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梅林回忆录（二）
2018-12-07 11:05:06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二、抗战

　　热河沦陷，长城告急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在我国东北完成其建立伪满州国的侵略计划，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出动了“关东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以及部分伪军、特种兵等约四万多人，先后向我山海关、热河等地进犯。当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早已命令张学良要他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聿不准抵抗”。他宁愿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这就使东北三省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刺刀铁蹄之下度过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根本原因。在这次日寇进犯热河、长城时，驻防在长城内外的东北军，有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汤玉麟等部队约十五万人奉命不予抵抗。首先是何柱国部队，弃守山海关。接着日本侵略军分路向热河入侵。当时驻防在热河的部队，有汤玉麟(汤是热河省主席)部三万多人，万福麟、王以哲的部队约五万多人，还有驻在热北、热中的崔兴武、孙殿英、刘桂棠、李守信等部队共约六万人，另有冯占海、邓文、檀自新、李海书等东北义勇军约四万人。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热河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时，防守热东朝阳的汤玉麟部队邵本良团首先叛国投敌，打开了热东大门。而万福麟部队也从热东退入关内;在热北的崔兴武、李守信、刘桂棠也接着叛国投敌;孙殿英部队由热中退到察北;三月四日，汤玉麟亲守热河省会承德，逃到天津外国租界寓公里。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热河呆了近三年，听到许多年老人说，长城抗战前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搭档，靠拉枪杆子起家。他统治热河六年多，做尽了坏事，老百姓都说：“汤玉麟在热河压根儿针鼻大的好事都没做过。”比如他任用二儿子汤佐辅为省财政厅厅长，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地亩税预征到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又任用他的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长，名为禁烟，实则大种鸦片，到处贩卖烟土，使许多热河人都染上了大烟嗜好，而汤家却大发横财。老百姓说：“汤家三父子是吃人的三只大老虎”。

　　民国十五年，汤玉麟带着一个旅至多约五千人到热河省当主席，连年扩军，六年时间就扩大到三万多人。他长期不发军饷，军队需要费用，全由地方摊派。他属下的军队，中、上级军官，多是他的亲信，骑兵团长汤玉书，炮兵团长汤玉铭，是他的亲弟弟，热河快要沦陷时都升了旅长。像这样纵兵殃民，把热河搞成“人间地狱”的省主席，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只有逃跑。

　　在热河全境快要沦陷时，蒋介石令徐庭瑶组织十七军，辖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另配属该军骑兵第一旅，独立炮兵第四团、第七团，重迫击炮第一营，共四万多人，从二月下旬起陆续开往河北。当时第二师在洛阳，八十三师在湖北孝感、花园，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刚由河南项城移驻安徽蚌埠，七十五旅随师部在许州。这三个师和骑兵、炮兵部队，历年来都在南方各省“剿共”，从来未进行过对日本侵略军作战训练。对防空、防坦克、以及现代化筑城作业，都一无所知。这时北方仍在下雪，官兵们没有大衣和棉鞋，虽有朱庆澜、杜仲远、黄炎培、车向忱等人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捐助了一部份，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蒋介石根本无诚意抗战，他派嫡系部队十七军到华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阴谋诡计是把他的军事力量伸向华北，以便赶走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叫嚷“保外必先安内”，这次热河沦陷，长城各地告急，他又叫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种消极态度，不仅影响到他的将领们没有决心抵抗敌人而等待外交方面的交涉，也使日本侵略军摸到了蒋介石的底，而得寸进尺。而且这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还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战情况下勉强定下的。

　　关杜旅于三月一日由蚌埠乘火车首先到达河北通县。这时梁恺团长才由南京回部，许多战备工作要做，可是梁团三个营的营长都请假到北平城内去玩。我建议不能准假，但梁团长本人也要去，我就没办法了。这样一来，后果极坏，下级军官接二连三的请假，我只好让他们轮流离去。结果三个营长在北平城内嫖妓，都染上了性病。(第一营营长钟西彤在长城抗战结束后，他的未婚妻到北平看望他，两人未婚先同宿，使女方染上了淋病，左腿瘫痪，女方向法院告状，结果法院判决由男方花了一笔钱而解除婚约。)

　　梁团少校团附王铮(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四川人)，由于害怕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请长假闲居北平，长城抗战结束后，又由他的四川同乡曾扩情派到关师教育大队任政治教官。(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任某兵团少将政治主任，被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

　　更奇怪的是师有政训处(主任黄徽津，江西萍乡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团有政训室，政工人员不少，可是他们不做宣传教育工作。为什么要抗击日本侵略军?抗战前景怎样?官兵们都不知道。

　　在二十五师全部到达通县后，师长关麟征第一次向全师官兵讲话，他在讲话中无中生有的夸奖张耀明的七十五旅，用意是要杜旅向其学习。张旅是原来第四师的独立旅，关任旅长，他这样讲话，无异是夸奖自己，引起杜旅官兵不满。此后两旅长期不团结。在这次大会散会后，杜聿明对我说，我们七十三旅刚成立，就在豫南李母子庄消灭了崔邦杰匪部一千多人，刘峙主任还表扬了我们，师长应该在大会上讲一讲。我说，师长可能是忘记了这件事。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于三月四日侵占热河省会承德，协同第六师团进犯了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重要关口。喜峰口守军宋哲元部队(原冯玉祥旧部)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大刀杀敌，使敌人的机枪、大炮失去作用，打了大胜仗。可是蒋介石认为这是一支“杂牌部队”，不给予弹药补充，还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这支部队。直到四月中旬，部队弃守冷口，喜峰口侧背受到敌人威协，才自动撤退。如果当时防守长城各口的我军都像宋哲元这支部队坚强抵抗，敌人是无法飞越长城的。

　　古北口之战

　　在承德沦陷时，东北军王以哲军一零七师(师长王以哲兼)防守在承德西面溪平县城，这里有滦河作依托，可以固守，最少也应该阻滞敌军前进的时间。但这个师一与敌人接触，稍有伤亡即撤退到巴克什营，让敌人安渡滦河。继而溃退到古北口。这时十七军军部正由蚌埠乘车向北平前进。由于承德沦陷，敌人逼近古北口，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张学良(主任是蒋介石兼)直接指挥关师于三月六日由通县出发，八日凌晨到密云，当夜又命令向古北口增援，暂归王以哲军长指挥。

　　关师在九日傍晚于石匣出发向古北口前进时，一零七师正由古北口向后撤退，人马车辆毫无秩序，似乎有敌人在后面追赶，但我们一直没听到枪炮声。这不仅是影响了还在古北口防守的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张作相的儿子)的官兵士气，也影响了正在前进中的关师的士气。原来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要求王以哲也要撤离古北口，王不同意，要张建柜等待关师到达接防后再说。关师于九日深夜赶到古北口，王即令关接替张师防守任务。关不同意，认为部队连夜行军，十分疲劳，而弹药、给养未跟上，古北口地形不熟悉。他提议在张师后防守第二线阵地。王同意了。

　　关麟征当即作如下部署：“以七十三旅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担任右自龙儿峡经将军楼后面高地至古北口南关之线，构筑军地防守;”以一四六团(缺一个营)占领南关(不含)西南高地至西河镇(不含)东端高地之线。七十五旅以一个营占领西河镇及其右侧高地，以一个营在龙儿峪右侧向羊子路警戒，负责全师的右侧安全;其余为预备队，位于古北口东关后侧皇道甸附近。师直属部队位于东关，师指挥所在古北口南关街关帝庙。

　　关麟征这样部署，是有私心的，他认为七十五旅是他的亲信部队，不愿意安排重要任务。我同梁恺团长带着两个营(一个营留作旅预备队)于十日凌晨占领了上述阵地，构筑防御工事。由于古北口周围多是石山，构筑工事，十分困难，士兵们只好移石作掩护。上午七时左右，我同梁恺团长到长城上视察前沿阵地。我对梁说：“这里的确是天险，长城又高又厚，前沿都是悬岩深谷，敌人很难接近，只要坚守住关口，敌人决不能飞越长城。”古人说：“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是有道理的。虽说现在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但总要步兵占领。”梁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飞机大炮轰不垮这又高又厚的长城，问题是关口不属于我团防守范围，我团两个营的兵力，只能保住本阵地，如果关口有失，就难办了。我说，师旅都有预备队，而且也都控制在关口附近，可能不会出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将我团左翼抽出两个连控制在右后，以防右侧出事。梁同意了我的意见。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的一个旅团及附属特种兵约七千多人，侵占北平后，经平古公路克什营向古北口进犯。三月九日迫近古北口北街。自十日上午起，飞机不断飞临古北口及其两侧上空侦察、扫射、轰炸，张关两师均有伤亡。就在这天，王以哲离开了古北口，并令张师留下一个团防守古北口及北关街和北关口右侧长城上的将军楼，交关麟征指挥，其余撤退到西河镇。按说，这时张学良已被迫下野去上海，准备出国，东北军将领已无心思抗战。

　　十一日凌晨，敌飞机大炮向古北口北街、北关口、长城上的将军楼，狂轰滥炸。上午九时左右，敌人坦克车掩护步兵侵占了北关街。奇怪的是关麟征不派师预备队支援，因而北关街和北关口相继沦陷，敌人攻进北关口以后，一面攻南关口，一面爬上长城攻占了将军楼。

　　这时的关麟征藉口将军楼失守，杜旅受威胁，他带着一四九团前往右翼作战(应该责成张耀明旅长指挥一四九团)，糊里糊涂负了轻伤。他负伤后，回到师指挥所，电请何应钦任杜聿明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任梁恺为七十三旅旅长，他本人到北平住院养伤，把棘手溃败的难摊子交给杜聿明。

　　关于关麟征在古北口作战负轻伤，师里有三种传说。一是说关自伤;二是说关在发现附近有敌人时，令士兵投掷手榴弹，由于投弹过近炸伤了师长;三是说敌人打伤的。(关的个人品德很不好，他在北平住院养伤时，许多爱国人士、爱国团体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尊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他在医院诱奸了一个女护士，激怒了这个医院的职工，院外也有人知道，并传到了二十五师。)

　　我们的祖先，为了抵御外侮，动员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流了无法计算的血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筑起举世闻名的长城天险，想不到竟有这样的不孝子孙，轻易地让长城天险成为外寇入侵的坦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十二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在古北口南关左侧阵地上，用望远镜看到由右侧溃退到潮河支流干沟的官兵，纷纷向平古公路上狂奔，南关口和南关街也有官兵向后溃退，我立即用电话向杜聿明代师长报告，他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要我指挥控制在右后的两个连增加到右翼，阻止侵入南关口之敌爬上长城;二是要我派团属特务排到公路上拦阻溃退官兵向后跑，并要他们爬上公路东南侧高地继续抵抗。第一个任务没问题，侵入南关口之敌几次爬长城都为我军击毙或打伤，终未得逞。但第二个任务，我无法完成。因为公路东南侧尽是悬崖陡壁，爬不上去，而且溃退下来的官兵中有旅长、团长，他们比我官大。我将这情况再打电话报告杜聿明代师长，这时电话已不通了。

　　二十五师溃退下去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指挥系统，也正是敌人大炮射击和飞机轰炸，扫射的好目标。这个师的官兵鲜血，染遍了平古公路和潮河河滩(现为密云水库淹没区)。梁恺旅长不听我的忠告，也随着溃退官兵在公路上被敌飞机炸伤，随他多年的一个勤务兵被炸断了左腿，一四五团中校团附邓某也被炸死。

　　在古北口之战，二十五师共伤亡官兵四千多人，而在阵地上伤亡的仅一千多人。也就是说在溃退中牺牲和受伤的官兵近三千人。

　　这天下午五时以后，敌炮停止了射击，飞机停止了活动，我命令两个连撤退。除在阵地上伤亡三十多人外，撤退时无一伤亡。这次战斗中的负伤官兵，多数未抢救下来，特别是溃退中负重伤的官兵。回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这天黄昏时，我带着两个连到了南天门，遇见杜代师长，他身边仅有两个卫士和两个通信兵。他正在用长途电话线向刚到密云的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报告古北口作战情况，并要求他派人收容溃退下去的官兵。当时防守在西河镇的一五零团一个营，早已撤退到南天门左侧高地。杜见我带着两个连安全到达南天门很高兴，并谦虚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一带地形很好，我建议就在南天门筑阵防守待援。他说，他也有这样打算，要我给他代写命令，由他签发。十三日凌晨，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郑洞国)赶到南天门接替了二十五师的防守任务。两天后，二十五师溃散官兵，在密云集结整理。

　　南天门之战及其以后

　　南天门离古北口十华里左右，在潮河南岸，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地势险要，是平古公路上的交通道口。徐庭瑶的十七军，在这里防守了五十多天。这是因为右自潮河南岸的黄土梁至左翼长城上的八道楼子，十多华里一线，便于构筑防御工事，并在第二、第三线也筑有比较坚固的预备阵地。同时敌人侵占古北口后也需要休息，准备再增加兵力。因而在四月二十三日，才开始向南天门进攻。

　　这时蒋介石委派杨杰任第九军团总指挥，除指挥十七军外，又增加了肖之楚的二十六军。杨杰原是陆军大学的校长，是有名的军事家，他向何应钦(这时何应钦已接替张学良的职务)建议，我军有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应以一部坚守南天门，主力用于敌人两侧和敌后，求得围歼入侵之敌。这种部署，从战术上看，比消极抵抗被动挨打高明，但是又与蒋介石主张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抵触，因而何应钦不同意。并再三要求蒋介石把杨杰调走。结果杨走后，徐庭瑶升任第九军团代理总指挥。

