日口号，场面热闹而动人。春节后，崔贯一还在培英小学成立了儿童团，请红军战士具体指导、训练，儿童团员们每逢星期日，手执红樱枪，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云阳街头进行抗日宣传。

　　这年春节，军民同欢同乐，成为云阳历史上最热闹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

　　春节的热闹气氛刚刚过去，一个由国民党高级官员组成的视察团来到云阳。红军总部召开欢迎会，崔贯一应邀参加。会前，王逸群部长把崔贯一介绍给彭德怀，彭总握着崔贯一的手笑容满面地说：“我知道你，赫赫有名的抗日救国会领导。谢谢你和云阳人民对红军的支持，这个欢迎会请你来，是想请你以云阳群众代表的身份在国民党高官面前讲话，谈谈红军在云阳的情况和你对红军的看法。”

　　崔贯一双手握着彭总的手，当即表态：“好。我讲，云阳人们有话说哩。”

　　大会由彭德怀主持，按照议程，崔贯一代表群众讲话。他面对红军首长和国民党高官，不紧不慌，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工农红军，为抗日救国进驻我们云阳镇，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使云阳人民懂得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我们亲眼见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人民群众团结友爱，亲如一家。我们云阳人民打心眼里欢迎和热爱这样的好军队，有了这样的军队，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日寇加紧灭亡我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抗日救亡就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我们云阳人民坚决支持红军抗日，坚决支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一直对外，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崔贯一的讲话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赢得了台上台下一片掌声。会后，前敌总指挥部将彭德怀和崔贯一的讲话印成《新闻公报》公开发布。

　　云阳镇城皇庙一年一度的庙会将于农历3月15日举行，一如往常，十里八乡的群众都会自发地来赶庙会。崔贯一灵机一动，这是多好的抗日宣传机会!于是他领导云阳抗日救国会直接组织承办，在戏园召开群众大会，将庙会办成了抗日宣传动员大会。崔贯一在会上代表抗日救国会发表讲话，号召云阳人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支持拥护红军，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军民团结一致，打击日本侵略者，把抗战进行到底。然后又安排群众代表逐一上台发言。远远近近参加庙会的人受到预想不到的教育和鼓动，心情格外激奋，纷纷赞扬这次庙会有意义。

　　会后，抗日活动不断，消息不断，崔贯一就显得格外忙碌。听说红军将扩员备战，他领导抗日救国会，一面掀起抗战募捐热潮，一面动员青年报名参加红军。群众受到动员教育，积极响应救国会号召，捐献的捐献，参军的参军，到处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的景象。各村捐献的物资和参军人数，都超乎预料。仅云阳镇参军人数就达300多名，与崔贯一非常熟悉的红军王逸群部长风趣地赞扬他：“崔校长的号召力可是了不得啊!”

　　时过不久，已迁住培英小学的中共陕西省委为培养抗日救国骨干，准备在云阳办一期干部培训班，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培训地点。崔贯一得知后主动提出：“培训班可以在我们学校办。”省委秘书长雷荣说：“这样好是好，可耽误了学生上课怎么办?”崔贯一说：“为抗日救国培训干部是大事，学校可以早放假，晚收假，耽误的功课以后慢慢补。”于是，他组织学校师生协助省委紧张筹备，不仅腾出教室，还清理其他校舍，供参训人员食宿。一个200多人参加，时约3个月的培训班，很快在培英小学开班了。

　　培训班正举行中，又传来朱德总司令将从陕北来云阳的消息。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崔贯一像自己遇到喜事一样激动不已，便又立即组织师生做欢迎准备。

　　朱总司令到达那天，崔贯一率群众和师生在云阳南门外夹道欢迎。很快就将见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激动。谁知，朱总司令和随行军人在离城两里多的地方就下了车，改为徒步进城。朱总司令和红军战士一样，戴着八角帽、穿着灰军装、打了裹腿、穿着草鞋，谁是官谁是兵无法辨认。大家睁大眼睛东瞅西瞧，左等右等，半天也没弄清哪一位是朱德。直到红军总部领导上前和总司令握手，大家这才弄清，那位普通得像伙夫的“老汉”就是朱德总司令。

