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英将军的自传
2020-06-17 16:50:57 来源：钟逸平 点击： 复制链接
黄埔军校代校长、教育长
一、童年景况
1888年(戊子)，1岁。2月26日生。
1891年(辛卯)，4岁。发蒙读书。冬丧父。
1892年(壬辰)，5岁。读家塾，习四书五经、学八股小题至10岁。因家道艰难，立志奋发图强，不敢懈怠。
1897年(丁酉)10岁。进白溪市大成书院。学策论，看史地，上县府出考幼童。
1899年(己亥)年，12岁。至省进明德学堂乙班，习普通学科，看到新化陈天华著《猛回头》小册子，痛言清政府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瓜分亡国，迫在眉睫，便想学陆军带兵革命，挽救国家危亡。适湖北武普通(即武备学堂)招生，因报名投考，头场被取;第二场复试，未等发榜，回家过年。
1900(庚子)年，13岁。正月十五元宵，深夜得信，复试被录。定十八日上午验貌，只两昼夜矣，因连夜兼程赶走500里，如时到场应验。不料是虚报18岁(考试限制要上18岁才许报名投考)，身长不够一根枪杆高，被屈。复于是年3月，考人新办的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高工，读一学期，即获免费。以后读书皆是公费，不要家庭负担了。
二、考送日本留学实业
1902年(壬寅)年春，15岁。湖南巡抚赵尔巽，饬由各校选送一批学生50名，赴日本留学实业。吾由实业学堂选送考试，被取，申送日本东京。初入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兼补习普通学科，不久迁神田区新化同乡会事务所与创办《民报》时担任编辑的陈天华同住，即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4(甲辰)年，17岁。留学生陈天华，见日本《朝日新闻》社论:“清国留学生良莠不齐，应请政府加以取缔”的文章。因而愤极，写了两昼夜的绝命书数万字，以警告我国留日学生，蹈东海(品川)而死。激起“取缔”风潮，留学生全体愤而归国。后来日本政府出面调停，开放学陆军的名额(原限定只能由北京练兵处，即后来的陆军部保送)，各省督抚亦可协商保送，因得改学陆军。
不料到振武学校检查体格又因眼病(害沙眼)就医，推迟了一年，始得进去。
三、改学陆军
1905(乙巳)年，18岁。入振武学校(学军事的预备学校)合格。但体力不强，器械体操，见而生畏，因发奋锻炼，每天息灯后起床，潜往树林中操一小时，用二十磅至一百磅的铁哑铃一对，锻炼举起。然后冷浴搓身。不到半年便体强力壮，对任何器械体操，无不运转如意。
1908(戊申)年，21岁。振武学校毕业。在国府台野战炮兵第十六联队入伍，当士官候补生。
1909(己酉)年。22岁。离开联队，进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肄业。
1910(庚戌)年，23岁。参加同盟会的小组“求知社”。当时许多人主张回国后靠搞兵变进行革命，入社的同志军、政界的都有，而以军人为主，军人如蔡锷、唐继尧皆是，政治家如宋教仁、张耀曾等皆是。
四、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1911(辛亥)年春，24岁。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计留日九年)。初任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入伍生总队(因当时北洋军队有打军棍习惯，恐学生受不了，故特设此队集中入伍，后便为陆军预备学校)炮队教官。
是年秋武昌起义，南下参加汉阳之役的炮兵司令部(曾继梧任司令，曾系求知社同志)工作。
1912(壬子)年，25岁。任湖南岳阳镇守府司令部参谋处长兼教练科长。不久，驻军袁润庵(日本士官第五期同学)旅所辖团、营、连、排长，都系曾继梧任湖南混成协主任参谋时招训的一批湖南陆军速成学生分发来协见习的，由曾亲自主管考勤，要求很严，引起他们的不满。曾继梧鉴于岳阳为湖南门户，为预防北兵入侵，恐兵力不够，曾呈请省政府批准添招新兵两个补充团，藉教练科的教练员(有广西干部学生百余人)来训练成军，以固北防。袁润庵受部下怂恿，伙同捏造谣言，说曾不相信该旅，特地招来补充团，准备撤换他们，竟带兵将司令部围住，抢劫一空，逼迫曾继梧下令解散补充团，遭到曾的怒斥。吾代曾晋省，控诉该旅造谣惑众，犯上作乱。主张严加惩办，藉申纲纪。……后因无结果，愤而辞职，到陆军部去当个小科员。
五、在陆军部做伏案工作
吾到陆军部后，在学习炮兵科当个一等科员(中校阶级)。
1914(甲寅)年，27岁。痛遭母丧。入部不久，常搞编辑陆军炮兵操典射击教范及军士、兵卒教科书籍，用部令颁行全国等伏案工作。初以为首都大部，不合理的事总会少些，谁知北洋军阀，自袁世凯以下，更是一群豺狼当道，无法无天。袁世凯公然欲做皇帝，洪宪筹安会，日益猖撅起来。其时，求知社同志蔡锷(反正时云南首义都督)，由袁羁绊在京，任经界局长已久，密谋倒袁护国，特遣士官五期同学石陶钧，赴美与黄兴密商，其联系缄件，由吾亲手转蔡。这时蔡在北京，特地肆意冶游八大胡同，并在家与妻吵闹不休，以表示意气消沉，绝无大志。久之俟袁防他稍懈，乘间潜返云南，发动护国军进攻川贵讨袁，迫使川督陈宦(陈离京入川时，曾向袁行三跪九叩首大礼，三呼袁大皇帝万岁)亦通电响应。袁被活活气死。洪宪祸国，始告结束。
六、再度赴日留学
1917年(丁巳)年，30岁。吾厌伏案工作，枯燥无生趣，乘北京派员赴日留学陆军专门(陆大交涉尚未办好)之议，携眷带薪，再度赴日留学，计入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普通、高等两科各一年，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一年，东京帝大造兵科研究一年，一共四年。
七、回湘援鄂
