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养工作
2019-04-30 10:40:32  来源： 团结报党派e家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毛泽东曾强调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迫切需要大批抗日干部，中共中央迅速调整教育政策，积极发展干部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等20多所干部学校，向抗日前线和敌后输送了大批人才，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6年6月1日，中共在瓦窑堡恢复建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出席红大成立典礼并发表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第一次大革命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还未完成的任务，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

　　1937年1月，红大一、二两科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2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所以，当时就流传着“抗大没有第一期，红大没有第二期”的说法。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大校训，被明确写进抗大《组织条令》和师生一致通过的《抗大誓约》。抗大的教学内容主要涵盖军事、政治、文化，教学过程贯彻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等原则。抗大的教育方针被总结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战争需要服务的原则，把战场融入课堂，把战例作为教材，探索出了一条边打仗边办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人才培养之路。

　　抗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红军部队。第一期第一科中的38名学员，大多是红军师以上干部，其中有罗荣桓(兼任抗大第一科政委)、罗瑞卿(兼任红大教育长)、刘亚楼(兼任抗大教育长)、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耿飙、张达志、贺晋年、莫文骅(兼任红大党总支书记、抗大政治部主任)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将领。

　　抗大的学期时长为每期半年到一年，只有第八期因参加整风而延长为3年4个月。从第二期起，抗大开始公开招生，编为4个大队和一个女生区队。其中一、二大队的学员主要是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还有少量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人。三大队学员主要是红军的营、连级干部。四大队学员大都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学生。这种按生源的不同进行分队教学的模式，成为延续始终的惯例。

　　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均由中共中央领导担任。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何克全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另外，苏联顾问李德也讲授过兵团战术。抗大的教师队伍逐渐壮大，到第四期时，全校已有各类专职教员200多人。其中，有艾思奇、徐懋庸、任白戈等文化名人。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干部战士一律实行供给制，仅发少量津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每月津贴五元，而抗大资深教师的津贴标准也是五元;如果是知名教授，则按十元标准发，比总司令还高出一倍。学校偶尔搞到些大米、白面，总是尽量给教师多分几斤。行军时，每两个教师配备一个公务员服务，配一匹马驮行李、书籍;宿营时，也要把光线充足和有桌凳的房子让给教师住。

　　抗大教学条件的艰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1936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红大采访时，目睹师生们的教学环境，深受触动：“这样的‘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以学习用纸为例，即可见一斑。边区原来没有造纸厂，纸张供应曾极度困难。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惊叹：“一张最普通的纸都是最奢侈的东西”。在连续十几所干部学校被创办起来后，纸张更加紧缺。即使马兰纸发明之后，机关干部、学校人员每人每月仍只能领用五张纸。抗大的学员们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只能就地取材：没有住处，自己挖窑洞、盖房子;没有黑板，用石板代替;没有粉笔，用黏土、木炭代替;没有纸，用沙盘代替;没有课本，自己抄写。甚至有学员以地为纸、以指代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毛泽东用“四个没有”概括了抗大的办学条件：“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抗大学员学习极为刻苦，晚上总是把配给的灯油点光、蜡烛燃尽，才肯上床睡觉，很多学员星期天也不休息，继续埋头读书。上级不得不下强制命令，规定学员星期天不许待在宿舍里，必须注意劳逸结合。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说：“在延安，最有名气的还是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在延水河畔，在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那高亢嘹亮的歌声。”学员何方回忆说：“我们在抗大，要早集合晚点名，集合起来就唱歌。一般一个连队有一个歌咏干事，自己先把歌学会，再教给大家，这些歌基本上都是救亡歌曲。像《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

　　抗大在歌声中成长，在歌声中壮大，9年里延安总校共招收八期学员，又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发展出12所分校，培养了十万干部。如抗大校歌中所唱：“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抗大亦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结束办学。

　　统一战线教育的模范——陕北公学

　　在河山沦陷、民族危亡的时候，延安是高举抗日爱国旗帜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国青年，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在国难当头之际，却怀抱共同的追求与目标，为了拯救被侵略者铁蹄蹂躏的祖国，从沦陷区、国统区甚至是万里重洋之外，不惜舍弃一切，奔赴延安。

　　为了将这些青年学生培养为抗战的中坚力量，193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型学校——陕北公学。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新就新在它是一所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毛泽东曾在一次为陕公的题词中写到:“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这样的学校,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37年10月19日，陕公正式开学，校址设在延安东关黑龙沟。次年7月，又在陕西关中成立陕公分校。中共中央非常关注陕北公学的建设，其领导班子和主要干部，经毛泽东同意由党中央直接任命——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兼任党组书记、副校长、关中分校校长。陕公的校训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校歌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毛泽东审定，歌词唱到：“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锻炼成胜利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首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陕公学员来自四方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统区来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陕公初期，主要教员有著名学者何干之、艾思奇、何思敬等。此外，李凡夫、李培之、吕骥、宋侃夫、何定华等有专长的人士也到校任教。193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陈昌浩、王若飞、徐冰、吴亮平等党的高级干部兼任陕公教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中央负责同志亦要到校作报告。

