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
2014-11-14 10:34:46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作者：闻黎明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前身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时的“小长征”，是抗战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之这所高等学校为顺利迁徙昆明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次历经68天，横越湘黔滇三省，跋涉3500里的“小长征”，在抗日战争史甚至中国现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它不仅是西南联大的自豪与光荣，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近年来，由于西南联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用的不断显现，国内外史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这所高等学校，“小长征”的研究自然也成为课题之一。

　　对于这次“小长征”的记录，最早出自参加者的笔下[1]，史学界的关注则是结合西南联合大学纪念活动展开的[2]。目前，国内出版或发表的研究西南联大之著述，均给予这段历史充分肯定。值得重视的是，较早对“小长征”进行系统介绍的竟来自国外。美国费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斯雷尔所著之《1938-1946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卓越的高等学府的写真》，以“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为题，以整整一章叙述了这段过程。[3]而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楠原俊代教授，更是在其长达350余页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几乎用一半篇幅介绍这次“小长征”，乃至该书副标题都名之为“又一次长征，通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路”。[4]

　　上述成果，为了解这次“小长征”提供了扎实的基本史料，但由于多数论述一般着重于“小长征”的过程记录，故本文意在对 “小长征”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并就某些密切相关却被忽略的问题略呈一管之见。

　　救国矣读书矣：围绕西迁的论争

　　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昆明时，师生们曾围绕是否应当西迁产生过激烈的论争。关于这次论争，迄今为止的论述缺少关注，更鲜有论及。而欲完整了解“小长征”发起背景，这是一个不应淡化的前提。

　　为了便于理解，这里有必要将目光稍稍向前延伸些。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正值平津各大学暑假期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决定选择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5]当时，教育部决定平津各大学分别迁往西安与长沙，由于清华大学早在战前就意识到战争将要发生，已在长沙设立了分校[6]，于是教育部决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至长沙，在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基础上建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仅存在了一个学期。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武汉紧张，随着战事发展，长沙也面临到战争的威胁。

　　尚在10月8日，刚刚抵达长沙不几天的朱自清教授便听到了空袭警报，此后警报声不断惊扰着这位学者，以至为了躲避空袭，20日都未能如约参加一位朋友的邀宴。[7]11月24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长沙，火车站附近小吴门一带在六枚炸弹中成为火海，死伤者300余人。于是，本为后方重镇的长沙渐渐充满了火药味，人心开始浮动。1938年1月初，不仅师生们已无法安心上课，就连本来很严格的军事管理也松弛了下来。[8]

　　这一形势，迫使长沙临时大学当局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在迁往桂林计划作罢后，目标锁定了远离战争威胁的西南大后方的春城昆明。但是，这个决定首次遭到教育部的质疑，刚刚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向前来说项的联大常委[9]、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说蒋介石担心影响士气，不愿大学迁来迁去。[10]蒋介石的这个态度，的确有刚刚建立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再次搬迁会加重社会动荡，削弱人们的抗战信心，同时也隐藏着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幻想。不过，鉴于形势的日趋严重，最高当局还是接受了搬迁计划。1938年1月上旬，陈立夫表示教育部基本同意长沙临时大学搬迁昆明，19日又转达了军委会内容大致相同的决议。次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做出全校迁往昆明的决议。

　　出于国民政府和三校校长的信任，出于个人前途与学校命运的紧紧相连，多数教职员赞成西迁云南。但是，相当多学生则站在了反对立场。

　　战事爆发以来，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们便围绕应否实施战时教育问题展开着激烈争论。“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11]双方各执己见，结果愿意参加直接抗战的同学不断离校，有的到了前线，有的去了军校，留下的虽然坚持上课，却极力反对远离战场。反对意见的理由，主要有“时间费时太长，金钱所花太多”；“长沙之不能安心上课，因抗战关系，非惧敌机关系，故至昆明仍不能安心上课”；“我们要监督政府，我们先跑太不像话”；“毕业同学到滇只能上二月课，毕业后还得回来”等等，[12]而最主要的理由，则是认为逃难式的搬迁无疑就是逃跑，是视救国的责任于不顾。为此，学生中曾组织过反对搬迁或缓迁的签名活动。

　　一时，反对迁校的意见在学生中成为主流，各种壁报贴满了校门内的走廊。一位学生回忆说：“燕赵本多慷慨歌之士，加之此时此情，大字报的内容与措辞当可想象如何了。综其内容要义，不仅指责学校应知国破山河在，庸人何必自忧之，以及立足方定，正期弦歌不辍，不料竟有劳师动众，西迁昆明之议，实属荒废学时，劳民伤财，莫此为甚之类。在大字报中也确有娓娓陈辞，文情并茂之作。记得有一篇大字报是在提出反对迁校的理由之后，提醒全校师生勿为四季如春，景色宜人的昆明所惑，文中有‘须知大观楼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颐和园’之句，倒也引起一些人的乡愁，使我至今不忘。”[13]

