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端林：抗战往事
2017-09-25 14:21:13 来源：《黄埔》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当时的叶县并没有沦陷，生活一切如常，家里的条件也说得过去。1939年的一天，我在县城里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告事，虽然对军校没有多少了解，但却知道军校毕业的学生是打日本鬼子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想法，对此家人也都很支持，于是前往招生处报了名。
当时在各地招生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只要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报考，而简单的文化考试，对于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我来说根本不是难事。最终在叶县一共招收了三、四十人，在负责招生的军官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西安报道。这一路由校方发给食宿费，只是记得每天也就走个几十里的样子，走了挺长时间才到达。
在西安我们接受了复试，也是国文、数学等等，复试相对严格一些，同来的伙伴就有几人被淘汰了，只能失望地回家去。我通过复试之后不久，大约在1939年10月，就开始了军校入伍生阶段的训练，从那一天起，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回首这一阶段的训练，觉得真是非常苦，说起来一言难尽。比如说伙食，吃的是光绪年间积存下来的米谷，吃起来又苦又辣，那真是“最不合口味”。军校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有些人因此退学了，但我还是适应下来，专心受训。直到1940年1月，我们由入伍生升为军官生之后，待遇才好了一些。
在军校受训这一年多的经历，并没有太多回忆，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除了每周有一天休息，偶尔可以去西安城里转转，其余时间都是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度过。当时训练是以队(相当于连)为单位，各队住地分散，互无往来，除了一个区队(相当于排)的同学，基本上都不认识。每天的紧张训练之后，似乎同学之间也没什么过多的交往，天一黑就想睡觉了。至于长官，只是还记得胡宗南、刘宗宽、熊克念、许良玉的名字，这些高级军官只是偶尔来队里巡视训话，了解不多，而对于我的队长陈洪毅，还有点挺深的印象，觉得他很有学问。
1941年3月，我从军校毕业，不久之后，接受上级分配到第33集团军任职。第33集团军下辖第59军、第77军，都是抗战爆发后从原第29军中扩编出来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当时驻防于湖北省西北部。该集团军的前一任总司令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可惜他在1940年随枣会战中壮烈牺牲了。我们一批军校同学自西安步行到湖北去报到，在集团军总部，受到了总司令冯治安、副总司令李文田的接见。李文田将军由于嗓门大，军中人送绰号“大叫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见过总司令之后，我随即被分配到第77军179师537团担任排长，驻防湖北南漳县附近。179师自抗战以来历经阵仗，富有作战经验，士兵以北方人为多，勇猛善战，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师长何基沣，更是一员虎将，抗日极为坚决，向为日寇所惧。到部队后，很快就与部下打成一片，没过多久，我就参加了平生的第一场战斗，这段经历让我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得到情报，说有日军两千余人要到附近村庄进行掠夺，为此何基沣下令179师全师出动，埋伏在山沟两侧准备打伏击，每个连每个排都有指定的伏击地点，秩序有条不紊。这次伏击战的地点叫“临沮岗”，相传三国时期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就是在此地被吴军擒获的。日军进入伏击圈之后，山沟两侧枪声大作，但由于双方接触面很近，战斗很快演化成了白刃战。179师延续了西北军大刀作战的传统，官兵们刀法纯熟，以大刀对鬼子的刺刀并不落下风，我带着一排战士也冲了下去，当时我身强体壮，灵活敏捷，一把抓住一个鬼子刺向他的枪刺，顺手一刀就把鬼子砍倒在地。一战下来，我们排也杀伤了许多鬼子，由于时间已久远，具体击毙了多少鬼子，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是非常紧张的，但真打起来的时候，这种紧张情绪很快就抛到脑后，连命都忘了。
这场伏击战以日军撤退、我军胜利告终，但我军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一仗我军的伤亡人数要比日军多一些，我们排也有战友牺牲了。战后，伤亡的官兵被送往后方的医院，都有妥善的安置。在那次作战之后不久，部队在湖北省西部进行了几次调防，期间也经历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但都没有我第一次参战时那样激烈了。不打仗的时候，部队在驻地的日常生活以军事训练为主，由于当时国军中文盲很多，作为长官的闫端林，平时还会教士兵识字，普及文化知识。在179师时军饷尚能按时发给，但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用，买几包纸烟，就是仅有的消遣了。
关于薪饷问题，确实存在很普遍的“吃空额”现象。由于作战损耗和补充不及，从师到排各级单位都有实际人员不足的情况，排长可吃1人的空饷，连长吃3人，这在部队中，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是这样来操作的，无人深究。
我在179师待了两年时间，因作战立功，逐级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少校营长。1943年，在当上营长没多久，因当时战事不紧张，我向上级请长假回家探亲得到批准。回到家后，老母亲不愿意让我再走，那时候国军非中央嫡系部队的考绩并不是很严格，他就没有再回去，也就因此脱离179师了。