　　朱总司令是陕西省委请来给干部培训班作报告的。做完报告吃完晚饭后，崔贯一召集村民到培英小学对朱老总表示欢迎。那天夜里，皓月当空如同白昼，在培英小学教室前，朱老总脸上带着纯朴的微笑，亲切地挥手向大家问好。他说：“听说你们村只有三户人家(三个姓)，三户里就有五个省的人。可是你们团结的很好，对红军很支持，现在大敌当前，日寇要亡我中华，大家一定要团结。不管你是哪个省的人，哪个党的人，只要他抗日，我们就要团结他。你们云阳有革命传统，地方好，人也好，拥护红军，支持红军，我很感谢大家。咱们军民团结一致，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中国去。”

　　朱老总离开培英小学时，特意接见了崔贯一。朱老总握着崔贯一的手说：“听说你的学校办得好，抗日宣传也打先锋。过几天我专门来看看你办的学校。”

　　几天后，朱老总果然在王逸群和省委王伯栋陪同下来到培英小学。观看了花园和办公、食宿场所后，又视察各个教室。各班学生都秩序井然地坐在教室里上课，当朱老总一行从教室外经过时，学生全体起立，向朱老总行注目礼，并齐呼：“朱总司令好!”朱老总笑容满面，举手向师生们致意。

　　视察完毕，崔贯一安排朱老总到学校办公室休息。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茶边吃瓜子。朱老总说：“来云阳镇就听说培英小学办得好，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接着仔细询问了办学经过，现在有多少学生，多少教师，开些什么课的情况。王柏栋，就将崔贯一如何面对大批儿童失学自筹资金办学，如何聘请地下党员任教，又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以及自己负担所有开支免收学杂费，给学生发书本文具等细说一遍。朱老总听后高兴地对崔贯一说：“你办了件大好事。既为革命培养了人才，又掩护了党的活动。要把学校好好办下去，为中国革命和抗战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朱老总讲完话，王伯栋说：“培英小学校风好，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好，学校有篮球场和网球场，这在正规学校也很少见。”

　　朱老总高兴地说：“崔校长，注重体育很好，没有好身体怎么干革命?不知你们学校的篮球打得怎么样?”王伯栋在一旁说：“朱老总篮球打得好，你们培英小学敢不敢赛一场?”崔贯一笑着说：“只要朱总司令有时间，欢迎您来打球。”

　　过几天，朱老总和机枪连战士为一方，培英师生为一方的军民篮球赛开始了。培英小学师生和附近许多群众观看球赛。朱老总年龄虽大，但跑动积极，投篮、抢球、带球的技术水平很高。赛场上气氛十分融洽，分不清红军和群众。场外群众为朱老总高超的球技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报以热烈的掌声。

　　1937年秋天，对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可谓是空前的多事之秋、灾难之秋。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芦沟桥事变”之后，加快了侵华战争步伐。日军轻取平津，危及华北，重兵进攻上海，逼近南京。顿时，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军驻守的华北战场则是一片败军之象，使日军侵华气焰更加嚣张。他们遂以三十万兵力，由北而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术，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时，国民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同意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将驻陕甘宁边区的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会后，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迅速赶赴云阳，主持红军改编。

　　“红军改编暨出征抗日誓师大会”，于1937年8月29日，在云阳镇的一处打麦场隆重举行。广场西侧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会场四周插满红旗;台柱子上和广场东侧标语牌上分别写着“坚决拥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巨幅标语。即将由第1军团、15军团及74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万名红军将士，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群情激昂地进入会场。培英小学和云阳高小师生按照崔贯一的安排，挥舞着写有“欢送八路军上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的三角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救亡歌曲进入会场，坐在红军战士前面，四周是云阳各界人民群众，数万名军民挤满了整个操场。

　　会场气氛十分热烈。红军将士同声高唱《炮火连天》、《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歌曲。歌曲声震天宇，动人心魄。培英和云阳小学师生们齐唱《再见吧!在前线上》、《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动员已是紧要关头，别让那29军孤军苦战，再不让日本强盗侵占中国领土”;“你们前去吧，我们紧跟上，再会吧，在前线上!”歌声悲壮激昂，与会军民无不动容。

　　由红军号员组成的军乐队吹奏《义勇军进行曲》后，红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宣布大会开始。副总参谋长左权作了抗日誓师动员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意义的报告，接着，朱总司令传达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宣布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带领红军官兵宣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兄兄弟，奸淫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随后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讲话，然后，即将上前线的八路军代表，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壮语，表达了他们抗日杀敌的决心。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的崔贯一和学生代表崔朝义、崔文锦先后在大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红军改编，希望红军多打胜仗，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任弼时宣布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命令全体红军官兵换军帽。总部首长全体起立，表情严肃地带头脱下红星八角帽，戴上缀着“青天白日”帽微的国民党军帽。

