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梅林回忆录（一）
2018-12-07 11:00:53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韩梅林，1901年12月出生，湖南华容县塔市驿镇人。1925年2月进黄埔军校学习，4月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9月，进入中央军校军官团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国民革命军任教导师机枪连连长、营长、团长、师少将参谋长、旅长，参加过漕河、漳河之战、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和湘北会战。1941年10月，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脱离部队。1945年5月投奔国民党军杜聿明部任职，先后任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兼直属部队指挥官、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少将司令兼热河省阜新市市长。1947年5月1日在热河省凌源县率部起义，改编后任中国民主救国军热河独立第一旅旅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任独立第六师师长，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六一师。他率领这支部队参加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和渡江南下。解放后，先后任江西军区浮梁军分区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45速中校长、全南八一垦殖场副场长。转业后任江西省农林垦殖厅副厅长。1981年12月批准离休，1996年11月病逝[

　　韩梅林将军一九O一年山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怀着爱国热情，到湘军唐生智部下当兵。一九二五年二月考入黄埔军校三期。一九二五年末出校后在北伐军中任连长。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期间，韩梅林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很赞赏的，这为他以后率部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国民党军队中，他一直是杜聿明的部下，由于他为人忠耿，作战勇敢，深得杜聿明的信任。从连长一直晋升到少将旅长、师参谋长等职。在抗扫战争中曾参加过长城抗战和著名的台儿庄大血战。

　　韩梅林虽长期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中工作，但他为人素张正义，从不巧取豪夺，而对国民党官场及军队内的发国难财、贪污腐化、尔虞我诈等邪风，始终格格不入，曾一度辞职离开了国民党部队。一九四六年初，杜聿明派韩梅林任阜。新市市长，意在让他发一笔“接收财”。韩梅林带杨明清(任主任秘书)到阜新上任，他不仅没发“接收财”，反之，一到任便大刀阔斧的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力所能及地为苦难民众办些好事。

　　一九四六年七月，杜聿明又命令韩梅林在阜新组建了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任命韩梅林为司令，下辖三个团。

　　韩梅林虽受到杜聿明的信任，但韩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强烈不满。多次向他早巳结识的爱国青年杨明清表示要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杨明清在湖南的同学邓钧洪(中共党员)受组织委派，来到阜新，担任了韩梅林的机要秘书。

　　后来经邓钧洪联系，湖南党组织又派中共党员周太暄和他爱人陶涛，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来到阜新市，在韩梅林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具体筹划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韩梅林奉命率三支队移驻凌源。除杨明清留阜新代理政务外，周太喧、邓钧洪、陶涛、李茵(邓的爱人)也先后到凌源。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和附近的我军驻军十六旅取得了联系。十六旅请示了冀察热辽分局程子华同志，程同意策动韩将军起义。

　　十六旅派作战科长戴平同志前来凌源商谈起义具体事宜。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凌晨，韩梅林将军在我军十六旅的接应下，率部起义成功.向全国发了起义通，电。在解放区宁城：八里罕召开了盛大庆祝会。同年七月十五日韩梅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就任冀察热辽军区独立六师师长

　　(一)北伐

　　进军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革命军正在准备北伐时，第七团从潮汕铁路线上的奄埠开到广州附近的石排，改为第一师第一团，叶剑英同志担任团长，张际春同志任第二营营长，我们第四连二个排长都升了级，高觉民调到另一个团当副连长，杨昌溥升任本团第二连连长，我升任本连中尉排长。六月中旬，叶剑英同志调任师参谋长，记得他在离开第一团时集合排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革命军队里的干部何处需要就到何处去，好比机器上的零件，只要这个机器是一个工厂一个型号。几天后，张际春同志也调走了，这时孙元良任第一团团长。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四川小军阀孙震的儿子，公子少爷习气很严重。这个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三营营长杨步飞，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这时广西已经统一，湖南也有变动，广州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开始向湖南反动军队聂开鑫及湘北、鄂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进攻。在广东的第四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团长叶挺，全团军官多数是中共党员)也于七月初进到湖南，进军北伐的序幕从此揭开。

　　七月九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职，在广州北较场开誓师大会，宣布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白崇禧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广东主持后方军务，由副军长陈可钰代理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留广东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军长;第五军李福林部留守广东;第一军的一、二两师为总预备队，归副军长王柏令指挥，第一师师长王柏令兼，第二师师长刘峙，何应钦另率两个师由东江攻福建;朱培德的第三军集中南雄、始兴一带，待机进攻江西;程潜的第六军两个师随第四军，后向湘赣边境前进也准备进江西。当时大军北伐，号称二十万人马，轰动全世界。。

　　在大军出动时，第一军的中、下级军官有些人怕打仗，人们叫他们是“怕死鬼”。我所在的第四连连长陈福颜称病住院，部队走后他另找工作不回连(后来在老家河北新乐做小生意，一九三四年，他到北平找何应钦，他原是何的卫士，何又派他到二十五师任连长，事有凑巧，关麟征安排他到一四六团当连长，这时我任这个团的中校团附，我们见面时他感到很难堪。我开玩笑对他说：“你如果参加北伐也可能不在人世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工作做得好，北伐大军进展很快，八月初占长沙，接着就攻下了岳阳。九月中旬，第四军兵临武昌城，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打垮。第一军于八月二十日进攻岳阳，二十三日，蒋介石令王柏令率领第一师由岳阳乘火车开回株洲，随即转进到浏阳，归第六军军长程潜指挥，准备进攻江西。当时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号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北伐军攻湖北时，吴佩孚要他由赣西出兵攻湖南，孙传芳不理采。