回忆179师师长何基沣将军时，他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能打仗。后来才知道其实何基沣早在1939年时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因为支援新四军武器装备被特务告发，曾调往重庆受训审查了一年多，直到我们来报到的不久前，才由蒋介石亲自召见后官复原职。后来何基沣升任第77军中将军长，而179师在1945年被裁撤，官兵被编入77军其他部队。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率77军大部在贾汪起义，成为著名起义将领。
在叶县老家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去找份工作。当时汤恩伯集团重兵镇守河南，人称“中原王”。汤恩伯的总部就驻在叶县，离我家也很近，走几步就到了，我决定去向汤恩伯毛遂自荐。经卫兵通报后，汤恩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询问了履历之后，当场任命他为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军训官，并担任第一区队区队长，保留少校待遇。
鲁苏豫皖边区学院，是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大学，成立于1942年，当年10月开学，初名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还有附属的高中部与初中部。学院初设于安徽临泉，后在河南叶县大兴土木，建成永久性校舍。院长先后为汤恩伯、张清琏。汤恩伯对于文化教育方面非常重视，这所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产物。学院成立后，吸引了沦陷区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就读，全院学生一度达到4000余人，名噪一时。学院设军训总队，对学生的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总队下设大队、区队。那段时间，闫端林就在这里负责学生军训工作，生活还算稳定。
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汤恩伯集团在河南兵败如山倒。5月，日军已逼近叶县，边区学院在仓促间撤离、停办，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宣告夭折了。在这次撤退中，由于组织混乱，前途未卜，我没有跟随学校一起撤离，只得脱下戎装回到家里。也正是因为这次溃败，再加上所部军纪不佳，河南老百姓新账旧账一起算，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王”汤恩伯彻底声名狼藉，成为历史罪人。但在汤恩伯麾下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对于汤恩伯的个人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他没什么官架子，是个好人。
叶县沦陷之后，当地汉奸横行，我作为前国军军官躲在家里，精神上还是感到有些紧张的。不久之后，一名军校16期同乡郭姓同学找到了我，动员我加入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继续在敌后开展工作。这个别动军是军统控制的武装部队，如今广泛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经过仔细思考，我答应了，加入到军统别动军方舞叶联络站(方舞叶，即河南方城、舞阳、叶县三个县城)，站长姓王，我任爆破组组长。因是活动在沦陷区，出于慎重考虑，联络站加上站长也只有5个人，成员都是军校16期的同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破坏其军事设施。由于不负责情报方面工作，我对别动军组织和情报系统的了解并不太多，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参与者。
当时在叶县，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双方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而日军虽然取得了豫湘桂会战的胜利，但从整个战局上看已是强弩之末，县城虽有驻军维持治安，但也不愿去招惹我们，更没有谍战片中那样特高课抓捕国军特工的惊险场面。在这一年的“特工”生涯中，我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到后来基本都是公开活动了，因为人手太少，没有去执行过具体的破坏行动，只是去县城处决过一个铁杆汉奸乡长，当街将其击毙，日伪军都没敢露面。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王站长奉命带领我们先行接管叶县驻军的武器装备，并在数日之后，将其移交给刚刚到达的中央军部队。在接下来的全国大裁军中，我成为编余军官，被编入中央训练团某军官总队，不久即离开部队，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叶县解放之后，我作为前国民党军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幸运的是，在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中，并没有因为之前的经历受到牵连，这也许和六年的军旅生涯只有抗日经历，没有打过内战有很大关系。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参加过军统等特务组织的人，是重点镇压对象，王站长就在当时被处决了。躲过了这一劫的我也因此格外谨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少向人说起自己的往事，也没有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各种相关组织，后半生就在家乡务农，低调处世。如今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得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生活。
(来源：《黄埔》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25 14:31:0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