　　反对搬迁的不仅是学生，不久刚刚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也站在反对立场上。1月18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做出搬迁决议前两天的上午，张治中冒着小雨到校讲演，表明不赞成临大离开湖南的态度。他在讲演中说：“我们不否认战场上的失利，然而为了国家的荣存，我们应当死中求生。我们已经过了许多年的不生不死，以至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的下去了。”说到湖南省的抗战打算，张治中说他准备停办高中以上的学校，连同教师招集5万人，全部送到乡下，让这些知识分子领导全湘人民抗击日军。讲演中，他还举了不久前的一件事，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有一个朋友，他太太在牛头洲住，他见了我说：‘主席，你得给我保险的’，我说‘那倒可以，你家出了不就是湘江吗，湘江里面我想是可以容好几十万人的’，结果我的朋友大骂我而散。” 谈到蒋梦麟代表长沙临时大学求援的事，他说他的回答是：“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最好要到那里去，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末了，张治中再次表示无论如何不赞成学校搬家。[14]

　　截然不同的意见，并没有动摇长沙临时大学当局搬迁的决心。学校认为，选择云南“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份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到”。[15]为了说服同学，2月间北大校长蒋梦麟特邀请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讲演。陈诚在讲演中说：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只有少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可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16]

　　陈诚的上述言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国民政府认为抗战固然紧迫，但建国更需人才，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应是后者。这种表态与诠释多少起了些稳定人心的作用，其实人们内心也很明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与直接投向抗战工作并不矛盾，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并且大学生作用是普通士兵无法代替的。这种形势使一些同学不免彷徨，“在听某一人说话以后，觉着救国对，然而当与另一个人辨认以后，立刻改变了主见，于是觉着读书对了”。[17]

　　但是，西迁昆明的决定已经不可更改，且势在必行了，它迫使每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后来，尽管在反对西迁声明上签名的同学超过全校学生的二分之一，但向注册课填写赴云南入学证者仍占全校三分之二。[18]也就是说，除了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的同学外，留校的大部分学生还是选择了随校搬迁，继续深造。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的初期就开始从现代意识上面对如何处理抗战与建国的关系。

　　战时应急举措：湘黔滇旅行团的发起内因

　　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确定后，面临的最实际问题，是怎样才能到达云南。任何人都十分清楚，诺大的2000多师生眷属的大学整体搬迁绝非易事，困扰西迁的经费、交通、安全三大困难中，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不足。1月22日，长沙临大在迁校布告中规定教职员学生于3月15日前到昆明报到，路费与津贴为教职员每人65元，学生每人20元，沿途各办事处人员外加食宿费和每人每日办公费5元。

　　可是，学校的补贴不足以解决赴滇旅费。当时，有人曾向旅行社打听，了解到长沙至昆明的路费至少需要55元，即使乘汽车走颠簸的陆路，自己也需支付35元。据有关统计，抗战爆发时一些大城市的基本物价若以白米、猪肉、木炭论，分别是每石（120斤）8元，每斤0.18元，每百斤2.4元。换言之，也就是说每人每月的只需要5元，就可以生活的相当不错了。若此，那么赴滇经费所缺之35元，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人七个月的基本生活费，这个数目对于多数学生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

　　难以承受赴滇经费的学生，自然内心很不满意。当时，不知是哪个同学，曾用黑油漆把学校的迁滇布告框起只有悼念死人才用的黑圈，甚至还有人在旁边注了“放屁”两个字。学生的恶作剧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即除了少数家庭富裕的学生外，多数人的确不足以区区20元应付赴滇开支。

　　战时的大学生，在经济上已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何况长沙临时大学为了接纳战区学生，接受了相当数量其他大学的插班生，这些失去家庭资助的战区学生到达长沙时，几乎人人两手空空。一位学生回忆说，他的室友当年考取清华大学，战争爆发后仓促由石家庄搭乘末班火车辗转到长沙，而他随身携带的河北省银行发行的钞票，过了黄河就不能使用了，以至到了长沙已身无分文。[19]

　　长沙临时大学当局当然了解这些实情，步行入滇的计划就是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的。1月22日学校的搬迁布告里虽然没有提到步行入滇事，但它实际上已在酝酿之中。2月4日，学校发出组织体检合格的男生步行入滇的布告，布告重点强调“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20]不过，文中所称步行学生“沿途食宿之费用由学校担任”之句，显然旨在解除学生们赴滇经费的顾虑。其实，不仅是学校当局，一些学生也在盘算步行赴滇。前面提到了那位携带河北省银行钞票的同学，听说学校要搬迁昆明时，就说自己只能步行去了。当时大家听了觉得未免不切实际，迢迢几千里，怎么能走着去呢。可是果真这样做了，大家都没想到这位同学的话竟然成了现实。

　　其实，不仅是学生，即便一些教授也同样面临着经费捉襟见肘的难言之隐。七七事变爆发后，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曾数遭日本飞机轰炸，主要建筑六毁其四，财物设备图书皆遭惨重损失。据初步统计，仅财产损失就达300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21]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这样的损失使教职员的薪金已受到严重影响。北京大学虽为国立，但战事爆发，累及国家财政，教职员的收入亦不能按时足额发给。至于以庚款为后盾的清华大学，本来经费不成问题，可既然融入临时大学这一整体，就不能不与北大、南开同甘共苦。1937年11月，清华大学教职员的薪金只领到10月份的，而且还是七成，加上扣除的救国公债，所剩不多，以后则迟迟领不到薪水。长沙临时大学给教职员的入滇川资为65元，这只够乘汽车走最短的公路费用，要想稍舒服些走海道，则至少还需四五十元。