　　攻克江西

　　江西守敌是孙传芳统率的所谓中央军第一师邓如琢(邓兼江西总司令)部驻南昌，第二师谢鸿勋部驻修水、武宁、铜鼓，第六师杨如轩部驻赣州，另有滇军杨池生师也在赣南，此外还有江西地方军第一师唐福山部驻萍乡、老关，第二师蒋镇臣部驻吉安，第四师赖世璜部驻会昌，还有第九混成旅张风岐部驻南昌、樟树，补充旅刘宝题部驻抚州，总兵力共七个师两个独立旅共约十多万人。北伐军攻江西，开始是第一军一个师，第六军两个师，第二军、第三军，总兵力约八万人。九月六日打响第一枪，第二军当天占老关、萍乡，七日占安源，十二日占袁州(宜春)。第六军七日占修水，十日占武宁。第一军的第一师也在八日占铜鼓，十一日占奉新。赣南方面，由于赖世璜举兵内应，赶走了两杨，北伐军即任命赖世璜为独立第一师师长。此时万安以南全被第三军朱培德部占领，国民政府即任朱培德为攻赣总指挥，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十四军军长。

　　在北伐军攻占萍乡时，邓如琢即令驻南昌樟树的张风岐旅增援唐福山师，接着又亲率他的第一师开樟树，以致南昌空虚，程潜指挥第六军和王柏令师分别由安义、奉新向南昌急进，于九月十八日占领牛行车站(南昌北站)，兵临南昌城下。十九日在工人、学生和省警备队的内应下，北伐军突入南昌城。此时孙传芳到了九江，指挥新到九江的北军虏香亭、郑俊彦两个师向涂家埠、乐化急进，企图抢占牛行车站以截断北伐军的后路，又令邓如琢回师反攻南昌城。程潜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即令驻在牛行车站的第一师第一团协同第六军之一部开赴乐化附近，堵截北军前进，同时令突进南昌的北伐军向赣江西岸撤退。由于第一团团长孙元良不听指挥，动作也太慢，致使乐化战斗失利，伤亡也不小，第二连连长杨昌溥阵亡。(杨原是我同连的排长)，接着又放弃了牛行车站，以致由南昌撤退的北伐军受到重大损失。记得乐化战斗的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伐军撤离南昌是中秋节的第二天。

　　北伐军退出南昌几天后，蒋介石亲率第一军第二师到达瑞州(今高安县)，程潜向蒋告状，要求严惩孙元良，十月初，蒋介石到奉新，把第一军一、二两师集合在奉新城外河滩训话，大意是说这次攻南昌失利，是由于有些将领和军官不听指挥，特别是孙元良。为了整顿北伐军的纪律，我已把孙元良枪毙了。接着又假惺惺地装着孔明挥泪斩马谡心里难过的样子说：“孙元良太年青了，我不该让他当团长。”是的，孙元良的确太年轻，那时才二十一岁，胡宗南比他年纪大，同时也只是第一师第二团的中校团附。当时有不少人怀疑总司令真的枪毙了孙元良。人们认为枪毙一个团长，无非是为了杀一戒百，但为什么不当众执行呢?后来真相大白。原来蒋校长爱护黄埔学生，实际上是植党营私，树惠于人，建威在己，他私下给了孙元良一笔钱，送他去日本留学了。公开宣布枪毙了是欺骗程潜和整个北伐军官兵(第二年即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任第一军补充团第三营营长，路过杭州去浙西，这时孙元良回国，住在杭州西湖饭店，碰巧我也住在西湖饭店，无意中和他碰见)。

　　北伐军第一次攻进南昌，撤退时遭受损失，第一师师长王柏令也有重大过失，他在进南昌的第二天就身穿便衣玩妓院，把部队交副师长王俊指挥，撤退时未跟上队伍，还是穿便衣逃出的，程潜将这一情况也报告了蒋介石，因此蒋不能不撤王柏令的师长职，以王俊升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团新任团长徐图远，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他原在第七团当过少校团参谋长，第七团改称第一团时调任北伐军总部中校参谋，流氓气很重，在团内毫无威信。

　　进兵江西的北伐军三次攻南昌，一、二两次未成功，第三次是在十一月上旬进行的。当时第三军已进到吉安、抚州。在湖北作战的第四、第七军和贺耀祖独立第二师已转进到赣北截断了南浔铁路，特别是第二、第六两军，由于有中共党人李富春、林祖涵(林伯榘)等同志领导的政工人员发动工农群众大力支援，逼进了南昌城，而南昌守敌又都是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孤立无援。十一月六日北伐军第三次兵临南昌城下，命令在城内困守的北军开城投降，集合到七里街附近听候改编。北军却提出要方本仁进城收编。这个方本仁是前任江西督军，垮台后逃到广州。广州国民政府认为江西地方部队都是他的旧部，遂委任他为江西宣慰使兼十一军军长，要他随北伐军进入江西，策动唐福山、蒋镇臣等江西地方部队响应革命。九月中旬，方本仁派他的参谋长贺守中到吉安，劝告蒋镇臣在响应北伐军，被蒋扣留，接着方本仁亲自到吉安，也被蒋扣留。在赖世璜倒戈第三军进到吉安时，方本仁才逃出。

　　十一月八日夜间，北伐军在一个工人同志帮助下，从德胜门旁边一条阴沟爬进去两个连，打开城门，北伐军一个团蜂拥而入，未费多大气力就占领了南昌城，一万多守敌尽成俘虏。十日，江西人民要求将被俘的张风岐、唐福山、岳思寅及兵站司令候全本等人交人民审判，得到北伐军的同意。于是人民群众在唐福山、张风岐的背上各贴旗一面，上写纵兵殃民的某某人，绑在省长公署大门前的石狮子上任人参观，又将岳思寅、候全本用露天小轿抬往城内外游示众，人人拍手称快。后来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江西省工会、省农协、省学联等组成“江西人民载判犯委员会”判处了唐福山等人死刑，执行枪决。

　　南昌攻克后，孙传芳从湖口乘船逃回南京，他指挥的虏香亭、郑俊彦、周风岐等几个师也纷纷逃离江西。到十一月底，江西全境已无北军。这时北伐军立即准备向浙江、安徽两省攻击前进。

