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1月16日,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雅礼协会远涉重洋来到长沙,,在长沙西牌楼创办了“雅礼大学堂”。一百年间,雅礼中学先后历经长沙私立雅礼中学、湖南私立雅礼中学、解放中学、长沙市第五中学等阶段,校名几易,1985年8月经湖南省委省政府同意复名为“长沙市雅礼中学”。
一百年来,雅礼中学共培育出八万多名人才,优秀学子可谓灿若星河。其中有金岳霖、李星学、张友尚、陈能宽、曾昭抡、邓起东、邹承鲁、黄子卿、盛彤生、程镕时、俞汝勤、萧健、赵煦、魏曦、陈文贵等15位两院院士,有厉以宁、梅可望等为代表的学界巨子,以柳直荀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以“中国辛德勒”——何凤山为代表的著名外交活动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不久武汉吃紧,长沙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雅礼中学为了做好转移的准备,于1937年就派了王光鼎和谭安琪两位老师到沅陵筹办雅礼沅陵分校。
沅陵地处湘西,崇山峻岭四周环绕,风景十分清幽。王、谭两位到沅陵后不久,便向当地遵道会借到了三栋质量很好的房屋,作为分校,并立即筹划开办。寒假期间先后举办了两次招生考试,由于采取宁缺毋滥的方针,两次一共才录取了十来个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寒假一过,1938年春天分校便如期开学了。当时的分校仅设有两个班,课程方面文科由王光鼎老师负责讲课,理科则由谭安琪老师负责讲课,英文课是从遵道会请来的富兰克夫人(Mrs.Frank)担任。
由于前线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利,长沙处境日益紧张。1938年暑假,学校便作全校迁往沅陵的计划,又派盛群铎老师先行支沅陵搭建木质校舍。到下学期开学时,学校奉命紧急疏散,全校随即全部迁到沅陵。由于先有了分校这个基础,搬迁工作得到了很大便利,师生们在新环境中很快就都安定下来。学校刚迁沅陵时,木屋尚未竣工,于是,便借用交通银行白田头行署房屋开办初中部,由谭安琪老师负责,教职员和家属也大都住在那里。
1938年“文夕”大火后,雅礼中学迁至沅陵,图为该校在沅陵的校舍(图/星辰资料库)
雅礼中学迁沅后面临重重困难。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日寇的飞机还时常轰炸沅陵。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学校仍坚持办学,教学质量保持不衰,为社会所称道。为了防范日军空袭,学校自己修建了防空洞。有空袭警报时,防空洞前仍然书声琅琅,当闻隆隆飞机声,师生们才进入防空洞中。
在当时,雅礼中学不仅非常注重教学工作,而且在学生中还开展了各项健康有益的活动,如实验竞赛活动,英语演讲比赛,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特别是学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同学们纷纷组织进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冰社”多次在沅陵街头公演抗日题材的话剧,大大激励了群众和同学们同仇敌汽之心,许多雅礼人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下,投笔从戎,走上抗日的前线。
1944年,日寇大举南侵,占领了长沙、衡阳之后,又下桂林、柳州,北折侵犯独山,形成一条弧形曲线,沅陵被困在核心,三面受敌。一时人心恐慌,社会不安,雅礼中学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一部分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来源也没有着落。当时政府对“流亡学生”临时救济微乎其微,不足以维持生活。劳启祥校长、应开识主任、盛群铎主任和许多老师四外奔走,向社会呼吁援助。学校又进一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如可以延期交纳学费;开展半工半读。帮助同学们寻找在后方的亲友,建立联系,请求予以帮助。学校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一台精度较高的天平卖了,以弥补开支。经过多方努力,学校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家在沦陷区的同学得以维持学习,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5月,雅礼中学第14班同学毕业时与学校老师、校长合影留念,摄于沅陵城外的学校前面。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卢惠霖,第七人为劳启祥,第八人为钱无咎。(图/星辰资料库)
附:
张伯龄抗日年代的回忆(节选)
来源:网易博客“丹柯的心” 2011-06-17
雅礼中学迁校沅陵