　　然而，事实上许多教师需要全部自理赴滇经费。这是由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提议将发给的65元赴滇津贴捐给来自战区或体弱的学生。[22]这虽然是提议，却受到教师们的响应，无论如何，教师们总比学生要宽裕些。这样一来，个别教授也出于经济考虑加入了湘黔滇旅行团。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给兄长的一封信中就说他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原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23]

　　由此可见，其后的3500里长途跋涉虽然可歌可泣，但它却不是为了名载史册而发起的，倒实在是非常时期因经费拮据而采取的一种无奈措施。

　　军事组织形式：“湘黔滇旅行团”的组建

　　这次“小长征”的组织名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这个名称首次出现在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发出的《关于步行赴滇路线之布告》中。[24]此前，大家将步行入滇的组织称作“步行团”，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改为“湘黔滇旅行团”，似乎是想淡化途中的艰险，有意给“小长征”添加一层相对轻松的色彩。

　　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即便在道路通畅的今天也不是件轻易的事，何况当时多少还带有些冒险成分，故长沙临时大学当局对其组织实施极其重视，布置十分周密。

　　2月7、8两日，学校对全体男同学进行体格检查，检查结果分A、B、C三种，“有A者而他一种或A或B者，一定步行。有C者，一定海路。而二B者可选择之”。[25]凡是身体检查合格者，都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并必须步行赴滇，没有条件可讲。至于步行入滇的路线与办法，在《关于步行赴滇路线之布告》中也有规定，即全部行程分七个阶段：第一段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第二段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船；第三段芷江至晃县，65公里，步行；第四段晃县至贵阳，390公里，汽车；第五段贵阳至永宁，193公里，步行；第六段永宁至平彝，232公里，汽车；第七段平彝至昆明，273人公里，步行。[26]细心者曾统计了一下，途中全程虽为1707公里，但内中983公里是乘车或乘船。这个办法免除了一多半的步行劳顿，同时由于学校规定体检合格者必须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旅途的经费则全部由学校提供。这些措施对打消了西迁顾虑起了很大作用，于是不仅原先彼此互问的“去昆明乎”迅速被“步行乎，海道乎”替代，至少还有三位学生首次体检未能通过，后坚持要求复查方加入湘黔滇旅行团。[27]

　　保证旅途安全，是紧接着必须处理好的又一个问题。湘黔滇之途，最为担心的是常有土匪出没的湘西地带，为了顺利通过湘西，学校曾请湖南省政府指派一位熟悉湘西情况的人为旅行团开道。[28]张治中不赞成长沙临时大学迁离长沙，也没有委派湘籍人士，但还是委派了军委会参议黄师岳中将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29]

　　值得重视的是，湘黔滇旅行团采用的是军事组织形式，团本部由长沙临时大学军训教官毛鸿上校任参谋长；下设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另两位军训教官邹镇华、卓超中校分任；每大队又设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小队长均从体格健壮、认真负责的学生中遴选。

　　这种建制，显然是适应长途行军的必要措施，故后人多以为这种形式是专为湘黔滇跋涉而采取的，也有人推测这与黄师岳行伍出身有关。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事实是，1937年暑假平津地区的部分大学生已经开始军训，战争爆发后，军训体制不同程度地延续了下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后，原南开大学的学生就仍采用军训时的编制，就连床上也一律铺着军训时使用的床单，上除印有“临大”二字外，还印着军训时的编号。不啻如此，鉴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自战区，湖南省政府为了解决他们的衣着困难，在他们报到时就给一些定制了军服：两套黄色制服、帽子、皮带、绑腿，和一件黑色棉大衣。当然，这些不是免费的，正式生要交纳5元，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借读生则要交纳14元。[30]由于上述缘故，湘黔滇旅行团采取军事编制也就不难理解。

　　在后勤保障方面，沙临时大学当局也做了最大努力。考虑到学生们不可能象正规军人一样自己背着行李，于是想尽办法搞到两辆当时十分缺乏的卡车，用来装载全团行李、器材和伙食班用具与食品。外，为了及时了解形势，学校还为旅行团配备了一台收音机，由几位同学每晚收听新闻节目，如有重要消息，则以黑板报或大字报的方式于次日晨公之于众。[31]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各种记载不尽一致，一般对外号称300。根据入团者皆为长沙临时大学所发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者，学校公布正式的名单为284人，但有些人是名单公布后方报名参加的，[32]故有人考证加入者共有288人，后又各小队行军途中的合影，进一步考证出由于中途因病因伤减员，最后步行到昆明者实为253人。[33]不管怎样，占旅行团全部人数88%的团员走到了昆明，这个比例对从未经受过长途跋涉锻炼的大学生来说，真是了不起。今天，翻开湘黔滇旅行团名册时，可以看到许多两院院士和学者专家，如查良铮（穆旦）、任继愈、何善周、季镇淮、丁则良、唐敖庆、屠守锷、杨起、刘兆吉、刘重德、孙昌熙、王玉哲等等。

　　湘黔滇旅行团中还有11位自愿随团步行的教师，学校请他们组成的旅行团辅导团，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为主席。其余教师为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桐、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这11人除黄钰生曾于途中因公离去外，其余皆步行到了昆明。根据当时有人记载，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时的总人数为335人，[34]这大概包括了辅导团成员及随团的徐行敏等三位医生，以及临时招募的雇工、伙夫等。