　　东南砥定

　　十一月下旬，第一军的一、二两师，进抵上饶、玉山，十二月上旬进入浙江的江山、龙游等县，我们第一团到了兰溪。这时我升任第三连连长。何应钦带的部队攻福建，进展很快，防守福建的北军周荫人部节节败退。浙江内部也起了分化，部分浙江地方军倒戈，因而第一师仅在龙游县属的洋埠附近打了一仗，在桐庐附近稍有接触(我在桐负轻伤未下火线)。二月中旬，第一师即很顺利地进入杭州。杭州城内的商店和居民，在门口摆设香案以迎接北伐军进城，有的还鸣放鞭炮，说是迎接“天兵”。这时第一师师长王俊调任宁波防守司令，由副师长兼师长第三团团长薛岳任师长。

　　北伐军之所以很顺利的占领浙江，是因为浙江省长夏超内应，但由于夏超的准备工作未做好，力量不足，被孙传芳派兵镇压，夏超战死。接着浙江地方军周风岐倒戈一击，赶走了北军白宝山师，广州国民政府任周风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长。

　　三月初，第一师进到嘉兴、嘉善一带，准备前进上海。此时孙传芳的部队在长江两岸节节败退。芜湖，安庆已为北伐军占领，南京也指日可下，鲁军(张作霖驻山东的部队)毕庶澄部队到南京，防守沪宁铁路线上的大城市(包括上海)，松江大桥北端筑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第一师奉白崇喜命令(白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经平湖、金山，绕道攻上海。第一团于三月二十一攻占龙华。这时上海几十万工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起义，直鲁军的总指挥毕庶澄逃入租界，他的中、上级军官也大部分逃跑，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占领了上海各要点，缴获了很多敌军武器，俘虏了上万敌军。由于我这个连是先头大部队，有几个武装工人同志向我报告，说是离北站很近的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货栈还有敌军一个连固守，不愿缴枪，要求我带队前去解决，我立即带队前去，守敌见是北伐军到了马上挂出白旗，缴枪投降了。

　　就在这时，北伐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也攻克了南京，沪宁铁路上的直鲁联军纷纷向长江北岸溃退，从此东南砥定，北伐告一段落。

　　在大革命低潮中

　　自卑感

　　在旧社会，人们以“世代书香”或“富裕家庭子弟”而自豪。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要中学毕业生才能报考。当时不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怎能上中学呢?我到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到第一军当排长、连长，在学习、练兵、行军、作战中，日常生活接触的多半都是中学生，或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时流露出看不起我这个穷孩子出身的班长、排长、连长。我当排长时，黄埔三期同学还未毕业，但后来和我同连当排长的三期同学杨昌溥、高觉民，在出师北伐时，他们都升任了上尉连长，而我还是中尉排长，因而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总想积蓄一点钱，找机会再念两年书。(当时中尉排长的月薪是六十元，上尉连长是八十元)也常有人们问我是黄埔第几期毕业?我说我是黄埔学兵连的班长，是按照第三期同学待遇。实际上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人们一直认为我是“杂牌黄埔学生”。因此，我又产生了找机会再进军官学校“镀金”的思想。在这种“自卑”思想的情况下，我省吃省用，埋头工作、学习，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抽空自学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学语文课本，也酷爱当时比较进步的书报、杂志和读小时候读过的《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西游记》、《说岳传》等小说，对军事书籍如、《射击教靶》、《野外勤务》、《孙子兵法》，尤其感兴趣。有些同事们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样钻研军事学术，将来可能成为有出息的军事家。其实，他们内心是轻视我的，认为我没有文化基础，做有出息的军事家，谈何容易。总之，努力自学和再找机会到军校学习，当时支配了我的思想。

　　在北伐军到湖南时，毛泽东同志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到湖南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斗争。当我们第一师到达湖南浏阳时，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但我当时却不关心这件事情，只是认为有组织的农民给了我们部队行军，宿营的方便。这也说明我在认识上的模糊，没有认识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有一天，我们部队经过浏阳东北向江西铜鼓县前进时，看到成群的农民正绑着地主、豪绅，并给他们戴着高帽游行，士兵们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没有认识到这是打击地主豪绅威风的好方法。我小时遭受过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和侮辱，北伐军的士兵也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穷苦农民，我应该乘机向士兵进行阶级教育，但是我当时没有这种认识。

　　我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也是认识模糊的。如我在连长任内时，我们连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消灭了敌军一个连，参加战斗的还有组织的工人同志，之后他们要求我给他们两挺轻机枪，两箱子弹(都是当时缴获敌人的)，我没同意，只给了他们几支步枪，一箱子弹。我认为革命就要打仗，而打仗靠军队，工农群众帮助军队打好仗就行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由于不关心工人运动，不关心政治，只想向上级多交战利品而立功受奖。这是一种落后的自私表现。

　　当时北伐军口号，或者说政策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总政治部编了一首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全面的。此外，第一军自一九二六年三月，所谓“中山舰事件”，赶走了中共党员以后，这个军的各级军官都不关心政治，以我当时的处境是不能例外的，即使在某些方面同情劳苦人民，也不能有所表露，更不用说有所行动了。

　　当北伐军进到上海时，上海各租界的外国军队戒备封严，全副武装站在铁丝网内监视着我们。上海北火车站离英、日租界很近，上级再三要我们不要接近他们的戒备区，唯恐引起意外事故。我当时认为这是上级考虑到不能在北伐胜利中引起国际上的麻烦，等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后，外国人会尊重我国的独立，租界问题可以经过和平谈判而解决的。我绝没有想到，这时的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等勾结，准备反革命事变。