　　由于从古北口入侵之敌不多，其后方更空虚，四月五日，第二师派出行动队到色树沟以手枪和手榴弹袭击敌人，打死敌骑兵军官一名，骑兵二十多名，并炸毁了敌汽车数辆。八十三师也派出行动队袭击古北口北街。四月十一日又破坏了偏桥至承洼的公路桥，几天内敌军汽车不能通过。日本报纸曾刊登说“中国军队在运用‘苦鲁已金’战术”。但是何应钦知道后，在电话上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引起敌军前进”。徐庭瑶也认为“各师行动队在敌后活动，是敌军猛攻南天门的原因之一”。

　　四月十六日，敌飞机轰炸了第二师所在地石匣，十八日又轰炸了十七军所在地密云。二十日夜间，敌军一部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袭击我阵地左侧长城上的八道楼子，第二师守军一个连大部分伤亡。四月二十三日，正面敌人开始向南天门及其两侧进攻。

　　八道楼子失守，第二师师长黄杰大为震惊令第六旅旅长罗奇率部反攻，反攻无效又派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第二师还有一个独立旅旅长钟斌在正面防守)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之十一团继续反攻。由于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反攻不下，屡遭伤亡。只好在当天夜间将接近八道楼子的阵地移到第二线。

　　敌军侵占八道楼子后，乘有利地形，以陆空军及炮兵向南天门左侧阵地据点四一二高地猛攻，守军伤亡很大。奇怪的是徐庭瑶指挥的两个炮兵团和一个重迫击炮营，为何不轰击敌人侵占的八道楼子和攻四一二高地的敌军?我估计是他怕敌人报复。

　　四月二十五日夜间，由刘戡的八十三师替换了第二师防守。这时二十五师在南天门右侧阵地防守，由于阵地工事构筑坚固，对面潮河河滩很深，敌人不易接近。八十三师在三天内被动挨打，伤亡了官兵三千多人。据说刘戡师长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伤亡了这么多人，极为悲愤，拔出自己的手枪企图自杀，被该师参谋长抢去了手枪，才自杀未遂。二十九日以后，敌虽停止了进攻，但仍以飞机、大炮向南天门第一线阵地和我军后方阵地轰击。

　　五月十一日，敌人乘我第二师郑洞国旅增援八十三师时，猛攻我第一线阵地四零五高地，郑旅又伤亡很大。十二日敌军增加了进攻兵力全线猛攻，南天门第一线阵地终被敌突破。这时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还防守在第一线的西北，支持到十三日才撤退到后方六里的新阵地。从此十七军全部撤退到二、三线阵地。这时敌坦克部队很活耀，十四日，十七军又继续后撤。徐庭瑶指挥的炮兵损失殆尽。

　　在敌人坦克部队越过石匣镇后，二十五师一四六团(新任团长郑明新，我是该团中校团附)奉命在石匣西南的南山口阻击敌坦克部队，该团第二营营长何斌因害怕坦克车，用自己的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何称是敌人打的，竞离开阵地，到后方医院养伤。全团官兵都知道何营长是“自伤”。

　　军团总指挥徐庭瑶，于四月十四日命令二十六军肖之楚部队，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又令二十五师之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的警戒，其余部队撤退到密云整理。十七日，又撤退到怀柔、顺义之线。八十三师奉何应钦命令担任北平城防，并构筑防御工事。第九集团军长城抗战，到此终结。将领们表面上说我们“还要继续坚强抵抗”，而内心却在等待着外交上的交涉。

　　这时日本侵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已大部进关，兵临香河、通县，北平受到三面包围。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何应钦(蒋介石兼主任)在五月二十四日夜间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将北平军分会撤退到长辛店以南，北平防守任务，由第九军团总指挥徐庭瑶负责。在会上，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国民党亲日派他一直在暗地里和日方接触)提出他当天曾和在北平的日本武官接触，据说如果中国方面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向北平进攻，用外交方式结束这次战事。于是会议决定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贻为军使(徐是日本陆大毕业，精通日语)，于次日凌晨乘汽车由日本武官陪同出东直门到顺义县城外某村庄日军第八师团部所在地，与师团长西义一进行会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可能考虑到一口气吞下整个中国，还没把握，只要中国方面同意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就可以暂停战。当天下午，徐祖贻回到北平，带回日方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顺义西南地区和通县、香河、宝抵、芦台以南地区;二是五日内日方派代表与华方讨论停战条款;三是谈判地点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何应钦派军分会参谋长黄绍雄于当天起程去庐山请示蒋介石，蒋早已知道了这些情况，并对黄绍雄说，已电告敬之(何应钦)同意派代表到日军占领地区内进行和平谈判。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黄郛受蒋令派参谋厅厅长熊斌(日本陆大毕业)到日军占领地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所谓“塘沽协定”。把祖国大好河山热河省、翼东各县继东北三省之后，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组织敌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日本留学生亲日派何应钦、黄郛等人，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败类。

　　这次抗战，我军先后参战的有四十多万人，十倍于敌，又有长城天险，可最终还是失败，这是古今中外众败于寡的少有战例!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谈了不少，这里再谈几件事：一是当时参加抗战的将领，多数和蒋介石一样，没有诚意抵战，加以内部矛盾重重，多是想方设法谋取升官发财，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势力，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同仇敌忾。尔虞我诈，损人利已，损公肥私，成为公开秘密。二是有些将领封建思想浓厚，赏罚不公。如徐庭瑶重用安徽老乡，挂名中校团附的王起凡，根本没有参加作战，在古北之战结束后，竞升任七十三旅副旅长(不久又调升为商震部队少将政训主任)。关麟征也是重用陕西老乡;三是战场纪聿不严;如一四六团第二营营长在战场自伤下火线，我建议梁恺旅长给以惩罚，但他说这会损坏七十三旅的名誉，“家丑不可外扬”不同意，结果他伤愈后不敢回部，不知在何处混了几年。在抗日战争时，梁恺当了一九五师师长，何斌又为梁恺任用为某旅参谋主任，影响极坏。

　　抗日战争前夕

　　在教育大队长任内

　　一九三三年夏，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败，何应钦、黄郛、蒋介石命令签订丧权辱国的“圹沽协定”。以后，隐居在泰山的爱国将军冯玉祥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战，并收复了察北要地多伦及其以南两个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冯玉祥“捣乱成性”，破坏了国家“既定政策”。在同盟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等率领下收复多伦，正向热河西部前进时，蒋介石令何应钦派徐庭瑶十七军协同日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前后夹击。同盟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被迫出走，吉鸿昌到天津后被国民党特务伙同天津租界外国巡捕逮捕，并移送到北平监狱杀害。

　　同年秋，二十五师驻北平安定门外北苑营房，师部驻北平城内下斜街一个有漂亮花园的大楼。副师长杜聿明要我筹办师教育大队，我写好了教育计划，修整好了房屋(北平安定门内靠近雍和宫的柏林寺)。在开学时，师长关麟征派他的亲信吴泽通任大队长，我任副职。我们两人都是现役中校团附，来教育大队工作是兼职，关麟征为了让吴泽通便于领导我，特许吴佩带上校领章。吴患三期肺结核病，不能工作，长期住医院疗养，他介绍一个姓邓的中尉常务副官来大队掌管经费开支，此人贪污成性，钱目不给我看，使我在教育事务工作上深感困难。两个月后，吴泽通病故，我接替大队长职务，邓副官辞职。我追查他的贪污行为，查到他贪污的钱已交给吴泽通。由于师长关麟征袒护吴泽通，也就没深究。

　　教育大队，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机关枪、迫击炮)中队，共五百人，主要任务是轮训现役班、排长，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能力。前后共办了三期，每期四个月。在第一期开学时，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派他的四川同乡王铮(即古北口作战前请长假离团的额外少校团附，解放战争时任某兵团少将政训主任，后来被我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来大队任少校政治教官。在他上政治课时，我曾旁听，他向学员灌输“四维八德”封建思想。说什么：“我国受帝国主义者的欺负是由于人心不齐和内乱引起的”。说什么“我们的领袖(蒋介石)英明地提出让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这样的政治教育，我当时非常怀疑。再加上我几年来深切地感到封建思想在军队中的危害，使许多军务工作无法办好，思想上很苦闷。由于我在南京军校两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在军事知识上自认为有些进步，加以杜聿明对我的器重，使我多年来的自卑感逐渐消除。但是祖国危亡，中华民族受辱，内心感到十分担忧!好在教育大队住在北平城内，我经常抽空到图书馆借阅书报刊杂志，寻求精神弥补。

　　我阅读过冯友兰写的《一种人生观》，梁启超文集《饮冰室》，订阅了胡适主篇的《独立评论》。我还读过《科学与人生观》，这两本书是陈独秀、丁江、张君励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前后写的文章，是我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表现。书的编者把陈独秀的文章列在第一篇，因为他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时很难看到这样观点的文章。我还读过日本人渡边秀芳著高明译的《中国国民性纶》，大意是说，中国人受了孔、孟、儒家学说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老子、庄子道家学说，因而信天命，重孝道、敬鬼神，保守自私，好文弱的和平等等。并列举了从古到今许多例子作证明，对我国人民极尽侮辱之能等。如说中国人迷信神鬼到了顾死不顾生的地步，普通人家死了父母，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给死者买付八个人抬的棺材。还说有名的《水浒》上有个西门庆，为了想娶潘金莲，许了王婆一具好棺材，结果王婆和潘金莲终于毒死了武大郎。又说，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封锁了俄国海军的后勤，补给钱而中国人却“见利忘义”，冒着生命危险，向俄国海军高价出卖食物，当日本海军捕获了他们时，他们跪地求饶，最后知道也不免于死，又归罪于天命等等。把我国人民形容的一钱不值。书中说，日本人也接受了中国儒家学说，如忠君、孝亲，但摒弃了道家的保守自私，所以培养成“武士道”精神。由于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所以才有“明治维新”。这本书主要发是鼓励日本军阀武装侵略我国，让日本人民觉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堪一击的，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征服的。这个日本人渡边秀芳，虽然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位置颠倒了，但他的文章也揭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由于遭受了长期的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显露出来的精神弱点。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对我刺激很深。我一直认为这个日本人是我一个很好的反面老师。

　　我还同情过提倡“平民教育”，“实业救国”的梁濑溟、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建设》。并想请几天假亲自到山东邹县，河北定县去参观他们的实验县。

　　一九三四年秋，天津“大公报”刊登了虚作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造中国之困难，及其必循之道路”。文章大意是说，我国公共事业所以办不好，主要是人们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只要提倡科学，发扬民主，则一切事情都好办。并举出他在四川办“民生实业公司”和合川农场作例证。这篇文章，我读后极感兴趣，曾把它剪下来保存了一个时期。这些都说明了我当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反共、反人民、反进步的法西斯封建统治是感到不满的。然而，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的民主是真正民主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制下可能吗?科学是否能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当时是认识不清的。但是这些书报杂志上的文章，都充满了爱国情感，在当时对我是有很大帮助的。

　　一九三四年，是蒋介石的宗旨是“保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剿共”，必须“恢复旧道德”，必须“实行新生活”等，也是最喧闹的一年。他调集几十万大军“剿共”，还令驻在华北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各抽掉一个旅到江西，增强他的“剿共”军事实力;在庐山轮训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让这些人都成为蒋校长的学生，都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他还利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给这些去庐山受训者十倍以上实际开支的旅费。我们教育大队的郝飘文受训回来后，向我谈了很多情况我深为不满，在轮到我去受训时，我以教育工作繁忙，向关麟征、杜聿明要求不去，他们同意了。但杜聿明给了我几本书要我熟读，其中有《大学钟庸》、《纪效新篇》、《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等。他说，这几本书一定要读好、读熟，以后你当团长时，校长(蒋介石)要召见，要当面考试，因为当时有这样的规定(抗日战争开始时取消了这一规定)。我对这几本书看了几页，不合口味，就“束之高阁”了，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我肯定当不上团长。

　　这年秋末冬初，宋美玲到北平推行新生活运动，她头上挽鬓，带着耳环，满脸脂粉，涂上口红，身穿旗袍，足蹬高跟鞋。有人说她的打扮是中西合璧，活像妖怪。但从这时起，北平有些女学生竟然向她学习，剪了鬓装上假鬓，家庭妇女都学着带上耳环。当时北平大街小巷到处贴着实行新生活的标语。

　　办学生军训

　　这年冬天，教育大队已办了三期全师现役班、排长轮训完毕，何应钦又令二十五师在柏林寺办了个“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副师长杜聿明任班主任，要我当他的助手。这个军训班有两百多名大学生参加，名义上是说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思想和军事知识，实际上是为了“安内”。这时杜聿明刚从庐山受训回部，本着蒋介石的意旨，大讲“四维八德”经常使用我计划的军训时间。并先后邀请在庐山受过训的大学校长和名人学者来班讲课，把封建理论有系统的向学生灌输。同时还要求学生严守军事纪聿，做实行新生活的模范。有一天，杜聿明请来他的陕西老乡天津大公报的负责人张季挛讲演，主题是实行新生活的重要性。这位报人讲的没有涉及到旧道德，学生们很高兴。在快要下课时，忽闻到课堂里有大便臭味，原来是有个学生要解大便，没请假上厕所，拉在裤子里。杜聿明当场表扬这个学生听课用心，全堂哄笑。杜又批评哄笑的学生破坏了课堂纪聿。

