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 帆：大义凛然 深入虎穴——日本投降前夕二去南京的特殊使命
2017-12-30 09:48:17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抗战局面正处在重大的转变关头。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敌区工作部，并任命我为部长。我首先遇到的一件工作，就是派我和日本侵略军的冈村宁次总部接触。在日本投降前的两个月中，我两次去南京和日本人交锋，这一往事虽是一件小插曲，但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神秘来客

　　有一天，饶漱石来找我，要我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叫纪纲的人。他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这次是南京日军的“华中派谴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那里派他来的，说有重要信息要向我们传达。饶漱石要我弄清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

　　我和纪纲谈话，并从多方面查证中了解，纪纲确是我们有关部门派在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在他领导下有两个重要的情报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一位是汪锦元，原是留日学生，被布置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他曾经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等重要机密情报材料，送到党中央后，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另一位是陈一峰(陈汝周)，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这位日本记者后来被日方发觉逮捕了，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郑文道等同志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押送日本(郑文道同志在被捕后不久牺牲，1982年已追认为烈士)。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因陈璧君对汪锦元相当器重，坚决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在汪通过“外交部”与日方交涉后，汪锦元等三人被解回上海，纪、汪、陈三人改判无期徒刑。这次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从监狱中将纪纲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并联系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中，不难找到答案，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系。1941年是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顶峰时期，这一年德、意法西斯占领了西欧，又发动了侵苏战争，同年日本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向英美宣战，其凶焰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世界都吞掉。但是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了。1943年9月，意大利首先向英、美、苏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944年，苏联已把德国侵略军赶出国境并将战线推向德国。同年6月，英美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5月，苏军直捣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美国也在太平洋上加紧了对日本的越岛进攻，还不断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在粉碎了1942年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后，从1944年初已开始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形势的发展，苏联红军随时有调兵东向进攻日本关东军的可能。此时，日本已经明显地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日本军阀为了缩短过长的战线，早日拔出深陷在中国大陆的泥足，而苏北新四军是它的心脏边上的一颗钉子，使它坐卧不安，因此，急于想找我们，妄想与我们取得某种默契。日军曾多次找我们而苦无门路，于是想到关在监狱中的纪、汪、陈三人，想派他们来当说客，但遭汪、陈的拒绝，纪纲倒是“爽快”，同意出狱。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日方向我们伸出政治触角，妄想试探找到一条延缓他们失败命运的办法。日本人通过纪纲来牵线就是在这一意图下的一着棋。据纪纲听日本人说，过去他们曾经几次派人和我们搭线，均因被我一一顶回去而未能成功，最后才找到纪纲，想通过他能直接找到我上层领导关系。纪纲被送过江，抵达兴化的新四军独立团，辗转到了军部向饶漱石报告了日本人的这一意图。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交代了应掌握决不和日本谈判什么具体问题的原则。饶漱石派纪纲回南京向日本人通报我方同意进行秘密接触的意向。1945年6月间，纪纲从南京带回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三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了中国便服，按照我们事先的安排来到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我方首席代表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长，曾留学日本)、梁国斌(军保卫部长)和我参加谈判。日本人为首的叫“立花”，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曾任宪兵队长，后任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共工作组长;一个叫“原”，一个叫“梅泽”。见面时，这三个日本人毕恭毕敬的样子，完全不像抗战初期日本军人表现的那种飞扬跋扈、蛮横无理、目空一切的形象。对我们说了些对新四军很敬佩之类的好话，接着提出他们奉命来向我们谈“局部和平”的意向，我们拒绝了。日本人以为我们嫌来人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又提出希望我们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谈谈，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为了取信于我，甚至表示他们愿意留下作“人质”。看来，日本人有急于委曲求全的样子。我们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敌情作参考是比较有利的。

　　深入虎穴

　　军部决定派我去，而且决定让这三个日本人同走，以表示我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气概。行前，华中局还专门为我开了个欢送会，与会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我这次深入虎穴的行动均表示赞誉，也有的叮嘱我去后注意安全。我表示“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计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我和纪纲夫妇及那三个日本人渡江到镇江，然后坐火车去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内。