　　行军生活体验：三千五百里跋涉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赴滇路线有三种。一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抵昆明；一是沿刚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河内，再经滇越铁路经蒙自入昆明。而最令人魂牵梦绕的，自然是湘黔滇旅行团的3500里长途跋涉。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35]可见，这次“小长征”当时就令人们钦佩不已。

　　湘黔滇旅行动员是1938年2月14日开始的。这天，团长黄师岳与团员们见面并训话。这位年约五十开外的将军原是东北军的师长，西安事变后调到军委会任参议虚职。黄师岳也许读过些书，故能从文化层面理解长沙临时大学的西迁意义，甚至还能将此次搬迁与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联系起来。他在训话中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为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第二次，三宝太监下西洋为第三次”，现在，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36]大约就是这次集会上，张治中赠送旅行团数百份水壶、干粮袋、草鞋、裹腿等行军用具，还送了五只猪，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也送了二只猪。会上，宣布启程日期定在19日。[37]

　　19日下午5时，湘黔滇旅行团在长沙临时大学租用的圣经学院操场举行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张治中致欢送词，黄师岳带领大家呼口号。仪式结束后，戎装的教官们率领团员出发。团员们身着军装，打着绑腿，佩带“湘黔滇旅行团”臂章，背着水壶、干粮袋、搪瓷饭碗和自购的雨伞，整队至中山西路西端的湘江边。

　　旅行团跋涉的经过，各类著述已介绍的不少，本文仅结合所论，必要处作以概述。按照原定计划，从长沙到常德是步行。但由于各种缘故，行军路线与方法与原计划有相当改变，并且途中亦因遇到一些事先未能估计到的情况而不得不临时复做调整。例如：湘黔滇旅行团开拔后，为了节省体力，第一程决定改乘民船经洞庭湖至常德。没想到第一天就出师不利，事先准备的5只民船根本载不下300余人的队伍，结果迟至第二天晚上7时许大家才乘着11艘民船，由两只汽船拖拽下离开长沙。22日午，旅行团到达甘溪港，本计划出甘溪港后由沅水至常德，但又沅水中有一段水太浅不能行船，只好临时再次改变路线，溯资水赴益阳。象这样的情况，一路上碰到过好几次，某次应付中还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吵。

　　湘黔滇旅行团的实际行程为：2月26日抵常德，28日至桃源，3月6日至沅陵，14日至晃县，17日抵平屏，20日至镇远，22日至施秉，24日渡重安江，28日到贵定，30日入贵阳，4月4日到清镇，6日至安顺，8日至镇宁，11日至安南，14日到普安，16日渡盘江，19日至平彝，22日抵曲靖，24日至马龙，26日至杨林，28日入昆明。综观全程，共1671公里。当晚，旅行团抵达距益阳5里的小镇清水潭。23日晨7时，旅行团在细雨中整队出发，一小时后抵达益阳，正式步行亦由此开始。

　　长途跋涉对多数大学生来说都是平生第一次，而行武出身黄师岳将军，也从来没有率领这样队伍行军的经验。2月23日旅行团从益阳到军山铺的第一天行军，队伍没有行军要求，加上有些人还穿着皮鞋，脚底板磨出血泡，队伍合自然而然地散乱了。第二天出发前，黄师岳训话说：昨天队伍太不整齐，大家散着走非常危险，以后每走一小时休息十分钟，到适当地点再休息40分钟，用于喝茶与午餐。他还规定队伍分成两列，沿公路两侧慢步匀速行进，每人间拉开一定距离。这种行军方式，适合于正规军队，对大学生却不合适，没有多久大家就耐不住了，觉得枯燥无昧，结果24日离开军山铺没多远，队伍还是自发散开了，有人急步前行先到目的地，有人一步一步慢慢蹭，拦也拦不住，自此开了先例，黄师岳怎么纠正也不行。后来，他也想开了，由团员们去吧，只要到达目的地不出漏子，怎么走都行，带丘九跟带丘八就是不一样。此后，除了每天早晨出发前整队集合，检查人数外，出发令一下队伍就自然散开，天马行空独自行走的，三三两两边走边聊天的，只有两位黄团长相偕殿后[38]，督促检查掉队人员，以至有人戏言“联大的自由空气就是从旅行团开始形成的”。[39]当然，也有比较规矩的时候，那就是每逢当地政府组织欢迎时，就不能像叫花子进城，于是打尖休息后，列队入城。

　　3500里的路途，任何人都辛苦备尝。出发前，团员们对旅途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曾有所思想准备。如为了应付长途行军，有些同学行前准备了不少线袜、布袜、球鞋、草鞋、麻鞋等，甚至在麻鞋后跟还钉了铁钉，以备耐磨。有的团员为防止瘴气，听说烟叶可以避瘴，于是买了些烟叶边走边抽。不过，这些书生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本以为钉上钉的麻鞋套在球鞋外面，走起路来肯定极富弹性，没料想不到两天先是铁钉透过麻鞋底，再是刺穿鞋直扎脚跟，于是最后干脆光脚穿草鞋。[40]而叼着烟斗的两个团员，没过几天就直犯恶心，不得不把烟叶丢掉。[41]