　　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十年仗，现在却变成了国民党，红军广大将士对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穿国民党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抵触情绪很大，有的哭鼻子掉泪，有的摔帽子闹情绪，有的甚至骂娘，要求离队。为帮助干部战士转好思想弯子，各师领导干部于会前大会讲，小会讲，甚至下到连队进行说服解释。此刻，红军官兵们的心情依然沉痛，但都记着邓小平、左权等首长给他们讲的道理：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都顾全抗日大局，含泪将红五星军帽装进自己挎包里珍藏起来。

　　这时，红军官兵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发扬红军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响彻云霄，八路军将士和人民群众热血沸腾，同仇敌忾，恨不得立即飞向抗日战场杀敌。

　　最后，一位穿着八路军军服的外国人讲话，这就是乔治•海德姆(马海德)。这位美国炼钢工人的儿子，早在红军会宁会师时就是红军战士，不久又加入了共产党。他一到台前，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用汉语说：“我们欢送八路军到哪里去?到华北前线去。去干什么?拖住日本侵略者的尾巴，打他的后沟子!”大家听着非常亲切，生动又幽默，发出了欢快的笑声。邓小平转过头低声问坐在他旁边的崔贯一：“后沟子”是啥意思?”崔贯一笑着回答：“陕西土话，就是屁股”。邓小平忍俊不住地笑着说：“要得!要得!”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抗日，堪称红军建军史和中国人抿抗日史的大事件。参观过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人或许还记得，馆内有一张关于云阳誓师大会的照片，这就是当年红军在云阳改编为八路军后，总部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的合影留念。

　　八路军改编后，原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文家大院门前，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的牌子，同时，出刊第一期《八路军军政杂志》。在云阳公开销售《解放日报》《共产党员》等报刊。八路军在云阳张贴了《告别云阳父老书》，战士帮群众挑完水，将场院扫净干净，与乡亲告别。第二天，下起濛濛秋雨，林彪(师长)、聂荣臻(副师长)率115师一万五千余名将士，从云阳镇东门出发，过澄城、合阳等地，取道黄河西岸的韩城，从芝川镇古渡口渡过黄河，进入晋东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崔贯一率领师生和群众夹道欢送，依依不舍地与红军挥泪告别。

　　此后，相继改编的由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120师、刘伯承任师长的129师，也分别于9月初，在泾阳县桥底镇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改编出征誓师动员大之后，挺进晋西北和晋东南抗日前线。9月6日，八路军总部及直属机关撤离云阳，奔赴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县，领导和指挥全军抗日。崔贯一和抗敌后援会再次组织数千群众欢送。

　　自8月底至9月初，改编后的八路军总部和3个师、4.5万将士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在这纵横数百里的中国西部国土上，山山岭岭，大路小路，到处战马奔驰，步兵跋涉，一派浩浩荡荡、雄伟壮观的景象。沿途村庄、集镇的群众，纷纷箪食壶浆慰劳军队。红军则一路散发着各种颜色的传单、布告，宣传抗日保国。

　　后方，就是杀敌战场

　　工厂，就是抗日阵地

　　朱总率红军总部渡过黄河后，于9月23日进抵山西五台。当日，朱德、彭德怀电令从云阳誓师出征的林彪所率115师立即向平型关、灵邱一带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115师进人阵地之后，在国民党友军的配合下，于9月25日，一举消灭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粉碎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捷报传来，云阳沸腾了。以支前抗日为己任的崔贯一受到极大鼓舞，他立即抗日救国会和师生骨干开会，连夜部署祝捷活动。然后点燃汽灯，书写大批祝捷横幅、标语，零晨会同八路军留守处的同志一道张贴于全镇。白天又组织云阳地区各学校在云阳小学召开“庆祝前方胜利大会”， 崔贯一主持并发表讲话，宣讲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鼓舞广大群众和师生支前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号召社会各界立即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开展募捐和踊跃参军，支援前线抗日。

　　会后，崔贯一顾不上松一口气，更加满腔热情而又繁忙地工作起来。

　　首先，他主持成立了以崔朝义为主任的“泾阳北乡抗敌后援会”，领导师生深入各地开展宣传募捐活动，将云阳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仅数天，当地群众就捐献出大批支前物资，其中棉花就达2500余斤。崔贯一直接领导的两校师生还纷纷写信慰问前方将士。