　　这时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军队、学校，规定每天早晨要举行“早会”，由领导人作“精神讲话”。杜聿明是班主任，又住在柏林寺，所以每天由他讲。他认为我也是军训负责人，也应该登台讲话，我再三推辞。有一天早会，他说他嗓子痛，一定要我讲，可是我上台讲了十多分钟，他认为不合他的口味，散会后，他轻声对我说：“你讲的偏左了”。其实，我也只讲了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粗浅知识。自后我就再不上台讲话了。

　　蒋介石在庐山办的轮训班，不仅是训练了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同时还训练了大批特务，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充当“军训教官”。目的是扩大全国学校的特务组织，严格控制大、中学校学生的思想。这样做了他还不满足，又在全国创办“高中一年级学生集训总队”。

　　一九三五年春，二十五师奉命在北平德胜门外黄寺大楼办了个“北平市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师长关麟征兼任主任，副师长杜聿明和一个北平市军训总教官白某兼任副主任。由杜聿明住在黄寺负责，杜又把我拉去任军训总队附，掌管军事教育。总队下分五个大队，共十五个中队，受训学生近两千人。大队长由二十五师中级军官兼任，中队长由各学校带队来的军训教官担任。名为军训，实则是政治教育为主。学生每听完一次政治课，都要分组讨论，有时也由中队长出题讨论。

　　在开学的当天，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讲话，主要是讲“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讨论时，有个学生独持异议，该队中队长把这事报告了总队部，关麟征命令扣押了这个学生。几天后，关召集全总队开大会，把这个学生拉上台，宣布这个学生是共产党派来的，送宪兵团关押。

　　这时的北平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儿)和各系统的特务，横行霸道，到处抓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监狱关满了中共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二十五师一四五团第二营营长赵永善，文书王正心，因有一个姓高的上尉参谋(陕西人外号高歪嘴)向关麟征密告说赵和王是中共地下党员，未经审讯清楚，关就下令把这两人枪毙了。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后，去齐齐哈尔“解放军官团”讲话时会见了被我解放军在辽东俘虏的二十五师副师长贾培德。在谈话中他告诉我说，关麟征枪毙赵永善时，怀疑我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贾培德是关麟征读中学时的老师，那时在关师一四五团当连长，经常接近关，所以他知道这件事。一九六四年夏杜聿明来南昌观光，曾和我谈过一席话。据他说，“由于王正心(陕北绥德人，毕业于绥德师范，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教育大队学习时，常和你接近，关麟征怀疑你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要关押你，你当时正在帮助我办学生军训，我主张先派人查清楚，待查清后再关押。后来查明，你和赵、王案件毫无关系，你在北平也没有进步的朋友，因而可免。”我说，“谢谢你救了我，否则我还不知要坐多长时间的监狱。”

　　蒋介石采取上述一系列反共、倒退的反动措施，满以为合乎日本侵略者的口味，可以减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衅，缓和一下华北的局势。但日本侵略者看透了蒋介石的底，得寸进尺。就在这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向何应钦提出要求，如撤消北平军分会，要国民党中央军撤离华北等等，逼着何应钦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在这个卖国条约签订的前夕，何应钦召集有关党政军负责人开会，杜聿明参加了。他回来对我说：“这次会上有些人认为日本侵略者太欺负人了，不主张撤退，但何应钦说，委员长(蒋介石)有命令不能打仗，要忍辱负重撤退。”杜又说，当时到会的人有不少流了眼泪，他也没有例外。

　　“何梅协定”签订后，“北平市中学生集训总队”要立即解散(第二师在保定办的学生集训总队也同时解散)，关麟征在集合学生讲话时，宣布学生各回学校学习，全场两千多人嚎啕大哭。事后有人议论说，日本侵略军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今后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捣乱”，中国是不会亡国的。但也有人说，民族感情是可贵的，不过有些人特别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遇到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有矛盾时，竟忘记了民族利益，甚至出卖民族利益，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当时我听到这些话还不够理解，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汪精卫在年轻时企图刺死清王朝末期的摄政王载丰，未遂而坐牢。他在狱中写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决，不负少年头。”可说是充满了民族感情，汪精卫能说会道，。我在广州和南京多次听过他的讲演，他口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很坚决。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期，竟跑到南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做了汉奸。

　　蒋介石对学生进步思想的控制，没有阻止住历史的进展。北平大、中学校受过军训的学生，有不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年冬天发生了有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并有不少学生先后到延安，成了抗日战争中的骨干。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时，就见到了几位曾在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和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学习过的学生。一九四八年春，我带的起义部队扩编为翼、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时，十七团团政委赵凡夫就是集训总队的学生(赵曾任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已离休)。

　　任旅、师参谋主任

　　“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五师南撤到河南洛阳，我调任七十三旅参谋主任。一九三六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准备北上抗日。蒋介石令陈诚率领几个所为“中央嫡系部队”的新装备师到山西，其中有二十五师。同年夏天，红军主力从山西撤退回陕北，在山西大宁附近，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与红军渡河的掩护部队接触，该旅伤亡不小。关麟征吹牛说是打了大胜仗。红军撤离山西，他说成是他指挥七十五旅打“跑”的。几天后，他在晋西汾阳召集全师营长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七十三旅，说该旅行动慢，协同不力，否则红军不会“逃走”。听训的七十三旅营长以上军官低头不语。他表扬七十五旅不仅打共军英勇善战，在古北口抗日也是“英勇顽强”的。其实，在古北口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时，是七十五旅首先溃退的。杜聿明副师长最清楚。但杜已去南京机械化学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本来两旅就不和睦，关麟征这次讲话是火上加油。后来实践证明，在抗战争中，七十五旅屡次溃败，因为关麟征、张耀明的陕西老乡，多在七十五旅任职，其中有些人既无能，又骄傲，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同年七月，两广反蒋。关师集中河南信阳，准备开广西讨伐李宗仁。这时关麟征赶走了他的师参谋长(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姓名记不清了)，提升师参谋主任姚国俊(陕西人黄埔军校四期陆大某期毕业)为师参谋长，并准备提升七十五旅参谋主任刘世为师参谋主任，刘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陕西人，来该旅工作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当这一消息传出后，七十三旅的军官纷纷议论说：师部各处主任都是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的陕西老乡，成了“陕西会馆”，不久的将来，全师军官全都会换成清一色的陕西人，我们非陕西籍的军官赶快打好背包准备走吧。关麟征听到了这些议论，觉的提升刘世不妥，他考虑了十多天，终于决定提升我这个湖南人任师参谋主任。我到职后，关送给我一个德造望远镜，一匹栗色骏马(是杨虎城送给他的)，一支德造小手枪。谁都知道，这是关麟征在拉拢我。

　　同年八月，两广问题，“和平解决”，蒋介石遂全力以赴向陕、甘、宁边区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剿”。蒋自任“剿匪总司令”，以张学良副之。九月，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领二十五师由河南信阳开陕西宝鸡，继而进驻甘肃天水，并指挥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队。这时胡宗南也指挥着两个师由四川西北部进到甘肃。这两支“中央嫡系部队”，名义上是归张学良指挥，实际上这两支部队的行动都要请示蒋介石。

　　十月中旬，陕甘边区工农红军之一部，在甘肃靖远县附近西渡黄河，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部抢占靖远，与渡河红军之掩护部队接触。当天蒋军飞机向关纵投信带，告诉关说：“靖远附近的打拉池有红军大部队集结，贵纵队切不可孤军进入”。投信人叫左纪章。这天李及兰师进驻郭城镇，关师进到靖远县城，如果打拉池的红军向靖远围攻，这个所谓新装备师，很可能被消灭。

　　这时日本侵略军与蒙奸德王、李守信等叛国部队勾结，正在向内蒙进犯，贺兰山西面的内蒙阿拉善旗(今巴彦浩特)亲王达理扎雅允许日军在定远营修建飞机场。蒋介石令关麟征将李及兰师交胡宗南指挥，由关亲率二十五师经宁夏越贺兰山进驻阿拉善意旗的定远营。当时杜聿明已由南京机械化学校回部，蒋介介石又令杜率七十五旅前往内蒙西部的额济纳旗。由于塞外天气寒冷，杜聿明到宁夏省城(今银川市)筹备寒衣，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七十五旅未去成。

　　关师进驻阿拉善旗后，关麟征一直住在宁夏省城，吃喝玩乐，流连忘返。他与宁夏统治者马鸿逵结拜为盟兄弟。“西安事变”，何应钦电令关师火速向西安靠拢，归胡宗南指挥。到宁夏中宁附近等他回部。在部队到达中宁后两天，他回部了，但他“按兵不动”。当时有谣传说关与甘、宁、青马家统治者订有密约，坐观“西安事变”的成败。

　　有一天深夜，译电秘书拿着胡宗南发来的急电给我，内容主要是令关师速向西安靠拢，报尾有“雨东，雨东，何去何从(雨东是关的另号)”。我拿着电报送给关看，他看后流泪。并说：胡宗南对他有误会。他要我立即与师参谋长姚国俊研究行军计划，令部队第二天行动。我当时想到他因胡电而流泪，是感情激动，也是他归胡宗南指挥，内心不服。他曾流露过“胡宗南私心很重，胆小怕死，胡之所以升官快，是因为胡是校长(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关麟征二十一岁当团长，二十四岁当旅长，二十六岁当师长，真是一帆风顺。他自认为他比胡的资格老，能力强。

　　本来由中宁经同心城、因原、平凉，直趋西安附近只要十天左右，即可到达，但因固原、平凉均有红军驻守，关师只好经海原、静宁、张家川，到陕西旧县、咸阳。

　　在关师到达旧县的前两天，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救国的精神，已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了蒋介石。二十五师全师官兵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都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我们从此不会再打内战了。在家欢欢乐乐过一九三七年元旦佳节。

　　我这次随军在陕、甘、宁三省地区，到了不少国民党统治区的穷乡僻垠，亲眼看到这些地方的劳动人民所遭受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造成生产上的落后，生活上的苦难!这些地方多半是黄河支流渭、洛水系的上游，是我国汉、回民族的发祥地。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到处是深沟，田地破碎，旱地上种小米、玉米，亩产不到百斤。人、畜饮水特别困难，居住在此的人家要挖旱井，等到冬天下雪，把雪倾倒旱井内让雪化成水后再取用。人们说，宁可给你一升粮，不能给你一勺水。可见水的宝贵。其实，粮食更宝贵，因为雨水少，又缺肥，粮食产量低。人们的衣着也十分困难，冬天穿一件破羊皮衣，夏天赤脚，穿鞋袜的很少，男女老少都赤脚。而统治者不管人民死活，长期横征暴欲，穷夸极欲，尽情享乐。

　　在国民党军队里，官兵关系也十分恶劣。记得二十五师由张家川到陇县，要越过关山，山高路陡，士兵身背子弹二百发，加上手榴弹、步枪、米袋、军毯等共计五十多斤，爬山会十分吃力。在前两天我建议减轻士兵负担，把米袋和子弹减半用车运、马驮，关麟征却不同意。他长期以来用车、马代替运输队，运机关物件和军官们的行李。师和团的输送连编制缺着，饷项给私人装进腰包。在这种情况下，我曾向杜聿明副师长透露不平之感，但他只是苦笑而不作答。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爱讲封建迷信故事，有时还弄几个铜钱卜卦，我当然不信这一套。在陇县休息时，他们大讲特讲，我顶撞了他们几句，杜聿明笑着指我的鼻子说：“韩主任的鼻子有点向左边歪。”我大吃一惊(一九六四年杜来南昌观光，在和我交谈中他还记得这件事)。原来他们说神道鬼，算命看相，并不是缺乏科学知识，而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用封建迷信麻醉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政治的神话与经济的现实》这本书，很说明这一问题。

　　一九三七年春，关师由陇县驻甘肃泾川县城，派出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驻西峰镇，不久，由一五0团徐幼常营去西峰接替。当时西峰镇还驻有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之一部，军团负责人程子华派了一位联络员到泾川。师长关麟征常住在西安，付师长杜聿明已去南京帮助徐庭瑶建立机械化部队，师参谋长姚国俊要我同师政训主任黄微泮(江西萍乡人黄埔二期毕业，中共叛徒)接待这位联络员。我们和这位联络员谈话近两小时。他态度很好，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很清楚，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以及抗日必胜的道理，讲得很诚恳。听了他的谈话后，我深深地感到我是一个腐败落后、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我又没有办法和勇气决心离开。

　　我上面的这一段回忆，是本着尊重历史，才能忠实于历史的观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是值得我深思的。王首道同志有几句话阐述的很好。他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时间的延续，是分割不开的，不了解昨天，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今天，更无法正确地预见明天。”这就是“观今宣鉴古，鉴古而知今”道理的延伸。所以，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回忆我曾经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

　　如此抗战

　　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被东北军扣押于西安，即我国近代史上起到转折作用的“西安事变”。

