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山东清河区（1937—1944）（叁）
2015-04-23 09:33:33  来源：潍水闲人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清河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山东清河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清河特委、清河地委和清河区党委三个时期。

　　一、清河特委时期

　　1938年5月中下旬，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成立了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金明，宣传部长姚仲明，民运部长赵明新。当时在清河特委领导下，有历城、桓台、临淄、博兴、广饶、寿光、益都、淄川、博山、临朐、诸城、安丘等县。

　　这个地区早在我党建党初期就有党的革命活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博兴、益都等地党组织曾先后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虽在武装暴动失败后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受到破坏，但到抗日战争前夕，党的组织又有了恢复和发展。如1936年8、9月，成立了寿光工委，书记陈绍卿，组织委员陈梅五，宣传委员陈耀三。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山东省委领导下，于1937年11月上旬，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同志在长山县长山中学成立了党小组。在鲁东工委领导下，于1937年12月，成立了益都县工委，书记胡维鲁、组织部长李云鹤、宣传部长冯毅之；1938年2月，成立了博兴县委，书记王博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韬，宣传部长傅敦吾，统战部长相炜，交通部长蔡恩溥，青年部长韩洪甫；成立了广饶县委，书记延春成，组织部长任成书，宣传部长董直夫，武装部长吕秩斋。在山东省委领导下，清河地区党组织趁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仓惶南逃的时机，发动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

　　1938年5月，清河特委成立后，到10月份，又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决定，将清河特委所属胶济路以南六个县（淄川、博山、临朐、益都、诸城、安丘）划出，另行成立淄博特委，清河特委同时改组，书记仍为霍士廉，组织部长李文，宣传部长赵明新，统战部长李云鹤，青年部长刘群，妇女部长徐欣。清河特委的建立，加强了党在这个地区的统一领导，使清河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对党所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进行了整编。与此同时，对各县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调整，加强了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和地方武装工作。7、8月间，派张文韬为寿光县委书记；韩洪甫为博兴县委书记，蔡恩溥为组织部长，李干为宣传部长。10月份成立了临淄县委，马巨涛为县委书记，毛丕森为组织部长；成立了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边县委（后改为长桓县委），书记孙铁民，组织部长马同贵，宣传部长邢淑军，军事部长张冲凌；派相炜为广饶县委书记，刘信为组织部长，李荆和为宣传部长，王林为青年部长，徐清莲为妇女部长。益都县委书记李云鹤调清河特委工作后，胡维鲁继任益都县委书记。同时，特委还从部队抽调李寿岭、王心崇、刘博泉、程雨村、刘矫非、孙小康、吕洗尘、石侠生等党员干部，分别派到长山、邹平、章丘、历城等县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在清河特委领导下，各县党组织，加强了党的建设，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发展了数百名党员，建立了一批基层党组织；加强了群众工作，大部分县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团，组织了工、农、青、妇等各界群众抗日团体；着手建立地方武装。

　　二、清河地委时期

　　1939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派景晓村任清河特委书记（随后清河特委改为清河地委），苏杰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李云鹤任统战部长，刘群任民运部长，夏戎任青年部长，王大任妇女部长，刘洪轩任秘书长。同时，充实健全了特委机关，进一步明确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思想，展开了大规模的创建清河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清河地委在领导区内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大量发展党员，扩建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的工作中，批判和纠正了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吸收在革命斗争中大量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入党，从5月到10月，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内，党员就由9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在其控制地区，绝大部分乡村建立了党的总支、支部，在游击区和敌伪顽占区，也建立了一批党支部。

　　加强党员的教育和审查，进行巩固党的工作。针对大量新党员、新干部缺乏党的基础知识的状况，在党内普遍进行了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教育党员懂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路线和当前的任务、政策，划清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抗日群众的界限，提高了党员在抗日救国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了审查，纯洁了党的组织；对入党手续不完备的党员，补办了入党手续；原来没有填写入党志愿书的，进行了补填；介绍人不合乎条件或人数不够的，做了更换和增补；应有而没有候补期的，重新做了确定；未举行入党仪式的，补办了入党仪式。这些工作，对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起了很大作用。

