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国共合作后中日两军的第一次较量
2018-11-22 09:13:56  来源：《济南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反映了在日寇加紧侵略的严重形势下，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在西北地区，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在陕西“起家”的十七路军，要么继续在西北“剿共”，要么“让出”西北远去闽、皖。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张、杨二位将军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艰苦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早在1936年1月便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希望同在陕西的东北军“枪口一致对外”，联合抗日。后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写过信，周副主席亲自会见过张学良;叶剑英等同志在西安多次与张、杨恳谈，提出“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等主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热烈赞同和衷心拥护。“西安 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当然，我们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仍然感到突然。

　　记得那是12月14日深夜，天气很冷，我和萧华同志在一个屋里睡得正香，急促不停的电话铃声把我们惊醒。萧华同志没来得及穿棉衣，抓起耳机就问：“哪里?”我也从炕上跳到萧华同志身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没有重大事件或紧急任务，这么晚是没有电话的。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对方很激动，很兴奋，一听就是左权同志的声音，“西安出了大事，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

　　“什么?”萧华同志看了我一眼，好像问我听清了没有，又好像是问自己。其实，他是在问左权同志。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左军团长用更大的声音又一次肯定地说。

　　我和萧华同志半晌没有说出话来。是呀!我们是被蒋介石逼着拿起枪杆子的。从拿起枪杆子的第一天起，想的、做的，都是为着打倒蒋介石，推翻他的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宁肯吃苦、受罪、流血、牺牲。如今，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国最大的反动头目被活捉了……

　　“你们要注意，”我们正想着，左军团长又讲话了，“事变发生后，部队肯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反映。高兴嘛，那是自然的啦，但是决不能放松警惕。情况是复杂的，变化也将是急速的。一定要使部队稳定。最主要的是一切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排，这一条一定要向大家讲清楚!”

　　我们很快就把这一消息传达到了各部队。红军指战员们的掌声、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人人欢喜若狂，个个奔走相告，庆祝再盛大的节日也没有这样的欢乐过。大家除了赞扬张、杨二位将军的爱国行动外，几乎都想到一个问题：怎么处置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呢?

　　指战员们想到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完全可以理解。十年内战，蒋介石的双手沾了人民群众和我们共产党人多少鲜血?苦难的中国人民，哪个没有一本血泪账，谁个忘得了那仇和恨?“蒋介石罪大恶极，死有馀辜，杀了他，毙了他!”这就是指战员们一致的反映和要求!我们要大家一定记住左权同志的话：“一切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排!”这样牵动全国甚至影响全世界局势的大事，决不能感情用事。但是也应该承认，道理好讲，具体工作是很难做的。有的同志甚至说：“除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谁要说不杀蒋介石我就和他拼!”

　　党中央和毛主席恰恰决定：不能杀蒋介石。“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而且就在我们得到“西安事变”消息的这一天，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率领我党代表团从保安(今志丹)县去西安了。

　　当时，南京国民党集团已经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这必然会置蒋于死地，扩大内战;宋子文、宋美龄等亲英美派代表人物，则火速飞抵西安“救蒋”。各地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韩复渠、宋哲元、阎锡山以及托派、汉奸等派系，也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如走马灯一样，纷纷登台表演。日本政府公开威胁国民党政府，不准与张、杨妥协，否则他们“不能坐视”，明显地支持何应钦“杀蒋”，打内战，而且积极策划当时在国外的投降派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成“新政府”。直接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也发生分歧，莫衷一是。

　　我们部队对这极为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虽然一时难以了解和理解，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深信不疑、绝对服从的。待大家逐步知道了一些具体情况之后，便认识到我们党借此机会促进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动员、说服张、杨“放蒋”的决策是英明的，这样做，既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同时也表现了我们党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无私!

　　为了打击亲日派何应钦以“讨伐”张、杨为名，兵临潼关，威逼西安，扩大内战的阴谋，党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开赴西安一线，准备与张、杨所部共同对付何应钦。

　　我们红二师奉命由井家沟经吴起镇进入甘肃，过庆阳、宁县等地，再进入西安以北的三原地区。由于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迅速、果断而又正确，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我们沿途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在庆阳第一次与东北军见面，他们的一个营长率全体官兵挑着粮食，唱着《打回老家去》的歌曲欢迎和慰问我们，气氛相当融洽。以后每过县城或大一点的镇子，那里的县长、镇长和什么保安团长、队长都要请我们吃饭。

　　我们有个连长，开始不敢应邀，跑去问团长，团长也没有经验，便来请示萧华和我。我说：“人家真心请你，你不去怎么行?失礼嘛!”萧华说：“我和师长也要去吃哩!吃是为了工作，不去吃怎么做工作啊!”