　　这次事变，可以说是我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催化剂”。在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等”八项救国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并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这次“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并让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经过十多天的谈判，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这一方面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气势高涨的压力，很多国民党军队对“让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抵制，另方面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在中国的横行霸道，有损他们在华利益，态度有了新的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又有利于蒋、宋、孔、陈四大家庭的利益。所以宋子文在事变中奔走呼吁和平解决。

　　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为找回自己的面子，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并又重唱他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老调。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行动更加频繁，全国军民要求抗日的压力更大。是屈服投降，还是用兵抵抗?这个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摆在蒋介石面前。他的谋士们献计献策，孔祥熙就提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意思是说，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势必损害英、美在华利益，他们之间总会发生冲突，我们就可参战，最好是“观战”。张群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意思是说，在全国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高潮中，再屈辱求和，热血势必引起国内大乱，不如在日寇武装侵略我国时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战败而后求和。蒋介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七七”事变以后，他一直采取消极抵抗的国策，不敢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并借用敌军之手消灭异己的所谓“杂牌部队”，准备在战败后屈服求和，实现他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的梦想。

　　“七七”事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平津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所部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学习，借口走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卢沟桥东北端宛平县城搜查，当时守城部队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儿)团，不同意日军深夜进城，遂致发生冲突。这时宋哲元正在山东朱陵县原籍给父亲修墓，接到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的电告后，回到北平。宋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蒋介石电令他不抵抗，要他“设法使局势和缓下来”。七月十八日，宋哲元到天津与日寇师团长香月清司会晤，表面上对卢沟桥事件双方“表示歉意”，实际上是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向日寇求和。

　　七月十九日，宋哲元由天津回北平，即到南苑解散“二十九军军官训练所”，又到西苑解散“北平市学生集训总队”，被解散的军官和学生向宋哲元长跪，要求对日抗战，逼的宋哲元没办法，只好说：“我是奉命行事，我个人没主意，希望你们不要当我是汉奸”。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摆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抵抗，才是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打击，并立即准备应付新的事变。全国上下应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说：“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可再有疏失。“要求蒋介石”本御侮抗战敌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提出：“红军将士愿作抗日先锋。”蒋介石这时正在庐山避暑，面对强敌入侵，他始终不相信我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把希望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悬崖勒马”以及“国联援助”上。七月十七日，他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但是他只给人民以守土抗战的责任，不给人民以守土抗战的权利。他既不发动和组织全民抗战，又不团结、教育广大人民，而是害怕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他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王朝。

　　七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北平南郊我国兵营南苑，炸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三十七师师长赵登禹，以及数以千计的官兵!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三十日天津被侵占，华北局势，从此日益恶化。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语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勉强做出“抗战”的决定。

　　七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同日，他释放了沈钧儒、沙千里等七君子出狱，并开始释放政治犯。这一方面表示出蒋介石要抗日，但另方面他又派外交部亚州司长高忠武到上海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

　　华北战场敌我概况

　　这时日本侵略军除已在平津附近的香月、矶谷两个师团、在翼察边境的坂垣师团外，又先后调来三个师团和特种兵部队，共约十万人左右。我军宋哲元部原来的四个师、五个独立旅，已扩编为三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队共约十四万人，称为第一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防地是津浦铁路北以及永定河南岸东所地区，总司令部在河涧县。刘峙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孙连仲、孔炳勋、曾万锤、冯钦哉、关麟征等部队，共约十七万人，防地是平汉铁路北所涿州至保定及其左右两侧地区，总部在保定。这两个集团军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由蒋介石自兼。阎錫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全部晋绥军及高桂滋、部立煌、汤恩伯等部队，共约二十万人，防地是自南口向西沿平绥铁路线至张家口及其以南地区。也就是说，华北战场上的我军，共有五十一万人。

　　上述敌我兵力的对比是一比五。而敌人师出无名，失道寡助，又是在异国作战，情报、补给其困难很多，条件远不如我。特别是华北地区，西部多山，东部多河流，敌军的机械化部队也不能显示其优越性。在这样易守难攻的情况下，如果蒋介石，阎锡山、刘峙等人稍有抗战诚意，有保卫民族、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发动和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军民合作，共御外侮，以一部份军队坚守阵地，主力用以打击敌之侧背，这个战役是可以取胜的，至少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快，那样惨!

　　保定附近漕河之战

　　八月初，蒋介石令他的嫡系部队二十五师，由陕西咸阳乘火车到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而后又徒步西行到保定，到达后，师长关麟征，升任五十二军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我由二十五师参谋主任调任该师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一四五团团长。刘峙在保定召集了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本着蒋介石的战略方针，决定的战术是“节节布防，节节抵抗”。实际上是“节节被动挨打”。不让部队出击。

　　五十二军的防守阵地，是保定西北郊漕河南岸。我团在漕河南岸大不留村及其两侧。那里地形开阔，阵地前沿是漕河，河两岸是望不到边际的小米、高粱地，高粱长得比人高，因而开阔地又是隐蔽地，敌人很容易接近漕河北岸。部队日夜修筑工事，一般说，阵地是能够坚守的。

　　由于政工人员不做政治宣传工作，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前途如何?官兵们都不知道。战地广大群众，也无人负责组织教育，大部分逃走。更谈不上军民合作。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华北战场敌军也开始南犯。八月二十五日，我第二战区的张家口、怀来沦陷;二十六日，南口、居庸关失守;九月八日，天镇、阳高沦陷，十一日广灵失守;十三日，大同、阳原、蔚县、来源沦陷。第一战区的固安，九月十三日沦陷，涿州、琉璃河十六日沦陷，定兴、徐水二十一沦陷;二十三日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沦陷。

　　沿平汉铁路南犯敌军川岸师团，在九月二十一日侵占徐水县城的当天，矛头指向保定，五十二军首当其冲。敌飞机不断侦察、扫射、轰炸保定及五十二军阵地。二十二日天亮后，敌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向我团和我团左翼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之一四九团猛攻，我团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敌炮击毁。中午前后，约有三百多敌人徒涉漕河，向我第一营阵地猛攻，我团中校团附霍锦棠，一营营长陈仪章负重伤，连、排长和士兵伤亡两百多人!但因我团平射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烈射击，官兵用手榴弹猛炸，接近阵地的敌人，死守阵地，我团当面渡河之敌大部被消灭，少数向后逃跑。随后敌又增加兵力渡河攻我左翼之一四九团阵地，该团第三营营长徐克良是军长、师长的陕西老乡，平日骄傲，打仗怕死，他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向后溃退。覃团长令第二营增援，这个营的营长李正谊也是军、师长的亲信老乡，有所恃而无恐，随着徐营向后溃退，因而一四九团阵地被敌突破。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由左右夺去了他的手枪，伤而未死。在渡河之敌侵战覃团阵地后，我团左翼受敌侧击，我第三营伤亡残重，该营营长颜受延用电话向我要求缩短左翼阵地，向右翼第一营转移，我坚决不同意，我带着第二营之两个连和团属特务排增援第三营，坚守原有阵地，虽又有严重伤亡，但全团阵地始终完整，寸土未丢失。

　　令人气愤的是军、师都有预备队不增援覃团，致使覃团溃退，并让敌人继续渡河，使我团左侧受到严重侧击，全团伤亡官兵近半!

　　这天夜晚，南渡漕河之敌，约有二千人左右。二十五师后面五里地有王均的部队和满城县城东南面赵寿山的部队。如果刘峙、关麟征等人，稍有民族气节，稍有守土责任感，这股渡漕河南犯的敌人，当天夜晚是完全可以消灭的。否则也可以在第二天消灭它。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平汉铁路东侧的漕河南岸守军阵地，又被敌人突破，冯钦哉的部队也放弃了满城县城，于是刘峙首先离开保定，向南逃跑。五十二军奉命于二十三日深夜撤退，从此十多万大军像脱缰之马，向南狂奔，保定不要了，定县、新乐、正定等城市不要了，平汉铁路两侧大片地区都不要了!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四日保定沦陷。二十八日，定县、新乐沦陷。当时华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华北劳动人民，从此蒙受着严重灾难!

　　在保定沦陷的第二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与敌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和剌刀杀敌，大打胜仗，消灭敌军坂垣师团两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骡马、大车和弹药等军用物资。可是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被蒋介石封锁了，国民党军队和全国人民都不知道。

　　滹沦河南岸自安平经晋县到平山之线，筑有较坚固的国防工事，准备保卫石家庄。然而刘峙没有再抵抗南侵敌人的打算。五十二军一直退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新乡一带，在南渡唐河、滹沱河时还淹死了不少官兵。孙连仲、曾万钟(王均)、冯钦哉、赵寿山等部队退入山西，以致石家庄于十月四日沦陷。

　　观台附近漳河之战

　　敌军川岸师团侵占石家庄后，以一部沿平汉路南进，主力绕过娘子关侵犯山西，企图与北路进犯忻口之敌会攻太原。南侵之敌则在几天内就侵占了顺德(今邢台市)、邯鄣、磁县，未遇到任何抵抗，真是“如入无人之境”。

　　十月中旬，侵占磁县之敌分出一部向西侵入彭城镇，准备在六河沟(观台)附近南渡漳河，侵占林县、鹤壁，与在磁县之敌会攻彰德、新乡。五十二军奉命转向六河附近漳河南岸筑阵防守。十月十九日该军到达目的地。二十五师于十月二十日凌晨进入漳河南岸阵地，这时由彭城镇南犯之敌步兵约五百人已到漳河北岸，并正在徒涉漳河。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五旅抵抗不力，又不抡筑工事，该旅之一五零团竟被渡河之敌冲垮，团长曾谦阵亡!全团溃退。当时七十三旅的官兵，纷纷议论说：“七十五旅是豆腐旅。”

　　我团由于在漕河战斗中伤亡近半，原作为师预备队，位于七十五旅之后约千米的村庄，这时奉命增援七十五旅。我率部跑步赶到第一线，令第一营冲上去抢占了曾团放弃的两个小山包。令二、三两营占领第二线阵地，支援第一营，并阻止敌人后续部队渡河。

　　上午九时左右，敌飞机、大炮向我纵深阵地猛烈轰击，我右翼一四六团下面，又有约三百多敌步兵渡河登陆南犯，该团团长郑明新负轻伤(有人说他是自伤)阵地被突破。我令第二营支援，营长谢蔚云负重伤。七十五旅之一四九团(团长刘亚懋)也有重大伤亡。好在我团第一营坚强守住了两个小山包，该营营长和第二连连长英勇牺牲!这天敌我相持到黄昏以后，渡河之敌最多是一千人左右。张耀明师长和七十二旅旅长戴安澜，到我团指挥所，我建议集中我师全部力量，一定要在当夜解决渡河之敌。但是张耀明不同意，他说：“军长已准备抽调第二师之一个旅支援我师，等到达后再决定。”

　　当天深夜，关麟征命令全军撤退。这样消极抗战，被动挨打，徒遭伤亡，实在令人气愤。十月二十一日拂晓前，南渡漳河之敌，全部撤退到漳河北岸，我估计是由于敌孤军深入，又没有后续力量。

　　这次漳河战斗，敌军人数少，时间仅一昼夜，二十五师竟伤亡两千多人。我团少校团附钟湘涛负重伤，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三百多人。关麟征却大吹牛皮说是五十二军在漳河打了一个大“胜仗”(其实上是打了大败仗)。说是“国军在漳河消灭南渡之敌数千人，残敌向北岸逃窜”等等，武汉国民党报纸在头版上刊登了这一消息。

　　二十五师经过漕河、漳河两次战斗，全师伤亡四千多人，需要补充整理。关麟征、张耀明找我和戴安澜旅长到军部谈话，一见面，关就说，“你们很辛苦”。接着说，“七十三旅在这两次作战中都很坚强、英勇，今后还要发扬光大” 又说：“雪庵 (我的别号)这个团伤亡最大，人数最少，急需补充整理，已电告洛阳师管区给你补充，你立即将剩下的士兵拨补到其他团，带着剩下的班干部、排、连、营长去洛阳，按团的编制接收官兵，训练两至三个月，再回前方打胜仗。”戴旅长说：“这样不好，应该把这两次作战不力的团拨散。”可是关坚持己见，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天，我含着眼泪将六百多名经过战斗磨练的老兵(我团原有官兵两千伍百多人，这时只剩下一千一百多人)，全拨给其他团。我带着，刚由第六连连长升任第二营营长的奚濯之，刚由第九连连长升任第三营营长的何培德(原三营营长颜受建已升任师部中校参谋)和刚调整好的半数连、排长，仅剩三分之二的班长和勤杂人员共四百多人，到洛阳接收新兵。

