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新四军战斗在淮南淮北
2018-01-11 14:32:16  来源：蚌埠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杨寒，女，1921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新野县，1937年底参加革命，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参加河南省南阳平津流亡会剧团。翌年3月，参加河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任宣传队队员、服务团团员、党支部书记、服务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等，并随第八团东进安徽。1939年7月，在淮南津浦路西特委党训班短暂学习。9月起，先后在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滁县、盱眙、宿西、太康等地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县执委、县民运部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地委妇抗会筹备会负责人等职。1948年10月，进入豫皖苏党校学习。随后，担任亳县县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皖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干部处副处长，阜阳地委妇委副书记，合肥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宣城县委第二书记等职。1966年8月调入蚌埠市，历任市科委副主任、市财政局革委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市革委会视察室视察、市委顾问等职。1990年12月离休。

　　坚定走上革命之路

　　我是河南新野县人，那时候，新野是个穷乡僻壤。穷则思变，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那里就已经有党的活动。我就读的小学老师于洗尘就是地下党员(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国民党为了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到处大肆散播谣言，诋毁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红眼绿鼻子，生个猫蹄子”，共产党“杀人放火”。但是群众们并不相信国民党的污蔑之辞。随着共产党影响的扩大，我姐姐在1936年就离开家乡寻找党组织，但到安徽没找到。1937年，姐姐又到山西寻找，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决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姐姐的行动对我影响很深，我14岁时便离家来到开封寻找党组织，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极其困难的事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就踏进了河南。看着家乡人民惨遭蹂躏，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我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劳苦大众，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组织，加入共产党，解救家乡父老。一天，我趁父亲不在家，跑到他任教的学校领取20块现大洋的工资，便再一次踏上寻找党组织的路途。当时，姐姐一个同学的亲戚郭玉璋，是北京大学学生，他放假在家，参加了南阳平津流亡会剧团。我找到他，通过他的关系，也进入了剧团。后来得知，剧团就是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团长郭以清就是地下党员。由于剧团演出进步节目，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演了20多天，就被强行解散了。团长正好去周口开党代会，担心我们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就对我们说：“我送你们参加红军去，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这样，在团长的带领下，我通过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参加了革命。

　　两次聆听刘少奇报告

　　经过春季整训，1938年2月，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在随部队东进安徽过程中，我于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服务团，由于条件极其艰苦，部队都穿便衣，整编后才从武汉领到军服。就在我参加部队的第3天，反动民团头目威胁我们，把运输队抄掉了，所以运来的军装没有来得及发。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正规军、四川军差不多都向后方撤退，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但是，我们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多是老红军，很善于打仗。部队一路行军到合肥，打了场遭遇战，我们手枪连连长光荣牺牲了。当时，部队虽然壮大了，但是没有固定的根据地，部队缺少后勤补给，粮食、武器、装备补给都很紧张，救命的医疗药品尤其缺乏。

　　在彭雪枫六支队的护送下，1939年冬，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从淮北来到淮南路西敌后抗日第一线，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其间，我有幸两次聆听他作报告。

　　刘少奇第一次报告的主题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了革命武装。他强调，要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当兵有枪，也要有家呀!你们把国内战争时建立起来的大别山根据地送给了国民党广西军……你们连家都没有建立。”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我们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淮南津浦路西、路东8个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此，我们有了“家”，彻底解决了“家”的问题。

　　1940年，我第二次聆听刘少奇作报告，这次报告的重点是做一个好党员，建立一个好的党。

　　1940年，我到路东马坝区担任区委书记，那里是淮南、淮北根据地的交通要道，经常能够见到过路的邓子恢、张云逸等领导。张云逸在抗日战争年代基本上就和我们八团在一起行动。在马坝，我还幸运地见到过陈毅、张茜夫妇的背影。