　　人事纠纷

　　第一师占领上海后，分驻在南市、闸北和吴淞一带整训，师长薛岳认为上海工人起义，对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帮助很大，因而他和上海工会负责人相处很好，受到工人群众的拥护。这个师的第一团团长徐图远，是浙江人，第二团团长胡宗南，也是浙江人，第三团团长黄国棵是广东人。由于徐图远在第一团毫无威信，在浙江作战时又犯了错误，到上海后又嫖妓染上了性病，薛岳撤掉了他的团长职，调他到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广西人黄埔一期)为第一团团长。这样就引起全师浙江籍的军官们的反对，大闹人事纠纷。

　　第一师的各级军官，大数量浙江、两广和湖南人，湖南人不爱闹派系，广东、广西人由于语言关系，有时在一起说这说那，形成了一派，人们叫“两广派”;浙江人由于是蒋介石的同乡，受到蒋的宠信，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常流露出骄傲情绪，年长日久，就和两广派发生了纠纷。当浙江人知道徐图远被撤职，万全策升任团长时，起哄了。他们造谣说：“薛岳对外勾结上海工会里的反革命分子，对内排斥异己，重用和提升两广人。”又造谣说：“薛岳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员”。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向蒋介石作报告，不让万全策到职。蒋介石是浙江派的头子，又是北伐军总司令，他这时正准备镇压上海工人，举行“清党”，于是他命令第一师离开上海，去南京驻防。上海防务，由第二师刘峙部接替。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总工会时，上海满街都贴出“欢迎第一师当驻上海，反对西山会议派走狗刘峙”的标语(西山会议派是一九二五年林轰、邹曾、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柩所在地开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一派)。接着蒋介石令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限制上海工人武装活动，又把新改编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驻上海，以此镇压工人的力量，并任令周凤岐为上海警备司令。

　　四月九日，第一师由上海乘火车移驻南京。这时师内传说薛岳已被北伐军总司令部扣押，因为来了新师长邓振铨。在部队到达南京时又见到了薛岳《告全师官兵书》内有“投机取巧者愈众，努力革命者愈危”等语。后来才知道薛岳已逃往广东，当上了陈济棠部队的师长。(同年十二月“广州起义”薛岳师被起义工人武装击败，此后薛又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将领。)

　　四月十日夜晚，第一师第一团中校团附程式召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开会，但是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湖南人黄埔一期)，三营营长容有略(广东人黄埔一期)均未到会。团参谋长杨步飞(浙江人黄埔一期)首先发言，他说：“薛岳在上海勾结反革命分子，对内利用私人，排斥异己，企图打倒总司令，他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人，现已逃走等等”。会议最后由程式拿出一份写好了的报告，要到会人签名盖章。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上级叫徐图远回团复职。当时，虽有人不欢迎徐图远，但又不敢反对。第三天，即“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屠杀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装。这一天，徐图远也回团复职了。

　　?蒋介石的“反共”宁汉

　　蒋介石在上海做了周密的布置，他还联络青红帮整掉上海总工会。又于四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包括“西山会议派”、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地主官僚在内的“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当时人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看法是“军队北伐，政治南伐”，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已纷纷南下当了蒋介石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官。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这天深夜，黄祖轲突然到了我连，他当时在北伐军二十一师陈诚团某连任连指导员，据他说，他是逃跑出来的。他们二十一师的师长严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湖北人，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邓演达关系很好，这时蒋介石不信任他)已自动离职，不知去向，该师政工人员也大部分逃走了。我问他打算去何处，他说，他准备绕道去武汉。我见他未带行李，送给他壹百元。他临走时，要我保重，并要我不能忘记劳动人民的利益。我说，我们两人同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救国救民，你对我有帮助，我不会忘记的。

　　蒋介石的这一反革命行动，得到了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声喝彩，他们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而蒋也因为有他们做后台，才敢于反革命。当时在军事上蒋介石有把握能指挥的部队不多，而在经济上由于有上述后台的支持，比武汉方面强。特别是长江下游被南京封锁，引起武汉物价暴涨，人民生活逐渐感到困难。当时的北伐军如二、三、六、七等军，为了军费关系，反蒋不坚决，而何健第八军许克祥团又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省工会主席和省农会负责人被杀害。湖北地方部队夏斗寅部勾结四川反动军队杨森等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并向武汉进军，这两件事虽未扩大，但也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

　　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北伐军占领的南方几省中成绩最好，组织起来的农民最多，也最有力量。省农协遭到破坏后，各县的农协会仍在继续战斗，农民使用的武器都是鸟枪和梭镖，当时城乡的铁匠铺，生意好极了，日夜忙着制造梭镖。据说当时地主豪绅看见梭镖就发抖。

　　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我在第一师闹人事纠纷时，由于不关心政治，态度消极，但是我也对徐图远不满。对万全策升任团长是欢迎的，因为万全策原是黄埔军校学兵连第二排排长，后来是副连长。我到第七团第二营四连当排长时，他是这个团第一营副营长。他当营长，我是他这个营的第三连连长。他认为我练兵、打仗都不错，对我很好。在浙江、上海作战时，都给我记了功。徐图远复职，他因有病，也由于升了团长不能到职，内心有点难过，请准了病假到上海养病，临行时还找我谈了话，主要是勉励我好好地把兵练好，准备继续北伐。

　　这年六月初，我患严重胃病，加上我在浙江桐卢作战负轻伤未下火线，身体虚弱，经徐团长批准我到南京鼓楼医院养病，连长职务由副连长代理。六月下旬，病情好转，我向医院请假到上海某医院看望营长万全策，他对我说，他不想再回第一团工作，正准备向校长(蒋介石)写报告要求调到其他团。我说，我想在养病期间回湖南老家一趟，处理几件家务事。他同意了，并要我给他留下我老家的通信地址。

