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梦龄：中国首位抗日殉国军长
2019-01-12 10:51:55  来源：周海滨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日疆场上，中国牺牲的第一位军长是谁?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位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将军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在女儿郝慧英心中，父亲郝梦龄永远挺拔地活着。不仅因为父亲是中国第一位抗日殉国的军长，更因为他杀敌报国的勇气和刚烈不屈的性格。

　　70多年后，郝慧英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关于父亲的往事。“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在郝慧英的记忆中，父亲这句话虽历经7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如昨。

　　看到父亲撕碎的遗书

　　郝慧英说：“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他弟妹都还小。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把我们都接去了。从我记事起，此后的半年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但这段阖家欢乐的时光在郝慧英记忆里并没有1937年那个夏天印象深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由贵阳北上。

　　郝梦龄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父亲率部北上经过武汉时，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你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东西。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即1938年)拆’。”郝慧英说，“那时候我年纪小，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不说话，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最后那封信被他撕掉，丢进了痰盂里。”在父亲生气出去后，郝慧英把痰盂抱进厕所，捞出那些纸片用水冲洗后，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荫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这是一封遗嘱，郝慧英看后顿时泪如雨下。“全家人哭成一团，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

　　郝梦龄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后来父亲走的时候，慧英问他能不能不去，“你一个军长，底下还有师长，何必一定要你去?”但父亲说：“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的国家，如果没有国的话根本就没有家。”所以他必须去。

　　送别父亲的情景，数十年后郝慧英仍历历在目。9月17日下午，郝梦龄前往火车站。“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郝慧英送父亲到了火车站，那里全都是士兵，黑压压一大片。慧英看了一眼父亲，心想父亲就要走了，我要好好看看他。父亲正严肃地指挥运兵，在父亲的脸上，她没有看到一点对家的留恋和不舍，有的只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军人所透露出的决心与气势。

　　郝梦龄部先是奉命从武汉增援上海，中途又奉命增援保定。10月1日抵达石家庄时，保定已沦陷。原计划郝梦龄率第九军在石家庄阻敌南下，因山西告急，第九军拨归第二战区，编入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入山西忻口参战。

　　“大将难免阵前亡”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守与失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安危。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

　　1937年10月4日夜，郝梦龄率部抵达忻口。此时雁门关已经失守，敌人正处在忻口阵地前10多里的平地泉。郝梦龄到后即刻被任命为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辖第九、十九、三十五、六十一军，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当夜，郝梦龄在布防前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时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人人都要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决心，与敌拼杀。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欲置国家于磐石之上，欲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官兵用命，奋勇战斗……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8日，第十九军未能守住崞县，提前撤退，致使未完全做好准备的忻口阵地暴露于强敌面前，忻口守军形势极为不利。

　　10日凌晨2时半，郝部在前沿阵地与敌人接火，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并烧毁了日军的汽车。当天在忻口前线的郝梦龄写下阵中日记：“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

　　10月11日拂晓，日军坂垣师团集中全部精锐部队，以飞机、重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连续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阵地被突破，遂以炮兵协同步兵作战，肉搏冲锋，阵地失而复得。当时援助忻口的部队大部还在途中，郝梦龄即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敌人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体，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雷)。

　　郝慧英说：“坂垣师团是日军精锐，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我父亲指挥的都是临时集结的部队而且有些军队还没到，像傅作义的军队都是陆陆续续到达的。”

　　10月12日，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第九军官兵顽强阻击敌人，每天争夺战多达十几次。郝梦龄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连日昼夜炮战甚烈，五日来已伤团长一员，营长五员，连长二十员，士兵数百名。今日督战，李(仙洲)师长负伤，戴(慕真)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在经过几天的反复冲杀后，第三二二团第一营兵员急剧减少。营长翟洪章写了请求增援的报告，郝梦龄只批了8个字，“战在何处，死在何处”。后来该团仅剩100多人，郝梦龄将其编为一个连，并对这100余人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下100多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责任不算完。现在我和你们一块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枪毙他。”

　　10月15日，郝梦龄仍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卫立煌增派7个旅交郝梦龄指挥，郝派兵从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第二天凌晨他写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日记：“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16日凌晨，我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亲自到前线督战。时任郝梦龄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回忆，这时敌军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郝梦龄)进指挥所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郝梦龄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凌晨5时，他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将领继续带兵前冲。日军以猛烈火力掩护撤退。此时郝梦龄等将领距敌人残部只有200米。在通过一段狭隘道路时不幸遭到日寇机枪扫射，郝梦龄腰部连中二弹倒下。年仅39岁的郝梦龄生命就此定格，同行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也同时殉国。郝梦龄殉国后，士兵在其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信。信中言：“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父亲殉国的消息传到武汉时，郝慧英正在学校上课。“教导主任说，你还来上学干嘛，赶快回去，你父亲已经牺牲了。我们现在放你回家里看看，如果回家以后，你的母亲跟老人都没有事，你不能在家里哭，就赶快回学校来。如果你家里人都知道了，你才可以哭。”郝慧英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屋里哭声一片，“我母亲哭得很伤心”。