　　至于行军，“是不分晴天和落雨的，除了在较大的城市，为了顾及同伴们考察，多停留一二天外，哪怕是下着倾盆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之后，也只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出发了。”[42]3月5日夜，一晚上都是狂风暴雨，次日晨仍未止，旅行团就在是大风大雨中奔向沅陵的。到沅陵后，不仅暴风雨未停，满天还飘起棉花大的雪朵，时而夹着冰雹，使旅行团在这里受阻四天。3月17日，旅行团也是在细雨中离开晃县。进入贵州省境，更尝到“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滋味，有时天虽无雨，但道路却泥泞难行。4月11日渡盘江后，本计划在凉水井(哈马庄)宿营，但到后方知三天前这里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根本找不到住家，不得已又走了18华里，半夜才到安南县城。因为行李车未能过江，那天晚上大家只好在县府大堂里坐了一夜，结果这天共行了53公里，一天走了两天的路，还没能得到休息。[43]

　　说到途中的住宿，只能称得上是将就和对付。离开长沙到沅陵之前，不仅学生，就是辅导团的教授，也“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44]60多天里，团员们的宿营地除了个别是学校或客栈外，有时是破旧古庙，有时是老乡家。住在老乡家时，与猪、牛陪睡是经常的事，阵阵难闻的腥臭气扑鼻各更是司空见惯。这些经历的多了，大家也就都不在乎了。有一次，一大队二中队六分队分到的屋子太小，分队长只得睡到停放在屋里的棺材盖里。[45]乡村艰苦的条件，有些是团员们从未遇到过的。一次，晚上息灯不久，就听见墙上沙沙做响，打开手电一照，只见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上血迹斑斑，成千上百的臭虫在纸上乱爬，吓的住在这个屋里的团员们逃到露天过了一夜。[46]这样的条件，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床，大多是铺上一层稻草，放倒头就做些甜蜜的梦，仿佛这就是天堂。

　　在行军中，团员们通过实践总结出一些经验。如穿草鞋的窍门，是将新草鞋用水浸一下，再找块鹅卵石敲打一遍，路遇有水的地方就沾点水，让草鞋总带点湿润，这样穿在脚上就比较舒服了。[47]再如，进入多山的贵州省后，公路多盘山而建，如果沿公路走，要多走好多路。于是一些同学便尽量抄小路。小路没有路标，细心的团员发现电线杆虽是依陡坡而建，但为了维修方便大多是沿过去马帮所走的山路或立在离山路不远处。这样，他们就顺着电线杆走，一般十拿九稳，因为电线杆最终都会与公路接通。[48]但是，这个窍门有时也会不管用。一次，一位同学沿着电线杆独自抄小道，没想到有个地方电线杆过得去，人却过不去，结果不得不重新回到正路，到宿营地时已经很晚了，弄过精神过度紧张，回来大病一场。[49]

　　辅导团诸位教师的表率作用，也值得称赞。旅行团的人都知道，曾昭抡教授走起路不一丝不苟，即使遇到有小路的地方，他也必沿着公路走之字形，因此被人称之是全团走路最多的人。旅行团的同学，由于轮流担任宿营、购置、押运等任务，平均坐了一天或一天以上的汽车，教师们却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50]

　　途中，教师没有忘记自己为师责任。一位本来抱着游山玩水念头参加旅行团的同学，正是听了在闻一多说“你们是天之骄子，应看一看老百姓的生活”的话，受到很大启发，改变了上大学是天经地义的观念，途中中开始关心观察百姓们的生活。[51]旅行团在常德时，袁复礼教授对学生们讲旅行的重要意义，说自己有17年的旅行经验，认为科学的记载地名、高度、气候、地质构造及收集化石，并坚持每天写日记，必会有所收获。[52]

　　团长黄师岳是旅行团中年龄最大的长者，学校为了照顾他，特给他准备了一匹马和一辆脚踏车作为专用代步工具。可是，黄团长极少使用它们，总是让给脚上打泡的或是身体不适的同学轮流使用。[53]出发的前些天，黄师岳与外界接洽使用的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名义，但效果不佳，很多人不予理睬。后来，他干脆亮出“陆军中将黄师岳”，竟然一呼百应诺，有求必应。[54]

　　相比途中遇到的困难，记忆犹深者莫过于惊险。首次惊险是通过湘西地区时。3月2日，旅行团进入湘西山区前，黄师岳在集合训话时特别说他已给土匪头目写了信，但危险仍是有的，故队伍要整齐，不许争先也不许落后。次日上路前，村里的百姓也对团员们说：“前面多绿林朋友，你们要当心些啊！” 当时，传言湘西土匪甚为猖狂，商旅视为畏途，裹足不前。据说在沅陵、芷江一带山谷里有好几万“替天行道”者，其中一个大头目是某军官学校第8期学生，毕业前三天被开除，于是怀着怨恨投身草莽。[55] 这天，旅行团从毛家溪向西南方向行进，公路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左右前后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云雾吞没，加上丛丛密密的树林，给人一种强人随时可能出没的感觉。

　　3月4日，过了官庄不远，遇到中央军校第14期学生兵，他们说13期学生兵路过这里时曾与土匪相遇，有三个学生兵死于接火中。这件事，顿时使旅行团紧张起来。当晚深夜，黄师岳召集各小队长开会，说他刚从军校宿营地回来，据闻有二三百土匪渡过沅江向这边开来，深恐绑票征求大家意见。又问是马上起床到军校宿营地受他们保护，还是留在原处不动。由于天色已黑，情况不明，最后决定团员们穿好衣服，等待命令。[56]