　　我从上海经武汉回到湖南华容东山。这时张昌菊已在一年前带着他的孩子搬到塔市她娘家去住了，老家几间房子已破烂不堪，有两间住了一个姓李的贫农单身汉，他给我家种着八亩田。弟弟良材由于受到过继的母亲虐待，在一个姓李的富农家做长工。伯父、叔父两家还好，只是叔父多病，家庭更穷困。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正在领导家乡农民运动，见我回家，他很高兴，由于我住在他家，他把家乡的革命运动从开始宣传到发动农民和组织农民、武装农民，以及为何斗争地主豪绅等等谈的非常详尽。我在广东期间，他已不教私塾，在长沙私立“公益师范”学校念书，曾和我经常通信。北伐进军中，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故乡和他两个同学领导农民运动。据他说，许克祥在长沙的暴行，华容稍受影响，有少数领导人产生了某些顾虑。当时文宣区农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易枪一(又叫易端章)，他是我在私塾念书时同学，大我三岁。我到黄埔后写信劝他到广东，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到广东进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随北伐回湖南华容组织文宣区农协会。这次他见我回故乡极高兴。据他说，家乡开始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时，接受最快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感觉锐敏，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行动也很积极。但少数青年知识分子易犯“风头主义”的毛病。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他们中间虽有些人乱搞男女关系，或有赌博恶习，但一经说服教育，很快就转为革命积极分子。问题是少数流氓无产者为敌人收买利用，叛变革命，危害很大。对地主豪绅最痛恨，革命最坚决的是贫雇农(应该是产业工人革命最坚决，组织纪律性最强，但农村没有产业工人)，因为贫雇农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最严重。

　　华容东山的地主豪绅，在一九二六年冬和次年春的农民运动高潮中，被农民杀了不少，罪恶比较小的也戴高帽游了街，他们过去的威风，已经全面扫地，只有个别的外逃。恶霸地主邓运章和他的劣绅大儿子邓华人已被杀掉，连他的小儿子邓锦泉也给杀了。城乡赌博之风已绝迹;小脚妇女正在放脚，并积极参加各种会议;祠堂庙宇已改作学校，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学文化;盗贼、小偷、吸鸦片等等也已绝迹。离别不到三年的故乡，真是“换了人间”!不过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才起头，山水田地自然面貌还没改变。山还是光秃秃的，水也没有治理。确切的说，应是：“故乡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对家乡这样巨大的变化，我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好的很”。但我们的敌人却认为“糟的很”。我的启蒙老师方玉轩原是望夫团的绅士，但不算“劣”，在这次农民运动中他看不惯，同情地主，在听到有些农民群众要抓他时，他逃跑了，以后成了东山大恶霸。我另一个比较进步的老师包韶露，在“五四运动”时期是积极分子，但在这大革命中却观望、旁徨。当我到他家看望他时，他说，“老年人不中用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言下之意似乎有点埋怨年轻人在“瞎闹”。

　　湖南许克祥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以后，陆续分驻各县，摧垮了各县农协会，恢复了县团防局。外逃的土豪劣绅纷纷回到县城，继而又恢复了区团防局，豪绅地主回到家中向农民反攻倒算。他们把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称为“暴徒”，称农民为“暴民”，称手工业者为“痞子”，说农民革命运动是“痞子运动”。他们带着团防局丁勇到处抓人、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在家乡久留，就抓紧时间办了三件事：一是把弟弟良材接回家，让他耕种自己的八亩田，并让他与堂叔韩玉秋脱离继承关系。二是把张昌菊的孩子过继给我已死的大哥为子，以后称我为叔父。三是和张昌菊离婚。这三件事都是经过伯父章常、叔父金陵和张昌菊的叔父张光第(区农协负责人)当面谈好的。只是张昌菊不愿意同我办离婚手续。我给她二百元钱，说好此后她的行动与我无关，。这时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华容全县已在白色恐怖之中，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转入地下活动，有的逃到武汉。何长工同志就是逃到武汉的一个。也有的逃武汉，路经岳阳时被捕，如韩国栋、欧阳梧等人就是在岳阳被捕押送到长沙杀害的。由于我是第一军的现役连长，是由南京请假回故乡处理家务事的，谁也不敢抓我。

　　七月中旬，我离开故乡，同几个知识青年由塔市乘船到新堤，再到武汉。临行时，韩凤山、易枪一曾再三要我留在家乡搞革命，我因为是一个现役军人而没有接受。结果，韩风山也随我到了武汉，易枪一留在故乡继续领导农民做地下斗争。(一九三零年，易枪一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秘密到南京，在两个华容同乡掩护下治病，这时我已离开南京，不久他病故了。)韩凤山在武汉入伍，到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兵营当兵，他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后来在红军二方面军某部当师政委时牺牲!他的儿子韩明清是烈属已七十多岁，老伴李正安大我两岁，还健在。韩明清有四个儿子，老大曾任华容塔市镇镇长，老二在华容公安部门工作，老三是小学教师，都是中共党员。

　　分歧路口

　　我这次回到故乡，还特意到黄祖轲家看望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儿，并打听到黄祖轲自南京逃出后，在汉阳兵工厂工作。我到武汉的第二天，即到汉阳兵工厂去看望黄祖轲，他不在，我留下了我的住宿地址。第二天，他到武昌斗级营一个小客楼找到了我。据他说，汪精卫已下令“分共”陈独秀对汪精卫让步，要中共党员请假离开武汉各机关各学校，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的军武装也解除了。七月十五日以后，汪精卫开始大捕、大杀中共党员。他又说，现在可能有人在监视他，他准备在一两天内随某团去广东，并再三嘱咐我，不要为革命低潮迷惑，要本着我们早已确定的革命目标勇往前进。我同他在斗级营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午饭。他告诉我，原在第七团任团党代表的蒋先云，已在河南某部任团长时，作战牺牲了!临别时，他要归还我在南京给他的壹百元钱，我婉言拒绝。想不到我们这次分手，竟是永别!