　　崔贯一异常激愤的心情还没平静下来，中央青年部部长冯文彬率乐少华、何志诚及一个班的青年战士，从延安来到云阳。他们来的使命是准备举办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为边区和全国培养抗日救亡工作和青运工作干部。崔贯一积极向冯部长介绍当地情况，帮助选定培训地点，协助做好培训班筹备工作。于是“中央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很快成立了。朱德为青训班名誉主任，冯文彬为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后冯调走，胡乔木为主任。青训班先在斗口农场开办，后青训班由边区扩大到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包括国外华侨络绎不绝地来参训，青训班的影响和规模越来越大，原址容纳不下，崔贯一积极出面帮助协调解决，青训班先后移至云阳镇城皇庙和安吴堡，史称“安吴青训班”，就由此而来。

　　崔贯一心里清楚，支持青训班就是支持抗日。因此，他把青训班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青训班从开班和此后各班培训，始终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直接而又持续的帮助，青训班与崔贯一、培英小学、云阳小学也由此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深厚友谊。青训班共产党人和学员经常主动去培英、云小任教、作报告和开展联谊活动，学校抗日宣传队与青训班宣传队时常同台演出。凡举行重要活动，青训班与两校也互派代表参加。崔贯一还组织优秀学生加入青训班发起的“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合会”，联手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青训班从1937年10月创办到1940年4月，共办4期，培训青年干部12000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青训班撤离时，班主任胡乔木拉着崔贯一的手说：“青训班培训了大批优秀干部，为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都不会忘记，这功劳也有你崔贯一一份。”

　　抗战初期，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一些工厂倒闭，军用民用物质极为缺乏，特别是必须的纺织品更为奇缺。陕西虽为抗日后方，但工厂很少，原料缺乏，技术落后，制造日用品能力很差。崔贯一虽然一直在积极储粮筹款，千方百计组织物资支前，但他作为抗日救国会主席，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又越来越感觉力量微薄，支前供不应求。于是他在焦虑中很快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自己办厂生产支前物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之后，崔贯一决定在自己领导的培英小学开办附属纺织厂。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办厂，谈何容易。崔贯一在各方顾问和求助中就遇到种种障碍和阻力。有人说办学就办学，办厂是不务正业;有人担心缺资金缺人才，办不起来，不肯支持;更有人说有种就到前线去打仗，何苦在后方折腾。对这些议论和蜚语，崔贯一坚定地回答：“救亡不分前方后方，学校、家乡就是战场;抗日不论扛枪务工，被服、物资就是弹药。前方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办厂决心决不逆改。”

　　崔贯一说到做到，迎难而上。他一面选调部分学生和驻地青年在学校开设纺织职业班，培训纺织技术骨干;一面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以入股的方式筹措资金，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员，终于1938年初建成了命名为“培英纺织厂”的渭北乃至陕北地区第一座现代纺织厂。

　　纺织厂根据抗日前线需要安排和调整生产，由起初生产各类布匹，很快发展到生产毛巾、袜子、粗呢和毛毯等，各类被服物质源源不断地支援着直接在前线抗日的八路军。后来还支援了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由爱国将领赵寿山统帅的国民党38军。使纺织厂成了抗日军队最早的后方“军工厂”。

　　1939年初的一天，一位与崔贯一年龄相仿的国民党军官，突然来到云阳镇找到崔贯一。崔贯一一见是他渭北中学的同学杨晓初，便让到校舍，沏了茶边喝边聊。崔贯一说：“据我所知，杨兄在前线抗日，怎有空来大后方见我?”

　　杨晓初开门见山地说：“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崔兄是支前模范，为兄我甚为钦佩，今天我慕名而来，一来是想看望看望老同学，以了却思念之情;二来是想请你支援我一批物资，以解前线抗战之急需，不知崔兄意下如何?”