　　我们到达三原时，“西安事变”已经圆满解决，何应钦进攻西安的阴谋破产。仗没有打起来，但是我们一个师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竟扩大了两千多人，这种在根据地也属罕见的情况表明，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是多么的高涨;“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带来了多么大、多么好、多么深远的政治影响!

　　我们在三原时，彭老总也来了。我去看望他并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见他正坐在屋里同一个西北军的军官谈话。彭老总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西北军的赵寿山旅长。”赵寿山握着我的手，说：“久仰，久仰!”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些“程式化”的应酬很不习惯，但还是热情地说：“欢迎赵旅长到我们那里看看。”

　　彭老总高兴地笑了。

　　赵寿山走后，彭老总给我讲了个故事：

　　赵寿山有个女儿，曾经在我们红军学校学习过，回去后，赵寿山把她安排到自己的警卫连当了指导员(她是看我们连队有指导员，也要了这么个职务)。这位指导员不仅向她的士兵宣传抗日，还向她的父亲宣传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甚至还传说她烧过赵寿山的一个“草料场”。彭老总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叫姑娘逼着老子学林冲，造反投奔‘梁山泊’哩!”

　　……

　　过完1937年元旦，1月底，上级命令我去军团部带一批干部赴延安“抗大”学习。到军团部才知道，参加这次学习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带队的是陈赓同志和我。老战友们相见，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我，一个挑煤、修路、打短工的农民的儿子，能进自己的大学学习，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陈赓见到我便说：

　　“老杨呀，咱们要做同学了。”

　　我说：“你是黄埔的老毕业生，我还没进‘抗大’的门哩!”

　　陈赓一摆手：“咱们的‘抗大’和黄埔可不一样啊。”

　　我突然想起了陈赓的爱人王根英同志，便问：“你爱人有消息吗?”

　　陈赓说：“她是政治犯。恩来同志和国民党谈判中，要求释放政治犯是重要的一条唻!大有希望呀!”他停了停，突然大笑起来。“你是不是急着等王根英回来给你讨老婆哟——没关系，我这个人是说到做到的!”

　　陈赓总是这样爱开玩笑。

　　我们一行由三原起程，走了10天到达延安。大家从南门进城，找到了“抗大”。

　　这里有几所低矮简陋的窑洞式房子是校部的办公室，学员的“教室”和桌椅板凳都不够，要自己动手干。记得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同志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作‘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唻!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唻，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唻——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唻!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就是嘛!他们是老教授了。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答刘伯承同志。

　　“我们这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华民族的正气!”刘伯承同志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抗大”住窑洞，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这些困难，对于我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自己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课程多，时间又紧，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过去接触很少，学起来很吃力;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虽然过去都懂，但也没有系统地学过，特别是没有从产生这些方针、路线和政策的理论根据上研究过;至于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应该是最熟悉的了，但也没有很好地上升到理论高度去总结过。那时没有教科书，讲义也极少，每队有几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黄又粗的纸上或者是标语口号纸的反面上，有的字刻得潦草，难认得很。有时教员讲半天，有些记不下来，只得全凭脑子“储存”，现在想来，年轻真是一“宝”——脑子好，记忆力强，接受能力也快。所以，我以亲身的经验相劝现在包括少数待业的青年在内的同志们，尽量珍惜、利用你们年轻这个无价之宝去努力学习吧!

　　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毛主席在“抗大”的讲演，给我的印象最深。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他来讲课，总穿一身灰布军装，不戴帽子。乌黑浓密的头发显得有些长，也有点乱，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理。宽大的前额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讲话的语言特别生动、诙谐、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打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说，对付蒋介石，就要象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懒、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讲话，不但把我们全吸引住，而且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了。以后，他还给我们讲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等问题，揭露了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阐明了我党的积极抗战路线。这次讲话后来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正确的理论又是指导实践的锐利武器。“抗大”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水平。对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们正夜以继日、积极努力地学习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入侵中国腹地的军事部署，向我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正如中共中央7月8日向全国发表的抗战宣言中指出的：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我们在“抗大”的学习提前结业了。结业典礼是在我们这个队由延安向三原搬迁的途中——洛川举行的，可见时间、任务之紧迫。

　　8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同志为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左权同志为副参谋长，任弼时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原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为主，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罗荣桓。我被聂荣臻同志要回老部队，到这个师所属的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团长，副团长是陈正湘和萧远久，政治部主任是邓华。

　　我离开“抗大”去一一五师师部见聂荣臻同志。他看到我头一句话是：“嗬!我们‘窑洞大学’的毕业生回来啦，好，来得正好!你看!”他指着桌子上一厚叠用五颜六色纸张写成的东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全是战士们要求上前线的决心书噢!现在可以说是刀出鞘、弹上膛，盘马弯弓射大雕。部队情绪好得很呀!”