1921(辛酉)年春，34岁。湘督赵恒惕(求知社同志)等人，联名电邀吾回湘，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这时赵在湖南筹办自治，就是想独立自主，搞得轰轰烈烈，使鄂人亦感到北洋军阀王占元，盘踞湖北多年，贪污搜刮，搞得民穷财尽，不胜亡省之痛，纷纷向湖南请求出兵援助邻省自治。赵于是倡言联省自治，而有出师援鄂之役。吾任援鄂总指挥部参谋长，在赵李桥、羊楼洞，击溃王占元主力部队孙传芳部。不料洛阳吴佩孚乘王占元向他求援之机，派其师长萧耀南(鄂人)，率部轻易将王占元赶走，攫取湖北地盘，并假言调解，亲率靳云鹗、寇英杰等部，阻击援鄂军于汀泗桥，背水为阵，以示必胜。经过十一天的苦战，已将其全部击溃，退过咸宁去矣。因援鄂军当时正围攻北军未曾退出的五个团于汀泗桥的左翼，未及乘胜追击，致使北军获得整顿机会，复于次日拂晓，被其救援部队猛攻，终致全线动摇而失败。吴佩孚于全线溃败之余，正扫兴过河，登车大叹“完了”，“完了”，欲返洛阳，一闻前线转败为胜之讯，复乘兵舰，疾驶岳阳，炮轰援鄂军退路，迫使赵签城下之盟，投降了吴佩孚。吾再三劝赵，表面上可向吴虚与委蛇，骨子里还应站在革命立场，向广东看齐。但赵受到政学系的包围，有“再不要听荒(方)唐鬼(指我)、送(宋)它子军师(指宋鹤庚)的话了”之语。对吾建议口诺而心违，甘心背叛革命。从此便死心塌地地为北洋军阀吴佩孚做走狗，并勾结陈炯明和北洋军阀方本仁等，专搞破坏广东革命的勾当，而忌视湖南革命同志矣。
1922(壬戌)年，35岁。吾由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派赴日本看秋操，归途过沪，晤谭延闿，告以赵已坚决降吴，不可救药，非由广东来根本解决不可。劝谭随孙中山革命，到湖南发动倒赵，声讨其背叛革命，投降北洋军阀之罪。待湖南各军反赵拥谭酝酿成熟时，请孙中山下令讨贼，便可回湘，号召反赵各军，实现湖南的革命。适孙此时正在沪上，谭便竭诚投孙，即相随入粤，另由陈嘉会、刘步青诸人奔走联系，在湖南各军酝酿反赵。
八、参加讨赵
1923(癸亥)年，36岁。湘西蔡钜猷部，因烟土过路问题，公开反赵，赵遂翻脸出兵讨蔡。谭乃奉孙大元帅令入湘讨贼。委宋鹤庚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鲁涤平为讨贼军第二军军长，吴剑学为讨贼军第四军军长，蔡钜猷为讨贼军第五军军长，谢国光为讨贼军第三军军长，直趋衡阳，通电讨伐赵恒惕。于是谢国光、吴剑学诸部与赵恒惕的死党叶开鑫部，交战于衡阳湘潭之间。这时，第一军军长宋鹤庚在湘乡原籍，观望不表示态度;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亦不明白表态。宋、鲁内心，皆因部队不能完全掌握，只好如是以藏拙也。吾见势成僵局，乃以“拥赵、拥谭、自干、滚蛋”八字，即四个建议，派军法官胡耀湘，持赴湘乡，请宋任择其一，表示决心，以便实施，否则，吾将先行，恕不奉陪也。宋乃请吾面谈。相见之下，笑谓余日:“吾将决心滚蛋，赴沪休养。”遂以讨贼第一军军长任命状印信交余代行。并写信数封，招呼其所能掌握的部队负责人，要他们服从我的指挥调度，就相与分道扬镳而别。吾乃直赴衡阳，密嘱家属，即奔汉口暂避。但不久后，我的家被赵的亲信蒋锄欧带兵抢劫一空。
九、“九一”政变
吾南走衡阳晤谭，询及战况，知已成相持之局。适来衡途中，见到叶开鑫部朱耀华团(叶部有三个团，其中两团已上火线。朱是张辉瓒的内侄)正开赴前线，吾问张辉瓒曰:“你对朱能掌握否?”张曰:“这伢子，平素对余，倒是无话不从的。不过叶对他很厚，他是否有所顾虑，则非敢断言也。”吾因嘱张曰:“你马上派一亲信驰告朱，要他将部队就地停止，在炭团子附近宿营，他自己即来龟头市与我碰头。”吾乃与张先行驰赴龟头市相候。及与朱见面，吾劝朱马上率部回头开往省城，将赵恒惕逮捕，解送衡阳。朱坚持不肯。余一再晓以大义，乃允将部队开赴省城，把赵吓走，是可以的。只好如此再说。遂于9月1日同朱进城，向天鸣枪，赵果被吓走，不知去向。这就是所谓“九一政变”的实况。
吾一面召集宋所能使唤的部队，一面探索赵的行踪。第三天，确知赵已逃往醴陵车站。乃要朱派轻装部队一连，驰往捕赵解衡，朱又不肯，方感自己无兵的痛苦。这样在省主持了省政13天，终以孤掌难鸣，无所作为。赵此时已请得吴佩孚的援兵，开到岳阳，又将一、二两师各旅扩编成师，齐集岳阳。随即向长沙攻击前进。
十、讨赵之战
赵卷土重来，其势甚大。吾只好弃城过河，在岳麓山一带，将吾所召集诸部及朱团，与赵部隔河相战，继而有株洲、昭陵，淦田、朱亭等地之战。吾于渌口过河时，遭到唐生智的袭击，几濒于危。长沙好友邹序彬，闻知此讯，以为吾已死，竟望河而祭。这样苦战了33天，最后到了朱亭之战，鲁涤平亦因唐生智杀了他的妹夫，赵恒惕毫不帮他讲句公道话，遂愤而反赵，亦参加了朱亭之役。忽因陈炯明兵围广州，谭延闿奉孙中山电令，即率所部，驰解广州之围，遂中止战斗，全部南撤入粤。这支战得精疲力竭之师，甫抵北江，饷糈械弹，衣物费用都缺，急待补充;而江西方本仁军在陈炯明犯广州的同时，已南侵北江，将驻防滇军压过南雄、始兴，到了周田，只差一日路程，便欲夺取韶关矣。时已深秋，亦只好忍饥挨冻，顶住赣军，计分两路。鲁、谢、吴以其二、三、四军主力，沿始南大道堵击;吾则以第一军各部，由始南大道右侧，翻山越岭，向始兴河中流地段急进，以威胁赣军的左翼;但因地方偏僻，人民乍见兵来，皆被吓得坚壁清野，躲入碉堡，使我军求食为难，吾曾每天尽吃红薯。几经困苦，经过了11天的战斗，终由我派狙击部队，于第11天的拂晓，突击始兴城东侧高地，俯射县城，并威胁始兴，南雄大道的退路，才把战况扭转过来，逼得敌人狼狈逃退。遂一直追过大庾岭，将战事告一段落，并收降了赣军劲旅第九旅高凤桂部，报请谭延闿转请孙中山电令改编为赣军第一师，即以高凤桂为师长;并要余带高晋见。孙对我当面嘉奖，并赠手提机关枪八挺。陈炯明围广州之军洪兆麟部，皆系湘人，闻谭延闿带了卫队营入广州，以为湘军大部队已到，便齐声喊道:“我们湖南人不打湖南人。”随即自动撤围东去。这次战事就告结束。我在广东的湘军中，代理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之职。
十一、东征