　　要打好仗，必须练好兵

　　在蒋介石嫡部队当团长，人们都认为是“发财致富”的好差事，特别是在部队行军、作战时，伙费、侦察费、草鞋费、这费那费都可“揩油”，“吃空缺”是公开的秘密。我调任一四五团团长时，团政训主任余陶(湖南来阳人黄埔六期毕业)对我说，当团长的办法，是把团的经费收支包给军需主任赵乃杰负责，团长每月支用六佰元。我说，这样不好，请你对赵主任说，我只拿月薪一百二十元，特别办公费五十元(国民党官员贪污成风为了“养廉”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规定有“津贴”，名之曰“特别办公费”)，多出的钱要上交，或留团作公用，收支钱目，一定要给我看，以便我和军需主任共同负责。余对赵说后，赵很不高兴。他对我说，经费上交，会影响到其他几个团，团内存公款，上级也不允许，只能少报少领。赵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实报实领，他不能“揩油”。我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我从当排长起直到当师参谋主任，深深感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有经济权的主管官与副职、幕僚人员的经济收入太悬殊，因而常闹不团结。团长拿的钱比团附多几倍，师长比副师长、参谋长多几十倍，这怎么能同心同德练好兵、打好仗呢?蒋介石嫡系部队，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经济不公开，贪污腐化，打仗怕死，却是主要的。这是历史事实，是实践证明了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我在洛阳军分校要来了二十多名下级军官，补充了连、排长缺额，但还缺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我多次要求上级委派，没得到解决，台儿庄附近作战时，上级才从七十五旅派来雷某任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却一直缺着。洛阳师管区给我二千二百多名新兵，我按当时团的编制，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其中重机枪一个连，团直属捷克造苏罗通小炮(能高射打飞机平射打坦克)一个连，通讯、警卫各一排，八二迫击炮一个连。分驻洛阳城东北郊几个大村庄开始训练。

　　我接收的新兵，全是豫西各县人，有抓来的，有比较富裕人家出钱代替的，有近百人抽大烟，逃风很严重。我采取了一些办法，如：将抽大烟的集中戒烟，并让他们吃好一些的饭菜;将新兵的伙食尾子(每月一元多)和月饷给他们寄回家，并在油印的信上慰问他们的家属;发动驻地群众给新兵做军鞋，写慰问信，开慰问会;同时让新兵抽时间帮群众做农活，搞卫生;自我以下军官和新兵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军服;我同政训主任余陶经常给新兵上政治课，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道理。

　　在两个多月的训练中，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很好，全团官兵生气勃勃，学习热气腾腾。特别是新兵和家属不断通信互相慰勉，团部又掌握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们逃跑有顾虑，减少了逃兵。

　　在军事训练上，着重锻炼射击、投弹、刺杀、工事构筑、夜间演习、野外勤务等项目。训练时间虽不长，但从效果上看，是比较好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二十五师南渡黄河到平汉铁路线上的漯河整训，我团由洛阳移驻漯河，归还建制。在漯河，我又抓紧时间训练了近一个月。师部办军邮的负责人问我：“你们团的来往信件，怎么比其他团多几信?”我把我采取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同时也有“好心人”对我说：“你练兵是采用共产党八路军的练兵方法，有人在议论，你要注意。”我说：你好心提出的意见，我理解。不过，我们练兵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战胜强敌日本侵略军。不练好兵，就不能打好仗。我们应该把兵练到能攻、能守，特别是要练到不怕敌人而恨敌人，不想些办法，难以达到目的。我又说：“我没当过共产党，也没当过红军，我这些办法未必与共产党、八路军练兵相同。我听说过冯玉祥的练兵方法，在长城抗战时，他的旧部在喜峰口就打过大胜仗，我是在向他学习。”(这时冯玉祥已放弃隐居生活，离开泰山，正在参加抗日战争)

　　徐州会战

　　会战前敌我概况

　　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快要沦陷时，蒋介石委派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徐祖贻为参谋长，长官部设徐州。任务是指挥保卫津浦铁路线的防御战。防区是北自济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南至浦口及其两侧长江北岸东自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所辖部队番号及驻地如下：

　　1、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罄，第一三八师、师长吴德宏。驻地在海州(现在的连云港)，防止敌军在海州附近登陆。

　　2、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雄，第一一四师、师长弁中珩，驻地青岛，阻止敌军在青岛及其附近登陆，南京沦陷后，该军调驻津浦路南所.

　　3、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兼，辖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两个军共四个师，连同山东地方团队，共约六万人，驻地济南以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阻止敌军南渡黄河。

　　4、第五十七军、军长缪微流，辖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驻地苏北。

　　5、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辖第三十三师、师长韩德勤兼，第一一七师、师长李宁维，驻地苏北。

　　6、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驻地山东临沂。

　　此外，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驻青岛，人数不详。

　　以上我军有八个军，十九个师，连同地方团队及海军陆战队，共约二十多万人。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以三个师团渡江北犯，指挥官烟俊六。津浦路北线敌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并附特种兵部队共约两万人。

　　从敌我兵力，战场地形等各方面衡量，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然而纵有黄河、长江天险，却任由让敌军实破，长驱直入。

　　会战序幕

　　十二月中旬，南线日本侵略军，“安”渡长江北犯，浦口失守，十二月下旬北线敌军矶谷师团也“安”渡黄河!

　　李宗仁在“徐州会战”回忆中认为蒋介石治军分亲疏，他的“嫡系部队”的待遇，比“杂牌部队”优厚，并有借敌军之手以消灭杂牌部队的暗算，因而引起杂牌军的指挥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而防守长江北岸和黄河南岸的我军，正是蒋介石认为的“杂牌军”。我完全同意李宗仁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不少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高级指挥官，而杂牌部队也有不坚强抗战的，下面有许多实例。

　　大敌当前，而指挥官各怀鬼胎，当然就不能团结一致，同德同心，抵御外侮!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更要有诚意抗战，对参战部队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偏袒，而借敌之手，削弱正至消灭异己部队，这是等于帮助敌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第十师团及部分特种兵，在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下，在山东济阳、青城附近，兵不血刃而南渡黄河，韩复榘带着两个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六万多人不抵抗，向鲁西南逃跑。二十七日，济南沦陷，接着太安、大汶、柳州、济宁相继沦陷。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敌军第五师团及部分特种兵，由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在青岛附近登陆，防守在青岛的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也不战而退，因而青岛、高密、维县等地相继沦陷,并南犯吕县、临沂。我临沂守军庞炳勋部队，坚强抵抗，接着我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部支援。这两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旧部，他们的火热的爱国心，也善于打防御战敌军。敌军坂垣师团猛攻临沂不下，城外又有我张自忠部队的袭击，终于退守吕县，因而延缓了坂垣师团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攻徐州的时间。这支所谓“杂牌部队”，却不是像李宗仁所说的“保存实力”，“消极抗战”。三月下旬，敌军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邹县、滕县。这时四川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所部第四十一、第四十五两个军，由山西第二战区调到第五战区，李宗仁令邓集团军赶赴邹县抵抗。邓令第四十一军开邹县，军次滕县、邹县已失。该军军长孙震邵以第一二二师守滕县，以第一二四师在滕县城外策应。三月十六日，敌军攻陷滕县城，我第一二四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师殉国!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所部第五十八军(军长王仲廉)，已到达临城(今薛城镇)，李宗仁令该军前往增援孙震军，但王仲廉军长将部队转移到山区避战。汤军团之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第十三军，军长张轸，由利国驿、贾湾附近东渡运河，到达兰陵镇及其附近地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部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独立第四十四旅等部队，这时也由第一战区到达第五战区。李宗仁令其防守台儿庄及其西侧运河西岸。

　　三月下旬，我军在津浦铁路北线的守军已达三十多万人。三月二十一日，敌军矶谷师团先后侵占了临城、枣庄、倖县。二十三日，敌以濑谷旅团为骨干，附骑、炮、坦克等约六千人，由倖县向台儿庄进犯。

　　台儿庄及其附近之战

　　防守台儿庄的我军，是孙连仲所属之第三十三师，师长池峰城。这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的旧部善于打阵地防御战。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苦峰口抗战时，与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短兵相接，以大刀、手榴弹杀敌，打过大胜仗。这次又遇强敌前进，毫不害怕。当台儿庄外围各村庄被敌侵占，继以猛烈炮火向台儿庄北城轰击，城头被打开缺口，但守军仍坚强抵抗，虽被敌军突入城内西北角，我守军仍与敌逐屋争夺，毫不动摇。他们以一颗爱国、恨敌的火热的心，用大刀、手榴弹杀敌，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孙!

　　当时中、外记者云集徐州，他们过分宣传、扩大战果，甚至说攻台儿庄的敌军矶谷师团和攻临沂的板垣师团，已大部份被我军消灭。国民党报纸更扩大战果，有些头脑发昏的人，甚至说“抗战快要胜利结束了，不必发动广大群众抗日了”。

　　在敌军开始进犯台儿庄时，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在附近山区的五十八军和在兰陵镇附近的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会攻敌之左侧背枣庄、倖县，但是汤恩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很骄傲，也很狡猾。当时我在汤军团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五团任团长，徐州会战后期，任第二十五师师参谋长，对汤军团的行动都知道。他的电台有时不与战区长官部电台联络，李宗仁有时不知道汤恩伯在何处?即使电台联络上了，汤对李的命令也敢于打折扣，甚至不抵抗。当汤奉令攻敌之左侧背时，慢吞吞地令第五十八军攻枣庄，令第五十二军以大队协助攻枣庄，一部与第十三军攻倖县。当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经郭里集向枣庄前进时，由于战地群众未发动、组织，群众都逃走了，部队失去了耳目，而又侦察不严密，郭里集炮楼上有敌警戒部队，第七十五旅受到突然袭击，伤亡近百人。随后调来炮兵，轰垮了炮楼，但大部分敌军撤退了，仅打死十多名敌军。接着敌军以大炮、飞机向郭里集轰击时，第七十五旅即撤出郭里集向东北山地转移。第八十五军也只派出了一个营向枣庄接近，随即撤退。所谓攻击敌之左侧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这次行动，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是认真负责的，在开始向枣庄前进时，他令第二师协同攻枣庄，在师长郑洞国派人与第八十五军去联络，但到处找不到。汤军团指挥部队正在移动，电话不通。关麟征派军参谋长姚国俊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覃异之找到军团长请示汤恩伯究竟还打不打枣庄?汤说“情况有变化，暂时不打了，部队要转移”。

　　三月二十九日，(这时临沂仍在龙炳勋、张自忠部队固守中)方面敌军板垣师团派出步、骑、炮联合兵种约三千人，侵入临沂西南面，兰陵镇北面的向城镇，并有一个加强中队步、骑兵约二百人侵入向城南面的刘庄。这是汤军团近六万人是一显身手的好战机。但汤恩伯怕部队受损失，盲目地“保存实力”，竟让这股孤军深入之敌，大摇大摆南窜到台儿庄附近与敌矶谷师团会合。仅令第五十二军“监视”刘庄之敌。关麟征受令后，立即命令我团“包围刘庄之敌而消来之。”我很高兴接受了这一任务，乘借机会锻炼我团新兵。我要求关军长给我一连炮兵(卜福式山炮四门)，他同意了。我立即令第一营(营长雷某刚从七十五旅调来)占领刘庄西北约千米的两个小村，构筑火网阵地，防止敌向西北方面逃窜，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向刘庄东北面接近，炮兵连和迫击炮连在刘庄南约九百米小村占领阵地，团指挥所在炮兵阵地，其余部队在炮兵阵地后约三百米的小村。当天夜晚，团指近所与各营架通了电话。

　　三月三十日凌晨，我令山炮和迫击炮开始对刘庄轰击。刘庄居民约五十多户，男女老少，早已逃走。村外四周是麦田，地形平坦开阔。由于村里有部分茅房，在炮轰半小时后，起火燃烧。这时我第二营之一个连，已进占刘庄东北角几间房屋。据该连报告，敌人在刘庄外治房屋墙壁上挖有枪眼，墙脚下挖洞，上盖门板，门板上盖上，守兵在洞里打枪，因而我军接近时颇有伤亡。战斗至黄昏时，有四十多个敌人向村西逃出，全被我第一营消灭。这时我亲率第三营增援第二营，同时令第一营派出一个连突进村内。午后八时左右，我二、三两营全部进村，战斗结束。俘敌五十多名内有伤兵三十余名，其余全被打死。在清扫战场时，还有少数敌人躲在墙脚洞内不肯出来投降，顽强抵抗，均被打死。日军练兵，每班都带着有“武运长久”的小白旗，每人都随身带有小刀，自杀者亦有。据说这是所谓“武士道精神”。从俘虏口供和缴获文件得知，敌是板垣师团以片野联队为骨干的步、骑、炮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增援攻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守刘庄之敌军加强中队，其任务是掩护其主力南窜。

　　我团在这次战斗中，有两名排长阵亡，三名排长负伤，士兵伤亡八十余人，而日军则死伤和被俘共一百八十多人。增强了我军与强敌作战可以取胜的信心，鼓舞了士气，锻炼了我团新兵。这次小胜，得力于炮兵，而敌人孤军无援，我又以多胜少。

　　这时敌矶谷师团之漱谷旅团，仍在台儿庄城内与我军池峰城部队进行拉锯战，在得到庄野支队增援后，更为疯狂。孙连仲令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派出一个团归池师长指挥，接着又令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率领敢死队二十个组，向侵占台儿庄城里东北角之敌进行突击，终于地四月六日将敌人逐出台儿庄，打了个胜仗。当时中外新闻记者得到了这一消息后，纷纷赶到台儿庄，也有几位记者到了我团，察看了刘庄，报导了一些胜利的消息，并拍照了台儿庄和刘庄战地的情景。

