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流亡学校——“国立师范”一场蓝田旧事
2014-03-19 14:50:27 来源：潇湘晨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涟源。当年“国师”的老师多租住在校园北面的民房内，最后一间房屋今年“五月份还在”，2012年7月12日我们来时，这里已经成为荒地。
“国师”租借学校附近的民房开办民众学校，进行社会教育。1939年5月，廖世承在第一民众学校（后来增办第二民众学校）向学生家长宣讲。
1938年12月1日，“国师”在李园举行开学典礼。师生合影的背后是“李园”的大门，今已不存，原址现为涟源市政府所在。 资料图均由涟源一中提供
与西迁的大学相比，抗战期间在蓝田小镇创办的一所高等师范，吸引外省名师“倍尝艰辛”而来，可能更加不易。读书本为空白的小镇，在学校停驻的那几年，居然能在书店买到朱光潜和林语堂的书，甚至哥伦比亚大学也要与它交换图书资料。此后岁月，三次流徙，也有很多“不得不”。湖湘地理特别推出：抗战流亡学校，湖南蓝田，当时全国仅此一所的国立师范学院。
抗战流亡学校：“国立师范” 一场蓝田旧事
2012年7月12日，涟源一中，原“国立师范学院”在涟源的校址。
七十年前，它除了使这个边远小镇“从文化沙漠变成文化明珠”外，甚至成了当地人坚守或是流亡的“风向标”，在日军逼近时，“国师”不动，小镇就不动。
涟源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提及“国立师范”时，能立刻把我们指向涟源一中，这算是“国师”留给当年那个小镇的“印象”么？毕竟，在“国师”的其它两个校址，根本无从问起。
路线：“都是备尝艰辛，不远千里而来的”
涟源，涟水之源，位于湖南省中部娄底市，民国时期尚为安化县蓝田镇，且在时人观念中，是湘西而不是湘中。74年前，“国师”就创办于此。在“国师”原址上建起来的涟源一中，是我们此行可以追溯的惟一目的地。
2012年7月12日，我们从长沙经湘潭、娄底至涟源，大致与湘黔铁路平行。七十多年前，途经长沙来“国师”的师生也多经这一线。
因校长廖世承原为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他为“国师”聘请的教师多为其旧时同事、好友，他们多由上海、江浙一带迁来。涟源一中教务处副主任吴勇前说，“国师”最初的学生主要也是流亡而来，又以江西为多。
这些师生自发而来，线路不一。曾在“国师”工作的薛炽涛在《怀念廖世承先生》中回忆，由于内地时遭轰炸，沿海又被封锁，廖世承与随行几人从上海绕道广东、广西到蓝田；钱钟书是从上海经海路转香港、入内地的。物理学家章元石1940年9月应聘国师理化系主任，却于第二年4月才抵校，有的教授甚至是“一路要饭去上任的”。廖世承在1941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当年应聘的有20位老师，实际到校的10多位，“都是备尝艰辛，不远千里而来的”。
相比之下，学校后来于1944年西迁溆浦和1946年“复员”南岳，由于是统一行动，则显得整齐有序得多。溆浦本与蓝田相隔150公里，但因交通工具缺乏，“虽妇孺亦负担步行”。黄孝旸《国师在溆浦》一文记述，迁溆浦时，“国师”于1944年7月第一批师生到达新化，筹办中转站，最后一批与中转站一起，于9月抵达溆浦。
“复员”南岳则是绕长沙而行，湖南师范大学校友会会长孔春辉在《国立师范学院办学述略》中讲述，师生由溆浦经安化县烟溪镇、益阳、长沙而到南岳，这其中，溆浦到烟溪走公路，烟溪到益阳用资水民船，益阳到长沙用小火轮船，长沙到南岳再走公路。
最初的6年，1938-1944
为什么选址蓝田？它“既偏僻又交通便利”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确定要成立国立师范学院时，拟在抗战大后方的湘桂黔择定校址。受命筹办“国师”的廖世承因此考察湖南。
1940级教育系学生黄季顺在《廖茂如师轶事数则》一文中提到，当时长郡中学已迁蓝田，校长鲁立刚在长沙书店偶遇廖世承，推荐安化蓝田，说其“安定文化”、“青出于蓝”。廖世承随后实地考察，看重其“既偏僻又交通便利”，偏僻是因其远离京广线，受日寇干扰少，相对安宁；交通便利则是有铁路、公路和涟水水运。同时，辛亥志士李燮和之子李卓然表示，可以将其庄园李园租借出来作校舍，“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国师”最终选址蓝田。
