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锦：在上饶集中营女生分队的日子
2017-12-28 17:05:43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七七” 抗战爆发，14岁的李采芝(李锦)随着她的大哥李祖平(李光言)、二姐李幼兰(李又兰)等，参加了镇海县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救护队。 1938年3月，她在江西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曾在皖南前线做过民运工作，在战地服务团第3队随叶挺军长夜渡长江到皖北新四军第4、第5支队慰问演出和做群众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她被俘囚于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时她和战友纪培陵(纪白薇)曾两次越狱(其中一次是著名的“茅家岭暴动”)都被国民党军抓回去……她那不幸的遭遇和对革命的忠贞，就像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内容曲折感人的戏剧。以下是李老的叙述。

　　皖南事变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到安徽泾县3团驻地做民运宣传工作，动员老百姓参军抗日，对突发而来的事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所在的部队跑散了，我身边的一些同志牺牲了，邹兆华同志就在我的身旁，被流弹打中头部牺牲，这颗子弹同时打中另外一个同志的腿部。我在密集的子弹下幸运地生存下来，虽没有受伤，但被国民党军队抓起来，关进了上饶集中营。集中营的周围圈着铁丝网，隔绝了被囚者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集中营里庆“七一”

　　转眼我们到上饶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将近半年了，时间并没有磨灭我们的革命理想和热情。每逢佳节倍思亲，临近“七一”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纪念日，我们非常眷恋新四军的团结、友爱、紧张、活泼的生活，想念着我的好战友以及和我一起参军的姐姐、哥哥。我尤其想念王于畊、林琳、张茜等同志，从南昌到皖南，我们真比亲姊妹还亲。我们几乎每天同声高唱抗日歌曲，在南昌到兰溪的列车上，我们做着“碰球” 游戏，那欢声笑语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几个党员，不约而同地谈起“七一”快到了，要好好纪念一下。现在我们落在敌人的魔掌中，既不能挂党旗、贴标语、喊口号，也不能发表演讲、出刊墙报，我们只能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来纪念党的生日。

　　“党旗是红的，我们的心也是红的，就在吃饭时让大家吃点红辣椒、红腐乳，大家看到了红色，一定会想起党的生日。”记不得谁想了这么一个好主意。红辣椒、红腐乳很便宜，有几个铜板就可以买一碗。我们凑钱买了一些红辣椒和红色豆腐乳。我们平时吃的是空心菜汤、豆芽汤，“七一”晚上，大家看到增加了红辣椒和红腐乳，十分惊奇。有同志问：“这是怎么会有的?谁买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想想!”纪白薇对正在疑惑不解的一个同志说。

　　“啊!我知道了!”那位同志一边动筷子夹起一个红辣椒，一边禁不住滚下了热泪。

　　大家商量，“七一”晚点名前，我们要开好一个晚会。要开得热烈、高兴，谁也不要忧忧郁郁、悲悲惨惨的。

　　“七一”晚上晚饭后，大家照例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30多人围了一个圆圈。有人把旧军装里的破棉絮捻成棉线，徐徐地转动着木棍制成的纺锤，有的在用棉线打袜子。

　　我们先唱《新四军军歌》，又一个接一个地唱着抗日歌曲：《八路军军歌》《在太行山上》……把在部队时唱过的歌唱个遍，唱得大家心中无比痛快。唱歌后就像在部队里一样，做“碰球”游戏。大家故意把代替绣球的手绢甩到音乐家任光的爱人徐韧同志那里。徐韧的音乐修养很好，声音甜润。她是广东人，在上海长大，不但会说广东话、上海话、四川话等好多方言，德语水平也非常高。当手绢落到她的身上，她先用各种方言说几句使大家发笑的话，最后，她用德语悲壮地唱起《国际歌》。这调子同志们都熟悉，但愚蠢的特务却茫然无知，他们更不知道我们竟会在屠刀下，巧妙地纪念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父亲冒险探视

　　在集中营，人身没有自由，通信也要经过敌人的检查。入狱后我一直设法与父亲通信，以后通过他人转信才联系上。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竟会冒险到集中营来看我。

　　1941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我光着脚丫排着队去祠堂里听课。路上，我看到几十米外，一个老头儿向队部走去。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是我的父亲!他光着头，穿着宽大的中式灰黑色短衣。我的心忐忐忑忑地跳个不停。父亲怎么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呢?

　　在祠堂里的我更是心神不宁，过了一会儿，队部的传令兵来叫我：“李瑞芝(我在监狱里的化名)，队长有事找你，回队里去!”

　　我跟着传令兵走进了队长曾恭生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堂屋，有桌子和凳子，我看见父亲坐在那里。我故作镇静地说：“报告队长，有什么事?”

　　曾恭生说：“你家里有人来看你!”

　　当时，我十分担心，脑子里一直在想：“要是曾恭生问我这个老头儿是谁，我该怎么回答呢?要是我说的和父亲说的不一样怎么办呢?”我忍不住问我父亲：“您老人家贵姓?”

　　父亲转过脸来对我说：“唉!我这么远来看你，怎么连二伯父也不认识了?你的记忆可太坏了!”我急得脸上发热，说：“我不记得您了!”

　　我这一问就像黄蜂蜇在曾恭生头上似的，他的脸色立即变了，满脸通红，青筋突起，用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你们搞的什么鬼?你到底是她什么人?”