　　这段经历，在有的团员笔下描写的有声有色。一位团员写到：一天晚上“把铺盖摊好睁着矇眬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出来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57]3月5日，旅行团在提心吊胆中启程，经过文昌坪时，“人家多闭户，从小路上坡后并闻枪声一响”，晚上宿营时，行李车到得较迟，“恐匪惊动，禁用手电，黑路走细田埂三里，来回扛行李，甚苦”。[58]所幸的是，除了听到这几声枪响外，受了一场虚惊外，一路还算平安。

　　旅行团始终没有与土匪正面接触过，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前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大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云云。[59]不过，旅行团的着装也确实容易引起误会，看见这批穿着黄色军服、外表与大兵没有区别的队伍，连老乡都以为他们是吃粮当兵的“粮子”。但是，见到队伍里许多人戴着眼镜，便又猜他们是警察，是宪兵，是航校学生兵，是从前线退回的队伍等等，常常被老乡问到：“前线的消息怎样？”“你们的枪呢？”不仅是老乡这样，就连路上遇到的军队，也有这种误解。进入云南省的第一天，旅行团与滇军六十军迎面而过，滇军士兵看着旅行团个个制服崭新，队容整齐，误会他们是航空部队。一位团员亲耳听到滇军士兵骂到：“他妈的！我们步兵正在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在后方享福！”[60]

　　湘黔滇旅行团的第二度惊险，来自于大自然的威力。4月11日，旅行团来到盘江渡口。盘江为西北至东南流向，将黔西南切为两截，是贵州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早在清康熙年间便建有铁索桥，湘滇公路通车后，盘江桥为重要枢纽。但这年3月间突然断坏，正在桥是行驶的一辆汽车坠入江中，40多位乘客仅得救22人。这个情况，是旅行团前不可能估计到的，于是只能采古老的摆江办法，用小船载人过江。这天，团员们来到江边，只见“滚滚洪水为两山所夹，由于江面到此突然收缩，因之水流湍急，旋涡连片”。小船狭窄，头尖尾截，只有二三只。每船每次只能载五六人，上船后都须面向前方，一个挨一个蹲在船内，双手紧扶船舷。船头船尾各有船工一人，各持长篙，先将船逆水慢行沿岸上溯，撑至10余米外的近桥时，双篙一点江岸，小船便顺流而下，势如飞鸟，随波逐流进入一片旋涡。一眨眼，只见小船已近对岸，距对岸登下游20米左右停住，再拨转船头上溯，当乘客还在惊恐中，船工已将船撑到“码头”。船在中流时，最为惊险，胆小者多不敢抬头，站在岸上看的人也个个提心吊胆，情不自禁地发出惊恐声。[61]

　　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湘黔滇旅途的终点昆明。入城的庄严与隆重至今还萦绕在团员们心里。实际上，27日到距离昆明19.7公里的大板桥时，许多人都希望一鼓作气赶到昆明，但团部不愿意让春城人民看见面带疲劳的队伍，特在此休整。第二天，大队距昆明10多里处，便见先期到达的同学或骑马，或骑自行车前来迎接。行至一个叫贤园的地方，学校已经在这里备下茶点，设立了招待处，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女士带着几位教授夫人和女同学殷勤款待。午后，旅行团整队出发，接近城区时，街头已有举着横幅、呼着口号欢迎的男女同学，而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献花蓝的女同学则在拓东路等候多时了。大队人马军容整齐地由金碧路经市中心近日楼，一直开到圆通公园。在这里，团长黄师岳按照军规定，一一点名后，将花名册郑重交给蒋梦麟，湘黔滇旅行团的“小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行，全程1663.6公里，号称3500里，除去途中休息、天气阻滞及以舟车代步外，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步行约65里。[62]

　　小长征的意义：抗战建国的思考与准备

　　68天的3500里长途跋涉，使团员们得到生平以来从未有过的磨炼，也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本来，一些团员行前抱有各种不同想法。积极者将此当作难得的锻炼，“以数百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组成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三省，这可算是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如果成功的话，必将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63]消极者则认为错过了这个游山玩水的机会，一辈子不会再有了。[64]尽管各人想法不同，但一踏上旅途，知识分子的抗战建国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途中，团员们为宣传抗战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一路上，大家不时唱起抗战歌曲，铿锵的声调不仅表明了抗战的信心，也解除了途中的疲劳。团员们还感到，离前线越近的地方，抗战气氛越浓厚。离开长沙在湘江上过夜的那天晚上，一位团员与船上的水手聊天。那水手是位中年人，不仅参加过护法时代的棉田堡战役和过北伐战争，还参加过抗击日寇的喜峰口战役、一二八战役。“八一三”事变时，他在大场，正面对着敌人，七八昼夜，没有进过一口水，没有睡觉。后来伤了腿，退出战壕，在后方医院里，丢了一只脚。[65]从这样经历的下层民众口里，团员们体会到了蕴藏在民众心底的抗敌热情。

　　贵州虽远离前线，但在一些偏远的乡村也能从传唱的民歌民歌谣里听到杀敌的声音。心理学系刘兆吉同学曾将沿途采集到的700余首民歌民谣编成《西南采风录》，书中收入抗日民歌20首，其中在贵州黄平采集的一首文字虽粗浅，歌词却立场鲜明：