　　华容逃到武汉的知识青年，有的被反动派杀害，有的被监禁，少数到军队当兵。当时反动派说什么：“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往何处去?我再三考虑，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随黄祖轲去广东，我向他提出这一意见，他不同意，他认为我身体有病，不能长途行军而过度疲劳，并说：“留的青山在，不愁无柴烧”。二是回南京鼓楼医院治病，病好以后回第一军暂时当着连长，以后再看形势如何而定。三是暂在武汉治病，读书，因为我手中还有二百多元现款，可以维持半年。由于斗级营是在黄鹤楼附近，我在黄鹤楼散步时，见到一张武昌水陵街“美术专门学校”贴的一张暑假招补习英语、数学广告，并可在学校住宿。我随即报名，搬到美术补习班补习英语算术。八月初，有个华容东山同乡季书佩来找我，他是黄埔第四期政治科毕业，曾在北伐军某部当连指导员(可能是中共党员)，他要我同他回华容，以黄埔学生名义找工作，表面反共，暗里帮共，我同意了。我们第二天就离开武昌乘火车去岳阳。由于车上人太多，上不了车，我们背着行李爬上车顶坐着，由于过度疲劳，在半夜里睡着了，行李不知何时丢失，这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就这样，我们空手回到故乡东山，易枪一听说我们回来了，非常高兴。但两天后，我突然接到万全策的信，他说，何应钦任命他当第一军补充团团长。约我速到上海某旅馆会面，同去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训练，我立即回信同意到上海找他。

　　我走后不久，季书佩当上了华容东山文宣区区长，他在工作中因袒护中共地下党员，华容反动当局将季书佩监禁。半年后季逃到南京，经第二师郑洞国团一个叫何章的营长介绍到第二师师部任上尉参谋。(何章是华容人黄埔三期毕业，蒋、冯、阎中原混战时，在营长任内作战阵亡。季书佩在抗日战争初期任某部队团长，在上海作战时牺牲。)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此处有删节)我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下决心离开蒋介石的阵营，走了一条弯路，至今深为遗憾!有人说，我当时如果走上反蒋的路，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革命的胜利，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浇灌出来的花朵和果实。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经常观看校政治部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话剧，它鼓舞军校师生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有些故事非常感动人，可惜我现在记不清了。

　　走上弯路

　　八月下旬，我带着华容东山四个知识青年(徐惠芳又名徐维桑、陈宗藩、李子春、刘某)经武汉到上海，在某旅社会见了万全策，他带我们到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他向何应钦保举我任补充团第三营营长。在接收新兵中，我的胃病加重，又突发急性肝炎，全身发黄，不进饮食。万全策派军医送我到杭州住医院。一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准备回营练兵。这时第一军在镇江附近与孙传芳南渡长江的军队作战，伤亡很大，何应钦令补充团的新兵全部交给第一军补充缺额，补充团停办军官又听候另行安排工作。我继续住院疗养。十一月底，连以下军官又都安排了工作，我出院到南京，这时南京中央军校在蒋介石(这时蒋介石下野住在日本，他要何应钦、张治中在南京创办军官团深造黄埔各期毕业生)命令成立军官团，我高兴地报考，被录取编入第二营第七连学习。这是我几年来的心愿。

　　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迁来的，校长是蒋介石兼任，教育长张治中，当时正在训练第六期学生。军官团由军校领导，团长是黄幕松中将，不久黄被派去西域任特使，由冯轶裴中将继任，第一营营长林振雄少将，第二营营长周址少将，第三营营长廖士翅少将。连长是上校，排长是中(少)校，学员全是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课目以军事学术科为主，政治课次。政治部主任是曾养甫。军事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毕业，多数是从旧军队来的。军事学科是战术、筑城、兵器、地形等所谓四大教程，术科是操场制式教练，野外勤务和实兵战斗学习。政治课是各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孙中山著述。

　　由于我只有中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在学习中确实感到困难，好在和我同寝室的原在学兵连的同学何良信(江西贵溪县人)是中学毕业生，他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怀念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犯了错误被监禁，现在下落不明)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每逢星期日我都到私人办的补习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一九二八年暑假，同学们有的回家探亲，有的到上海去玩，我还是留在团内补习功课。在期考和毕业考试，我的成绩还可以，特别是战术作业和野外实兵指挥学习，我名列本连前三名。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随即与宋美龄结婚后回到南京，复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在财政上窃取了权力，就大肆扩军。从此，新军阀混战，越来越凶。在蒋介石未复职前，唐生智已大肆扩军，占据两湖和安徽三省，反对南京政府，李宗仁、冯玉祥联合出兵讨唐，唐失败下野出国。接着张发奎率部进广东，发宣言攻击南京政府，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与之合作。张发奎失败后，汪精卫隐退出国。

　　蒋介石复职后，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恺、丁维汾五个常务委员负责，但实权则握于蒋介石之手。他复职之时，为避免国人骂他是军事独裁长，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出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又决定将阎、冯所部军队番号改为集团军，以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代理)，二、三、四集团军总部，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其佘不属于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自后，这四个集团军连年混战，互相残杀!