1938年成立的“国师”暂住李园，为本部；不久在李园以北新建校舍，为第二院。2012年7月12日我们实地寻找时，只见李园已为涟源市政府所在地，第二院原址上建起涟源一中，而曾留“国师”痕迹的所有建筑均已不存。
国师第二院（今涟源一中）：校长出差时揣着校园风光照片，以此来吸引人才
建筑不在，树还在。2012年7月12日，涟源一中校门口，副校长吴兆初指着门内十米处的樟树，“它就是‘国师’留下的”，200余岁。吴校长反复念叨，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说不尽的围城》时，“非要找到这棵古樟不可”。
“国师”租借李园后加建的第一栋校舍，利用的是李园后面的灌木丛，引《论语》“君子有九思”而命名九思堂。老照片上看，只是一层砖房而已。它的具体位置今已不清楚。现在一中的4号教学楼名学思楼，但非当年建筑，也非当年旧址。吴校长说，当时的校舍一律坐西朝东，取怀念东方、怀念光华大学之意。
今天，在中学或大学内看到草坪、竹林、苗木等并不足为奇，但在抗战艰苦时期，却是很难一见的。当年“国师”校园的优美环境竟然是吸引人才的条件之一。孔春辉在《国立师范学院办学述略》中称，校长廖世承利用各种出差、开会的机会延请名师，身上就揣着校园风光照片，随时给对方看，以此来打动别人。
同样难觅踪迹的还有图书馆。最初的藏书，是接收安徽大学和山东大学因战乱停办而存放在桃源县的千余册图书。为了充实图书，学院的教授请假返乡，新聘任的教授从外地到蓝田，都被布置了购书任务。1944年，“国师”与哥伦比亚大学约定交换教育资料。到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请求交换资料。
能辨认位置的建筑，如今只剩钟楼——在一中大门内西侧。钟楼和铜钟都是用来“催人课读”的，吴兆初说，1984年拆掉钟楼时，铜钟于夜里被偷，“本来可以成为文物的”。今天，原址上建起了钟楼的复制品，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式建筑，命名为“三闾钟楼”，取自钱钟书《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楼前的水泥路也命名为钟楼路。
钟楼北面的白云亭，是学生组织白云诗社吟诵的地方，亭子为后来所建。1938级的史地系学生桂多荪在《“国师”初建时期的点滴回忆》提到，他们的文学刊物《新星》组织演出话剧《雷雨》，警察赶来禁演，学生发动校卫队包围警察，缴了他们的枪，却请他们看演出。结束后，又把枪还给警察，用爆竹欢送。
“国师最后的建筑”（刚被拆毁）：
最后一次看它是5月份，“带湖南师大的人来，当时也已是破烂得要倒的样子”
如同今天的湖南师大靠岳麓山一样，当年的“国师”也背靠光明山。学生的宿舍、食堂等就沿着山麓分布。为了使老师“言传身教”，“国师”规定所有教职员工的每日三餐，均与学生一起入食堂就餐。据《“国师”初建时期的点滴回忆》，无论校长、学生，同啃黑馒头。只是，对于师生同桌就餐且“食不语”的规定，钱基博始终奉行，其子钱钟书则坚决反对，他还辩称“饮食乃人生一乐，席间不自由交谈，必为人生一苦”。因英语系唯系主任钱钟书马首是瞻，“餐厅中，乃见杂音” 。
当年“国师”除少数教师住在李园外，多数租住在校园北面的民房里，与校园隔一条升平河（涟水支流）。那是一座名为“得志园”的地主庄园，与李园相比，条件稍差，是土砖房。吴勇前想带我们看“国师最后的建筑”，就是最后一间土砖房。只是等走到跟前，才发现已被夷为平地。吴勇前最后一次看它是5月份，“带湖南师大的人来，当时也已是破烂得要倒的样子”。
吴还说，当时，钱钟书住在南边的李园内，与钱交好的老师则租住在北边的这些民房内，钱就经常过河到民房那边去聊天。本来河上有当地百姓搭的木板桥，但后被洪水冲垮，桥墩还在，钱就踩着桥墩过河。吴勇前指着一处河湾，“那时的学生们也多在这河边读英语，还依据河湾天然地做成了游泳池，岸边稍微清理变成了跳水台，游泳的学生在水里用身体组成了国师的英文字母。”现在，河上已建起一座石桥，名字也为“国师桥”，河边是村民的菜地。