　　“我们的具体任务呢?”我问。

　　聂总说：“要你到六八五团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团是你原来工作过的二师改编的;二是这个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现在部队已经到了黄河西岸韩城、合阳之间的芝川镇，你们的任务是过黄河进入山西。如今山西以及整个华北吃紧得很呐!”

　　聂总简要地向我讲述了华北的形势。他说：“北平、天津失陷后，日寇沿平绥、平汉、津浦3条铁路线大举进犯。已经侵占了南口、张家口、大同、涿县、保定、沧州等地，矛头直指归绥、包头、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进入山西的日寇已由大同到了广灵。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同志曾和阎锡山面谈，鼓励他抗日。日寇进了山西，阎锡山当然紧张。但是要打仗，要抗日，我们还是要有“以我为主”的思想，既要拉着阎锡山，又不能完全依靠他。”

　　聂总的谈话虽然简要，但总的形势、敌我态势和我们的任务、基本方针已经交代的十分清楚了。特别是我们那个团已经到了离黄河不远的芝川镇，我必须尽快赶上部队。谁知走出师部碰到了原红一团改编的独立团的几位老战友。他们听说我要去六八五团，都动员我到独立团去工作，说：“这是老红一团嘛，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那时年轻，转身就去找聂总，说：“我还是去独立团当副团长，六八五团的团长让别人去干吧。”

　　“为什么?”聂总耐心地听完我的理由，然后严肃地说：“你去六八五团是命令。命令下达了就要执行。形势这样紧张，部队在等你，你马上去六八五团!”

　　我火速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芝川镇时，部队已经渡过黄河，一直赶到山西侯马市郊才见到了陈正湘、萧远久和邓华等同志。

　　9月下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同志率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五台山区的南茹村，直接指挥我们作战。这时，日寇分兵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南下直取太原;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目的也是夺取太原。这后一路来势极凶，已经攻到离平型关不远的灵邱。灵邱一失，必将兵围平型关。“两关”一旦失陷，太原必然难保。把守边关的蒋阎20万军队惶惶不可终日，直退至“两关”一线。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决定援助他们作战。朱总指挥和彭副总指挥号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以“与华北共存亡”的决心，兵分两路迎战日寇。一路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一二○师，驰援雁门关;另一路就是我们一一五师，从侯马乘阎锡山派出的接兵车，沿同蒲路日夜向平型关急进，迎击进犯之敌。

　　侯马在晋西南，平型关在晋东北。也就是说，从侯马到平型关要穿越几乎整个山西，大家坐着闷罐车长驱不停，但仍感速度太慢。当时秋雨连绵，狭窄的车厢里人很拥挤，闷热潮湿，空气污浊，再加上不停地颠簸，不少同志忍不住呕吐起来。大家为了驱散这旅途的困扰，便讲笑话，唱抗日歌曲，情绪相当活跃。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车过洪洞、临汾、霍县、介休等大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携带着慰问品，在风雨中迎送我们。

　　“热烈欢迎抗日的八路军将士上前线!”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每寸土地!”

　　“中华民族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冲破风帐雨幕震撼着祖国大地!

　　指战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深深的教育。民族的需要，人民的希望，自己的重任，一切的一切都摆在了眼前!那些在列车开动中一闪而过的人影，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有的战士开玩笑说：“谁说洪洞县里无好人?胡扯，好人多得很嘛!”

　　好人当然是多得很，但是我们在沿途也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现象——大批溃逃的国民党官员，置人民群众生死于不顾，带着搜刮来的财物，你拥我挤，仓仓皇皇地爬上南去的列车。群众骂他们是民族败类。我们的战士气愤地说：“要不是‘联合’了，非毙了他们不可!”