　　原来，崔贯一的这位同学在国民党38军任军需处长，眼下，抗战将士急需物资补给，他作为军需处长正发着愁，当听说云阳镇崔贯一领导的后援会物资生产很兴隆，支前工作很活跃，就专程前来求援。崔贯一痛快地答应：“这没问题。统一战线嘛，我们理应支持。”然后半开玩笑地说：“若不是抗日，你们奉蒋剿共，你连一根线都别想得到。”

　　杨晓初也严肃地说：“理解理解!现在我们可是在前线浴血奋战哟，赶出日本鬼子是咱们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嘛!”两人一起笑了一阵后，崔贯一陪同杨晓初参观了生产车间，然后就支援物资商谈了细节。

　　为筹足急需物资，崔贯一组织全厂人员加班加点生产。不几日，杨晓初派来了军车，拉走了一大批布匹、毛巾、毛毯和粗呢等物资。38军军长赵寿山得到杨晓初的汇报后，深为崔贯一无私支援抗战的行动所感动，特别让杨晓初转话，表达他的谢意。此后，38军与崔贯一来往更加密切起来，崔贯一几乎将纺织厂生产的多半产品支援了直接在前线对日作战的38军。赵将军所部38军的军官培训班也向崔贯一领导的两校大开绿灯，先后四批接纳两校优秀学生40余人参加38军军官培训班培训，有的接受培训后，被任命为38军和八路军基层军官，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一直打着交道的赵寿山、杨晓初与崔贯一后来都成了好朋友。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将军率部起义，蒋介石通缉全国，地下党将尚在白区的赵将军亲属接至崔贯一家中潜住数月。不久，崔贯一按地下党指示，让赵将军儿媳打扮成村妇，骑着崔家的骡子，安排专人送至陕北，所乘骡子也便有幸“参了军”。

　　崔贯一深知，一支独秀不是春，培英纺织厂有限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抗日前线的全部需求。因此，他依靠培英纺织厂的技术力量，积极支援其他地方建厂，以期更好地支援前线需求。1940年，培英纺织厂帮助陕甘宁地区赤水县建立了纺织厂，崔贯一派去技术人员，并供给该厂大部分设备及配件。

　　赤水纺织厂建立后，与培英纺织厂一起，源源不断地为前线将士和陕北红军提供着被服等物资支援。同时也为改善边区政府、当地民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培英纺织厂又帮助泾阳建成了崇文纺织厂和毅成纺织厂。从此，支前抗日和满足边区军民生活需求状况大为改善。这些纺织厂为振兴民族工业，特别是支援抗战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人们没有忘记，这一切都凝聚着崔贯一的汗水和心血。受到他直接支援的部队将士风趣地赞扬他：“崔贯一是我军不穿军装的后勤部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转枪口打内战，国民党渭北专员陈建中、白薄轩下令：“哪里发现崔贯一，就在哪里就地正法!”崔贯一毫不畏惧，巧妙周旋，一如既往地从事革命活动，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并掩护了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及云阳地区的优秀青年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陕北。

　　1947年以后，以支前抗日而闻名的崔贯一与金融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出任泾阳县银行行长后，调至西安市军管会金融处，负责接管国民党驻西安银行及私人银行。建国后，又先后担任西北区行合作处处长兼省、市合作处主任、放款处处长、农村金融处处长、陕西省农业银行代理副行长、人民银行西北区储款处处长等职。

　　1957年12月20日，一份人事任命报告呈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案头，周总理仔细阅后，不觉眼前一亮：噢，崔贯一!

　　早在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云阳视察时，有关人员向他汇报工作和介绍当地社情时，就曾特意介绍过崔贯一的事迹。1956年崔贯一率团赴京参加全国农村金融先进代表大会时，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此刻，周总理在脑海的记忆里，很快与在云阳听说和在北京见到的崔贯一对上了号，便自言自语道：抗日支前功臣，到底是好同志啊!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起笔签署了“同意。周恩来”几个字，崔贯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

　　不曾沐浴抗战的枪林弹雨，却为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提供着有力支援;没有穿过八路军军衣，却被誉为不穿军装的“红军后勤部长”。作为中国工农红军请缨杀敌的会师地和八路军誓师抗日的出发地，云阳早已与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一起，永久地载入了史册;而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为支援抗战作出卓越贡献的崔贯一，也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注】：本篇是受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之托，依据各类史料和访问，为纪念抗战胜利而作。文中重点记叙的是崔贯一抗日战争期间支前抗日的事迹，其他方面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迹还很多，本篇尚未记叙。

　　【作者简介】

　　姜启德 陕西省城市金融学会秘书长(副总级)、《陕西城市金融调研》常务主编;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先后发表文学作品110万字。出版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著作6部，获各类文学奖50余次。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16 17: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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