1924(甲子)年，37岁。是年春，湘军休整未遑，孙中山令以湘军为主力，配合滇粤各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乃有河源、新丰之役。滇粤军之辅攻惠阳者，至博罗便停止不进，以致湘军突进新丰，又逢炎暑季节，新丰河流域，瘟疫流行，湘军又因南来不久，水土未惯，病死过半，遂致无功而还。
十二、北伐
是年10月，西北军冯玉祥等组成国民军，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逼迫其免去吴佩孚职务。冯等倡议孙、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共商国事于北京。孙命谭延闿为北伐军代总司令，率领湘、滇、粤、陕、闽、豫各军，由江西北进。吾适病发不起，所部军队，由宋鹤庚(这时宋已来粤，其内心对革命恐怕不是那么坚定的)兼领入赣。不料宋、鲁大闹意见;谭连叹:“伯雄(方鼎英号)在此，决不致此。”所谓将帅不和，指挥便乱，竟中方本仁诱敌深入之计。我部伙食担子走在前头，无准备、无目的地一直跟敌踪到达吉安，忽遇方本仁来了个猛虎洗脸式的反击，便若山崩瓦解、狼狈不堪地垮了下来，益发不可收拾矣。迨湘军跨过赣州，吾病稍愈，闻讯赶上，到南康遇谭，见面之下，便紧握吾手，叹问:“如何是好?有何面目见人!这样垮下去，所剩残兵败将，将何辞再向广东要钱呢?”我们一路同行，至大庾岭古庵观梅，谭再次追问怎么办才好，吾乃谓谭曰:“办法好歹总会有的，所怕的是您不能实行。”盖谭是有名的八面玲珑，不能不这样先打个招呼也。谭慨然曰:“我绝对负责实行，请拿出办法来吧!”吾乃要他下令所有官兵，都到南雄某中学待命，建议“整理”之策。吾于当晚将“湘军整理处”条例及编制表拟好，主要是一兵一枪地进行点验，以团为单位组编，有几团编几团。整理处设总监一人，谭自任之;副总监若干人，各军长任之;副监若干人，各师长任之。另设讲武堂一所，轮训官长。次日开大会提出讨论，一致通过实行。马上开始点验，编成七个团带一个营，军容整奋，焕然一新。
十三、任北伐军特遣总指挥
是年冬，“湘军整理处”成立后，吾任副监。时病体尚未复元。而所部第一师，约有枪5000余，人上万数，由宋鹤庚率领。宋受赵恒惕勾引，带往湘粤边区的汝城县停止不进，迭派代表来要我前往领导。吾明知其不肯回粤，谭亦极不愿我离开，但感于公谊私情，不能不一往，伺机另谋出路，以尽友道。适在大本营参谋长方声涛处，看见国民二军总指挥岳维峻，自河南发来约谭再度出师北伐，会师武汉，共同解决北洋军阀余孽萧耀南之电。因问方曰:“此电回复了吗?”方曰:“你们湘军是主力军，此役搞得这样溃不成军，还能会师武汉吗?”吾因汝城部队企图再度北伐，便建议说:“吾有计划。稍缓一个时期，当可实现此举。但须先请大本营给我以‘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的明令。吾将率汝城之师北伐。并希大本营参谋长亲缄赵恒惕，请其许我假道赴湘西。吾保证不出三个月，会同盘据该地的熊克武(熊号称5万之众)、蔡钜猷两部东下与岳会师武汉。这样答复可否?”方欣然照办。吾就率随身的卫队营驰赴汝城，宣布此策，博得全军欢声雷动。因遣专人持方缄。驰省要宋鹤庚(宋已做赵的座上客)面赵交涉。说明假道如得成功，赵可收回湘西数十县的地盘，是乐为的。但赵的回电，只是满纸欢迎我晋省欢叙，不及其他。知有变化，就向地方筹办一个月给养，电赵请准以田赋作抵，自选湘粤桂边区由宜章—临武—蓝山—宁远—东安—新宁—洞口—安江—辰溪—沅陵之线，用战斗行军前进。不料朱培德部王均，以北伐时在谭延闿指挥之下担任先锋，已超越吉安，谭忽溃退，并未通知他，故受极大损失，因而极恨湘军，乘我部通过他防地乐昌至九峰时，竟迁恨及我，而尾跟我部，放冷枪捣乱。迨我先头越过九峰，遇到唐生智部何键堵住去路时，使我进退维谷，只好爬到湘边高山之巅的一处平地集中，交给旅长汪磊领导，誓往长沙，牺牲一切，为部队收编向湘赵交涉，并嘱大家好好团结，不要乱动。自带徒手卫队一排，向衡阳唐生智的师部前进。不久，部队便被何键编散。吾晤唐生智，承其特别礼待，派专轮送我晋省，并赠光洋3000元。
十四、老友曾继梧保护吾脱险赴汉
吾抵省后，即往油铺街成劭吾家，吾友曾继梧，已闻信先在相侯。见面之下，慨然谓我曰:“你既冒险来省，赵恒惕想公开杀你，是不敢的，但要防他暗害。吾今拚了这条老命，来保护你安然脱脸就是。现在已5点钟，我们对好了手表，吃过晚饭，你就去省府会赵，到7点钟准定要回。如过时不回，我亲来省府接你。”吾于是与曾这样约好而去。至省府时在座的，赵以外，有宋鹤庚、唐义彬、邹序彬三人。相见后，赵即开口曰:“我们湖南的士官同学，人虽不多，可是想为桑梓做点事的心志是都有的。自你第二次留日，我们在湖南的十几个人联名打电报给你，请你回来，想大家同心同德为地方尽点心力。不料适得其反。对以往的事暂且不去谈，即如这回你带队伍到了汝城，我们连电欢迎你回长沙来叙谈，又不料你文不对题地答非所问;最后唐生智来电报告，说你有异动，你一意孤行到这种地步，我就只好回电围剿了。”赵言至此，便闭声不响。吾才接腔曰:“你还有话要讲吗?我是不是也可以讲几句呢?”于是宋、唐、邹齐声说:“可以，可以。我们今晚是同学谈心，大家随便谈，请即畅所欲言吧!”吾乃开腔曰:“我们以往对桑梓所作所为，如你所说，暂且不谈，是功是过，听后人评论去。但言这回我到汝城的事，早有大本营参谋长方声涛托宋转交你的信，说得很明白，但求你假道，给我率部赴湘西去，保证不出三个月，即协同熊克武、蔡钜猷诸部东下，与国民二军岳维峻会师武汉，将湘西数十县的防地交还给你，难道这也是我的一意孤行，值得你一剿吗?”吾言至此，宋鹤庚才从袖口里，双手抖颤，将信捧出曰:“唉呀!信还在我这里，忘记没有交啊!”吾才又曰:“既是这样，那末，就请看看这封信吧!”吾看手表，已快七点，乃起身曰:“曾凤老已与吾约好7点钟准定要回去。若到时不回，他就亲来省府接我。今7点快到了，我即请告辞。”并说吾尚有病没好，打算日内即回汉口家中休养，恕不再来辞行。我就这样起身，向外边走。他们虽无挽留，但吾已边讲边行矣。及到家中，刚好7点钟，曾便要陪我马上搭汽车赴湘潭，谓有一日轮已去湘潭，我们到湘潭购票上船，免人注意。迄抵湘潭，该轮因水浅中途折回长沙。于是又返长沙直趋轮船码头，购票上轮。凤老犹不肯回，必待轮船开走，他才回家。于是他站在趸船上，我在大餐间前台，两人又相对谈了一个时候，直至轮船开动，曾才谆谆致意保重而别。此老侠义，不减少年，吾每回忆及此，不禁热泪盈眶矣。