　　到南京的第二天，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代理科长)乔岛代表尾琦大佐设宴欢迎，以中菜招待我们。并且说，他的上级专门批准拨给400公升汽油，作为专供我们坐的汽车的消耗之用，我们可以在南京游览。我知道当时日军的汽油供应已经到了非常匮乏的程度，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故意表示大方，一则为的是讨好我们，二则也是为了掩饰他们贫困的窘态。第三天，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也是主管特务工作的)今井武夫在中山路原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那座大楼里和我们见面，表示欢迎，谈话中以茶点招待。我正式向他们说明，我是新四军的联络部长，是奉新四军军长的命令前来的。他主动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押在南京，问我们是否要带回去，以此想让我们先向他提出要求。我知道日方提出的这个干部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托词拒绝了。他接着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我们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八个县城给我们。并且还说，华中局势不要很久就会有变化，希望我们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这次谈话把日本人的意图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日本人就是怕我们和美国军队合作，特别是美军在沿海登陆时怕我们配合美军行动。日本人想抢先一步拉拢我们，以防止美军行动。因为当时确有几件事使日本人惶恐不安，使其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一件是1943年夏从湖南衡阳国民党飞机场起飞去日本轰炸的美军B29轰炸机在返回途中，在我苏北盐阜地区上空，因飞机发生故障，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建阳县湖垛镇日伪据点附近。我民兵游击队为抢救美国飞行员与湖垛日伪军发生战斗，最后救出5名飞行员。新四军3师副师长张爱萍和洪学智接见他们，后送交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军部转送他们回去了。这件事，使美方感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当时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具有远见的开明军人，在1944年他曾提出美国在装备蒋介石的同时，也应装备活跃于太平洋海岸线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个主张曾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并派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同解放区军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清楚，黄海和东海岸边辽阔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在我抗日根据地内，这一地区也是最接近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如果美军要在这些地区成功登陆或空降，是离不开我们的支持的。当然，我们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不会上日本人这个圈套的。所以，当时我向日方说，我可以听听你们的建议，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可以把日方的意见带回去请示新四军领导，同时我趁此机会故意向日方就目前的军事形势作了简要的阐述：目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已急转直下，德、意政权瓦解，德军在柏林已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争已胜利结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越岛战术虽伤亡大，但也得到了重大成功，中国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我着重指出，我们在战争中是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但战争也锻炼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进步，我们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成为建设中国的重心……这一席话，今井也只得肃静地规规矩矩地听着，而毫无反驳。今井武夫见谈不下去，第四天又由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出面来见我们，并设宴以西餐招待我。这位小林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身份是不一般的，他知道要具体谈判已不可能，便向我说：“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以后我在南京又住了几天，到处观察了一下，便回来了。这次基本上摸到了日方的意图，亲眼看到了日本上层军人虚弱而低沉的情绪，回来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从南京回来以后，时局发生急剧变化，我们情绪非常振奋，日夜在注视着这些变化，预感到最后胜利已在望。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同时，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了全面反攻。8月15日夜，饶漱石突然派人来把我找了去，进了饶的房间，我发现他异乎寻常的兴奋，一见到我，就急不可耐地告诉我，他刚收听了美国电台的广播(他英语相当好)，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这个场面我至今还记得十分真切。在那个宁静的仲夏之夜，我好一阵说不出话来，几乎听见自己的心跳，兴奋得满脸泪水，只是心里在不断地说，终于盼到了，盼到了!第二天，华中局立即要我和纪纲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同时，军部迅速部署在南京周围的部队随时准备人城。我和纪纲同志星夜启程，到达南京时，日本天皇也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没有直接去找冈村宁次总部，而住在我们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家里，一面派纪纲先去试探日方态度。当时日军果然开始慌了，纪纲见了日军指定和我们联络的立花等三人，提出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我方谅解。我此时也已获悉蒋介石恐我军受降，已下达三道命令，要解放区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向伪军打招呼，“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实是为了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而下令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和我军争夺受降。美国的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缴械。伪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发表谈话透露，陈公博将以36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而我也亲自看到蒋军军官已来南京。很明显，蒋介石和日伪已经合流，将合谋抵制我之受降。在此种情况下，我再去找日本人也是无益的，便在南京城里部署我情报人员准备配合我攻城部队的一些工作，并在南京观察了日伪军的戒严情况后便迅速赶回军部报告，以利军部对南京工作方针的决策。虽然这次日方拒绝向我方投降，但我们此行并没有白费，在南京我们充分收集了情报，对各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我过江后，六合县城已经解放，我军已直达江边和南京隔江相望了。

　　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进攻南京的打算。我们在南京的情报干部徐楚光同志在8月间策动了汪精卫、陈公博最精锐的伪警卫3师起义，由师长钟剑魂率领3000人枪开到六合城向我新四军投诚，以后集中在淮阴码头镇进行改编，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30 09: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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