　　印象中的罗炳辉将军

　　罗炳辉高大、很魁梧，要坐大椅子，身体基本功很扎实，军事素养很好。他是一位军事家，爱兵如子。

　　有两件事情我的印象很深。

　　一个是解决淮宝地区的小刀会。小刀会的头目以“刀枪不入”蛊惑普通百姓，吸纳信众。由于被灌输了“刀枪不入”的思想，小刀会打仗的时候往往不听劝告，对我们的威胁很大。但是小刀会的底层信众也是普通老百姓，本质是不坏的，罗炳辉认为不能像打击敌人那样来对付小刀会。罗炳辉决定采取梅花桩战术应对小刀会的冲击。在对阵小刀会时，他指挥前一排战士趴下，中排跪下，后排站起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先做政治工作，但是因为小刀会信众受到的蛊惑太深，我们的政治攻势起的作用不大，小刀会没有退却的迹象。罗炳辉只好指挥部队有意识的不把他们打死，只打伤，小刀会会众看到自己不是“刀枪不入”，顿时就明白自己受到蒙骗，小刀会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第二件是他住在我们马坝区委会，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在睡觉，我进去拿本子。后来警卫员担心我，说：“你怎么敢进去呀?”我说：“进去拿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才知道，罗炳辉警惕性很高，对周围环境的风吹草动反应很迅速。后来想想他当时没有动，可能是因为经常从我们这过路，相互间都认识的缘故吧。

　　开展滁县章广集地方工作

　　为开辟新区，我离开部队后，开始到滁县章广集做地方工作。在部队服务团时，我曾在滁县做宣传工作，对此地较为熟识，于是就留在这里做民运工作，发展党组织。

　　那时，军民确实是鱼水关系，感情特别浓，群众得到了部队的保护，部队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地方发展党员是秘密的，但是我的活动是公开的。晚上，我常要去开党小组会，为了保护我，他们就背着枪，陪着我过去。

　　我能参加在淮南路西召开的党组织会议、听刘少奇同志报告，是因为我当时是中心区的区委委员，民运组做党的工作，实际上相当于章广区委副书记。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我们开展了夺权斗争，建立了章广区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个区政府建立以后，周家岗那边也很快建立了区政府。

　　经历盱眙马坝战斗

　　刘少奇同志在淮南根据地做报告后，淮南路东8个县建立了根据地。但根据地的情况不是那么稳定，因为还实行原来的保甲制度，国民党顽固派想卷土重来。

　　1940年4月，我到盱眙马坝区工作。到6月，根据地的各个县都发生了暴动。当时，区委书记胡苏光在大通镇，我在距马坝25里路的倡和乡帮助工作。大通镇遭到敌人袭击后，胡苏光赶来与我们会合，并带来了最新的情况，大通镇的罗布、朱捷两位同志被韩德勤部抓起来，搞到江坝，泥沛湾的石力同志被活埋。根据情况，我们分析很可能敌人要来袭击马坝，因此，我与胡苏光同志连夜返回马坝。到马坝第二天早上5点钟左右，就听到枪声响了。我们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善甫率二营守卫着地方，他们越过淮河，在马坝北边五里塘设伏。政治部主任带着警卫员往北边观察，敌人发现了他，向他射击，所幸没打中，他赶紧回来带着二营占着炮楼，抢占制高点，对敌人进行反击。战斗中，我们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才打退了韩德勤部的进攻，马坝地区才又重新恢复稳定、安全。马坝战斗的胜利，巩固了整个路东抗日根据地。

　　感受领导的关怀

　　因为我是河南人，为了恢复永城津浦路西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7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调我到淮北工作。于是，我就从淮南路东来到淮北。但是到淮北后，我打摆子的老毛病复发了。我从小就打摆子，参加部队到安徽，被蚊子咬后打摆子复发，打摆子打得特别厉害，以致身体不好。为了治疗，只好吃奎宁药，但是奎宁副作用大，吃多了身体吃不消。后来，我要求到军部。在军部，我见到了饶漱石、曾山，饶漱石的夫人陆璀，还有其他不少领导，饶漱石曾请我吃饭。当时，饶漱石是新四军政委，张云逸是副军长，曾山是组织部长。曾山同志让我到部队治疗，但我想到地方治疗。因为我和张云逸比较熟悉，他支持我：“不错，地方上有些中医是能解决问题的。”就这样，我又从淮北回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11 14:35:09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回忆淮河岸边的一支武装工作队

下一篇：淮北抗日根据地办学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