十五、再度入粤
1925(乙丑)年春。38岁。吾在汉口家中养病。谭延闿迭来电催回粤。一直延到夏天，吾由国民军二军岳维峻的参谋长刘化南(求知社同志)约往河南参观巩县兵工厂。复见报载奉军姜登选(求知社同志)督皖，杨宇霆(士官同期同学)督苏。于是又到蚌埠晤姜，到南京晤杨，察知北方力量虽厚，但皆军阀习气深，感到要革命，还是南走粤的好。这时孙中山、廖仲恺皆已西逝。吾于是年中秋前始返广州。见谭问曰:“承您一再电催返粤，不知有何驱使?”谭曰:。“系蒋介石相催，要你去帮办黄埔教育。此事本来总理在日已派廖仲恺前来接洽过，因那时你在湘军带有部队，不能抽身，遂未相告。今见你已在汉口休养，故尔迭电相催。”云云。吾乃问:“黄埔校长是蒋，教育长是邓演达，欲我去执粉笔耶?吾乃有病之躯，如欲我再为冯妇，实在是敬谢不敏。”谭曰:“本来当初廖来找你时，邓尚未来。后来见你暂难去就，汪精卫才介绍邓去。但蒋既找你甚殷，想必是另有妥当安置的。”吾乃曰:“既是这样，且看看吧!”吾正与谭谈话之间，蒋介石来晤谭。一见我在座，便欣然曰:“好呀!你来了。祖庵先生想已详细告知你了吧?我想明天就派王茂如(王柏龄号)来，接你去黄埔好吗?”我说:“好吧。待我稍事休息一下好吗?”蒋曰:“这好办。我叫茂如来，和你商量好了。”第二天，王柏龄果来，吾仍以稍事休息一下为辞，既未拒绝，也未即行。这样又拖了一个时期。适召开各军统一军事教育会议，当时广东的一、二、三、四、五、六军，皆有军事学校，湘军办的讲武堂，吾以湘军整理处副监名义，在那里帮忙，因此参与这个会议。
十六、组织黄埔军校入伍生部
1925(乙丑)年冬，广东召开统一军事教育会议，蒋以陆军总监身份，主持这个会议。会议结束时，蒋命邵力子以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的任命状给我，言明归校长直接领导。盖当时教育长邓演达只是少将级，而吾在湘军已任过代军长兼师长，并曾任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已是中将以上的级别了。前此谭延闿之所谓蒋会另有安置者，大概就是指此说的。吾于是重新组织新生入伍生部，副部长都定少将级。这时，第三期尚未毕业;第四期入伍生已成立两个团。后来，第五、六、七各期，每期都是4千余人，到第七期止，黄埔军校遂结束了。
十七、代行校长职务
1926(丙寅)年，39岁。当时黄埔本校，派系斗争激烈，主要有孙文主义学会(右)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左)两派。廖仲恺在世时，以党代表身份，遇到出了问题，即往讲一次话，都能顺利解决。廖死之后，便无人能起此作用。蒋介石身为校长，并无威信。盖孙文主义学会，骨子里就是蒋支持的。后虽由蒋勒令双方解散，但暗里斗争依然如故。是年北伐，蒋要我代教育长并以学校全权交我代行。又新派李济深为副校长。吾即拟定副校长的职权两条送阅。蒋以红铅笔圈掉，说:“我只给他挂一空衔，于你办事有益。若付以实权，则你将一事也办不通了。”但吾不肯接受校长职权，要求回第二军，参加北伐，到前方作战去。蒋谓:“本党命脉在黄埔。今以党的命脉交给你，责任何等重大，而你却欲回二军去带兵北伐!只要你把学校办好，将来还怕没兵带吗?”吾以实感派系斗争无法解决对，蒋复谓我曰:“这是一个党政问题。吾将党的问题拜托中央党部主席张静江先生;政的问题，吾将拜托行政院长谭祖庵先生。你遇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发生时，可去找张、谭二位代为解决。你只负带好学生的责任好了。”吾才说:“那末，吾对学员，就不能带有色眼镜看人，就是说，不论他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我都一视同仁。凡是好的，都要嘉奖;凡是不好的，都要惩罚。必须这样，才是公道，你同意吗?”蒋曰:“当然同意。”吾才接受下来。
十八、清党
1927(丁卯)年，40岁。吾在学校，开诚布公，全校师生，干劲冲天。到5月间忽然清党。蒋将后方广东的清党交李济深主持。……吾乃说;“既是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请给我一个时间。”李济深问曰:“要多少时间?”我说:“三天。二、请给我一点经费。三、在我要求的时间内，请对黄埔学校范围三里以内不要派一条兵舰、一个士兵来。这三件事能答应的话，我在清党期间内，绝对有把握。不致出乱子。”李问:“要钱干什么?究竟要多少?”我说:“这就是我的清党之法。在清党三天之内，不论何人，都可以请假支三个月薪，自由离校。如有困难，可支到五个月的薪。不过，这是要经过我的批准。将来报销时，不要为难。此乃不清自清之法。至云我有无调查，吾于接受代行校长职务时，有约在先，我对任何派系，都一视同仁。平素并不调查，这是得了校长同意的。惟政治部主任熊雄，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他的主张，认为国民革命乃共产革命必经之路。他在学校，是一有功人员。吾要他出国。他的需要，不在三、五个月支薪之列，要以出国川资及在外国能生活一年为度，这样来决定付给他的数目。”吾言至此，李皆一一点头同意。吾才回校，照样执行。三天之后，由本校特别党部，组织清党委员会负责清理。我这三天的时间，所有问题严重的人差不多都已离校他去。不过，后来李济深受破坏分子胡靖安(第三期生、江西人)等少数人的包围，使黄埔范围内(尤其是入伍生团)的清党，搞得乌烟瘴气，乱捕滥关，毫不通过负责的团队长。吾一直力争无效。向蒋恳求辞职，亦不准，只好电恳赴宁面报。及抵宁后，面恳坚辞，仍是不准。我说:“这样假名清党，违法乱纪，我无法再办。”蒋才说;“既有假借名义违法乱纪的话，请回去按纪律制裁可也。”吾才答应办完第五期毕业为止，无论如何，必须离校。蒋说:“好吧，到那时再说吧。”吾才回校，整饬纪纲。及到校时，那班违法乱纪之徒，早已离校他去。吾才安然将第五期办完。
十九、组织新编十三军参加北伐