　　陕公的学习期限，普通班为3至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课程设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时事演讲。全部课程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比例配置。教学的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和教学相长。每天学习8小时，上课与自习各占一半。

　　为了到敌人后方去开展工作，1939年初，陕北公学动员1000名学员与抗大学员一同去晋东南根据地，开办了两个抗大分校;同时，以本校高级研究班为基础成立了大学部。大学部主要培养政治理论和行政工作方面较高一级的干部。学习期限定为一年。课程规定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史、哲学、马列主义，以及专题讲座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游击战争等。同年夏，陕公与鲁艺、工人学校、青训班等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山西太行抗日根据地，成仿吾任校长。11月，留在延安的陕公部分师生又恢复陕北公学(后期陕公)。

　　陕公是延安时期创办较早的一所学校,也是成绩卓著的学校，前后办学四年，为革命培养了近万名干部，创造了战争年代办学的经验,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富有朝气和凝聚力的“陕公校风”，即团结友爱、斗志昂扬、乐观向上和脚踏实地。正是这种“陕公校风”，吸引一批又一批青年奔向延安,进入陕公学习。就连茅盾的儿子沈霜随父到延安后，也执意入了陕公。许多中外人士著文称赞陕公是一所“很有吸引力的学校”。1941年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后期陕公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花季与革命同绽放——中国女子大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运动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注意于女党员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3月3日,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要求重视妇女教育工作。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共决定创办一所女子干部学校。

　　1939年7月，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正式开学，校址在延安北门外一带的土窑洞里。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女子大学，也是中共在1949年之前建立的唯一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女大历时两年多,先后毕业12个班，培养了一千多名妇女干部,为坚持抗战胜利与解放战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女大首任校长为王明，后由李富春担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教育长张琴秋，总务处长吴朝祥。女大的教员大部分由各机关干部兼任，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都曾为女大学员讲课。学员来自全国各个省，她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女工，有刚从敌人监狱里逃出来的女同志，有经过长征的工农女干部，也有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女学生。从入学文化程度上看，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不识字但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女战士。年龄平均在18至22岁之间。鉴于此，女大按学员文化程度，分别编了普通班、高级班、陕甘班与特别班。普通班学员，是从敌占区来的具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爱国女青年。高级班中，有一部分是红军中的妇女领导干部，还有一部分是从敌占区来的女高级知识分子。陕甘班，专门培养边区本地的妇女干部。特别班学员，则是参加过长征，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女干部。

　　女大的课程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问题、社会发展史、近代史、抗日游击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等。特别班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高级班里还分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中国问题等系，学员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参加某一个科系，做专门研究。此外，还设外语、速记、会计、医药等职业课程作为选修课。

　　女大创办之初,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女大办学,毛泽东带头捐助100元，周恩来把大批图书捐赠给女大。张闻天、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邓发、博古、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从各方面给予女大帮助。邓小平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送给女大一些马匹，张鼎丞把新四军的战利品捐赠给女大一部分。延安及全边区的机关团体也都给以女大支援，帮助解决教学、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女大还得到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关心和支援，很多朋友写信来询问女大情况，为女大捐款。

　　为了克服困难，在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女大提出“半农半学”的办学思路，学员自己动手，开荒种菜，丰衣足食。考虑到女性生理特点，女大在农业方面，主要种菜、植树、喂猪、牧羊;在商业方面，扩大原有合作社的日用品部和食品部,并自制豆腐、豆浆等;在工业方面，设立手工业工厂，编织羊毛产品、制造丸药，另有制衣车间、制鞋车间。1940年2至4月，女大缝制单衣近万套、制鞋600余双，不仅改善了自身生活，还将剩余产品售于边区财经部。

　　女大的众多学员尚未毕业，就奔赴工作岗位。1940年9月，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之前，已有100多人提前上岗。女大毕业生在工作中的表现很突出。部分学员被派往绥德征粮工作团，负责征捐救国公粮和寒衣代金。她们深入群众，耐心说服，圆满完成了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深为感动与高兴，特向女大致函感谢：“贵校同学颇能深入群众，收效不少。”

　　中国女子大学的创立，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埃德加·斯诺十分关注女大，曾拍摄了题为“女子大学的露天课堂”“女子大学前的女哨兵”等珍贵照片。他说：“延安教育机构中最新的一个部门是女子大学，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亚马逊大学’(亚马逊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战士)”，“在陕北人民的生活中办起一座女子学校，这简直无异于发生了一次地震。”在女大创办一周年前后，受其影响，三民主义青年团决定成立妇女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出要成立妇女部，国民政府才开始拟办妇女师范学校。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4-30 10: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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