　　一九二九年初，我在军官团毕业，这时蒋介石正在向德、意、法西斯统治者学习，他向德国买枪炮，向意大利买飞机，并请来许多德国顾问，在军官团毕业学员中择“优”留下六十名组成教导队，由德国顾问训练。我是这六十人中之一。接着成立教导第一师，原军官团团长冯轶装任师长。这时原军官团第二营营长周址任军校军官研究班主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参谋万全策任军官研究班大队长，他们二人写报告向张治中建议，要我到军官研究班第二队任少校区队长，因而我留校没到教导第一师。这个师是蒋介石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后来改为八十七师。(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被解放军消灭)

　　我在军官团学习时，由同学石扬名介绍他的小姨子张剑云同我订婚，她念过三年小学，当时不满十六岁，同我订婚又念了两年小学，十八岁时同我结婚。她的父亲张玉堂，山东滋阳县人，家庭贫农，早年在张勋部队当过兵，这时在南京赶马车为生。

　　一九二九年四月，蒋介石兴兵“讨伐李宗仁，由于蒋收买了李的部下李晓瑞、杨腾辉两个师，未费多大气力，顺利地攻占武汉。李宗仁，逃香港，白崇禧、黄绍雄逃越南，不久三人于秋冬之交又回到广西，成立“护党救国军”讨蒋，后由几个国民党元老从中调解而“和平解决了。”

　　我在军官研究班任区队长时，故乡湖南华容仍处在革命低潮中，不少领导农民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反动派杀害，少数外逃。有个县农协负责人廖一贯，因为他的侄儿廖志超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他逃到南京，有一个认识他的华容人在南京发现了他，向警察局告发，被关进南京监狱，我和廖志超还到监狱看望了他。

　　我的弟弟韩良材，是乡农协负责人，在进行地下工作中，因劳累过度病故。这时逃到南京的东山知识青年，凡是认识我的，都来找我。如黎南杰、蔡逸民、李重辉等人。我给他们或介绍工作、学习或在生活上给以帮助(我那时的月薪一百三十五元)有个中学毕业生韩岁，我介绍他到某通讯训练班学无线电通讯，他在学会使用机器后，携带收发报机逃跑了。此人后来下落不明。可以肯定已逃到当时的苏区。

　　黄祖轲从武汉到广东，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他听说我在南京军校，给我写了一封信，因没有写明通信地址，我无法回信。他回到华容故乡，做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他参加了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牺牲!

　　方之中同志(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北伐进攻江西时，他在第六军某部任指导员，我们在南昌会见过)也在家乡华容领导农民斗争了一段时间，失败后到南京住在湖南会馆，我去看望他，要他立即离开南京，因为在南京的华容人有人认识他。他到上海做地下文化工作，常和我通信。抗日战争中他到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起义部队董xx军任参谋长，建国后任天津警备司令。现已八十多岁，已离休住在天津。

　　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到一九三零年三月，我在军校学习和工作中，获得了不少军事知识，为我后来练兵、作战，特别是为我任旅、师参谋主任和师参谋长奠定了基础。

　　离开军校后的一场经历

　　在连、营长任内

　　一九三零年底，唐生智在河南反蒋战争中，唐的部队被蒋介石打败，两万多俘虏兵，被编为教导第二师和教导第三师。教二师师长由南京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教三师师长由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兼任。

　　教导第二师的各级军官，大多数从军校调任。学生总队长汤恩伯调任教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学生中队长杜律明调任第二旅第六团第一营中校营长，我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胡琪三)机关枪连少校连长。我在军校两年多的生活，从此结束。

　　教导第二师驻浙江，编成两个旅六个团。这年夏天，汪精卫到华北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引起蒋、阎、冯中原大混战。双方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教二师参加了这次大混战，伤亡两千多人。我在河南开封附近作战时，左肩膀负重伤，几乎残疾，至今每逢阴雨天还发痛。

　　这次混战近半年，双方死伤十多万人，河南、山东两省的老百姓遭受了大灾难!据河南《赈务洪编》记载，河南死亡人口近十万，逃亡在外接近百万，房屋、财产损失八千多万元。山东也损失不小。

　　这次混战，由于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许以平、津地盘，引诱了张学良率部进关，向阎锡山后方压迫，阎、冯战败下野才告结束。

　　在这场混战结束后，教二师又开回浙江，改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瑶。由于伤愈回部军官两百多人，无法安排，办了个军官教导大队，师参谋长富文兼任大队长，我任第二队区队长。同我一起任区队长的有石觉。

　　一九三一年四月，第四师接收浙江省税警团，这个团是宋子文财政系统的机械装备团，团长赵君勋，美国留学生，是赵恒惕的弟弟。第四师接收这个团后，改为特务团，我任这个团的第一营营长。不久，赵辞职(赵君勋现住北京是民主人士)刘子清接任团长。刘是江西乐平县人，黄埔二期毕业。

　　同年五月，第四师又扩编了两个补充团，补一团团长戴安澜(徐庭瑶的安徽小同乡黄埔三期毕业)补二团团长梁恺(湖南耒阳县人黄埔一期毕业)。这时第四师共九个团，两万多人。六月，两广反蒋，第四师革命由浙江开武汉准备经湖南打广西。这时杜律明升任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二十四团团长。在上海乘船时，我这个营和杜团同乘一条船，临时归他指挥。在船上两天两夜，我发觉杜律明工作细致，日夜巡查乘船官兵的军风纪。他发觉我营比较安静，和我谈话时还表扬了我。通过这次乘船，他对我有了初步了解，我对他也有了初步认识，认为他是关心部队，了解详情的好团长。

　　第四师到达武汉后，两广问题已“和平”解决。但附和两广反蒋的驻在河北的石友三部队(原冯玉祥属下军长)仍在平怿铁路各车站扣留车辆，声言向平津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令第四师开河北邯郸，协助张学良打石友三，结果，石友三部队大部分被东北军消灭，一部分在南宫县被第四师缴械。

　　当时附和石友三的山东著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部队约三千人仍困守河北大名城，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拼命指挥本师和收编不久的河南著匪崔邦杰部队(约两千多人)一起围攻大名城。大名城南有条卫河，徐庭瑶以为刘桂棠不会向南逃窜，布置崔邦杰攻南门。在合围后，炮兵轰炸了西城，但刘匪坚强抵抗，爬城的第四师部队，死伤一百多人，我营阵亡第三连连长一人，伤排长二人士兵伤亡三十多人。当天深夜，刘桂棠串通崔邦杰，从南门逃窜，并向东转移使正在东门外各村庄休息的杜律明团受到突然袭击，损失不小。事后，第四师集中到河南开封整训。