1941年，原来的全国统考转为各高校自行组织考试，这一年“国师”仅在湖南境内设立蓝田、武冈、衡阳3个考点，加上各省保送学生，共计招收新生55名。对于学生来说，“国师” “体育第一、德育第二、智育第三”的教育原则最有特色。体育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要留校由体育老师监督，每天打一小时篮球，直到合格。学校的体育设施，甚至有今天都很少人玩的棒球、垒球。
蓝田小镇对于“国师”也是抱着欢迎态度的，“国师”经常举行的话剧、歌唱会，他们都会“凑热闹”。但最大的影响，还是改变了镇上的文化氛围。1943级学生，长沙人何大基六十年后撰文《忆蓝田时期的国师》回忆，镇上读书本为一片空白，后来却能在书店买到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
国师本部（消失的李园）：“听钱钟书的清谈，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
作为“国师”本部的李园1949年归公，1980-1983年被全部拆毁，现为涟源市政府所在地。2012年7月12日，我们来到李氏后人、已85岁的李忠忻家，离李园不远的一栋民房内。
“国师”租借李园时，李家搬出来住到别处。当时的李忠忻仅十岁左右，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问及对国师的印象，他已十分模糊，只是因为钱基博一家住在李园，还依稀记得他“胡子很长”，他比划着，似乎到了腰部以上。因为身体不好，钱基博每天由他女儿、被称之为“钱小姐”的提着公文包，搀扶着去上课。
李忠忻的老伴、同样85岁的康海初当时跟钱小姐一起在国师初小读书。说起这位钱小姐，康海初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婚姻。钱基博有个叫石声淮的学生，“有才华”，擅长国文、英文、德文和声乐，但“长得丑”，一眼斜视，“还龅牙”。钱基博器重他，后来把钱小姐嫁给了他。钱小姐因为“很美，很高挑”，不喜欢这位“男朋友”，虽已“许配”，却很少见他们往来，在“国师”阶段也没有结婚。一旁的吴勇前补充，“据说后来是结婚了”。
钱基博和钱钟书分任国文和英文系主任，父子同事且均为国学大师，但钱钟书“因英文甚好，自视更高”，吴忠匡在《忆钱钟书先生》回忆，钱钟书喜欢在晚饭后和人“神侃”，评论古今人物，又以评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人为多。到激情处，他挥着手杖，手舞足蹈。“听钱钟书的清谈，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我们都好像在听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色泽感。”
衰落的5年，1944-1949
溆浦校址：在陈遐龄将军的庄园里上课，
靠窗的同学伸手可摘橘子吃
1944年，战事逼近 。当时蓝田各机关，每遇紧急，“看国师的动静”，“国师”一动，蓝田就会“乱的不可收拾”。廖世承坚持“非衡阳不守，邵阳告急”，国师绝不迁徙。但1944年8月，衡阳终于“不守”，国师迁移。
溆浦的校址在马田坪，修缮破损的民宅和祠堂作为校舍，还借用了川军将领陈遐龄将军的庄园，其它一些地方的借用也是陈遐龄周旋的结果。庄园里有橘林，靠窗的同学，上课时伸手可摘橘子吃。陈为溆浦人，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被杀。
那时各大学也在竞争优秀教师，国师西迁溆浦，教师情绪不宁，其它大学“争先罗致”，使得国师师资队伍“星散堪虞”。一份国立师范十周年院庆时的简介称这一时期为“本院之艰苦时期”。
南岳校址：黄庭观里的民工不清楚“国立师范”，但知道“这里以前是有个国民党的学校”
抗战胜利复员时，廖世承本想将学校迁至南京，至少去长沙。但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拒绝了这一要求，最终定址南岳。廖世承1947年辞职去上海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此后不到三年，国师换了6任院长。