1927年冬，蒋介石出国赴美。正值南京特别委员会，即李、白等人当权的时候，第八军唐生智骄横遭忌，七军李、白与六军程潜联合讨唐，自南京溯江西上，进攻武汉。李济深本欲挤我离开黄埔，遂利用我志在北伐已久，由其所率领的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总部主任，委我组织新编十三军(该军辖广东新编第一师，师长黄慕松，是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许克祥为第二师;湘西陈渠珍为第三师;黄埔教导总队改编为第四师)，以该军为基础，另以粤军李福林的一部。桂军黄绍竑的一部，滇军范石生的全部，编成北伐军中央军，由我率经湘南郴县，向长沙北进，再东向与第六、七两军会师武汉，夹击唐生智。吾已自郴县到了耒阳东湖墟之线。蒋介石忽自日本回到上海，发电探问我部行踪，并问我对他将要回南京复职有何意见。吾即复电:“如要复职，惟继续北伐，才有政治生命。吾当率部追随。”蒋复电称:“一到南京，即行宣布北伐。”要我速返韶关，再转道赣浙，赶来南京参加北伐。
我部乃中止北进，转向韶关南旋。先头将到韶关，发现帽子峰有滇军范石生部的朱德团在那里监视我部行动。吾嘱戒备前进时，朱团便在我部前头，相隔一日行程转进。我部返抵韶关，原拟休息三天，再转通北进。不料一到韶关，即接李济深电，谓已派参谋长张文提款20万元交来慰劳，并要我部即随张开返广州。吾知李、蒋暗斗已尖锐化，但吾志在北伐。因即改命部队，于次晨拂晓开拔，向南雄北进。迨张文抵韶时，吾已北走一日路程矣。而范部朱团，依然在我前头行进。吾不知范对我是何用意，老令朱团走我前头。范见我不待张文，又不同他打招呼，便一再派人追我约见，吾更不理他。方知朱团是脱离了他的掌握，特借我部为掩护，使范不能追及。吾与朱共同进至赣州。朱乃西向赣湘边区上犹、遂川、井冈山一带前进，安然与范脱离开了。吾则向东北雩都、宁都、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上饶入浙转趋南京。许克祥师即被张文留住未来(后交李宗仁指挥，第二次北伐成功到了北京，李宗仁当面要我收回许师，吾但谢谢而罢)。李济深乃通电斥我为共产军，要沿途堵截。这时广东军人的暗斗非常激烈，惠州镇守使兼第十八师师长胡谦(日本士官六期同学)，竟被师长李汉魂杀害，迫使该师官兵(营、连、排长尽是黄埔学生)北走，前来投我，吾乃令其向赣州集中待编，而以许克祥师的番号给他们，改编为新编第十三军第二师。
二十、被任津浦路运输总指挥
1928(戊辰)年，41岁。我部开抵南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接驻苏皖北一带前驻军的防地。蒋复派我为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吾正拟组织运输总指挥部，忽在谭延闿处看见蒋来急电，说济南惨案发生，问谭如何应付之策。谭接得此电，正急得团团转，一见我去，便交电给我连声问曰:“军阀尚未打倒，鬼子又来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吾料这是日欲亡我，到了最后阶段，必然暴露的狰狞面貌，除了准备和它拼斗以外，是别无办法的。因而笑谓之曰:“祸既临头急有何用。我且讲句笑话给你听，好吗?”谭怪问曰:“这么大的事来了，你还有笑话讲吗?”我说:“我这笑话与这件事有关联的啊!”谭曰:“那么，请快讲吧。”我说:“我们新化有句俗话，双手只能捉一条鱼。不知你们也有同样的话否?”谭说:“那还用讲，难道双手能捉两条鱼吗?”我说:“那么问题就得到解决了。现在我们双手用全部精力捉军阀这一条鱼，尚没有捉到，而济南惨案这一来，是从东海又来了鬼子这条大鱼，更非双手所能轻易捉到的。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继续北伐。济南惨案，暂由外交途径对付。待北伐成功后，再用新的办法去解决。”谭曰:“你这意思，我也曾想过。不过，这么大的事，如此对付，如果舆论攻击起我们来，又将何词以对呢?”
我说:“这很简单，如果有人攻击的话，就请他来对付，看他有何高见，拿出来大家讨论。我恐怕谁也拿不出第二个办法来吧!”
谭乃曰:“好吧，这就请你向前方去走一趟，向蒋介石当面去说，看他怎样决策。我们在后方，实在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来。”吾乃赴前方，向蒋转达此意。
蒋亦怕舆论攻击。经我同样解释，才决定将济南惨案电召王正廷去负责交涉;对北伐作战，继续不变。
二十一、接任第三军团总指挥
济南惨案交涉结果，日军答复强硬、非先惩办祸首，没有谈判余地。适吾正带军需处长漆英，找蒋商组津浦路运输总指挥部事宜。蒋复要我马上赴前线，接任第三军团总指挥职，继续作战。并要我力劝贺耀组顾全大局，接受处分。
吾乃将四十六军军部事，命参谋长周斌代拆代行，仅带卫士8名，驰赴战地高唐、禹城之线，与第二、四军团商讨作战方案后，又与第三军团的高级将领商讨今后作战任务。随即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
二十二、北伐告一段落
在我当面之敌，如孙传芳、张宗昌、白宝山之部，皆是湘人手下败兵之将。吾自临战场，率部向平原、三唐、德州方面之敌进攻。第二、第四军团沿铁路左侧(铁路除外)，吾沿铁路右侧(铁路线在内)地区，追击前进，敌竟不与我军接触，一个劲地逐步向北撤退。我军一直追到南皮、冯家口、孟村之线，忽遇风沙弥漫，自北而南满天飞扬，举目不见咫尺，正是我军北进最难，而为敌人向我袭击的绝好机会。我全军方虑此着，不如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地反向敌人猛扑。谁知敌人亦早料及此，竟不南来，反而亡命北窜天津，逃到山海关外去了。这样一来，便使京汉线上之敌，受到退路将断的威胁，纷纷北撤抢过天津。而称霸北京已久的张作霖，亦仓惶北退。竟被炸毙于山海关外之皇姑屯。、第二次北伐之战，就此告一段落。
二十三、蒋桂暗斗
第二次北伐告一段落之后，各路总司令、总指挥皆齐集于北京，李、白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本在武汉按兵不动，心想“胜则请相随，败则来缴械”，今见蒋介石已胜利，即假情假义地跟来北京，向蒋建议说，这次北伐，四集团军没有尽到力，愿追击奉军，以收拾残局。李、白所部，大都是唐生智的老底子(因唐的主要将领多系桂籍，并未撤换)，他自己的嫡系桂军，仅带来一个团作卫队。其所建议，又是“胜则功归己有，败则是唐的家当。”蒋介石亦将计就计，暗遣何雪竹，唤唐生智回来，给以20万元活动费叫他从桂系手里夺回所部，以制李、白。