　　健全支部生活，提高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要求支委会、小组会都要按时召开，每次会议都要学习文件或传达学习上级指示，讨论形势、任务，汇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组织生活逐步走上正规，有力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大量培养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在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地、县、区、乡党政军民各部门，财经文教各行业，都需要大量干部。而在抗日救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积极分子，发展了大量党员，为大量选拔干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地、县、区各级党委以及各部门纷纷举办短训班培养干部。经过短期训练后，大胆把他们放在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定期检查工作，经常帮助他们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这样做，使大批干部很快成长起来，适应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

　　建立和调整县委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组织机构。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基层党组织的不断扩大，相应地组建了新的县委和调整了县委领导干部。1939年5月，成立了邹长中心县委，书记李寿岭，组织部长王心崇，宣传部长刘博泉，军事部长石宝林，青年部长刘力夫；9月，成立了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同时撤消益都县委和广饶县委，益北各区划归四边县委领导，广饶各区分别划归四边县委或临淄县委领导），书记马巨涛，组织部长陈风九，宣传部长李荆和，青委书记杜之唐（后为赵国栋），妇委书记阎均，农委负责人刘作恒，工委负责人郝晋卿。同时，调相炜任博兴县委书记，胡维鲁、韩克辛相继任临淄县委书记。1940年3月，调张文韬任邹长中心县委书记，刘耀文任组织部长，何达任宣传部长；李寿岭任寿光县委书记，丁一民任组织部长，高立明任宣传部长；韩洪甫任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书记。不久，四边县委撤消，分别成立益寿、广饶两个县委。益寿县委书记韩洪甫，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广饶县委书记李荆和。

　　建立与建设人民政权。1939年7月1日，建立了人民政权性质的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边联防办事处，主任王子彬。7月7日，建立了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王兴国为县长。随后，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寿光县抗日民主政府、益寿临广四边县行政办事处等相继成立。同时，建立或改造了乡村政权。1940年5月5日，成立了清河区国民议会和清河区专员公署，选举景晓村为参议长，李人凤、孙鸣岗为副参议长，李人凤为专员，王兴国为副专员。人民政权建立后，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征粮收税，领导群众挖抗日沟，改造地形，做了大量工作，把中共党的政策以抗日民主政府法令的形式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更加有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大力发展地方武装。1939年9月，清河区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政委景晓村，参谋长许云轩，政治处主任毕秀清。各县普遍成立了县大队（独立营、团）、区中队，乡村普遍建立了自卫团，在全区逐步建立起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军事体制，更强有力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

　　广泛发动群众，大规模地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内，各县、区、村普遍成立了工、农、青、妇等各界救国会和儿童团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到1940年4、5月，先后成立了清河区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职工救国会和文化救亡协会。选举夏戎为青救会长，王月村、刘孟为妇救会正副会长，刘群为农救会长，吕洗尘为职工救国会长。这些群众抗日团体，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了持续不断地参军、参战和支援抗日武装部队的活动以及减租减息、民主改革等社会活动。

　　在清河特（地）委领导下，在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形势下，清河区小清河以南各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巨大成绩，不仅为长期坚持这块地方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开辟小清河、黄河以北的广大新区准备了极为有力的条件。

　　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苏鲁第一纵队及山东纵队首长的指示，从1940年2月开始，清河区武装部队，向小清河、黄河以北敌、伪、顽盘踞的地区挺进，开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广阔的海滨地区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除城镇及其周围地区外，基本上控制了黄河南、小清河北广大地区。

　　在进军小清河北的同时，清河地委抽调、训练大批干部，陆续派往小清河北各县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民主政权、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抗日团体，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减租减息、改造村政权，全面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0年10月，成立了高苑县委，书记马同贵，组织部长冯景灏，宣传部长孙健萍，武装部长孙明光，青年部长马澄清，妇女部长于克星；成立了高苑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孙明光。同时，成立了广北县委，书记张力群，组织部长王节亭，宣传部长张敬焘；成立了广北行署，主任赵子谦；成立了博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相炜；成立了蒲台县委，书记王友琴，组织部长王经楼，宣传部长张力生；成立蒲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雪亭。