　　我在介休车站接到通知，要我在车到太原后进城去林彪处接受任务(当时林彪住在太原阎锡山的一个招待所里)。午夜，车到太原站，我便带着两个警卫员往太原城内赶去。在城门处我见到许多穿着破衣烂衫的群众聚在风雨中，一打听，原来他们是从大同、广灵、蔚县、灵丘一带逃难出来的。然而，城门紧闭，不许他们入内，只好忍饥挨冻，盼着天明，再想法子。我的警卫员向门卫说明了情况，我们才进了城。

　　由于不认识路，我们只好雇了人力车。这种一人坐一人拉的车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看着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在风雨中拉着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听说我是八路军，高兴地说：“先生，拉你们我欢喜!你们不来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

　　车到招待所门口，我们先后下了车。可是两个门卫硬是不让我们进。车夫急了，高声喊道：“他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你们咋不让进?”门卫不但不理，反而举起枪托要打车夫。我和警卫员一边拦阻一边说明情况，特别是警卫员告诉他俩我是团长，他们才不发横了。警卫员拿出钱给人力车夫，那车夫怎么也不肯收。他说：“你们来山西帮我们打鬼子，我再要钱，还有良心吗!”还是我把钱硬塞到他手里，说：“这不是给你的车费。就算我请你吃顿饭的钱吧。”他这才收下，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进了招待所。

　　林彪见了我，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交代我要加快北上的速度，把部队开到平型关一线。

　　赶回太原车站，天刚亮。风停了，雨也住了。我们又乘火车急速前进。谁知列车离开太原才三四十公里，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我们了。敌机扫射把列车车厢穿了不少洞，我们有二十多位同志负了重伤。动员他们下车转后方医院休养，他们怎么也不听。有个战士甚至哭着对我喊：“团长，还没见着鬼子的面你让我有什么脸回后方?不!我不走!死也要死在前线上。”时间紧，任务急，我只得命令他们留在后方。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矛盾：这样的好战士，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但又必须离开他们。

　　列车继续奔驰着。傍晚，进入原平车站时，由于前边的铁路被炸毁，无法通行了。这里离平型关大约还有一百多公里，为了抢时间，我们奉命改乘汽车前进。这时，全团上下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天塌地陷，也要及早赶到平型关!

　　担负输送任务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汽车团，这个团全是美式装备，连卡车也都一律带帆布篷子。条件虽不错，但考虑到前面道路险要，又是夜间行车，而且随时会有敌情，我不禁对这个汽车团能不能安全、迅速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越来越担心。部队上车前，我和陈正湘、萧远久、邓华等同志分别向营、连干部交代，一定要作好司机的工作，防止发生意外。

　　我正要上车，一个司机走到我面前说：“首长，这一带全是山路，颠得厉害，您到驾驶室里坐吧。”

　　听他叫“首长”，我感到很奇怪——国民党士兵对上级从来是称职务或“长官”的，这个司机却非常自然地用了我军上下级之间的称呼，不知为什么。我说：“你的驾驶室里还有副手哩，我坐后边可以。”

　　“不，不。”那司机急忙解释说，“副手已经到另一辆车上去了。您来坐吧，不会出事的。”这后一句话显然是怕我对他不放心。

　　我看这司机近40岁的样子，长得粗壮结实，比较纯朴，没有老兵油子的味道。汽车开动后，我问他：“你是哪里人呀?”

　　“河南。”

　　我看他的车开得很稳，便说：“是个老把式了吧?”

　　他打着方向盘，叹了口气，说：“摆弄这个‘圆圈圈’13年了。”

　　“到过不少地方吧?”我又问。

　　“怎么说呢?”他燃上一支烟，猛吸了两口，没头没尾说，“你们到过的地方，我也到过一些。”他见我不解，惨然一笑，“最后一次‘围剿’你们，我就开车到了江西，后来，你们长征——我们长官说叫‘西窜’——我又开车跟过你们，不久前才调到山西来的。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过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呀?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不喘气哩!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说好听的，要真的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不能让个小东洋欺负着!”

　　黑夜里我看不见这司机的表情，但他朴素、真诚的语言使我感动。他当了多年国民党的兵，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不清这是难免的，但他仍有一颗爱国之心应该说这是可贵的。我由他想到了接触过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普通官兵、庆阳县的县、镇长们，特别是从侯马到太原一路上见到的人民群众。是呀!偌大的一个中国，拥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民族，只要真正团结起来，日本鬼子还够打的吗!当然，我也想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政策和策略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天明，我们到达了离平型关不远的大营。在从大营转赴平型关外东南边的冉寨、上寨地域的途中，我们遇到了从灵丘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只顾向平型关内溃逃。有些逃兵竟跑到我们的驻地来抢老百姓的东西。我问他们中的一个老兵：

　　“你们为什么不在前方打日本?”