　　刘桂棠部队从大名城窜往山东，后为国民党某部队收编，收编不久，又流窜到热河。在长城抗战时投降了日本侵略军。日寇投降后，刘桂棠为蒋介石收编长期为害山东，解放战争时，刘在山东为我解放军打死。

　　崔邦杰在大名城放走刘桂棠后，其部队在开封补充。河南省主席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调任崔邦杰为绥署少将参议。并在开封城内给他一套很舒适的寓所，让崔的家属居住。但是崔的匪性不改，认为他的部队编织是刘峙的参谋长彭启彪和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出的主意，怀恨彭和徐。有一天，他请彭启彪和徐庭瑶到他家吃饭，徐未去，彭去了。在吃饭时，他解除了彭带去的警员武装，将彭杀害，事后他全家乘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汽车出开封南门，逃到豫西南重操旧业。

　　接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令张学良不抵抗，十多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让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他呼吁“攘外必先安内”，把已在华北的军队调到南方“剿共”。第四师也在这年初冬由开封调到武汉。

　　这年长江发大水，湖北江汉平原遭受了大面积的水灾，我亲眼看到逃难到武汉的灾民有不少饿死在武汉街头!国民党的军政官员毫不过问，有些官员和富商还以廉价买灾民少女作妻妾。还有些官员竞强奸灾民妻女，真是禽兽不如!

　　这年年底，贺龙将军领导的湘鄂边区工农红军东渡汉水，准备越过平汉铁路与豫、皖、鄂边区工农红军会合，北上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通电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采纳)。蒋介石令第四师十二旅到应城、长江埠一带“堵击”红军，结果十二旅全部被红军消灭，旅长张联华被俘，两个团长被打死。当时我这个营驻汉阳兵工厂，我认为杜律明被打死很可惜，后来才知道杜律明因父死已回陕北奔父丧，打死的是以中校团附代理团长职务的周凤岐。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等部队，奋起抵抗。第四师奉令由武汉开江苏镇江，归张治中第五军指挥，准备到上海参加抗战。我营官兵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等待着与日本侵略军拼战。但到达镇江附近时，却奉令停止前进。原来蒋介石已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上海及其附近不驻中国军”的停战条约。

　　在团附任内

　　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四师驻安徽蚌埠，我调任补充第二团少校团附(相当于解放军的团参谋长)。事有凑巧，我到职的当天深夜，第三营九连一个班的士兵带枪逃跑，并夺去连长的手枪，打死了连长。原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士兵生活虽比杂牌部队士兵生活好，但由于募兵制，招募来的兵，有不少地皮流氓，而管理训练又不严，加以蒋介石不断收编土匪部队，士兵携枪潜逃，多半是受了钱财的勾引。这次整班潜逃，仅是其中一例。

　　这年九月，补二团中校团附(副团长)吴国藩，被调升某师当团长，徐庭瑶派师部军法中校主任王起凡(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徐庭瑶的安徽老乡，又是亲戚)兼任，因为他没当过排、连、营长，下团当团附他也干不了。但是徐庭瑶又为什么要他兼任团附呢?是为准备提升他当高级军官。由于王超凡不下团到职，因而我又代理中校团附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元月初，第四师调出四个团组成第二十五师(原来孙连仲部队的二十五师，已于一九三二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蒋介石捡到了这个番号)，原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关麟征升任二十五师师长，杜律明任师七十三旅旅长，张耀明任七十五旅旅长，这三人都是陕西人，也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我任杜旅一四六团少校团附代理中校团附职务。因为王超凡调任二十五师军法主任仍兼任一四六团中校团附。

　　一四六团团长梁恺，自以为是黄埔一期，又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派到第四师当团长，他满怀信心认为这次能升任旅长，结果落了空。当这三个师的组成命令下达后，他愤愤不平以对我;说：“关师长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边说边拿出组成师的人事命令给我看，他说：“两个陕西人由团长升了旅长，杜律明升旅长我没意见，因为他当团长比我早，工作能力也比我强，张耀明升旅长实在不能令人心服”。于是他称病请假到南京住医院，要我代理他的团长职务。

　　一年半前在河北大名放走刘桂棠。在河南开封杀害彭启彪的崔邦杰，这时又聚众近两千人，在河南南部沈丘、项城一带为匪，向老百姓要枪、要马、要钱，老百姓叫苦连天。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当时驻皖北阜阳，河南省主席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令杜律明率部进剿。杜受令后，想起了过去在大名吃过崔邦杰的苦头，因而这次清剿崔匪的行动很积极。由于崔匪很狡猾，有一套对付清剿办法，杜旅捕捉了十多天，历尽辛苦，毫无所获。好在一个初春的大雪天，豫南平原雪厚三寸以上，杜旅终于找到了崔邦杰人马足迹，但杜率部追了大半天，人困马乏，仍未追上。他召集两个团长和旅参谋主任，研究情况，再定行止。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是追匪的先头指挥者，他认为部队太疲劳，应停下来休息做饭吃，明天再跟踪追击。旅参谋主任曾谦也同意戴的意见。我当时是后尾团，杜律明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崔匪也要吃饭睡觉，我们今天辛苦一点继续追，可能追上，否则雪化了，或刮风掩埋了足迹，就不好追了。”杜律明同意我的意见，并命令我团由后部变成前锋，让戴团吃完饭以后跟近。

　　我奉命后，全团忍着饥饿快步行军，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追上了。原来崔匪正在一个叫李母子庄的大村里吃饭，准备住宿。我立即令各营展开四面包围。尽管匪徒们组织敢死队突围，但在我团密集火力封锁下绝少逃脱。不到两小时全部被解决，打死百余人，生俘一千多人。清查结果，内有肉票妇女二十多人，崔邦杰已在前一天离开了这股匪，他的两个小头目宋天祥、杨小猴已被击毙。

　　事后，刘峙电令加奖了杜聿明，并向蒋介石报告为杜立了功。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8-12-07 11: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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