　　三、清河区党委时期

　　随着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党政军及群众抗日组织的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改变。1940年10月，中共山东清河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博兴县纯化镇召开。根据山东分局指示，成立了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组织部长苏杰，宣传部长马巨涛，统战部长相炜，民运部长刘群，青年部长夏戎，工运部长吕洗尘，妇女部长王月村，秘书长刘洪轩。接着分别成立了清东、清西两个地委，清东地委（一地委）书记韩克辛，组织部长李寿岭（后为李文、程雨村），宣传部长李荆和（后为刘洪轩），青年部长王林；清西地委（二地委）书记张文韬，组织部长韩洪甫（1941年秋，由张仲明任组织部长，韩洪甫任宣传部长），青委书记杜之唐。1941年10月成立清中地委（三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孙铁民，组织部长程雨村，宣传部长阎川。

　　1940年12月，清河专员公署改为行政主任公署，行署主任李人凤。下设三个分区办事处，清东办事处主任马巨涛，清西办事处主任王子彬，清中办事处主任王兴国。

　　1940年12月，清河区在博兴县召开工、农、青、妇、文各界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清河区各界联合救国会，刘群、夏戎当选为正副会长。下设三个分会，清东分会长王林，清西分会长杜之唐、副会长韩豁，清中分会长刘作恒、副会长崔硕星。

　　1941年7、8月间，八路军清河区主力部队北渡黄河，继续开辟新根据地。到9月中旬，攻克国民党顽固派盘踞的沾化县义和庄，控制了垦（区）、利（津）、沾（化）地区，并与冀鲁边区初步打通联系。不久，成立了中共垦区工委，书记张辑光。随后，成立了清河行政主任公署垦区办事处，主任刘群。由于垦区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1943年在这里成立了中共清河区四地委，书记李文，副书记夏戎，组织部长王友琴，宣传部长刘洪轩。

　　1941年3月，日寇开始连续五次的“强化治安运动”，对清河区增加了兵力，国民党顽固派也纷纷公开投敌或暗中与日寇勾结，对中共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蚕食”、“清剿”，特别是在小清河以南地区，到处设据点、修碉堡、筑公路、挖封锁沟，进行分割封锁。清河地区的军民，面对着这一残酷严峻的形势，在清河区党委领导下，坚持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对敌人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

　　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斗争中，清河区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舞群众斗志。针对斗争形势的变化，对干部、党内外群众不断进行了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使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敌后抗日战争日益残酷的形势，早有精神准备，坚定必胜信心，树立勇于迎接严峻考验的思想，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坚持长期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9月9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政军民系统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的3%；指出精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工作效率。清河区党委、行署、清河军区遵照上级指示，从清河区的实际出发，本着切实整顿组织机构，精减党政机关，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原则，撤销了清中地委、清中专署，保留的少数机构合并到寿光县委、县府合署办公。将清河军区司令部下属6个科缩减为两个股，将政治部所属的保卫、组织两科合并；区党委宣传部与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合并；区党委所属的鲁迅文艺宣传队并入军区政治部耀南剧团等等。精减下来的人员一部分充实基层连队，一部分到垦区开荒或进学校学习或培训，对老弱病残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垦区各级党政机关也普遍进行了组织整编和人员精减。精减下来的“小兵”，有的进了渤海实验小学学习，有的进了耀南中学学习；其他精减人员有的编为垦荒队专门从事开荒种粮种菜；有的进入行署后勤单位从事各类生产。通过精兵简政，各级机关变得小而精，更加适应战争环境。县、区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一竿子插到底，直接达到各村，使政府法令得以迅速下达，问题能迅速解决。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为适应残酷战争环境的需要，解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某些不协调现象，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是指党组织从政治上对政权、军队、群众团体等一切组织的领导，是大政方针的领导。各级党委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清河区党委遵照这一指示精神，陆续调整了部分地委、军区以及部分县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以确保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有效贯彻执行。1943年4月，清河区党委调原清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林任垦利县委书记，兼垦利县独立营政委，原县委书记杨世保改任县委副书记。垦利县各区委书记也全部都兼任了各区中队指导员。这样一来，有力地加强了对分散性、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

