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抗战老兵讲述峥嵘往事
2017-01-03 15:50:20  来源：解放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少年胸怀报国志，投笔从戎保国家。

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参谋长鲍奇，1941年入伍，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东南沿海等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2015年9月3日，作为抗战老兵，91岁高龄的鲍奇再一次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从他口中，共和国的光荣历史徐徐展开。

我强忍伤心，发出:团长、政委双双牺牲的电报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上海读中学。我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在他的带领下，我做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工作。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老师的动员下，我决定北上参军，保家卫国。

我从吴淞口出发，被人带上了一艘乌篷船，下船之后又有接应的同志将我领到下一个接应地点。到了一看，发现我的好几个同学都在那边，“你也参加了抗日！”几个热血青年相视一笑。就这样，我们参加了当时的东南警卫团。

1940年10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由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粟裕、陶勇等领导。东南警卫团就是其中一支武装力量。

因为我在部队中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因此被安排做了书记员，后来又调到文工团，再后来到了机要处从事机要工作。电报传译工作分为对上和对下两个体系，担任部门领导之后，我专门负责对上的工作，就是在团部接发与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往来的电报。

1944年12月，为夺取抗日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和政委鲍志椿准备率部突围，结果不幸被冷枪击中，子弹射穿胸膛，两人同时牺牲。那一刻，前线传来消息，团长、政委双双牺牲，我万箭穿心、悲痛不已，但只能强忍着伤心，向司令部发去了两人牺牲的电报。

从翻译电报的机要员到组长、科长、处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与机要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机要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那段岁月，虽然艰苦、残酷，却也点缀着一些快乐的片段，现在回想，确实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了。

有一次，我差点搅黄了陶勇司令员的新婚之夜，现在想想都好笑不已。

结婚可是大事情，可就在司令员洞房花烛夜的当晚，政委姬鹏飞把我叫到他面前，让我去给司令员送电报。我觉得，这封电报一定非常重要，所以丝毫不敢怠慢。

哪知道敲开司令员的房门，他看完电报，把电报扔回给我，让我还给政委。不明情况的我只好回到政委办公室将电报交还给他。政委见状，又让我把电报给司令员送去，并且嘱咐我“非常重要”。于是我又带着电报敲开了司令员的新房大门，司令员依然不收。一头雾水的我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三次，最后司令员终于发了怒，让我“滚出去”，政委这才作罢。

第二天一早，司令员看见我，过来拧住我的耳朵，哭笑不得地说：“小鲍啊小鲍，你怎么都不看看电报，那是一封假电报。政委开我玩笑，故意要搅黄我的洞房花烛夜啊！”

司令员突然说：“你们俩今天结婚”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奔赴朝鲜战场。在朝鲜，我们的生活相当艰苦。这个“苦”一是气候极寒，二是装备简陋。

我是南方人，上海的冬天气温到0摄氏度就已经很冷了，我们到朝鲜时已经入冬，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再加上部队出发时没有装备冬装，十分难捱。汽车的轮子都挂上了铁链，车一开动，地上的冰就被剉起飞得老高；有的战士没有戴棉帽，耳朵冻得用手一扒拉就掉了；我们都躲在山洞里，许多负伤的战士明明能够医好，也因为天气寒冷被活活冻死了……另一方面，我们的装备相当简陋。部队几乎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小米加步枪”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可为什么朝鲜战争我们还是胜利了呢？首先，是人心，当时许多当地的老百姓冒着严寒、顶着枪林弹雨来给我们送饭、送生活物资，我至今难忘。另外，正是因为我们的装备轻便，战士们带着一支步枪就能翻山越岭、占领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便于攻击；而敌人的重型装备只能走公路，转移起来相当不便。在这一点上，他们吃了亏。

我们在朝鲜顽强战斗了2年。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将要进入尾声，陶勇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作为他的秘书，我随陶勇一起回到国内，住在上海徐家汇的陶勇家中。

“小鲍，小程呢？”回国后的某天，陶勇突然问我。我答：“还在朝鲜战场，在9兵团。”

陶勇特别关心的“小程”就是我日后的夫人程世萍。

1944年，我和我爱人因同在东南警备团机要处工作相识，我们从战争年代走来，风风雨雨多年也没顾得上自己的婚事。我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与留在朝鲜继续战斗的她天各一方，两个人更不敢多想个人问题。哪知道，作为司令员的陶勇还惦念着。

过了半个多月，我爱人辗转到了上海，一下火车陶勇就派人把她接了过来。几天后，陶勇指着我们两个说：“你们俩今天结婚。”一头雾水的我们还搞不清楚状况，陶勇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你们两个今天晚上结婚！”并且吩咐夫人打扫房间作为我们的新房，安排人接来了我的父母和弟弟，还让炊事员为晚饭多加几个菜。

就这样，陶勇夫妇、我和我爱人、我的家人，加上陶勇的警卫员、驾驶员和炊事员，10个人围桌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和我爱人结婚了。

搞经济建设，“十八条规矩”不能忘

1955年1月，为解放浙江一江山岛，我军历史上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一江山岛战役打响，由解放军高级将领张爱萍指挥。这次作战，我们一举攻占了一江山岛，而后又有了大陈列岛的不战而克，最终，我们解放了浙东沿海的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

一天，张爱萍将军问我：“小程生了没有？”我说生了，生了个男孩。

“好！以后就叫一江，鲍一江。”张爱萍高兴地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福建平潭岛工作，排除一切干扰狠抓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工作。1977年，我重新调回东海舰队，继续为海军事业贡献力量。

不久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因此，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要下决心实行战略性的“重要的转变”。

改革开放，军队建设迎来了大发展，我开始分管东海舰队和海军上海基地的经营工作。从端枪拿炮、指挥作战到和平年代的部队建设、经营开发，这对我们这些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的老同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做人的“十八条规矩”，时刻警醒自己：

“余生之年办事切忌留下后遗症，以免留下臭名，情愿在世之年被人骂；

几十年的革命，廉洁奉公。不要被钱攻破，莫伸手；

以真理团结同志，坚持公道，切忌‘我’字当头；

同志之间一起工作有了风险，要挺身而出，不能缩着脑袋、推诿责任；

坐冷板凳、困难重重时，要想到自己创业的美好前景去努力……”

1985年，我从海军上海基地副参谋长的职位光荣离休。因为我分管经济工作，正式退下来之前组织要求我将自己的私章、财务章、银行章这三枚财政大印“完璧归赵”。我向组织报告，在没有清清楚楚地完成交接工作之前，我不能把印章交出去。

于是，海军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海军三家的纪委部门来“查账”，对这些年我经手的款项一一核实。在确认没有问题之后，部队党委召开干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三家纪委部门的调查结果。宣读完毕，台下200多名干部热烈鼓掌，在大家的掌声中我将三枚财政大印交还组织，为四十余载的革命征途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1-03 15: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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