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莹：新四军首任组织部长李子芳
2017-12-29 10:35:14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从南昌火车站走出30余位商人装扮的旅行者，其中有一位脸色黝黑，浓眉大眼的青年人，他头戴礼帽，一手拿着文明棍，一手提着小藤箱，像是这批旅行者的领头人。这位青年人，就是从延安到达南昌，就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李子芳。

　　海外赤子 投笔从戎

　　李子芳(1910—1942)，福建晋江(今石狮市)永宁岑兜人，父亲旅居菲律宾谋生，少时父母双亡，靠姐姐抚养。为谋生计，他14岁随乡亲南渡菲律宾马尼拉，在父亲先前经营的茶仔店当店员，半工半读。他学习很用功，英语好，又爱好篮球运动。

　　当祖国大地革命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波及南洋时，广大华侨青年心中燃起了革命火花。此时，李子芳也受到新思潮的启迪，他向往祖国，立志投身革命洪流。1927年夏，他毅然回到故乡，在泉州继续读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多次被学校当局劝退、除名，被迫离开泉州，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旁听，不久又返回泉州、厦门一带活动，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团体，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漳州。同年5月经厦门互济会介绍，李子芳到漳州石码参加了红军，任红四军政治部组织干事。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考验，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他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组织科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他是党的优秀政治工作者，是红军干部中的佼佼者。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抽调部分干部充实新四军各级领导。1937年11月，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的李子芳，奉命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接受任务后，他随即率30余名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西安、武汉，千里迢迢赶到南昌，协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筹建新四军军部机关的工作。袁主任因事外出期间，邓子恢副主任未到职，由李子芳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他对新组建的政治部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做得细致耐心，工作中待人诚恳热情。

　　李子芳善于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在一次同干部接触交谈中，他了解到爱国知识青年陈子谷，接到在泰国的两个叔叔的来信，要他迅速回到泰国继承遗产。陈子谷刚穿上新四军的军装，就要回泰国，还会不会回来?李子芳觉得对于爱国华侨知识青年，首先应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于是，他趁开会的机会，当面向叶挺军长建议：让陈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回泰国为新四军募捐，同时处理自己的遗产继承问题。叶军长采纳了李子芳的建议。陈子谷回泰国后，为新四军募捐了一笔款子，并卖掉自己应得的遗产，凑成一笔巨款，寄到了新四军;三个月后，他又回到南新四军政治部。

　　李子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工作者的高度党性原则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有一句名言：“组织部就是干部的家”。他以自己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干部深深感到来到组织部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亲切温暖，心情舒畅。当有的干部从前线回机关，或者下级干部来组织部开会、办事，他或者亲自接待，或者交待别人热情照顾。当时，组织部设在一间70平方米的民房里，同志们办公、睡觉都挤在一起。有时，李子芳还把仅有的一点津贴拿出来，给大家改善伙食。特别是团以上干部来到组织部，他工作再忙，也要亲自找他们谈话，了解前线情况，掌握干部工作和生活要求。李子芳注重用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去影响部队。一次，他率领军部服务团到六团指导工作，并与六团团长叶飞率部队行军开赴新的地区。一路上，他同战士一起行军，由于他的身体较弱，叶飞将全团唯一的一匹乘马给李子芳骑，他坚决不同意，最后，他将那匹马送到了卫生队，给伤病员骑。

　　战争时期生活单调，他抓住机会，活跃机关的文体生活，经常组织干部战士举行篮球赛。在他的影响下，军部机关的文体活动搞得很出色。“皖南事变”前不久，国民党第五十二师邀请新四军军部篮球队举行“友谊赛”，为了掌握对方动态，他毅然率篮球队前往参赛，沉着机智地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显示了人民军队高尚的体育风貌。

　　严谨缜密 知人善任

　　1982年1月，肖华将军在怀念李子芳同志的文章中称：李子芳同志热爱红军，热爱本职工作。他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当时红军中知识分子很少，他是部队中的佼佼者。但他从不以大学生自居，总是虚心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他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也有很好的政治修养，具备了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优良素质：严谨、缜密、细致、泼辣。李子芳是一个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者。据陈子谷回忆：李子芳在皖南军部时常说：“仅仅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如果不读书，不努力学习，不学好马列主义，坚强的党性从哪里来?又怎能持久呢?若遇大风大浪，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又怎能坚贞不屈，不迷失方向呢?党性不是人本身具有的素质，需要不断地学习、培养、加强”。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四军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坚定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大江南北许多青年工人、学生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要在敌后积极发展抗日力量，大量训练干部。为此，新四军领导决定成立一个教导队，担负培训这些爱国青年的任务。李子芳身为组织工作者，深深地感到，这是发展抗日力量的一个重大决策，要办好教导队，关键在于干部配备，在于很好地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在教导队各级干部赴任之前，他都亲自找他们谈话，鼓励他们，使他们敢于挑重担。

　　有一天，他找来了原在军部服务团工作的于晶，把领导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成立教导队培训干部，并打算将女同志单独编成一个女队，任命于晶当队长等事告诉她。她的心情又兴奋，又唯恐挑不起这副担子，一时静默。

　　“小于，怎么样?”李子芳觉察到于晶的心事，笑道：“你不是在延安抗大学习过吗?现在可以发挥作用了!”