果然，白祟禧得到蒋的同意后，便将其第四集团军沿津奉线的丰台、天津、塘沽等地摆着，自己则暗约奉军杨宇霆于山海关相会，订立以关为界，互不侵犯，互相呼应的密约;并同其参谋长叶琪在火车上商议，计划到廊坊下车向驻军讲话。不料车刚进站，尚未停住，叶忽发现站上所立欢迎唐总司令的牌楼，巍然犹在，因惊叫曰:“唉呀!唐孟潇回来了。你看这牌楼!”白转头看时，吓得喘不过气来，连呼:“莫停车，莫停车，速开车，速开车!”便将所乘车一直开回汉口。从此桂系李、白所篡夺的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部队，又轻轻地回到了唐生智的手中。蒋桂战争，也就如箭在弦上，不可避免了。
二十四、西山建议 特任胶东军总指挥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停在北京西山古寺上层。蒋介石以中山信徒自命，到北京后，即住此古寺的中层守灵，开会办公会客都在此举行。吾于其客少闲暇时，根据孙中山的遗嘱，向蒋建议曰:“总理遗嘱要我们打倒军阀，完成北伐。这次战役告一段落，可以告无罪于总理在天之灵矣。今后，我们所应做的便是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了。我认为帝国主义者很多，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将帝国主义者中最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我们的首要之敌。今后应该采取‘攘外以安内’之策，请对日帝定一准备十年的军事计划。济南惨案是日欲亡我，砍在我们脖子上的第一刀，如再不准备对付，则他的第二刀、第三刀随时可以砍来。眼看大好河山将在我们手上送掉，这岂是总理信徒们所应该有的行为吗?吾以为只要能以党、政手段对内，绝对避免军事行动，不搞内战自相残杀的话，有了十年的军事准备，日帝虽强，我敢包打。现在奉军主力虽已退出山海关，但还是悬挂五色国旗，据关顽抗。吾已派人与张作霖父子最相信的总参议杨宇霆联系了三次，奉军愿意前来投诚。但请你写一亲笔信，交我带赴山海关，把杨字霆喊来见你，一切由你当面交代。则奉军亦可不战而来归矣。”讲到这里，蒋很兴奋地以拳捶桌曰:“好，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做。”吾闻其声，如此爽利，非常高兴，以为总理有灵，亦当欣然色喜矣。但没隔几天，蒋忽找我谈话说:“刻下山东胶济路上有一股匪刘黑七，拥众数万，已有投诚之意。这个关系，在何雪竹手里，我要他交给你。可将第三军团，再加派缪培南的第四军，归你指挥，并赴该地，把他收编下来。胶东乃山东膏腴之地，有江南风味，什么特产都有，你去把他收编之后整顿起来，是大有可为的。”他一面讲，一面下手令，特任我为胶东军总指挥，要我率领第三军团，加上缪培南的第四军，马上开动。吾比即说明现任山东主席孙良诚是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一个总指挥，刘黑七是他防地内的一股土匪，难道孙自己不会收编吗?如要我去帮他忙的话，冯、孙是否同意呢?如果孙不乐意，我这一去，不免有挤夺他的地盘之嫌。将来他一多心，遇事与我搞起麻烦来，那时候，莫怪我不会办事才好。因我知道蒋已不满这次北伐，冯、阎都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山东、河北的地盘(商震是阎的一个总指挥，做了河北省主席)，独蒋一无所获，是欲为此亡羊补牢之举也。吾窥其实意在此，又在播下内战的种子，而置吾西山建议于九霄云外去矣，故特提醒之。但蒋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吾也只好受命而行。当即返沧州总部，布置部队开动。部队过了德州，正向山东境地开拔，忽接蒋自良乡(冯这时在此)发来一电，要我部中止胶东之行，将部队复员，各返原防，布置妥当后，走海道回南京相见。吾知定是冯有意见，故尔改变，果不出吾所预料也。
二十五、编遣会议后内战开始
编遣会议期间，废军改师，各集团军均在编遣之列，各怀成见，不欢而散。蒋不能鬯行己意，尤感不满。吾知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如一经发动，则将不可收拾，而济南惨案是日欲亡我之先声。此时各自保全力量之不暇，谁也不会存此国家危亡的观念了。吾即以病恳请退休，一再不准，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不久，部队调动频繁。吾知内战开始，必先西向讨桂，再北进讨冯，跟着讨阎，从此神州大地盖无宁日矣!
吾自北京初回南京时，谭延闿见我，便问曰:“你刚回来，可又要走了，几时走呢?”我反问:“走到哪里去?”谭曰:“中常会通过你去当福建省主席，介石没告知你吗?”我说:“内战的序幕已开，现在打仗要紧，其他一切，恐怕都谈不上了。”杨树庄(解放后当过福建省主席)且派代表肖某(在日本留学海军的)乘兵舰到上海来接我上任，皆不得要领而归。不久，我部调驻安庆，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即北伐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久住北京未归。报纸纷纷登载我将任安徽省主席，并刊登我的照片。这些消息一传，陈更不敢回任，搞得我非常不安。同时，宋子文(财政部长)、俞飞鹏(总司令部军需处长)都约我谈话，吾都淡然置之。因急电催陈速回息谣，实则吾内心早想摆脱一切而去。如主持省政，更难脱身。故任蒋对我怎样安抚，我都无心考虑，对前途也就未去推测。只因部队在身，交不出去，内心非常苦闷。
盖吾这时与蒋，已是貌合神离矣，这些情形，怎好透露出去，谭又何能知道呢?
