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崖华侨、港澳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
2019-01-22 10:41:53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琼崖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除了在政治上大力支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输财助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据有关史料记载，仅1939年4月至10月，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救济琼崖难民会就收到马来亚各埠分会救乡捐款：港币4.6万多元，叻币4.1万多元、国币1.5万多元。琼侨募捐，主要形式有月捐、特别捐、献金和义卖等。广大华侨提出“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口号。新加坡的“琼崖励志社”、“一心联谊社”等10多个进步团体，首先掀起募捐活动，有的捐现款，有的捐衣服，有的捐献金银首饰等。在各行各业的华工，采取月捐的办法，每月领工资后捐数元。有些商人一次募捐数百元，甚至有上千元的。侨领郭新一次就捐叻币1万元，王兆松捐1万元，符致逢捐8000元，王谟仁捐6000元。募捐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南洋各地琼侨在募捐活动中较普遍的办法是卖花筹款。新加坡“琼州会馆”和“援冯委员会”发动各工会工人和学校学生，走上街头“卖花”筹款。特别是逢“七七”、“九一八”以及孙中山诞辰等重要纪念日，由华侨学校师生和社团会员自制纸花，分区向客店和住户劝售。侨胞买花的热情很高，大家奔走相告，争相购买。一般已买花的则将收据张贴门口，也有些人家或客店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购买纸花的。胸前吊着纸盒的卖花队走过之后，客店门口无一遗漏贴着五颜六色的收据。收据颜色各异是由于花的售价不同。筹赈会规定：“名誉花无定价，一等花叻币十五元，二等花十元，三等花五元”。新加坡琼侨售花，一日可达20余万朵①。据当年新加坡报刊的不完全记载，琼籍华侨参加售花的单位有育英学校、醒华学校、育英侨友会、琼崖励志社、后港琼南筹赈办事处以及符氏社等宗亲社。他们边卖花边宣传：“同胞们，伯伯叔叔们，为家乡抗日救亡，请买一束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买花的不但有琼崖华侨、广东华侨，甚至连外国人也争相购买。1938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筹赈会发动制花30万朵，仅育英学校就制作了2万朵。当时有新闻说：“广帮、琼帮、潮帮、客帮、福帮及三江帮募捐委员会，均分组队参加卖花，协助劝募献金，各队自晨至夜，奔走终日，备至辛劳，爱国热诚，令人感奋。”

　　新加坡琼侨的爱国爱乡义举，很快影响到南洋各地。马来亚各地侨团纷纷声援抗日救亡。1937年10月21日，马六甲琼州会馆等27个侨团通电南京行政院：“暴日侵华，举世愤慨，我军英勇歼敌，屡建奇功，侨情兴奋，愿抗战到底，收复失地，誓为后盾。”紧接着，凡是有华侨的地方甚至偏僻的小埠，也成立了筹赈会，各州首府设总会，附属各地的组织为分会。据《星洲日报》记载，琼侨聚居较多的柔佛州哥打路十三碑“为一弹丸之地，吾侨居是处者，多为劳动界及少数实业家，有客店四五十间，自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发生后，即成立筹赈会，对于救国工作，异常热烈，如乐认同捐、特别捐、公债票及派遣机工回国服务等救亡工作，莫不踊跃以赴冀尽国民爱国之天职”。《大战与南侨》载文介绍柏加埠支援祖国抗战的筹赈工作“亦不亚于他地”。1941年7月8日，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了马来亚一些小埠如笨珍、丰盛港、安顺埠等地的琼州会馆的琼籍华侨踊跃捐献支援家乡抗日的实况。

　　戏剧义演是新加坡马来亚华侨集资捐献的又一种形式。参加义演的有专业剧团，也有业余剧团。专业剧团作巡回演出，业余剧团则为各侨团的戏剧爱好者就地演出。当时在新加坡的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三个游乐场，经常有各种剧种的抗日义演。琼剧名伶郑长和夫妇及一批艺人，在琼崖沦陷后途经广州湾逃难到新加坡，曾经组成兄弟班，编演宣传抗日的琼剧《打卢沟桥》等，深受琼侨欢迎。之后，他们曾到马来亚的马六甲、吉隆坡、芙蓉、槟城等埠演出。日军占领新马后，郑长和等人避难橡胶园，靠打工度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陆续回到琼崖。