　　那个老兵魂不附体似地说：“日本人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你们打上了吗?”我又问。

　　“没有。”那老兵摇晃着脑袋，“连鬼子的影儿还没见着，上头就命令我们撤了。”

　　真是可耻、可悲、可气!

　　日寇侵华精锐部队板垣师团占领灵丘不几天，便向平型关扑来。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层峦叠嶂，沟谷深邃，阴森幽静。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其间，一直通向灵丘、涞源，地势煞是险要。这是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侵占平型关的必经之路。从关前至东河南镇之间的十馀里公路，路北侧山高坡陡，极难攀登，路南侧山低坡缓，易于出击。上级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六八七等3个团，埋伏在南侧一线。

　　为了赶到伏击地域，我们连夜从上寨出发。当时大雨如注，狂风不止，加上天黑路滑，行动十分困难。全团上下衣服被淋得透湿不说，几乎都成了“泥人”。深秋，山区的夜晚已是很冷，指战员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

　　拂晓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李庄，我把一营刘营长、二营曾国华营长、三营梁兴初营长叫到一起，在大雨中指着前面的公路说：

　　“这就是我们的攻击地段。板垣的二十一旅团要进平型关必须通过这条路，这里踞高临下，地形好得很呀!”我又指着东面说：“从这里往东是六八六团、再往东是六八七团。”

　　我们团的3个营都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一营是朱老总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二营是跟着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三营是黄公略同志领导的老三军的底子。许多战士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3位营长都是红军干部，都做过团一级领导工作，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了。有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指战员，对打好这一仗，我是信心十足的。但考虑到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和日寇作战，不熟悉敌人的脾性，更何况对方又是气焰十分嚣张、“赫赫有名”的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尽管我们都浸泡在雨水里，我还是耐心地提醒他们说：

　　“一定要告诉所有的同志——从干部到战士，以至炊事员——这次战斗非同一般，政治意义更巨大。国民党军队的溃逃不仅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且对热心抗战的人民群众是个很大的打击。如今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在看着我们哪!党中央、毛主席、朱、彭等首长也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所以，这一仗一定要发扬我们敢打敢拼，不怕流血牺牲的传统，彻底消灭这帮侵略者!打出红军的威风来，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来!”

　　3位营长刚走，陈正湘、萧远久和邓华同志就冒雨来到了我的身边。他们刚分头到各连作了战前动员。我问他们下这么大的雨，部队情绪怎么样，邓华同志说：

　　“一句话，劲头都集中到刺刀尖上，就等吹冲锋号了。战士们说：日本鬼子嗷嗷叫，国民党兵往后跑，人民群众在吃苦，我们这口气死了也咽不下去!这样的奇耻大辱、深仇大恨怎么也得雪，怎么也得报。要不，就不是中国人，更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

　　天亮后，风停了，雨住了。除了平型关方向传来稀疏的炮声外，公路上仍不见鬼子的踪影。怎么搞的?情况有变化吗?一营长从山头左侧跑过来，有点着急地问我：

　　“团长，鬼子怎么还不来?”

　　我说：“打伏击嘛，就要沉得住气，有点耐性。怎么?你认为鬼子不会来吗?”

　　一营长摇摇头，说：“拿不准。”

　　“没有什么拿不准的。”我说，“你赶快回到自己指挥位置上去!”因为他那里集中了全团十多挺机枪，我特别嘱咐他说，“要注意你那些机关枪噢!”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大约上午8点多钟吧，先是听见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接着隐隐约约出现了汽车的影子。汽车越来越近，这才发现后面还有大车、马车一大溜。只见头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太阳旗”，坐着几十个鬼子，头戴闪光发亮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上着刺刀的步枪揽在胸前。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地域。这些家伙装备精良，侵华以来还未遇到过什么真正有力的抗击哩!他们在车上指手划脚，叽哩哇啦地不知讲些什么。在我们的国土上，他们旁若无人似的，真有些不可一世的味道。

　　战士们上好刺刀的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机枪射手们已经在瞄准了;他们都不时地望着我。我好像感到了大家的心在剧烈跳动。而我的双眼却只盯着公路的拐弯处。当鬼子的头几辆汽车开到我们阵地的山脚下时，我立刻命令：

　　“全体冲锋，打!”