二十六、讨桂
1929(己已)年，42岁。春初，蒋的部队西开讨桂之先，吾部开驻安庆待命。蒋忽在湖口兵船上以电艇接我相见，说湖北的胡(宗铎)、陶(钧)已被收买(代价300万元一个)反桂，致讨桂之战，急转直下，欣然有喜色。要我率部从九江上岸，直插粤汉路之咸宁、汀泗桥，去截击南撤之桂军;并谓湖南何键降桂，受桂系之命为湖南省主席，非常可恶。意欲加以讨伐。吾认为这样一干，是驱何死心塌地去降桂系，不如由中央亦加委他为湖南省主席，起码可以使何两面讨好，减少其对中央的敌意，充当中央与桂系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使我留有余地来应付整个局面，是有利的，蒋乃同意，就改变计划，以致造成何键向蒋、桂两边讨好而统治湖南达九年之久的局面。真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至今思之，吾真愧对三湘父老矣。
二十七、讨冯任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
讨桂结束后，我部自鄂西沙市、监利开回武汉，待轮东下，吾在汉口等候了一个时期。有人求我保释马世材(号子谷)，说是一个爱国青年。其兄马元材，曾在黄埔军校做过事，我都不认识。但吾向来爱护青年，不遗余力，一闻此言，立即找湖北高等法院院长张孚甲(与吾有旧)，托他查明，确有其人，关在监狱里。当即将马保释并赠200元托张转交，嘱莫来见，赶快离汉远走。不久，何应钦来当武汉行营主任，张孚甲往见时，何问:“你们法院里关得政治犯否?”张说:“有的。”何嘱造册送阅。张即将先后所关男女青年共500余人，都造名册送阅。何即批:“一律枪决。”比命机枪连，用机关枪一下子尽行扫射毙命。马子谷后来说:吾慢保出来几个星期，当与此50O余人一路归西矣。吾闻及此事，痛恨何应钦杀人不眨眼。闻何由日本士官毕业回国时，正值王文华因系贵州省主席刘显世的外甥这种关系，得揽全省军权，练新军三个旅，曾将何应钦及其同期同学谷正伦、张春委为旅长，委朱绍良为参谋长。何竟遗弃前妻巴结王文华，与王的胞妹结婚，从此更得王的信任。王有野心，欲挤乃舅的主席位置，密令何先去乃舅恃为左右手的财政厅长刘某处，将刘全家男女老幼，连婢仆一起共数十口，尽行杀戮。其残忍毒辣，灭绝天良，至于此极!其在汉口屠杀爱国青年，固是他的家常便饭，并不稀奇矣。后来，王文华被仇人刺杀于上海一品香旅社，何亦被刺于昆明(因贵州地盘被袁祖铭夺走，他们亦被赶走，逃难至此间)澡堂门口，子弹射入肩膊骨内，至今不能取出，成了两肩一高一低的残缺畸形。吾深恶张孚甲之只顾做官，太不管别人死活了。部队开往扬州不久，又移驻蚌埠随即准备讨冯。我奉命和方策先将态度暖昧的方振武所辖余亚农、阮玄武两军解决。余在安庆，由方策执行，结果方反被余挟走，后经我派蒋伏生团尾追月余，始将他救回。吾负责解决阮玄武军，因我部自讨桂不久即移驻埠蚌，对合肥、巢县一带地形比较熟悉，如何布置，早已脚有成竹。恰好阮部皆驻合肥、巢县一带，一经我部包围，阮玄武便被我软禁起来。阮知情况不妙，便严令所部不要乱动，静候解决。这时，蒋恐我亦蹈方之覆辙，一夜之间，连来四次急电，要我将阮玄武枪毙，以绝后患。阮似亦有所察觉，一再向我表示服从，并指灯泡为誓，谓如有二心，将来定遭红炮子穿心。吾鉴于唐生智(唐任西征军第五路总指挥，吾任第一路总指挥)已在黑石关，与冯部交火，吾如因毙阮而激起他所部叛乱，势将影响讨冯大局，故利用阮之怕死，要他好好约束所部，听候改编。这是我内心的打算，非蒋所得而知。故我对阮绝对担保，使其部队得安然开赴河南临汝战地，将冯所属宋哲元部击溃后，我部即尾追至潼关。我的总指挥部也移驻洛阳，以待战事结束。
二十八、脱离部队
宋哲元败退陕西。讨冯之役正告结束时，唐生智忽在郑州拥汪反蒋，自称总司令，将讨冯各军收买笼络，独对我部断绝接济，并密电洛阳警备司令万选才，以5万元悬赏换取我的头颅。幸其军长杨杰在我身边，杨与万有旧，万向杨透露消息，使我悉得此情。吾正因蒋发动内战，与我志趣相背，即藉此机会电蒋请求辞职，将部队交给副军长，俾便与唐联络，而使部队得以保存不致受困。吾乃与杨杰化装自偃师渡河。原想到焦作后，以日本同学关系同赴太原访阎，及见阎在河北对中央严密布防情形，知唐败之后，阎必反蒋，这时冯在山西。阎骗蒋说是冯已被他软禁，实则完全相反。冯阎正谋合力反蒋，吾认为兹事体大，匿往北京转道南回，见蒋之后，将所见告知，请速作准备。唐的问题不大，如欲用兵，不要十天，准能解决(后来只有七天便全部解决)。惟唐一解决，阎冯合反，恐非一两年是不易解决的。蒋闻吾言，急得满面通红。适宋子文来，吾就起身称病请假赴沪，从此便永远脱离蒋政权了。时在1929年的年尾。
二十九、革命同志社
1930年(庚午)年，43岁。吾抵沪不久，即组织“革命同志社”，主办《怒潮月刊》，力反内战以对日，宣扬内战是自杀政策。一面向有关部队密取联系，唤醒大家不要忘记济南惨案血迹犹新，到必要时，不论中央与非中央，凡有部队的，都应采取统一行动，枪口一致对外，决不再为敌人造机会。
三十、抗日会
1931(辛未)年，44岁。“九·一二”、“九·一三”两日，蒋作宾被任为驻日大使，接连来我家找我去做大使馆的武官，说是在总理陵前，奉蒋介石面谕，要我来找你帮忙的。我说:“你好大胆子，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你便敢去当大使，请问你，这个使命怎样完成呢?”蒋曰:“所以要请你去特别帮忙呵。”我说:“这个忙，我敬谢不敏，望另请高明吧。”这样被我坚决拒绝而去。九·一八事变时，这位蒋大使刚抵南朝鲜的釜山，尚未渡过海峡进入日本的国门下关。后来见面，蒋谓我曰:“你真厉害，看问题这样准呀!”我说:“济南惨案，不是很明显的事吗?至于事出在哪一天，巧合罢了!”事变不久，同情我搞“反内战”的徐谦，谓我曰:“蒋介石是不会抗日的，国难既已临头，抗日工作还是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推动吧。”因将“革命同志社”的二三百同志，和他的“劳资合一小组”亦约二三百人合并起来，搞一个“抗日会”。提出“凡是抗日者皆为友，不抗日者皆为敌”的口号，与他分负军事、政治工作的责任。当时程潜亦在沪闲住，几次开会，曾请他担任过临时主席。有一次，徐谦小组内的一位阮典，提议请宋庆龄先生来参加这个会议，由于内部意见没有统一，宋终于未来。不久，闻李济深自砀山被释放出来。吾已久不去南京矣，为此特地三次前去与李晤谈，才请得李来领导会务，进行工作。后来为了预防蒋的破坏，李返香港家居，后就将抗日会转移到香港活动去了。
三十一、抗日会的活动
1932(壬申)年，45岁，1936(丙子)年，49岁。这五年间，差不多都在香港活动，间或到沪，都极秘密，不敢出面。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驻福建，不久，便在香港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皆来港协商。李济深、徐谦与吾亦同参与其事。后来酝酿成熟，公推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吾则被推专返湘西，去组织湖南抗日政府，与粤、黔、桂诸省联合行动，领导湖南的抗日运动。后来抗日会指定朱蕴山与中共指定的董必武互相联系。
三十二、湖南抗日政府