　　打日本，打日本，

　　不打日本不安枕，

　　他是我们大敌人，

　　想把中国一口吞，

　　要想救国图生存，

　　非把日本不得行。[66]

　　在云南省霑益县，刘兆吉采集到的一首民歌同样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月亮出来月亮黄，日本鬼子好猖狂；

　　与其望着来等死，不如送郎上战场。[67]

　　有一首民谣的歌词想像力十分特别，歌词中说：

　　要想老婆快杀敌，

　　东京姑娘更美丽；

　　装扮起来如仙女，

　　人人看见心喜悦。

　　同胞快穿武装衣，

　　各执刀枪杀前锋。

　　努力杀到东京去，

　　抢个回来做夫人。[68]

　　这首歌词，明显地反映了层贫苦民众反抗强权的独特思维视角，它是受压迫者对施暴者以怨报怨的抗争，既然逼得我不能活，就索性拼个鱼死网破，杀到匪巢去，抢个你的姑娘做压寨夫人。这正如闻一多在该书序中所说：“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69]这番话，可视为理解这首民谣内在意义最贴切的脚注。

　　4月13日，旅行团在贵州省安南县获知台儿庄大捷消息，这个消息使团员们个个兴奋不已，当晚便与县政府联合举行了祝捷大会。旅行团全体师生与县城的学生、警察、民团共700余人冒雨集会，黄师岳、县长、民众代表、旅行团代表登台讲话，各处燃放起鞭炮，大家齐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会后在雨中泥地上举行了火炬游行，居民倾城出观，叹为本县从来未有之盛况。[70]

　　“小长征”使每个参加者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艰苦锻炼，这对于他们日后成学立业来打下了不怕艰险、不怕困难、敢于突破一切前进中障碍的精神基础。大家个个自豪地说：三千里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这种磨炼，使人们增添了抗战必胜的勇气，4月27日旅行团进入昆明的前一日，辅导团的李继桐、闻一多两教授胡须都有寸长，他们合摄一影留念，相约抗战不胜利决不剃去，闻一多的胡须果真一直留到1945年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刻。

　　抗战与建国是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与抗战宣传相比，团员们在建国准备方面的收获更大。出发前，不少人就有社会调查的划，每过一地，都留心观察与收集各种资料。途中，除了不少人写日记外，有的采集植物标本，有的调查沿线的地质地貌和矿产分布，有的访贫问苦调查民情，有的绘画写生。前文所述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便是突出一例。

　　旅行团离开长沙前，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起歌谣采访组，请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任指导，行前大家曾热烈讨论过采访计划。但是，由于种种不便，歌谣采访组没有开展多少活动，不过刘兆吉同学则矢志不改，在闻一多“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这句话启发下，一路上处处留心，处处求教，时时笔录，后竟采得1000余首。[71]湘黔滇旅途全程68天，平均每天采集15首，其中甘苦可想而知。为了采集这些民歌民谣，刘兆吉有时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请小学校教师帮忙，让小学生写他们知道的歌谣，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不登大雅’，他们便教小朋友们只写些文皱皱的唱歌儿充数”。刘兆吉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他了，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72]不难想像，这部仅精选出三分之一，分为“情歌”、“儿童歌谣”、“抗战歌谣”、“采茶歌”、“民怨”、“杂类”六类的民歌民谣集，克服了多少语言隔阂、文化差异、人际距离等困难。旅行团到云南后，许多联大师友对这些民歌民谣“甚感兴趣，竟相索观，有的过誉‘这是现代的三百篇’”。[73]

　　黄钰生、朱自清、闻一多教授是1939年4月看到这部书稿的，他们慨然为之作序，给予极高评价。黄钰生指出这是“一宗有用的文献”，并认为“语言学者，可以研究方音；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74]黄钰生是以教育学家的眼光来评价《西南采风录》，朱自清的评价则强调了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学术意义，说书中收录的民歌民谣“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有些“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见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朱自清还联系到1917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歌谣研究会，欲将歌谣作为新诗创作参考的历史，认为刘兆吉“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75]而前文所引之闻一多的评论，亦旨在发掘这些民歌民谣所隐藏着的下层民众内心的战斗性。

　　对于少数民族的分类，团员们也有了近距离的观察。特别恰逢几次赶集，言语、服饰各异的西苗、仡兜、木老、猓猡、侗家等，给团员们展示了一幅既新鲜又生动的民族风情画面。旅行团到达昆明后，曾将沿途拍摄的照片张贴公布，任团员们选择翻印。其中数量最大的除了旅行团的行军生活外，就是各种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有些同学，就是经过这番经历才激发了研究边疆的兴趣，而有些人在后来的学术论著，也利用了这次长征中收集到的民族材料，闻一多教授在《伏羲考》中引用的苗族神话与传说，就是其中一例。

　　接受实业教育的学生，关心的对象多与学业有关，虽然行程与条件不允许作规范考察，但他们仍注意观察沿途的地质、地理、气候、矿产等自然现象。3月4日，旅行团经过楠木铺，有人拾到一种形如卵石的金黄色矿石，据说附近山上俯拾即是，经地质系同学辨认是黄铁石。大家深感，货弃于地，无人开采，殊属可惜。半个月后的3月18日，旅行团向青溪县进发途中经过木马坳，见有20余座民办炼铁炉，可惜是用土法冶炼，日产生铁仅800斤。[76]潕水东岸也有一座铁厂，团员们了解到这座铁厂建于清末光绪年间，是当时一个姓潘的抚台兴办的，花费了许多钱购买机器和修建厂房。但是机器买的是旧货，附近又不产煤，以致很久不能开工。辛亥革命后，一个姓李的县长干脆把机器当废铁卖了5000元，厂址改为监狱，使这座全国较早的铁厂成为仅存三根烟囱的废墟。[77]