当时国内大学多复员于各大城市，南岳差距太大，使得名师纷纷改投他校。而国府经济困窘， 发的工资是金圆券，因纸币贬值，老百姓都将其兑换成银元以保价。一到发工资，国师的老师都快步上山，排队领工资；然后快步下山，到南岳街上向贩子换取银元。常常是，排在前面的人以十元金圆券换一元光洋，排在后面的就要出十二元或十三元了。
南岳的校址在南岳大庙一带，本部即今天的黄庭观。2012年7月13日，观里除了偶尔几个游客外，连僧人也少见。寺庙在改建，一旁施工的当地民工不清楚“国立师范”，但知道“这里以前是有个国民党的学校”。
述评
“师大七十年”等提法，都是从国立师范算起的
李长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今天讲湖南师大的历史，“师大七十年”等提法，都是从国立师范算起的，现在的师大人也承认从光明山到岳麓山，从涟水到湘江，是一脉相承的。
从廖世承所写的校歌，“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可看出一个教育家树立一代人师的梦想。“国师”毕业的学生主要服务于各省市的学校及一般教育行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十分清苦，各学校及机关对“国师”毕业生的考语，多是“不厌不倦、劳之先之”。廖世承为“国师”确定的“仁爱精勤”校训，湖南师院时期因时代的原因没有采用，2006年后师大重新确立“仁爱精勤”校训，可看作是对“国师”精神的一种回归，也算是“国师”的传统和精神气质最终在师大延续下来。
“国师”名师荟萃，虽然其间经历了一些波动，但最终为后来的湖南师院、湖南师大留下了各个系科的奠基人，今天师大一些院系要提及创始人或当初的领军人物，大多可以追溯到“国师”的老师或学生。
链接
《围城》与蓝田：“平成”是“平安成化”，“本地财主的花园”则是“李园”，“面溪背山”就是涟源一中的“升平河”和“光明山”
钱钟书来“国师”，主要是受其父亲钱基博要求。其时钱钟书已被西南联大破格升为教授，实不想去蓝田，只是“不敢不听父亲的话”才去的。他在国师任教至1941年。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蒋洪新在《〈围城〉内外的故事》一文中称，小说中描写三闾大学的环境是“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平成”是“平安成化”，或与“安化”有关，“本地财主的花园”则是李园了，面溪背山就是涟源一中的升平河和光明山。小说里描写的方鸿渐对师生同桌吃饭大发牢骚，“干脆跟学生同床睡觉得了”。这与钱钟书本人的态度类似。
汤晏在《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中称钱不是心甘情愿去蓝田，在路上又吃尽苦头，心情极其恶劣。“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在湘西穷山中收获无比的丰富。如果没有蓝田之行，则钱钟书绝对不会有《围城》。”
简史
1938年10月
国立师范学院成立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1952年从安化县分出涟源县，县城驻蓝田镇，即今天的涟源市）
1944年8月
衡阳会战失败，一直坚持“非至衡阳失守，邵阳告急，本院绝不迁移”的国师，被迫西迁溆浦县。
1946年
抗战胜利后，因教育部内部的派系斗争，国师没能复员至南京，定“永久校址”于南岳。
1949年11月
新成立的湖南省政府要“集中力量在湖南办好一所大学”，也就是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因此并入湖大。
1953年
湖南大学分解为湖南师范学院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前者以原“国师”为基础，还合并了其他几所高校的系科和学生。
1983年
定名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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