　　加强小清河南各县干部和武装力量的配备，坚持被“蚕食”地区的斗争。寿（光）益（都）临（淄）广（饶）四边，临淄、桓台、邹平、长山等沿胶济铁路各县，是日寇“蚕食”最早、敌我斗争最残酷的地区，坚持这些县的游击战争，可以直接威胁敌人的交通命脉——胶济路和张店、周村、辛店、益都等日寇重要屯兵点，牵制敌人对清河、鲁中地区的“扫荡”、“蚕食”。1940年后，长山县八区是清河、胶东和鲁中联系的唯一通道，坚持邹平、长山县的游击战争，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1941年以后，分别加强了这些县委和武装部队的领导力量。先后派韩克辛、刘东海任寿光县委书记，庄中一为特务大队长；丁一民任益寿县委书记；李荆和任四边县委书记，陈景三、陈瑛分任特务大队长和政委，赵治安任县长；杨三友任临淄县委书记，李铁锋任县长，孙成才任县大队长；马同贵、李本荣、孙铁民相继任长桓县委书记，相子正任县长兼大队长；韩洪甫、张潍滋前后兼任长山县委书记，马涵三、李子久先后任县长，张永中任独立营长；杜之唐、克明前后任邹平县委书记，陈纪明任县长。在清河区党委和清东、清西、清中三个地委的领导下，这些县的县区党政领导干部和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守阵地，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1942年，小清河南的一些县委，分期分批地对农村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在整顿中，县委、区委指派党员干部，从支书、支委开始，对全体党员逐个进行审查评定，挑选政治坚定、斗争勇敢、工作积极的党员组成支委会，编入党小组；对在反“蚕食”反“清剿”斗争中消沉畏缩、表现不好，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党员，暂不吸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不作组织处理，以免伤害感情。经过整顿，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提高了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反“蚕食”、反“清剿”斗争的开展。

　　成立武工队，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各地、县边沿地区，成立了一些县、区武工队，深入敌区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瓦解伪军和伪政权组织；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上层人士参加抗日战争；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抗日团体，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

　　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开展非法和合法相结合的斗争。在被敌人“蚕食”的地区，抓住敌人建立伪政权的时机，通过各种方式，安排政治上可靠的党员或基本群众去当村长，进行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把伪政权变成由我掌握，为我服务的工具。利用这种所谓“两面政权”，征收公粮，探听情报，掩护干部和游击队的活动，并对敌伪进行各种形式的抗粮抗夫、填封锁沟等斗争，使被“蚕食”的地区，仍然控制在中共和八路军手里，成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实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分化、瓦解敌人。对死心塌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坚决镇压；对一般敌伪人员，采取争取教育政策。同时，采取夜晚政治喊话、记红黑点、开展一封信运动（动员敌伪人员家属写信）等各种方式，进行政治攻势，动摇瓦解敌人，不仅从政治上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还争取了一部分敌伪人员为我所用。

　　此外，区党委还派出陈凤九、刘雪芹、牟杰、高峰、王工峰、王锐、崔毅、刘德全、宗泽、吴连魁、焦英、王秉舟、李万顺等一批同志，到天津、济南和清河地区的一些县城，开展敌占城市和铁路沿线工作。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不畏艰险，机智勇敢，搞情报、搞物资，对于八路军作战和保障军需供给，起了很大作用。

　　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的残酷斗争中，清河地区军民作了巨大牺牲。在1943年上半年的几个月中，清西分区就有参谋长韩子蘅、地委组织部长张仲明、长山县长马涵三先后光荣牺牲。长桓县在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两任县委书记马同贵、李本荣前后被捕，壮烈牺牲在敌人刑场上。1941年1月，在益寿县东朱鹿事件中，就牺牲了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干部群众10余人，不久，县委书记丁一民也光荣牺牲。在敌占区工作的苏勋卿、刘雪芹、牟杰、李苦争、赵大学等同志，也惨遭敌人杀害，壮烈牺牲。

　　清河区军民经过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连续粉碎敌人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的胜利。到1943年夏季，在一次反“蚕食”战役中，就一举攻克、摧毁敌伪据点130多处，歼灭敌伪3000余人，收复了大片被“蚕食”的地区。