　　税阁和陈岑附近之战

　　在我军击败攻台儿庄之敌以后，正是我军乘胜追击受挫之敌的好战机。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向倖县、枣庄之敌攻击，汤令第五十八军由抢犊崮山区绕过枣庄攻倖县，令第五十二军攻枣庄，并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出动。这天上午七时左右，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右，向枣庄攻击前进。我团经陈岑及其西北两个小村向枣庄东面前进，我左翼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经税阁向枣庄南面前进，该团团长高鹏，知道税阁有敌军固守，在前进到离税阁五里的两个小村时停止，并向上级谎报他团已占领了税阁。这时我团已驱逐了陈岑敌人的军士哨，占领了陈岑。上级认为高鹏团已占税阁，即令我团向枣庄东面前进。我令第三营营长何培德指挥该营在陈岑及其东南面的高地构筑阵地，掩护团主力攻击前进，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率部经陈岑西北约千米的小村向枣庄东南角前进，我带着其余部队在第二营后跟进。这个小村有敌人警戒小分队，在我第二营攻击中向枣庄逃跑，少数被我击毙。当我第二营进占这个小村后，枣庄之敌炮兵向小村猛烈轰击，税阁之敌也向小村射击，我第二营伤亡近百人。我即令第一营停止前进，就在村外麦田构筑工事，我带着团属特务排进入小村，却找不见奚营长，据第六连连长王存忠说，奚营长在二十多分钟以前令他代理营长职务，去向团长报告战况去了。我心里明白，奚营长已临阵逃跑了。我立即向上级报告，高团没有占领税阁，税阁之敌最少在五百人以上，税阁不攻占，我团受侧击，不能再前进，是否我协同高鹏团先攻占税阁，枣庄放到下一步，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奇怪的是高团却始终不动，我只好把前进改为防守。下午二时左右，我团阵地成了枣庄和税阁之敌的前进目标，炮弹都落在我团阵地上。团指挥所这个小村，几乎为敌炮火荡平!我打电话给第三营营长何培德，要他派两个连增援，但接电话的是第七连连长覃天仇。据覃说，张营长已离开阵地，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又心里明白，张营长也临阵逃走了。这时不仅是枣庄，税阁之敌向我团攻击，我右翼也有炮弹射来，并发现敌步兵从东北面向陈岑前进，我团有受敌包围之形势。好在旅长戴安澜已令第一四六团向我右翼增援，战况将到了缓和，成了敌我相持局面。这天黄昏后，我团奉令撤退，一到宿营地，清查出这次战斗中我团伤亡近二百人，第二连代连长袁双亭在阵地上牺牲!这时第二营营长奚濯之装着有病回到营内，第三营营长何培德也回营了。

　　第二天凌晨，我把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团长高鹏谎报占领税阁的情况，报告了师长张濯明。也将奚濯之和何培德临阵脱逃的情况，报告了旅长戴安澜戴旅长认为要严肃战场纪聿，奚、张两营长应受惩罚。问题报告到军部，军长关麟征令将奚濯之押送到军部军法处，并于四月十七日，下令将奚濯之枪毙了。而高鹏，何培德犯罪却不过问了。有人说，高与何是军长、师长的亲信同乡，有罪也不会受到惩罚。

　　敌军矶谷师团，是在四月六日被我军击败退出台儿庄，李宗仁在当天就下令汤恩伯军团进攻倖县、枣庄，而汤竟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开始行动，而在行动上也是敷衍了事，根本谈不上有诚意杭战。大敌当前，关系到我民族、国家的存亡，汤恩伯真是在犯罪!

　　虎皮山防御战

　　敌军板垣师团，进攻临沂不下，除了派出庄野支队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以后，又继续派出板本旅团南下，这支部队已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枣庄东南面。敌军矶谷师团由于攻台儿庄失败，遂绕过台儿庄与板垣师团南下部队会合，企图进攻邳县，越陇海铁路南下，包围徐州。

　　第五十二军奉命撤退到邳北面燕子河经连防山至艾山西之线构筑阵地，阻止敌军南下。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左，占领连防山经半步店子、虎皮山、至艾山西之线。我团奉命防守连防山。四月十七日凌晨，我带着三个营长(第六连连长王存忠代理第二营营长)和团直属单位负责人先到连防山察看地形。连防山是有近两百户居民的大村庄，四周筑有高约三米的土围墙，墙外是筑墙取土挖成的小河沟，沟外是麦田，平坦开阔，村里有街巷、商店，树木成行。只要加筑工事，组织火网，是可以坚守的。在我团到达后，正要开始加筑工事时，又奉命转移到半步店子、虎皮山，将连防山交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防守。

　　半步店子在连防山西侧约五百米，有二十多户居民，再向西约三百米是虎皮山，此山高约二十米，东西多约千米，山是光秃秃的石多土少的孤山，山的南面是艾山，艾山北坡有起伏不大的丘陵。我团的布置是：以第二营防守半店子及其以西至虎皮山东侧，以第三营防守虎皮山团直属苏罗通小炮连在虎皮山西侧，迫击炮连在虎皮山东侧，其余部队随团部位于虎皮山后约千米的小村。各单位进入阵地后，即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战斗。团指挥所位于虎皮山后五百多米处小山丘上，离第三营指挥所百米，可以观察全团阵地。

　　四月十九日，敌飞机不断飞临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投弹和扫射。二十日凌晨，敌炮开始向我阵地轰击，并以坦克车掩护步兵向我虎皮山作试探性进攻，均被我炮火阻止。我当时估计到敌人必以虎皮山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因为占领了虎皮山可俯瞰我阵地的大部。敌军第一天向我虎皮山进攻未得逞，二十一日上午又向连防山进攻，高鹏团抵抗不力，一与敌接触，稍有伤亡就溃退，因而连防山被敌占领!　　当天下午二时，第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将高团收容完毕，准备以第一四九团(团长刘)协同高团反攻连防山，关麟征军长不同意，这时第二师防守部队也丢失了一个小时，关说：“谁失的阵地，就要谁负责反攻夺回来”。因而高鹏又集合部队于下午三时向连防山反攻。敌人用炮火猛烈射击，高鹏中弹身亡，部队又第二次溃退，伤亡近两百人!国民党报纸刊登“国军第二十五师高鹏团死守连防山，打死打伤敌人*****，全团团长以下官兵英勇殉国，还刊登了高鹏“烈士”的照片。”

　　敌军侵占连防山的同时，我防守半步店子的第二营受敌侧击，并有近百名敌人侵占了半步店子东北角几间房屋，我第二营第五连拼死抵抗，与敌逐屋争夺，形成胶着。四月二十一、二十二这两天，敌炮射向虎皮山的炮弹，至少在三百发以上，随着我在一起的通信、警卫、传令兵等，有一人阵亡二人负重伤，虎皮山及其南面全被敌炮烟雾笼罩。二十三日凌晨，敌军在大炮、坦克车掩护下，用步兵猛攻虎皮山，我令坚守阵地的第三营官兵与阵地共存亡，该营营长何培德也表示坚决照办。我令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率第六连从半步店子西北角向猛攻虎皮山的敌步兵左侧猛烈袭击，又令第一营派一个连袭击敌之右侧，密集在虎皮山北坡的敌步兵突被冲击，死伤甚多，残敌纷纷向后逃跑。我第六连也伤亡过半，英勇杀敌的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不幸牺牲!在敌人向后逃跑时，又遭我苏罗通小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射击，大部分伤亡。这天夜晚，敌人又派出部队再攻我虎皮山，但我防守已有准备，敌人又有伤亡，我阵地更加坚固。

　　四月二十四日黄昏后，我团奉命将防务交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接替。敌我形成了胶着状态。我团在半步店子和虎皮山，防守了五天五夜，伤亡三百多人，而敌人死伤至少是五百以上。由于敌人以炮火掩护，离阵地稍远地所，不能清查，时值初夏，天气渐热，阵地前沿的敌尸臭气很大，而麦地敌尸敌人也不敢掩埋。在这次战斗中我第一营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冲击敌人右侧时畏缩不前，我将他枪毙了。杀自己的排长是不应该的，但杀他一人却减少不少人的伤亡，也守住了阵地。

　　四月二十七日，我奉令升任第二十五师少将师参谋长，军部电话通知我，要我去军部一趟，我见了关麟征军长，他说：“你这几次作战有功，我已向上级给你报功(国民党政府后来给我颁发了奖状和一枚青天白日奖章，一九四七年我在东北率部起义时仍掉了)。”他又说：“你现在是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要多帮助耀明(张耀明师长)练好兵，打好仗，有机会，还让你带兵。”意思是说让我当旅长。第五十二军在邳县北面的防御战，已形成敌我相持状态。从俘虏敌军的文件中，了解到第二十五师阵地之敌，是日军矶谷师团，进犯第二师阵地之敌，是日军反垣师团之板本旅团。

　　第二十五师在台儿庄附近作战中，成绩不大，但伤亡损失不小，除了四月中旬由洛阳调来一个补充团，已补充了各团缺额外，又于五月，初将第七十五旅残余士兵拨给第七十三旅，第七十五旅到河南洛阳接收新兵训练。这时国民党报纸又鼓吹“国军在台儿庄及其附近打了大胜仗”。外国报纸也跟着鼓吹，蒋介石声言要死保台儿庄，争“国际面子”。因而又下令调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周磊的七十五军，覃道源的二十二军，樊崧甫、李延年、虚汉、李仙洲等军，交李宗仁指挥。这样，第五战区北战场，李宗仁的兵力已达到五十多万人，而日本侵略军在这个战场上仅有矶谷和板垣两个师团，加上特种兵部队，总共不过是四万多人。后来何应钦在《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中说，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敌人三万多，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消灭了敌人两万多。如果这些数字真实，那就是敌军矶谷、板垣两个师团已大部分被我军消灭了。据《蒋家王朝》作者荣孟源所述：“台儿庄战斗结束时，陈诚报告日军阵亡五、六千人，投降者亦有千人(实际俘虏七百一十九人)总计毙、伤、俘敌共七千多人”。这个数字比较真实。

　　放弃徐州

　　日本侵略军强攻台儿庄失败，绕道南侵受阻，乃增加兵力，采取南北两路会攻徐州。五月十日，第五十二军奉令将防地移交给李延平的第二军接替，开河南补训练。这时汤恩伯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升任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二军军长。第二十五师夜行军经徐州、黄口，于五月十四日凌晨到达陇海铁路线上的李庄车站附近宿营。这时由津浦路南所北犯之敌，已侵入到宿县西北，由鲁西南南犯之敌，已侵占丰、沛地区，并派出搜索部队侵入陇海铁路线上的黄口，正向李庄车站进犯，他正在派部队迎击。我立即同张耀明师长研究，他主张部队立即向铁路西南转移，我认为不可，因部队通夜行军，已十分疲劳，现正在休息，集合需要时间已来不及了，而且部队车辆、骡马多，行军时目标也很大，易受敌机轰炸。敌军黄口的人数少，可能是侦察部队，可令覃旅长布置小炮打战车，用轻重机枪打骑兵。张师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立即打电话给覃旅长，忽然听到小炮和机枪声，原来覃在给我打电话时，正布置小炮和轻重机枪阻击敌人。结果，敌军认为中了我军埋伏，回头逃窜了，并扔下了被我小炮击毁的一辆战车。

　　当天下午，关麟征来到了李庄附近第二十五师师部宿营地，他一见到张耀明就说：“你这个猛张飞，真是粗中有细”。意思是说，张师长指挥炮兵打战车，机枪打骑兵，很有计谋。关麟征常叫张耀明是猛张飞，而自称是关公。

　　第二十五师经周家口、漯河，于五月下旬到达临汝县城及其城外各村庄整理补充。这时第五十二军又增编了一个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这个师是由河南省两个保安旅编成的，武器装备远不如第二十五师。

　　在徐州西面陇海铁路被敌截断、津浦铁路南北两线的敌军又迫近徐州，李宗仁心里明白不仅是台儿庄难保，徐州也危在旦夕，他不能不下决心撤退五十万人马。但是谈何容易，各部队都有重武器、骡马、车辆，徐州附近铁路上有许多车辆还装着军用品，这些东西如何撤退?真是问题成堆，因而在撤退时遗弃了大批军用物资!