　　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指战员们暴风骤雨般地向敌人冲去。鬼子最前面的汽车已被打坏，着了火，后边的汽车、大车、马匹等互相撞击，走不动了。鬼子们嗷嗷地叫着跳下车来四处散开。我想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会在大白天遇上这样突然的勇猛的打击。“大皇军”的精锐旅团惊惶失措了。

　　应当说坂垣二十一旅团还是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懵懂中一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站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我立即派通信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营长已指挥一营把公路上的敌人切成了几段。他接到我的命令后，马上指挥一、三连，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鬼子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迅速登上山头的一、三连紧接着又反冲下去，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鬼子报销了。这个营的四连，行动稍慢一步，被鬼子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冲锋中负了伤，一排长就主动代替指挥，他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鬼子逼回沟底全部消灭。

　　正当部队同敌人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战士们看到这情景，一股劲地靠近鬼子，同敌人混在一起拼杀起来。敌机大概看到双方交织在一起，无法扫射，也无法投弹，只好飞走了。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二、三营的阵地上展开了。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动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囵了。”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二十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十几个鬼子。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鬼子在向他逼近，他——我们的英雄连长曾贤生同志拉响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壮烈行为鼓舞着我们，更鼓舞着他身边的战友。他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三十多位同志，却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拼杀!三营的九连和十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拣起石块将鬼子的脑壳砸碎。战斗到最后，两个连队眼睛都打红了，尽管伤亡都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却依然旺盛得很。这是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日军士兵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所谓“武士道”的影响，成了一帮亡命之徒。他们负了伤仍然顽抗。战士们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知他们是听不懂，还是根本听不进去，毫无反应。1937年的日军，战斗力还是满强的。也许，“皇军”几个月要灭亡全中国的神话在他们的头脑里还起着作用。但神话毕竟不是现实。战斗进行到下午，以我们的最后胜利结束了。据后来的统计，此次战斗共歼敌1000余人，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在中国人民的铁拳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平型关一战，震动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甚至更远一些如“甲午战争”以来，他们还没有遇到中国人民这样有力的、巨大的、歼灭性的打击。“不可战胜的皇军”，居然败在了他们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的中国人的手下。

　　平型关一战，震动了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各派势力。“灭共派”看到了被他们“灭”了十多年的共产党的真正实力和气魄，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思考和谋划了;“联共派”应该说受到了不小的鼓舞，似乎觉得“联共”的“资本”大大的增加了。作为一个整体，国民党在进一步地分化。

　　平型关一战，也震动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深、难免存有观望情绪的人士。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经过从未休止的军事“围剿”、“聚歼”和白色恐怖的大屠杀，以及被宣传为“溃不成军的西窜”(指长征)之后，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伤痕累累了;但是今天他们亲眼看到的却是一个无比健壮的、傲然屹立的巨人。这就大大增添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希望，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

　　平型关一战，也震动了世界。那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虽然还有近两年的时间，但希特勒已经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并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起干涉西班牙的内战。英、法、美集团采取绥靖政策，力图把战火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这法西斯侵略势力日益猖獗的时刻，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居然“敢”打日本人，而且打了它的精锐师团，取得了谁也不能否认的胜利，他们不得不“刮目相待”了。而对那些被德、意帝国主义奴役和受到他们严重威胁的人民，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和支持。

　　当然，平型关一战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在中国国内。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它使全国人民看到自己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使全国人民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坚持抗日的八路军。真是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打出了全国人民对“驱逐日寇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和信心!

　　就我个人来说，平型关一战，起码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比正确的;“唯武器论”不但不可信，而且是注定要破产的;单纯的防御是必定要失败的;主要是游击战，配合以运动战，灵活机动地运用，在当时条件下，是可以取胜的。

　　平型关一战打击了敌人，大大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也大大的锻炼和考验了我们自己。

　　这里我想提及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宣传中，好像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真有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架势。其实，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个决策不仅仅是平型关战斗本身，因为这次战斗不是孤立的)，没有朱、彭、任、左、邓等首长的直接指挥，就一一五师来说，如果没有聂总、罗荣桓同志的指挥，没有广大指战员的流血牺牲和全力奋战，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就没有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把功劳归于一个人是不实事求是的，是违背历史的。当然，“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种宣传，今后不会再发生了。

　　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她是先烈们用鲜血洗染过的!

　　平型关是难忘的关，因为她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平型关已经载入了光荣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2 09: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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