　　我的心突然抽紧了。可是老父亲却依然很镇静，他带着笑脸说：“长官，长官!你别生气。我看到她时，她只有这么高。”父亲用手放到比桌子高一点的地方，比划着，接着又说：“现在她长得像个大姑娘了，难怪她不认识我了。”曾恭生听父亲说得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

　　父亲讲的是宁波话，我听得懂，曾恭生可听不懂。父亲告诉我哥哥在哪里，姐姐在哪里，还告诉我淳安县有什么人等等。他还特别提醒我：上饶的中国农民银行有个何主任，可到他那里去拿钱。父亲说了这么些人名和地址我都搞不清，但我知道他在暗示我：设法跑出去，再到这些地方去找他们。

　　“就这样吧，再见了!”父亲对我说。然后他又向着曾恭生表示谢意，辞别而去。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初秋田野间的小路上。想着慈祥的老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来集中营看望女儿，越想越伤心，当我回到自己的床上，禁不住扑在被子上失声痛哭，许久都没敢对任何人说起父亲来看我的事。

　　第一次逃跑

　　过了一个冬天，春风吹绿了集中营周围的山野和田地，四月的杜鹃花含苞待放，我们依然像失去自由的鸟关在集中营这个大笼子里，但我们多么渴望飞出牢笼。

　　有一天，我终于把父亲来看我的事告诉了好朋友纪白薇：“小纪，我们这样待下去不是办法。去年我父亲来看我，告诉我可以到上饶去找农民银行的何主任要钱，我们一起逃跑吧。”1938年我在军部服务团和纪白薇相识后就成为好友。要抗日，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年轻、充满朝气、不怕困难、不怕死是我们共同的特点。她原是新四军政治部机关的政治指导员，稳重老练。我认为她比我成熟，要想跑出去必须和她商量。

　　“我已经看到了女特务副队长有军官服在枕头下，想出去就得准备好衣服。像我们这样，穿了破旧的军衣跑出去，很快就会被抓回来的。”纪白薇和我想着怎样才能跑出去。

　　这时，集中营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改编为“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特务军官有的留、有的走，他们似乎各有各的心事，常常打麻将赌钱。女生分队从来没有人逃跑过，管理就有些放松。我和纪白薇都认为这是逃跑的好机会。我想只要弄到女军官的服装，和纪白薇一道化装成两个女军官就可以跑出去了。我们开始观察周围的地形，发现女生分队宿舍后面的女厕所是用草帘子作为遮挡物的，人可以从草帘子钻出去。我们决心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逃跑。

　　于是当女分队长程瑛不在的时候，我趁着没有人注意把军官服偷了出来。我们在厕所换上女军官的服装，从草帘子钻了出去，跳了下去，有一丈多深，幸好下面是一块旱地，土壤比较松软。我们急忙朝上饶方向走去，前面遇到了一条河流，既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我们问到一个老乡，他说去上饶得绕行。这样，我们到达上饶时天色渐晚。

　　在上饶，我们找到了中国农民银行的何主任，我赶紧告诉他，是我父亲李善祥要我来找他的。他看到我们这个模样，十分震惊，忙问我们要他帮助什么，我们说需要借钱，他主动说可以借300元。

　　我们把300元钱放进口袋转身就走，连个“谢谢”都忘了说。我们到路边一个厕所，把钱藏在内裤里。刚刚从厕所出来，就碰上来抓我们的国民党的特务队长，他从腿上解下绑腿把我们绑了起来，把我们先关在 农民的谷仓里，后作为顽固分子又转关在茅家岭监狱。

　　茅家岭暴动

　　茅家岭监狱是一座庙宇改建的，想从这逃跑，可不容易，但我们并不为失败、困难和威胁所吓倒，仍一心要逃出去。这里关了几十个坚强不屈的新四军战士，他们组织了党小组，悄悄地策划暴动，和我一起参军的战友李维贤暗地把这一信息告诉我，我毫不犹豫地表态，要和战友一起战斗!我们还把侥幸藏匿的钱分给大家，这救命钱帮助很多人逃了出去。

　　我和纪白薇是“5月25日茅家岭暴动”中仅有的两名女战士，跟着男战友冲出牢房后，一路相互搀扶，奋力奔跑，谁也不肯丢掉对方，跑过稻田时，我的鞋子陷在泥里，为了跟上队伍，我就光着脚跑，纪白薇拿出她上了底的袜子给我穿上，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但男同志身强力壮跑得快，我们和他们失散了，在山里转了11天后不幸被当地国民党乡丁抓住，关到上饶县看守所。这时日军已经打到上饶附近，上饶集中营匆忙向福建撤退，他们还没忘记向上饶县政府发出密令：就地处决李瑞芝等六人。幸运的是上饶县的周姓县长权衡利弊，没有立即执行。我把这一情况赶快写信告诉父亲李善祥，父亲知道后很着急，立即开始营救活动。几经周折，才通过自己学生的弟弟艾中全(专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工作的地下党员)联系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政务处处长的王艮仲出面保释。我告诉父亲，请他保释的是两个人。纪白薇因在皮岭地区被俘时，就化名为纪皮陵，集中营的特务队长将“纪”误写成“季”，之后几经转抄又将“季”写成了“李”，多次转移“纪皮陵”成了“李培陵”，姓名写错刚好给我们以堂姐妹相称提供了条件，父亲也就名正言顺地将女儿和“侄女”同时保释出来。

　　我们死里逃生出狱后，又立即重返抗日前线。我回到新四军四明山的三五支队, 组织上把我安排在鲁迅学院学习，后分配在浙东报社工作。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8 17:06:4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卜仲谟：一次特殊任务送信

下一篇：郑 明：我与抗战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