照道理,我抗日时期的战时生活应该从1937年说起。但是,抗战的第一年,战争远离长沙,生活上影响甚微,与平时生活没有明显的差异,甚至通货膨胀之初,市面还出现虚假繁荣。
1938年秋,敌人侵占武汉,沿粤汉线进驻岳阳。长沙接近前线,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离开了长沙,开始了湘西六年的战时生活。
雅礼中学在抗日开始时,就派了老师去沅陵,借基督教遵道会的房屋办了一个初中班,作学校搬迁的准备,为1938年秋的搬迁减少了许多困难。
那时汽车一天开不到沅陵。第一天晚上在常德歇宿,学校派了人驻车站附近旅馆照料。第二天驶向沅陵,那是我第一次山区行车。汽车盘旋上山,路不宽。汽车傍公路外侧向上爬。车中望去全是深深的山谷,不免有些心惊。如此走了几个钟头,然后盘旋下山,到了沅陵。
沅凌原来称辰州府,历来是湘西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重镇。湘西交通不便,山岭纵横,生产落后,各方面都比不上湘南,历来是湖南闭塞落后的地区。往往强悍之徒或有势力地主,聚众霸占一方,当土皇帝。小股匪众投靠大股匪首或被大股合并,势力则更膨大。政府军进剿,往往铩羽而归。最后只好收编,视人枪多少,给一个番号,给一个官衔。这样,匪就变成了官。亦官亦匪,做起名正言顺的土皇帝来。这种聚众为匪,叫做“顿杆子”。从顿杆子到收编当官,便为一些有财势的地主或狡黠之徒视为唯一出路。广大湘西地区,特别是沅陵以上各县,大致就由各种大大小小的半匪半官的武装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头子叫陈渠珍。当时有个大土匪头子人称“彭叫驴子”的,也是威震湘西的一霸。在何键时代,中央政府不能控制湖南;而在湖南境内,何键又不能控制湘西。湘西的土匪的统治根深蒂固。直到五十年代初发动的大规模湘西剿匪行动,才彻底摧毁了湘西的土匪统治。抗日时期,三两个政府军军人如果在乡下行走,土匪都敢伏击,劫抢他们的枪支。
从汽车站渡过沅江,进入沅陵城。古老的城墙围着山城。由于山丘逼江太近,沿江只有狭长的一线平地。因此沅陵城也就只有沿江长长的一条街。这条街已从两端城门向外延长出去很远了。雅礼搬迁到位于这条长街北端街尾的遵道会。遵道会在街对面办了一个小学,叫虎谿小学。小学里有个操坪可以打篮球、排球,就成了我们上军训课的操场。教会的礼拜堂成了雅礼的礼堂。学校建在山坡上三个狭窄的平台上。除了原有的四栋房子,学校添盖了两座木楼作教室和寝室。这里只容纳高中学生;初中部则搬迁到五里外乡下新建的木屋里去了。
雅礼面临沅江与酉水的汇和处,常常可听到船夫摇橹的号子。水浅流急的时候,纤夫的号子声,一声高,一声低,使人感到他们是在呻吟他们的艰辛。离学校不远处,有个酉水的渡口,对面是夹在酉水和沅江间一块很大的平地。当雅礼迁来时,湖南省政府也迁来了,曾在酉水上搭桥(后涨水被冲走了),不知是否曾打算利用那块平地建省政府。不过很快就离开沅陵,迁到耒阳县去了。
同时由长沙迁移到沅陵来的,有湘雅医院和它的护士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和福湘女中。福湘女中是所教会学校,父亲曾任过校董。桂芬妹在那里读初中。我记不清是不是同她一起到沅陵来的。似乎她是由学校组织,分批来沅陵的。
福湘女中迁移到沅陵城东门旁的中华基督教会里。那里本来有一所教会办的女子初级中学。所以比雅礼高中部宽敝得多。还有岳阳迁来的湖滨中学也在附近。附近还有一个朝阳中学和一家洪恩医院,都是中华基督教会办的。出了东门,有一块大坪,那里可以开各界民众大会,还开过运动会。雅礼高中学生踢足球也要到这里来。那个地方是沅陵城山丘上的一块平地。
刚到沅陵时,学校里木屋没盖好,睡在青年会租的民房地板上。记得墙上贴有两句话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都是家。”这该给想家的同学一点慰籍。我已有小学毕业后远离家到衡阳读书的经历,所以不是那么患思家病了。后来又挤睡在一间很脏的民宅地板上。晚上可以听见老鼠在地板上吱吱地叫。伙食也比长沙差多了。对这些,谁也没有怨言。抗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头等大事,在这头等大事下,每个人都应该作出贡献,我们不但没有上前线打仗,还可继续读书,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到一个月时间,木楼盖好了,恢复了正规的学校生活。不同于长沙的是校园没有长沙校园一个角落大。寝室是密密的两层床。课桌是木柱支起的上下两块板子,坐椅改成了凳子。吃饭挤着站着吃。浴室只是一个小棚子。课外体育活动没有了,只有有时到邻近的那个小学的排球坪里去活动下,我就在这样环境下读完了三年高中。
艰苦生活和日军轰炸
战时生活,除了住和活动环境的条件变差之外,感受最深的是伙食的变差了:五六个菜变成了两个白铁盆子;足够的营养变成长时间的素食,鱼肉成了珍稀物。曾经一次买不到米,改吃玉米饭。一连吃了好几天。那满口渣滓难以下咽的味道,吃过一次,谁也也不想吃第二次。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了七年。日军投降后,大家都盼生活的改善。但是,接着的内战,直到我大学毕业,生活都没有明显的改善。
随着沿海地区的沦陷和日军的封锁,一方面主要工业生产地区丧失,同时国际贸易也陷入停顿状态,民生日用品变得越来越匮乏。到我读高中时,有些学生不得不用手工织的土布来做衣服。我就做过一套土布中山装。不过困难当头的形势下,大学学生间也没有比穿、比吃、比阔气的风气,大家盼着的是抗日的胜利,而不是计较眼前困难。湖大化学系还用桐油和土碱制成黑黑的膏状肥皂,以解决肥皂缺乏的问题。