　　五月十八日，李宗仁长官部离开徐州，辗转了十多天退到河南潢川。日本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徐州。

　　日寇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治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沿长江西上，准备进攻武汉。沿陇海路西侵之敌，于六月五日侵占开封六日，中牟、尉氏沦陷，郑州告急!蒋介石不顾河南、安徽两省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竟下令于九日掘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寇西侵。当时有许多老百姓说，蒋介石用兵堵不住敌人，只好用黄河水来阻挡。

　　六月中旬，我奉令调任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离开第二十五师的这天，张耀明师长请我吃饭，饭后到我房间内和我谈了一席话，他说：你在第二十五师多年，练兵、打仗都有功劳，特别是你来到师部时间虽不长，但对我帮助很大(从在战场撤退直到临汝，都是夜行军，他每夜都由八个担架兵轮流抬担架让他睡在担架上，还要派武装护卫。因副师长张汉初已去四川奔母丧，张耀明要我代替他指挥部队)，老实说，我是不愿意你走的，但是当旅长比当参谋长好，我又不好留你。”我说：“我很惭愧，我对第二十五师没有贡献，师长对我帮助很大，好在“第一九师是第五十二军的下属一个师，师长升了军长，我还是你的部下。”张耀明立即脸红了!我也立即感到不应说这句话，因为第二师师长郑洞国，资格比他老，能力比他强，声望也比他高，郑未离开第五十二军，他当不上军长，我这样说，是给他戴高帽，也是自作聪明，“泄露天机”。不久，郑洞国终于受到关麟征排挤、打击，不得不离开第二师去杜聿明第五军任师长，张耀明果然升了第五十二军军长。

　　在强敌入侵，大片国土沦陷之时，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仍在勾心斗角，以权谋私，实在令人痛心。

　　武汉会战及其以后

　　会战前的概况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沿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循长江北岸西侵，于六月十二日侵占安庆，再陷潜山、太湖。同时以海军溯长江西上，企图突破马当要塞，进犯湖口、九江。

　　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慌了手脚。他暗中派遣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到日本，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陆相坂垣征四郎谈判，企图在日寇未侵占武汉前妥协求和。日寇提出谈判条件是“蒋先生(蒋介石)通电下野，一切政权与军权，交给汪先生(汪精卫)。蒋介石不能接受，所以不愿立即投降。蒋介石声言下决心全力“保卫武汉”，实行“焦土政策”。他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官兼武汉卫戌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一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为第二兵团总司令。

　　第九战区共辖六个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第九集团军吴奇伟、第二十集团军商震、第三十集团军王陵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各集团军以下有军团长，我只记得关麟征是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是三十军团军团长，其余军团番号和军团长姓名记不清了。

　　这些集团军和军团，下辖二十六个军，六十三个师。军、师的番号和军、师长姓名如下：第二军军长李延年，辖第九师师长郑作民，第五十师师长成光耀。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章，辖第十四师师长陈烈，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第九十四军军长郭忏，辖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及兰。第十二军和所辖二十师由孙桐萱兼军、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贺粹之，第八十一师师长张测民。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辖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五十师师长韩汉英。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一六零师(师长姓名记不清了)。第十八军军长黄维，辖第十一师师长彭善，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傅。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辖第九十八师师长王甲本，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辖第一零五师师长王铁潢，第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预备第五师师长王和华。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兼，辖第一三九师师长李肇英，第一四一师师长宁肯堂，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辖第二十一师师长候镜如，第九十一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兼新十三师、新十五师。第七十八军军长夏首勋，其所辖师的番号和师长姓名不详。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辖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绸，第一八零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毓英，第一一四四师师长牟中珩。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辖第一四三师师长由刘汝明自兼，第一一九师师长刘汝珍。第七十一军军长宁希濂，辖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第三十六师师长蒋伏生，第八十八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辖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第一三二师长何荃津。第二十六军军长肖之楚，辖第四十四师师长陈永，第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第三十九军军长王和影，辖五十六师师长刘尚志。第五十五军军长姓名记不清了，辖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辖新十师、新十一师、新十二师。第六十军军长虚汉，第一八二师、一八四师。第十三军军长张轸，辖第一一零师师长由张轸自兼，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辖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兼，后为张耀明，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后为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后为张汉初，一九五师师长施中诚，海军陆军战队第一旅旅长林秉周。湘、鄂、焊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嵩甫。此外还有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梁，第九十三师师长甘初。以上九战区总兵力约六十五万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率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昌仙。下辖六个集团军。新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兼、第十一集团军李昌仙兼、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候、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十七集团军杨森。各军团长，我只记得第十七军团为胡宗南，第三十军团为李汉魂。军长有：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辖第十八师、第一八九师。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辖第一七二师、第一七三师。第七军军长周祖光，辖第一七一师、第一七四师。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统，辖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一七六师。第三十一军军长云松，辖第二三一师、第一三五师、第一七零师。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兼，辖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七军军长刘谯古，辖第一九八师师长王育英、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城，第一三四师师长杨韩才。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师、第一二四师。第四十五军军长陈升勋，辖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兼，辖第一师师长李铁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琪。第九十军军长李文，辖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第二十八师师长董剑。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兼，辖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九师，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辖第一五四师、一五六师。第七十三军军长王东原，辖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兼，第七十七师师长彭位仁。第九十军军长李觉，辖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兼，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辖第七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八军军长李玉堂，辖第三师师长李玉堂兼，第四十师师长宁思一。第七十五军军长周品，辖第六师师长张祺、第十三师师长吴良琛，预备第四师师长命傅正模。第十六军军长李理珩兼，辖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零师师长周福成。以上共计十八个军，四十七个师，约四十九万人。

　　进犯武汉的日本侵略军，指挥官是烟俊六大将。他统率的部队计有第三、六、九、十、十三、十六、二十七、一零一、一零六、近卫等十个师团，加上海军、空军，以及特种兵部队等，最多是十八万人左右。敌我两军兵力对比，是十八比一百二十。加之敌人是在外国作战，师出无名，情报、通讯、给养、弹药等补充均有困难。武汉地区远更多山，近更多湖泊港湾，易守难攻。在这样种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有保卫武汉的决心，这个战役是完全可以取胜的。

　　战斗经过

　　六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海军突破我长江马当要塞，侵占彭泽。七月五日侵占湖口，九江于七月二十六日沦陷。这时我第二十九军团关麟征所辖五十二军已由豫西移驻湖北花园，随县一带。接着又奉命离开第五战区移驻鄂东南的大冶、阳新一带，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第五十二军新任军长张耀明，下辖第二师师长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

　　八月初，陈诚到阳新城外一个大村庄关麟征军团部，召开旅长以上“战地会议”，我是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陈诚没有听取到会人关于敌我情况的汇报。仅由他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把部队摆到第一线、第二线，美其名曰说是“节节抵抗”，实际上是不让部队出击。他在会上还讲了一套革命道理，不让到会人发言，交流抗战中的经验教训。

　　侵占九江之敌，和田直孝的一零一师团，以一部分兵力沿南浔铁路南犯马迦岭，以主力(一个加强旅团)西犯瑞昌。防守瑞昌及其东北高地的孙桐萱集团军，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又经过较长时间构筑的防御阵地工事，竟抵抗不住。当时第五十二军正在瑞昌西北山地构筑防守工事，我站在我旅阵地前面山头上，亲眼看到孙桐萱的部队纷纷从瑞昌城及其附近高地撤退，少数向北溃散，大部分向瑞昌至武宁大道上狂奔，人马车辆，毫无行军秩序。瑞昌遂于八月二十四日沦陷。

　　从八月二十五日起，敌飞机不停地到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扫射，投弹轰炸。二十七日开始炮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阵地磨山，接着又轰击第一九五师阵地望人山。二十九日凌晨，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爬山猛攻。第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一四九团团长刘世懋用自己的小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声称是敌人打的，离开阵地，到汉口住医院。该团官兵都知刘团长是自伤，因为敌人步兵尚未接近，在掩护内的团长怎么会大腿受伤?

　　八月二十九日黄昏后，第五十二军在第一线的二十五师、一九五师奉命撤退到第二线阵地，这里原有第二师在构筑阵地防守，增加了两个师，应该能固守，但在敌人连续进攻下，还是被动挨打。守了三天，由于上级不让部队出击，结果又彻退富水河西北岸，美其名曰说是保卫阳新、大冶。五十二军这次在瑞昌西北山地作战，三个师共伤亡四千多人(我旅伤亡一千多人)。九月中旬，该军奉命将防地交张轸的十三军部队接替，撤退到武长铁路线上的咸宁、贺胜桥整理补充。

　　这次战役，关麟征认为第一九五师五六五旅旅长林茂华作战不力，撤消了他的旅长职务，该师师长梁恺认为林是黄埔四期和陆大某期毕业，要他当师参谋长，但他不干。旅长和师参谋长同是少将级，为什么林不干?原来在蒋介石嫡乡部队中当旅长，不仅是有权力，而且在经济上能捞点油水。

　　这时长江南岸的重要据聚点马头镇、富池口等地，也因陈诚嫡系部队霍揆章的第五十四军防守不力而沦陷。该军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畏罪潜逃。接着黄石港、阳新、大冶相继沦陷。长江北岸之敌，也在八月下旬配合南岸之敌西犯浠水、黄罔，守军有肖之楚、覃连芳、常云松、周祖光、刘汝明、徐源泉部及川军之一部共二十万人。他们也是“节节抵抗，节节挨打、节节溃退”。

　　由豫南、皖北渡过黄泛区的敌军，连续侵占潢川、光山、信阳、罗山，并有一部芒种敌人侵占了湖北麻城、黄陂等重要城镇。装备精良的胡宗南军团，照样是“节节抵抗，节节溃退。号称天险的武胜关不守。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被迫由潢川搬到颧水，再迁黄陂宁埠，三迁黄安夏店，四迁安陆陈村，最后迁到鄂西北老河口。”

　　十月中旬，武汉已被日本侵略军三面包围。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的五、九两战区一百多万人马，并没有为坚决“保卫武汉”而“背水一战”。他早已下令撤退武汉三镇，实行他“焦土抗战”的政策。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少，人马和各类物资多，无法按时撤退。到沦陷时，还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无法离开。

　　这时日本侵略军，又派出一支部队，从海上南侵，进犯广东，未遇到任何抵抗而登陆。广东原有的部队已先后调到湖南和江西，因而登陆后的敌军长驱直入，和平常行军一样，于十月二十日侵占广州。

　　三面包围武汉之敌，于十月二十五日侵占汉口，二十六日侵占武昌。蒋介石急忙逃往长沙，陈诚急忙逃往鄂西，连下令烧武汉也来不及了。这是武汉人民不幸中的大幸!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保卫武汉是武汉不保卫。”

　　武汉沦陷以后

　　武汉沦陷后，陈诚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长官部和省政府设鄂西恩施。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长沙。李宗仁第五战区四十多万人除留第二十一集团军瘳磊部队十多万人在大别山区，进行所谓“游击战”，“敌后抗战”外，大部分撤退到鄂北和豫西。瘳磊还兼任安徽省沦陷区的省主席。(后来瘳磊病故由李品仙继任)陈诚指挥的六十多万大军，一部分撤退到焊西北和鄂南、湘北，划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大部分撤退到鄂西，以“保卫重庆”。

　　第五十二军撤退到湘北新河东南地区，不守岳阳，据说是害怕日本海军的攻击。因而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没有费任何代价，于十一月十二日侵占了岳阳。

　　岳阳距长沙还有一百四十公里，蒋介石准备放弃长沙，并命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执行他的“焦土抗战”的政策，放火烧了长沙房屋三分之一。十多万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无法计算，使长沙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军侵占岳阳后，并未南进。蒋介石对长沙人民无法交代，就归罪于长沙警备司令邓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徐是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毕业生是我这个队的学员)，把他们三人枪毙了。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长沙人民，同时想挽回“蒋委员长”的威信。但是人们都说：“邓悌、文重孚、徐昆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这时，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关麟征升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第七十三军(军长陈沛)。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随后又增加了第四军(军长欧震)。其右翼平江、通城方面的防守部队，是川军相轰统率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共有近二十万人。

　　由于当时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日寇对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将侵占武汉的军队撤出大部分转移到华北和其他沦陷区，向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这样也就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湘北前线，仅有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分布于武长铁路线上自羊楼司经临湘、岳阳至麻圹之线，及其东南地区某些山头和村庄。第五十二军在湘北新河东南岸，右接相轰的部队，左至鹿角之线筑阵防守。这个军的三个师，每师两旅四个团，另有师直属的一个补充团，每团约二千五百人。这三个师都有近半数是新兵。我旅(五六六旅)在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职陵接收了一个团的新兵。先在鹿角附近筑阵防守，防止日寇海军陆战队在鹿角附近登陆。随后又转移到新垟河中所南岸，以一个团防守阵地，新兵集中到防地后几个大村庄训练，时间将近半年。由于敌我相持时间长，新兵得到了较好的训练。但蒋介石没发动战地群众，组织、团结和教育群众。他的军队某些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又贪污腐化，正至“纵兵殃民”，因而战地广大居民，弃家外逃，有的还为敌伪利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张耀明军长命令第一九五师五六旅派出一个团，袭击临湘南约十多里的忠坊村敌军据点，守敌是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该旅旅长刘平亲自指挥，梁恺师长和我也到忠坊村东南高地观战并向刘平以及军部架通了电话。刘旅长用两个团的迫击炮连集中火力对守敌轰击了一个小时后，即令步兵冲锋，守敌虽有伤亡，但仍顽强抵抗。我步兵两次冲锋，均被守敌击退。刘旅伤亡三百多人，冲不进去。我向梁师长建议要军部派山炮连来支援，因迫击炮轰击破坏不了坚固工事。梁向军部要求派炮兵，张耀明军长说，炮兵离忠坊太远，又无公路通车，用马驮运需要几小时。他只答应补充迫击炮弹。午后三时左右，由临湘县城窜来敌军约四百人支援忠坊守敌，我又向梁师长建议由我旅派一个团阻击来援敌军，梁报告张军长，张竟下令攻忠坊的我军立即撤退。这次战斗，消耗了几百发迫击炮弹，两万发步机枪弹，伤亡四百多人，结果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刘旅有不少的官兵，痛骂上级无能。