　　于晶有些担心地说：“我还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呢，就怕做不好，不能完成党的任务。”李子芳鼓励她：“能力是锻炼出来的，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学习，认真总结经验，一定能把工作做好，”于晶愉快地接受了任命。

　　教导队成立了。教导总队属下的女(八)队也成立了。前来参加学习的学员一批批地接踵而来。她们大都是来自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一部分是来自江南游击区的知识青年和新入伍的工作人员，还有少数是红军女干部。她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年龄、性格、爱好、特点各异，但她们抗日救国的革命意志，崇敬共产党，热爱新四军的心愿，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是一致的。教导队的成立，为这批进步青年在皖南小山村的革命熔炉经受锤炼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铁骨铮铮 流芳千古

　　1941年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时，李子芳因患急性阑尾炎作了手术刚出医院不久，军部领导几次决定他先撤退出去。在这危急关头，李子芳坚决要求留下来，与部队一起行动。他果断地说：“同志们都在战斗流血，我身为组织部长，岂能先撤退?我要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军部在遭受敌人重重包围的恶战中，全体将士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浴血奋战，伤亡十分严重。李子芳躺在担架上，从容镇定地率政治部机关随部队冲杀。战斗到最后关头，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叶挺军长决定分散突围时，李子芳立即将政治部机关人员和从各阵地撤退下来的指战员，集合起来编为突击营，指定邹耀堂为营长，李洪为教导员，实施突围。在生死存亡之际，他对指战员说：“我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他勉励大家：“突围出去后，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志，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时不远了!”经过7昼夜的浴血苦战，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过大，我军仅少数人员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李子芳因体力不支，行走艰难，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李子芳被俘后，被押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囚禁。开始时，他与叶挺军长的囚室相邻，与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等干部关在一起。叶军长寻找机会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斗争到底”，并设法照顾李子芳等负伤和体弱多病的同志。

　　1941年7月，李子芳、黄诚、王聿先、徐锦树、廖振文、陈子谷等10名干部，被押到石底监狱，分别单独囚禁。这里山上山下围着铁丝网，遍设岗哨，戒备森严。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李子芳仍着手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他被推选为支部书记。有了党的领导后，狱中斗争更加强有力了。在这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李子芳利用各种场合，如吃饭、劳役、上厕所、洗衣等机会，对难友们进行革命形势和气节教育。他不断提醒大家对眼前严酷的现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在斗争中求生存，“力争越狱，能逃就逃”，同时也要做好不能越狱的最坏打算，那就是“斗争到底，准备牺牲”。在李子芳和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利诱。他们严守党的机密，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并多次组织越狱、绝食，使国民党顽固派无可奈何。

　　经过斗争，他们几个人获得独立做饭的权利。同志们在厨房里发现江西上饶一带房屋的墙底层，多用方石砌成，白灰钩缝，只要把白灰挖掉，石块就可以松动、推出去。于是党支部决定，组织挖石墙开洞，实施越狱。有一天夜晚，大雨滂沱，天黑得如锅底一般。豆油灯下，李子芳和王聿先正若无其事地摆开棋阵，哨兵见他俩棋战正酣，无心观战，便懒洋洋地走到一边去打盹。此时，厨房里的难友正在紧张地挖墙石。这一办法果然有效，很快石头松动了，再用力一推石头掉了，洞口打开了。按党支部原先的安排，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位身强力壮的先越狱出去了。正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敌勤务排的士兵挑着米到厨房，发现了墙脚被挖开的洞口和少了3个人，便立即报告长官。敌人下令紧急戒严，并派宪兵追捕。天黑雨大，徐锦树等逃出不远，被宪兵追上。在反追捕的搏斗中，徐锦树中弹牺牲，廖、胡被抓回来。敌人残酷的镇压开始了。翌日，特务头子张超气急败坏地赶到石底监狱，令人把徐的尸体抬进来，对李子芳、黄诚等人大叫：“看到了吧!逃，一个也逃不掉!这都是你指使的结果。”在这严峻时刻，李子芳站起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要凭中国人的良心说话。我们都是坐牢的，谁能指使谁呢?徐锦树的行为，是一种英勇的行为，是一种不甘心为恶势力所屈服的行为，是一种代表人类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行为，我要不是身体虚弱，也会逃出去的，那又是谁指使的?”一席话，弄得张超哑口无言，瞠目结舌。敌人恼羞成怒，加强管制措施，给李子芳等人戴上了脚镣。李了芳告诫难友们说：“敌人的怀柔软化政策已经破产，凶残的镇压已经开始，斗争将会越来越残酷。但不管情况如何恶劣，我们必须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妥协屈服!”果然，狡猾的敌人决定把一批同志转移到周田训练班关押，企图切断李子芳和难友们的联系。临别的前夜，战友们互相依偎着躺在通铺上，作最后的话别。李子芳殷切地叮嘱道：“你们到周田后，要迅速摸清情况，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加强团结，进行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以后，转狱的同志组织领导了“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浙赣线，逼近上饶一带，国民党第三战区决定把“上饶集中营”迁入福建。转移前夕，敌人下毒手杀害了一批坚持狱中斗争的抗日将士。接着又用卑鄙凶残的手段，毒杀了关押在石底监狱的李子芳等同志。这天晚饭后，李子芳突然感到腹部剧痛，立即意识到敌人在食物中下了毒药。他拼尽最后的力气，支撑着身子，向难友们控诉道：“我们都中毒了。这伙杀人的魔鬼，迟早有一天会受到人民惩罚的……”

　　这时，失去人性的敌人又把绳索紧紧地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一个个年轻无畏的抗日将士就这样倒下去了。

　　将星殒落殉民族，皖南上饶遗英风，丹心光中华;

　　芳草飘香为大同，晋水闽江添春色，铁骨傲人间。

　　50年后，李子芳故乡的一位老人，写此挽联，以示对先烈的深切怀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9 10: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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