　　1944年1月，根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决定，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清河区的党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清河区的“肃托”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其实，所谓中共党内存在“托派”组织，本身就是无中生有，把“托派”与汉奸联系起来，更是无稽之谈。

　　清河区的“肃托”工作由区党委成立景晓村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具体工作由区社会部（部长李震）负责。“肃托”从1940年秋天开始，到1942年夏结束。清河区的“肃托”与泰山区等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领导上主观臆断,采取了刑讯逼供的办法,并轻信逼出来的口供，抓到嫌疑人后又轻易开杀戒，使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干部被误指为“托派”，有200余名地方和军队干部被定为“托匪”嫌疑，有几十名干部被逮捕、关押、受审，其中26人被处死。这些被错杀的人都是党和政府、军队的优秀干部，他们的死，给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清河区被冤杀的26人中，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参谋长鲍剑寒、八路军三支队政治部锄奸科科长石星桓。在地方上，当时临淄县搞得最厉害，被错杀的人计有临淄县县长张渔、县政府秘书贾明轩、情报科长王肖川、《群众报》临淄通讯站站长崔拾一等12人。

　　张渔（1906——1941），现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赵王庄人，省立第四师范的学业。曾在国民党博山县党部当庶务员。不久，他洞察到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枉法自肥的真象后，便愤然自去，先后在辛店私立通惠小学、县立西关小学任教。1938年1月日军入境后，在家乡组织抗日自卫团，投身临淄三大队，任一连（中队）连长。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调任临淄一区区长，1940年12月升任县长。

　　张渔由于出身贫寒，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爱好劳动的习惯。当了县长后，没有半点官架子，处处以身作则。在抗日根据地，挖掘村村相连的交通沟（也称抗日沟）是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战略措施。他以普通一民的姿态，每晚在工地和群众一块掘土、抬土。他常说：“干活不出汗，不象庄稼汉。”农忙季节，他带领机关人员投入生产，重活，推车挑担；巧活，扬场垛垛，他都干得来。至今，原临淄五区身经抗战的老人还怀念着说他是个“好庄户县长”。1941年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从30里以外来找他，要求住几天，再带点钱回去度荒。张渔看了看骨瘦如柴的孩子和衣衫褴褛的妻子，沉默了多时，说：“你回去吧!现在到处都很困难，部队也是扎紧腰带艰苦抗战，坚持到麦收就好了!”

　　就是这样一位好县长，在1941年6月被诬为“托派”，无辜受害。

　　除了这些被错杀的人，还有几十名被错抓的干部也受尽了磨难。

　　当时给某一个干部定为“托匪”嫌疑实在太简单、太随意了。如一个八路军电台的台长叶XX，曾听过报社一个编辑讲课，那个编辑被定为“托派”后，他也受到牵连，被抓了起来。还有一个清河区机关的干部，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性格执拗，不太虚心接受领导的批评，有人就说他有“托派”嫌疑，把他抓了起来，进行逼供，结果他胡乱供出了200多人有“托派”问题。

　　在“肃托”运动中，被定为“托匪”或“托派”嫌疑的，多数是知识分子，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领导机关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似乎知识越少政治越坚定，知识多了问题也多。

　　1942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即派人对“肃托”案件进行复查，使“肃托”扩大化的错误得以纠正。清河区当时也释放了被拘押的同志，并宣布平反。但对冤杀的26个人却没有平反昭雪。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错案一直迟迟未作处理。直到1981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以鲁发[1981]52号文《关于原清河区“肃托”遗留问题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下发后，原清河区在“肃托”中被错杀的鲍剑寒、石兴垣、张渔、刘巨卿等同志始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被追认为烈士。其中是党员的恢复党籍，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友，在政治上消除影响。

　　各抗日根据地“肃托”冤案的产生，充分证明了“左”的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事实告诫人们，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脱离群众，脱离广大党员，搞孤立神秘主义，必然要犯严重错误。各抗日根据地的“肃托”错误，正是因为在锄奸工作中脱离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锄奸机关搞孤立神秘主义，采取不正当的监视和告密等手段，办案中轻信通过逼供讯逼出来的口供所造成的恶果。它使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亲者痛仇者快，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23 09: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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