　　设在越南西贡的越南华侨救国总会，除了发动华侨募捐外，还动员各华人商店进行义卖救国活动，以商店商品比原价高一成到二成卖出，然后将一天义卖的收入全部或部分捐献支援家乡抗日。据不完全统计，参加义卖活动的商店达50%以上。

　　南洋琼侨和港澳琼胞通过各种渠道募捐了大批金钱、物资和药品，支援琼崖抗日斗争，救济流亡广州湾(今湛江)一带的难胞。据后来参加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部分团员不完全的回忆，香港同胞捐献了港币20万元;新加坡琼侨捐献30多万元叻币;越南华侨捐助越币数10万元;泰国和其他南洋地区的琼侨也捐献了数量可观的款项。除现款外，各地琼侨和港澳同胞还捐助了大批物资，如药品、医疗器械、衣服、棉被、布匹、胶鞋以及文化用品等数万件。华侨输财助战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伟大义举，充分体现了华侨热爱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海外琼侨和港澳琼胞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家乡抗日斗争全力支持外，还组织起来回乡或留在侨居国，直接与日本侵略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马来亚丁加奴州，有3个铁矿，皆由日本人经营开采。矿工大部分是华人，其中也有琼侨。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华侨眼看敌人用华工开采的铁矿制造枪炮杀害祖国同胞，便奋起组织全体罢工。罢工后的爱国侨工得到其他侨胞的全力资助。“回梓者资助川资，留洋者代觅职业或暂行安置食宿”，资金由“新加坡同侨募捐叻币6万余元”提供。“仗义退职之龙运日矿华工数千人，自全体抵此间(新加坡)之后，深获侨众拥戴，资助慰问，频仍无已，连日各界或为工友推荐职业，或为照料回国行旅手续，殷切情意，益表高谊。慈悉昨日工友回国及获业者，又有多批。”

　　1942年初，日军攻陷新加坡和马来亚后，立即展开一场对华侨名为“检证”的大屠杀。当时日军搜杀的目标为华侨中的九种人：(一)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二)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三)南洋华侨爱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以及校长、教员和律师;(四)海南人(根据日本人的看法，海南人均属共产分子);(五)凡在抗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的中国出生华人;(六)凡是纹身的男性(依照日本人的看法，纹身男子皆为私会党徒);(七)凡是以义勇军的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的人;(八)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的人士，诸如太平局绅、立法议员等;(九)凡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的人士。1942年2月19日开始，日军把全部华侨一律赶出家门，分区集中，四周围以障碍物。荷枪实弹的日军森严把守，对华侨逐一“检证”，凡属上述九种人，一律扣押上汽车，载往偏僻处集体屠杀。1947年4月发表的《新加坡大检证案战犯审讯记》一文，对琼侨聚居较多的芽笼区有这样的记载：“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直落古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米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芽笼区是新加坡华侨惨遭屠杀的典型例子，由于琼侨是被搜杀对象，因而遭难的比例特别高，但在马来亚各地的琼籍侨胞，也同样未逃脱“检证”的劫难。据1947年华侨鸣冤委员会统计：“1942年2月22日及23日前后时日，无辜被杀中华民族优秀的侨胞，其数全马(包括新加坡)达10万之众。”琼侨是搜杀的主要对象，死难者也较多。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沾满了琼崖人民的血，也沾满了流寓他乡异国琼崖侨胞的血。针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不少南洋华侨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不少琼侨热血青年响应马来亚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华侨义勇军，分批潜入马来亚森林地带，在雪兰莪、森美兰及柔佛南北部成立4支独立队，在物资短缺、疫疾交浸的情况下，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的战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22 10: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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