　　一次奇怪的惩罚

　　早在武汉临陷前，我有个湖南华容同乡包泽英(他是早期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抗日战争开始释放)，送给我几本进步的书，其中有毛主席名著《论持久战》。我在战争炮火中偷偷地读了几遍，结合我在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附近、武汉会战等抗战实践，深深感到在一个战役和战斗中，指挥官的态度十分重要。对正义、进步的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有所领会。毛主席说：“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又说：“明明要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以致不能在新的有利机会中再打击敌人”。又说：“指挥官必须与下级同艰苦、共患难，同心同德，赏罚严明，团结奋进，才能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这本书，对我思想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在旅长任内，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自己的薪金给士兵编印爱国识字课本，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摘写《抗战经验论谈》，以提高各级部队长的指挥作战能力;旅部办《吼声》油印小报，激发官兵抗战情绪等等。这些措施，都被上级和同僚们视为“异羰”，阻力重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上级令我旅派出一个团袭击羊楼司南面的詹家桥敌军据点，我给师长梁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必须有山、以主力打击敌之援军(战术上叫“围点打援”)。并说上次刘旅攻忠坊，浪费了弹药，冤枉伤亡四百多人，我感到这样打仗不是好办法。又说，我们在湘北已呆了大半年，而战地群众至今未发动、组织起来，逃走的老百姓，有的还被敌人利用，这是我们政工人员的失职。梁师长接到我的信后打电话对我说，“你的意见很好，军队有炮兵，但要军长同意使用，我已把你的信送去军部了”。事有凑巧，刚好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来军部与张耀明军长商谈人事问题，见到我的信，大做文章。原来第一九五师一直没有副师长和师参谋长。梁恺有一个黄埔一期同队的同学李禹祥(湖南来阳县人又是梁恺的小同乡)在胡宗南部队当旅长，梁恺写信邀李禹祥来任副师长兼师参谋长，李回信同意，但胡宗南不放。梁恺又想要我当他的副师长兼师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由他的来阳小同乡黄埔四期学生刘一华团长升任。并把这个想法向关麟征、张耀明谈了，关、张表示“要考虑”。现在看到我这封信，就大骂梁恺无能，遇事迁就我，只听我的“摆布”。几天后，下令撤梁恺的师长职，降我一级，调任上校师参谋长，并“记处死刑”(即应杀而暂时不杀的意思)。罪名是“怯敌”。还说价值规聿什么这是“从轻处分”，因为我随他“工作多年，不无微劳”。

　　我接到这个命令后，再三问自己究竟错在何处?我找到了答案，我错在走错了路。是在自己有了某些认识、沉不住气，政治上不老练。我又问自己究竟有无怯敌思想和行动?也找到了答案，怯敌的不是我，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某些奴才。例子很多，我这里仅举两例：关麟征、张耀明的亲信老乡刘世懋在瑞昌抗战时自伤下战场，他身为团长，在国家、民族存亡时自伤离战场，这不是怯敌吗?关麟征在漕河、漳河战斗中指挥两个师而对付不了千余渡河之敌，下令撤退，这不是怯敌吗?更为稀奇的是刘世懋伤愈回部后，关麟征、张耀明要提升刘当旅长，那时五十二军没有旅长缺，关和张找七十三旅旅长覃异之谈话，动员他任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但覃不愿意当军参谋长。于是关麟征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报请上级提升覃异之中将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覃只好从命。当时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是少将，张耀明军长也还是少将，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怪事。

　　在我受到这个奇怪的处罚后两天，张耀明军长打电话要我到军部一趟，一见面他就说：“你这次受处分，克怡(梁恺的别名)有责任，他不应把你给他的信送到军部”。又说：“现在异之(覃异之)去当一九五师师长，你要帮助他练好兵，打好仗”。我说：“异之和我是老朋友、老同事，我们一定会互相帮助。”

　　如此“湘北大提”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出动了步、骑、炮联合兵种共约五千人，强渡新泽洒南犯，向第二十五师及一九五师阵地进攻，同时又派军舰护送步兵约两千人在鹿角附近登陆，攻击第二师之左侧背，关麟征指挥十多万人，不派部队增援第一线，竟为数千敌军吓倒了，下令五十二军撤退，不要抵抗。并不准备守第二线阵地。第一九五师信阳河南岸步仙桥西北阵地坚持抵抗了一天伤亡近千人，营长史恩华牺牲。由于左右两侧的友军都已撤退，不得不最后放弃阵地。

　　这天正是农历中秋节日，我亲眼看到步仙桥及其附近一带数以千计老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状极悲惨!一九五师是最后撤退的，退到汩罗江南岸停止，准备继续抵抗，但军部、关总部早已撤退到离汩罗江五十多里以南，我们用无线电联络，军部回电说：“我军没有防守汩罗江南岸的任务”。并令我们“第一九五师南撤到金井待命”。我同覃异之师长研究，认为南侵之敌不过数千人，决不会深入而攻长沙，我们不可后退过远，要与敌保持接触。

　　当时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准备好放弃长沙，在日寇开始南犯的第三天，长官部就搬到粤汉铁路线上的朱亭，并准备下一步搬到衡阳。他没有估计到这次日寇南侵是试探性的，到汩罗江以后就停止了。并接着撤回到原驻地。由于第一九五师始终与敌保持接触，当敌人向后传撤退时，我们也跟着向后转，所以我们一直追到我们的原驻地，得到了关总部、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社”随一九五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告“捷”，于是国民党报纸大事宣传“湘北大捷”。这两位随军记者还吟诗歌颂，在一首七聿诗中有：“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相汉将旌”之句。接着又拍摄了“湘北大捷”的电影片，覃异之师长和我还是影片中“主角”。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好笑。

　　“湘北大捷”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国军抗战有功的将士”关麟征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我国有名的爱国文学家田汉，因多喝了几杯酒，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关麟征，“千杯不醉，一战成功”。

　　在“湘北大捷”的喧闹中，独有一个爱国青年《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写了一篇题为《奔赴长沙》的战地通信，大意是说，在日寇南侵中他由衡阳奔赴长沙，路过朱亭时遇见了第九战区长官部某熟人，知道了自称“精忠报国”的司令长官薛岳已由长沙撤退到了朱亭。并说长沙各机关、学校和部分老百姓都在向南转移，他逆人流而奔赴长沙，而长沙已是空城。这篇通讯在衡阳《大刚报》上刊登了，可是两天后，“湘北大捷”拱动全国。薛岳认为王淮冰“造谣”，要封闭《大刚报》，要抓王淮冰，王躲到关麟征总部(因王知道关与薛岳有矛盾)，不敢露面。这个故事，是王淮冰同志在1983年写信告诉我的。

　　“湘北大捷”的首“功”是一九五师，我这个师参谋长当然也有“功”，关麟征总司令下令撤消了对我的纠纷，恢复了我的少将级。

　　这年冬，第一九五师调离第一线，驻金井整训，我因患牙病，请了几天假到长沙医治，路过关总部，顺便到总部看望几个同事，这时梁恺任五十二军副军长，因与张耀明不和，住在关总部，我也看望他，同时也看望了关总司令。我踏进关的办公室，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我泡茶。他对我说“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希望你今后好好地干工作，要有功不骄，有过则改，有机会还是要你带兵的”。接着我也看望了姚国俊参谋长。总部政训处少将主任黄徽津在座。黄问我：“你的老家华容县有人向总司令告你的状，说你捐了五千元巨款给中共党人在华容办中学，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是五千元，是一百元(实际是一千五百元)，因我是华容东山人，这个学校办在东山叫东山中学，校长名叫朱婴(又名朱辟安是被释放的中共党员)，也不一定是中共党人。”我又说，“我从当营长起，常捐款在故乡办小学，只所这样，是因为我小时没读什么书，文化水平低，在军队里工作感到有困难，希望让故乡的孩子们多读两年书。”黄说：“总司令也不相信你捐了五千元。而且他一直认为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对你的印象很好，只是认为你思想有点“古怪”，也有点“骄傲”你要多注意。”他又说：“我们同事多年，知道你家里人口多，孩子们小，应积蓄一点钱给家用，但感到你很少考虑到这一点，同僚们都不大理解。”他这一席话，使我从此提高了警惕，以后我在言行上再不能粗心大意了。

　　蒋军将领以权谋私

　　一九四零年初夏，第五十二军集中在金井及其周围几个大村庄整训。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令各军在经费节余中拿出一部分给士兵做蚊帐，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经费是包干制，是按照编制人数发给的，实际上各部队都有不少缺额，所以有节余。第五十二军的缺额很多，节余的数字很大，都被有经济权的官员装进了私人腰包。有一天，张耀明军长集合全军官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夏天到了，晚上有蚊虫，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给士兵做蚊帐。”现在要求大家省吃省用，自己拿钱交后勤部门统一做蚊帐，每人只需交几元钱，如要公家开支，数目就大了。比如我们全军有三万多人，如果要军长给你们每人一支香烟，就要三万多支，我固然拿不出这样多的钱，你们得到一支烟也没什么便宜。反过来，如果你们每个人送我一支烟，我就发财了。”讲到这里许多人笑了。他接着又说：“现在当然不是要你们每人送我一支烟，我说的是一个比如，说明集腋成裘的道理”。事实的确是这样，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人民而发财致富，也是“集腋成袭”的。我觉得当时发笑的人，是在苦笑。事后，有个参谋向关总司令写了封匿名信，大意是说，现在各师缺额很多，特别是师，团两级(这时旅一级机关已撤消，每师三个建制团，一个补充团)的输送连一直缺着，每逢行军，就要使用民伙，实际是“拉伙”。而且师长与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与国附的经济收入相差太远，这样会引起不团结，也会影响战斗力。希望总司令重视这一问题，但是这封匿名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同年五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增兵，声言要进攻重庆，陈诚的第六战区嫌兵力少，蒋介石准备在其他战区调兵增援。关麟征在重庆的“局中人”(何应钦)事先通知了关，关唯恐把他集中在金井整训的第五十二军这支“基本部队”调走，便急急忙忙令该军立即出发去“袭击敌后据点”。当时已是夏天，士兵还穿着棉衣棉裤，夏季服装正由长沙起运，两天后即可运到金井。我打电话向军参谋长吴震川要求让士兵换了夏服后行动，吴说：“总司令命各师立即行动，一天也不能迟延”。结果，士兵穿棉衣行军，背着步枪、子弹、米袋、手榴弹等重约四十斤，汗水直流，因而逃跑和病倒的很多。从金井到羊楼司、临湘一带的敌后据点约近两百华里，部队行军要走三天。全军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行动，结果一个敌后踞点也没攻下。弹药消耗了很多，而自己伤亡一大堆，特别是第二十五师伤亡近千人，还埋怨一九五师动作慢，埋怨第二师不协同，引起三个师的不团结。但是关总司令的目的达到了，薛岳已另外抽调了一个军去支援六战区。知道内情的人都说：“这不是在抗战，而是在犯罪”!

　　同年七月，日本侵略军进犯越南，海防、河内相继沦陷，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开广西。并指挥已在越桂边境的两个军，“保卫广西”。在五十二军集中到柳州时，张耀明军长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名义上是说“开袭击敌后据点得失检讨会”，实际是要解决三个师闹不团结的问题。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听到几位指挥官发牢骚，我有所感触。我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其中谈到了企促出动的问题，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应有周密的计划，计划不周，我们当参谋的有责任，但是要计划周密，各部队协同，也要有时间，我不理解这次行动为何那么企促?最后由张军长总结发言，他讲了二十多分钟其中有几句似乎是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他说：“兵贵神速……出敌不意……这是我们军人的常识……军部没有什么错误”。散会后有人议论说：“我们的军长真不错，《孙子兵法》学得好”。

　　第一九五师在越桂边境的靖西县，呆了两个多月后移驻安山县。一九四一年春，又转进到田阳县的田州镇。同年夏，经百色到云南富宁，随后与军部一起驻广南县。这时关总部已到云南文山，指挥已在滇越边境的两个军，其中有原属陈诚系统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这个军有少数中、上级军官向关麟征告状说黄维贪污。实际上是这部分人想赶走黄维。关麟征抓住这个机会，想把五十四军整成自己的嫡系部队。他第一步向何应钦要求把黄维调走，另行安排工作。由于何应钦与陈诚有矛盾，关麟征又是他亲信将领，因而同意了关的请求，调走了黄维。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遗缺由关麟征兼任。关的第二步是由五十二军三个师各抽一个团与五十四军各师一个团对调，美其名曰说是“打破系统”，实际是破陈诚的系统而为关麟征的系统。这样一来，五十四军有部分中、上级军官不同意，联名向陈诚告状，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关在胡闹，会影响两个军的战斗力。于是蒋介石下令停止三个团对调，并令张耀明仍回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升任。

　　关麟征“整顿”五十四军的意愿，不能实现，他又在五十二军内部下手。他以“贪污”罪为名，将随他工作多年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撤职查办，并将张监禁(解放战争时期张在胡宗南部某师任师长，被八路军俘虏)，以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任二十五师师长。不久，蒋介石“整顿”杨虎城旧部孙蔚如的十八军，用陕西人“改造”陕西部队，调张耀明任第十八军军长，接着张升任某集团军副总司令，又调出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升任十八军军长，姚遗缺，由七十三旅旅长刘世懋升任。在赵公武升任五十二军军长时，又由一个陕西籍的旅长刘玉章升任第二师师长。在姚国俊任十八军军长后，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王作栋(陕西人黄埔四期)调到十八军某师当师长。陕西人大出风头。

　　我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后，就深深地感到蒋介石统率的军队特别是他的所谓“嫡系部队”，决不会有好下场。他的军队中人事、经理、教育、作战等等都十分落后，在人事方面，他的将领们都是“任人唯亲”，而被亲者有所恃而无恐，既骄傲，又无能，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下定决心，称病请假，到广西桂林养病。这时我刚满四十岁。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8-12-07 1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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