在沅陵雅礼读高中的三年中,经常受到敌军威胁和敌人的空袭。敌人的飞机一进入沅陵的大警报圈时,沅陵就拉响空袭警报,学生都得停课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去躲避空袭——学校在山坡开凿了一个大U字形的大防空洞。如果敌机进入离沅陵更近的防空圈时,就会响起紧急警报。这时人们就得进入防空洞或守候在洞口,一听见飞机声就入洞。实际上警报频繁,绝大多数的的警报,都是日军轰炸警报区内的其他地方,有时只是一架敌机作侦察飞行。人们不知道来袭敌机的具体情况,当然也不知道敌机的意图,还得照样躲警报。躲警报就成了人们日常生产中的一件大事。有时一天拉几次警报,造成工作和学习不成,社会处于半瘫痪状态。那是将这种状态叫“疲劳轰炸”。好得我们学校后面就是荒芜的山丘,用不着走很远去躲避,但是耽搁了我们多少上课的时间,无法计算!城里的老百姓也不用走很远,就到了城外的山丘地。因为整个城是一条狭长的街道,离开一条狭长地区是容易的。
记得高中一年级时,敌机轰炸了对河的汽车站。那天是假日,我去看了。小小的汽车站无恙,附近几栋民房被烧掉了。在一栋木房的余尽中,我看见两具烧黑了扭曲的尸体,样子很可怕。每次空袭,人们藏在心头的是对日本侵略的仇恨。这种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现在这一代青年人都热衷于去日本打工,甚至前去出卖色相。这不能责备这一代人忘了日本的侵略中国。根本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不到我们国家来打工?战败后的日本,比我们1944年的经济情况好不了多少。他们退出中国时,其中许多人怕回去后养不活孩子,忍痛将成千的孩子遗弃在中国,成为中国的“日本孤儿”。日本的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他们拥有的资源更无法与我们比。但是,五十年后,中国人以到日本去打工作为致富捷径,这种局面是谁造成的?是怎么造成的?
参加兵役宣传队
1939年暑假开始前,看见学校张贴的一份通知单,这份通知单是沅陵学生联合会发给各校的。上面说,将组织一个沅陵学生暑期兵役宣传队,各校学生都可报名参加,宣传队供给膳宿。我当时就觉得参加这个宣传队是值得的。首先他是一件抗日工作,并且它是在暑假闲空的时候,参加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比闲着住在学校里有意义得多。我毫不犹豫地立刻报了名。不两天就叫我们报了名的学生到国民党沅陵县党部去集合,先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再下乡宣传兵役。
参加这个宣传队的有各校来的三十个中学生,其中有六、七个女学生。雅礼中学有我和我的两个班友,还有三个低班同学。沅陵国民党县党部有一栋很大的房子,但是除开书记长吴作尧外,只有三、四个干事之类的人和一个工人。可以想见那里平日是冷冷清清的。学生联合主席是个初中生,本地人,看样子年龄比我大许多,当然他是书记长选定的人。宣传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书记长作主,他只不过听命办事罢了。书记长吴作尧也是本地人,想必他有一股地方势力作后盾。他有个兄弟,叫什么名字现在记不起了,办中学教育在国内有点名气。这个吴作尧在五十年代初大“镇反”时,《新湖南报》上曾登过报,说他通匪被枪毙了。
两个星期训练的课程表出来了,无非在是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还有孔子的《大学》、《中庸》,讲些什么我全无印象,只对音乐和戏剧课感兴趣些,因为宣传时必得要用它们。两个星期的受训后,宣传队分成两个组下乡。我和其他五个雅礼同学分在书记长带领的这一组,任务是到五、六个乡政府所在地搞一次兵役宣传。那时一个乡的辖区有现在三四个乡那么大,甚至还不止。全部路程都是步行。我们除做了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曲,演讲之类兵役宣传活动外,也了解些湘西农村的特殊情况:首先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农民贫苦。情况一如湘南,如祁阳农村:闭塞,落后,穷苦;但湘西农村更落后些。如两个乡政府之间羊肠小道,很多地方连当时称之为大路的石板路也没有。很少看见学校。农民家里肮、黑,除几张凳桌外,几乎是四壁萧然,床上只见干稻草、草垫,一床破旧不象样的被子。同时也可见到湘西土皇帝乡长的威风。有个乡政府建在一个山阜上,俨然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乡长骑着马,马后跟着六、七个荷枪的乡丁随从,这种景象别处我没见过。
我们这宣传组在乡下转来转去,转到了一个傍沅江的乡政府。这里离城比较近了。还剩下一个乡政府没去。那个乡政府离城更近。只要把那里的工作完成,我们便可以回城了。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8-28 16: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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