　　10月24日，郝梦龄、刘家麒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武汉各界4000余人前往车站迎灵。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安葬在武昌卓刀泉伏虎山，1万多人参加了葬礼。

　　随同灵柩一同抵达武汉的还有郝梦龄写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这封装在小箱子里的遗书写于忻口战役打响这一天。郝梦龄在遗书中对夫人剧纫秋说：“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认郝梦龄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为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3人写下祭文：“矫矫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总理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的演说词》中对郝梦龄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八个月来，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麒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郝梦龄将军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

　　1941年郝梦龄殉国4周年纪念日，冯玉祥著文称赞他为“国民的模范、军人的模范、革命党员的模范”，音乐家冼星海也专门作《郝梦龄将军悼歌》。

　　父亲牺牲后家庭陷入困顿

　　1939年夏，重庆歌乐山冯玉祥住处外，一阵男童清脆的叫卖声吸引了冯玉祥的注意。他举目望去，两个衣衫破旧的男孩正提着壶在街上叫卖茶水。冯玉祥走过去与他们聊了起来，这才知道这两个孩子就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的儿子，他们卖茶是为了攒钱交学费。

　　无意间的这次谈话让冯玉祥大吃一惊，他决定去郝家看看。郝慧英目睹了冯玉祥的这次造访，“冯将军带着一个秘书到我们家里看了看，一进门就是一张桌子，上面挂着我父亲相片，两边两把椅子，再往里头看就是一张床，一个小写字台，这边屋里看看也是。看了家里的情况后，冯将军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我母亲盖章后，由他带去找蒋介石。蒋介石后来给我们批了两万元钱。当时重庆患疟疾的人特别多，在别人指点下，我们把这些钱全部买成治这个病的药，靠卖药赚钱维持家用。”

　　哀荣等身的郝梦龄家人为何落到如此境地呢?原来，1938年武汉沦陷后，郝慧英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郝慧英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父亲遗书上说的遗族学校郝慧英姐弟并没有上成，而是进了重庆一家私立中学。由于战事纷扰，生活处处没着落，走投无路的一家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暑假时，我们就出去赚学费，茶水、西瓜都卖过。”

　　所幸，冯玉祥还找国民政府批了个条子，“我们每学期开学后，可以拿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政府报销。就这样，我们的念书问题得到了解决，姐弟4人后来都读了大学”。对郝慧英来说，这也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父亲辍学早，但他非常喜欢读书，家中购有大量的古籍珍本，其中有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有各种军事兵法，有影印的藏经碑铭，有《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籍。所以在他的两份遗书中都提到我们的读书问题。”

　　郝梦龄殉国后，忻口会战依然胶着，直到11月2日，忻口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被迫退守太原。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一役以中方战败而告终。

　　在女儿郝慧英心中，关于父亲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1937年9月17日下午，那个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指挥运兵的身影里。

　　在重庆的郝慧英一家，经历了长达7年的痛苦流亡生活后，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郝慧英回忆说：“听到消息后，我高兴得不得了，跑进了城，心里想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去?没有家可回。”

　　新中国成立后，为国捐躯的父亲并没有给几个孩子带来令人羡慕的美好生活。郝慧英过着没有工作的生活，只能靠亲人接济度日。

　　在郝慧英家人心中有个伤痕，那就是父亲之墓惨遭铲平。“父亲被安葬在辛亥革命烈士墓园，1966年‘文革’时，父亲的墓被铲平。直到1969年，我和妹妹一起去给父亲上坟，发现父亲的墓已经不在了，坟边养花的老人告诉我们父亲的坟墓已经被铲平了。我们只好对着坑给父亲上坟，回去后我没敢告诉母亲这件事。”辛亥革命70周年时，郝慧英发现所有的坟都被修成辛亥革命烈士的。“我们去上坟发现父亲的墓坑变成了1911年病逝狱中的辛亥先驱刘静庵的墓了。经过三番五次找民政部门，才把刘静庵的墓碑换成了我父亲的。”

　　后来有一天，在郝慧英家楼下，一个小朋友突然对她说起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了关于郝梦龄的故事。郝慧英听后，既欣慰又惊讶。之后，一所学校还邀请她去给学生们讲述父亲的抗战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此后，政府每年在建军节和春节的时候都会前来慰问，全国各地的媒体也不断来采访，郝梦龄的事迹渐渐被人们关注。

　　若干年后的1991年，郝慧英和妹妹郝慧兰去凭吊父亲的殉国之地忻口，仍能感受到那次大战的惨烈：“我们去的那一年，山沟里头翻地还能翻出来骷髅、骨头，当年死的人把坑都填满了。村里的老年人听说郝梦龄的女儿来了，都围着我们，一位老人告诉我，他还给我父亲送过信。”

　　“忻口开火数月整，娘子关再顶住，南怀化死个够。”这悲壮的民谣记录下了忻口会战的惨烈，也让我们记住了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中国军长郝梦龄。

　　[本文整理者周海滨系口述历史学人，编著有《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我的父亲韩复榘》等]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12 10: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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