1933(癸酉)年，46岁。李济深、陈铭枢等由香港赴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吾亦组织一批人，由广西桂林、龙胜入湘西南的通道到靖县，已约好在湘、鄂、赣、粤、桂、黔边区的一个正规师(皆由抗日会联系的黄埔军校学生负责掌握的)，待吾抵洪江，发出通电，立即响应，来推动湖南的抗日运动。不料，国家主义派的头子曾琦、李璜为了报销他的成员黑龙江省主席朱庆澜所捐20万元，竟不顾在香港各党派会议所决定，凡在湖南的抗日部队都应通过湖南抗日政府的统一指挥的约言，擅以5万元(私吞了15万元)驰赴安江市，发给驻在该市的该党成员、保安团团长某。该团长仅以1万元(私吞了4万元)发一关饷，作为发动费，竟向驻洪江的保安团旅长陈子贤部(是吾旧部。已约好只待吾去通电来发动的)作以卵击石的进攻，结果一触而溃，被抄去许多香港文件，报由何键呈请南京政府通缉。靖县县长孟鼎鉴亦系国家主义派成员，知道此事，据以相告，并说:“何键已电陈子贤旅所属的谢龙团(系何键的马弁出身，不大听陈指挥的)带便衣队200人，前来迫害，离城不远矣云云。因即仓惶爬山越岭而逃。路过南宁时，李、白告知: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搞社会民主党那一套，辱骂国民党，撕毁孙总理遗象，致被蒋介石作为借口振振有词地讨逆，打得鸡飞狗散云云。这样费了很多的力策划的抗日运动，竟被扼杀，好些人几丧生命。此次事虽失败，而吾之愚忠已尽矣。
三十三、抗日大同盟
自1932年至1936年(丙子)，抗日会改组为抗日大同盟，在国内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并推动了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和继冯而起的方振武的抗日，又联系和推动了东北义勇军马占山的抗日，以及东北正规军李杜的抗日。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时，抗日大同盟才敢公开到上海、南京等地进行活动。
三十四、战地党政委员会
1938(戊寅)年，51岁。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正式宣布抗日，国民党政府由南京先后迁到武汉、重庆，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自兼，实由李代行)。吾亦由李济深派充第九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吾本意只欲负实际责任，名义可以不拘。但主任由薛岳自兼，权亦独揽不放。吾仅于九战区党政分会成立时，到长沙参加过一次会议。以后，便从未与闻过分会的工作，薛亦乐意如此。因此，经常到衡阳小孩方定欧(与人合伙经营汽车运输)处或回新化家中闲住。看到蒋介石真反共，非常痛恨。但一直坚持抗战信心，直到完全胜利。
三十五、抗战胜利后的生活
1945(乙酉)年，58岁，到1949(己丑)年，62岁。这四年间，吾经常在新化过家居生活，但因多年在外未归，老屋颓废无存，上海、南京、汉口的住宅，又系吾在部队期间由元配刘氏清华一手所置，本人毫不知情(吾向来不屑治家生产，实亦无暇顾及);抗战前后，吾又因搞反内战和奔走抗日活动，亏累甚巨，长沙油铺街及汉口宝庆街住宅，已在沦陷前夕全家回新化时脱售用尽;所剩沪、宁两宅，又已抵押多次，无力赎回，只好任刘氏母子先后变卖此两宅偿清欠债，以所余之资，交定欧经营生意以过活，抽出一部分在新化乡下盖一所住房。又见蒋介石疯狂进行内战，怕他疑我有何政治活动，便将屋场扩大，兼营一小农场，表示我不再与闻政治，以释蒋疑。故除间或到长沙、上海看看外，其余时间都是住在乡间的。
但在此期间内，湖南省参议会有黄埔同学多人，想为我在政治上谋一说话地位，欲拥吾为议长。吾不以为然，觉得我现在正在隐居以遂吾志，乌可再为冯妇。
1947(丁亥)年，60岁。在上海有一黄埔军校六期学生盛子苓，认识美国人陈纳德，便异想天开地邀集李明扬一班人，集资搞个中美渔业公司，定欧(时正脱售房屋不久，手中有些资金，在湖大毕业后复进军校十七期毕业，在远征军杜聿明及税警团伍光宗手下任过上尉参谋等关事)被拉进去后，便把我也套上一个监察长头衔。每到上海，便邀我去过几次。这两件事，实皆非我本意所乐为的。这是我在这四年中事不由己，听人摆布的一种糊涂生活。
三十六、解放战争期间和迎解工作
1948(戊子)年，61岁。夏，我派梁觉去香港，与李济深联系。李已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要我在湖南搞地下活动。这时，上海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吴成芳来长沙，要我在湖南与唐生智合作搞迎解工作。吾正恨蒋介石专事内战，妄自尊大，专搞独裁，遂欣然同意。比即请介绍给在湖南的地下工作同志，以便就近联系。吴谓我为你直接通天，何必另找联系。旋与马子谷、邹务三等一同商谈。盖以马曾受过我的营救，应能特别相助来共同迎解也。邹则为吾旧部，且系当时的新化警察局长，段楚贤(锑矿大王，喊为银菩萨)赖其保镖。邹向找建议曰:“既要迎解，必须经费，段楚贤是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要他帮助。当即邀其代理人刘铏参加商谈。刘谓段可帮助800吨锑作迎解经费。吾即计划布置分别行动。其时，南京政府蒋已下野，桂系当权。代总统李宗仁有意调程潜去粤任考试院长，欲取消其湖南省主席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之职。马子谷得此消息便通过程星龄，要程潜委任唐星为长沙绥署副主任，去找刘斐向李、白讲话，因得挽回不动。解放大军南下到达湖南后，四野司令员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吾才派人与之联系，复缄要我与其已到湖南的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洽。在汉口与之晤面，承其转呈毛主席派我为四野顾间。此前，吴成芳要我和唐生智合作在湘搞迎解，曾与唐约:湘南由唐，湘西由我;湘中则由唐与我共为之计。在新化同一工作的有:王中、王果圆、段荫南、方滇卿、孙祖祺、伍微照、曾国珍、罗志一、黄人、方步蟾、方发祥、胡念坤等20余人。我们做了下述几件工作:，一，委任陈渠珍为湘西迎解军第一纵队司令;廖湘芸为湘西迎解军第二纵队司令;武思光为资沅迎解军第一纵队司令，向承祖为资沅迎解军第二纵队司令;黄人为资沅迎解军第三纵队司令;李浴和为资沅迎解军第一支队司令。二、策动驻新化国民党军师长周笃恭、副师长黄玉谿等起义。三、印发《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四、印发告黄埔同学书，劝其起义投诚。五、组织新化自救分会。六、支持进步人士的革命言论，派刘一禾等创办《三湘日报》，对抗新化县党部控制的《新化民报》。七、支持当时新化县长拒抗替国民党军队派伕派粮。八、策动新化警察局、自卫队、时雍乡公所起义。九、与驻安化解放军前站部队(地下党委任负责人)熊少安取得联系，迎接解放军等。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1949年6月，我曾派人去河南信阳，和南下解放军四野林司令员取得联系。后来林司令员驻军汉口时。我又冲过两道防线，克服种种困难，才得到达汉口，面报我在湖南的迎解工作。1949年冬，长沙军管会萧劲光司令员又要我去邵阳、湘西，协助驻军收编散兵游勇。但工作都做得不够。
解放后，除重要会议非出席不可外，唯有加强学习，做一个盛世的超百龄的革命老人来欢度晚年，以自勉也。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6-17 17: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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