　　途中，一些同学曾听袁复礼教授讲解河流、地貌和岩层的构造变形等知识。袁复礼是地质学专家，途中他经常手提地质锤，腰系罗盘，见到沿途感兴趣的岩石，就记在小本上。[78]这些表率作用，给团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了他们对地质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在潕水附近，有人发现寒武纪三叶虫化石，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纷纷去寻找。[79]一位同学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湘西板溪群沿新开公路和受溪流割切的构造剖面形态，以及黔西的岩溶地貌、地文发育等。[80] 化学家曾昭抡教授非常关心国防工业，3月21日他为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讲演“国防工业问题”，从量、质、原料一直讲到人才培养。[81]在贵阳停留期间，团员们参观了贵州省建设厅的化验室，了解到当地煤、石油、铁、锑、辰砂、汞、铜等矿产的分布与储量；在地质调查所，也看到了从震旦纪到第三纪的矿藏标本。[82]

　　1930年代毕竟是中国社会正在转型的时期，各种阴暗还相当普遍，湘黔滇旅途给团员们零距离了解西南社会提供了客观条件。前面提到在旅行团团员心中湘西是一个土匪出没的恐怖世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次，一位团员在茶馆休息时向掌柜问到这个问题。“这个年头嘛，真要命啦。几个月里头就抽几次壮丁，五个丁要抽四个，抽的抽走了，逃的逃上了山啦。”掌柜回答。经过贵州亦资孔那天，一个老乡也对团员说，“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地是匪”。[83]还在经过桃源的路上，团员们就看到有用绳子绑着的壮丁迎面走过。当时，个别团员觉得现在是抗战救国时期，不该逃兵役。听了老掌柜的话，才似乎对舍弃家小跑到深山餐风雪地受苦者们有所同情。

　　民间风俗，是不用调查便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农村的乡土观念与封建陋习，给团员们留下深刻印象。3月初，旅行团在沅陵停留期间，见码头上有成群中青年妇女用背篓从船上、车上驮运货物，有的盐包重三四百斤。团员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装卸工，不免奇怪。经寻问，方知此地妇女多从事体力劳动，而一般男人则或吃闲饭，或在家烧饭带孩子。然而，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仍然很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毫无改变。[84]沅陵旁有辰溪旧城，城内小学生仍读念四书五经。与沅陵相接的晃县城里，两个最大的旅舍皆为娼察匪窟，禹王宫内还供奉着皇帝万岁牌位。[85]沅陵是辰州府治，晃县也是湘西门户，这些地方尚且如此，乡村就不必说了。这些现实，令很少接触下层生活的大学生们，不由得感到肩上的社会责任。

　　战乱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也给团员们上了一课。2月20日，旅行团抵达贵州省镇远县。镇远为黔东重镇，地扼黔湘要孔，由于是军事必争之地，故累遭兵灾。清咸丰同治年间，这一带苗族起义，遭到清政府镇压，镇远遭难最重，虽经六七十年经营，元气尚未恢复便又遇上1924年至1925年的旱灾瘟疫。旅行团到这里时，感觉是“城厢是空虚的，人民经济的困难，不可言喻”。[86]

　　鸦片之害，祸国殃民，人所共愤，贵州境内却时常可见开着红色白色的罂粟花。在黔东小县青溪，城门旁高悬“青溪县戒烟所”招牌，可一旁又贴着“青溪民与恒土烟膏店”的广告，这种背道而驰的组合，让人啼笑皆非。[87]过了贵阳，罂粟更是举目可见，路边一个16岁小孩，说每天要吃两钱烟膏。至于黔西南镇宁县，尽管政府已表示禁烟，事实上却“愈禁则价愈高，获得愈大，以至地方军阀强令农民种烟，以烟税收入充作内战资本，有的还直接经营烟土买卖，或派军队为商人押运烟土，收取高额报酬。”[88]一个团员惊呼：“我仿佛觉得是一条蛇或者一只猛虎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89]

　　湘黔滇旅行团所经之地，有许多属于少数民族生活区域，这为有志社会学的同学提供了宝贵的考察机会。在湘西，接触最多的是差不多占当地人口一半的苗族，不过公路附近的苗族同胞多接受汉族文化，生活习惯也与汉族基本相同，直到3月20日旅行团到了贵州省镇远县，一些团员才首次访问了一个苗寨。寨子名“大土寨”，当时已编入保甲，故又称二十四保。苗寨在山腰，寨门前悬有木牌，上书：“现当时局不靖，本寨公议于寨周围栽有竹签，并放有弩箭，凡我乡人，以及外处人等，请勿黑夜入寨，免遭误伤，倘有强横不信或被签伤或被弩死，不与本寨相干。恐人不知，特此县牌通告。”[90]这显然是处于弱势的苗民采取的一种自卫措施，旅行团团员一行12人，是由专员公署副官和区公所主任引导下才得以入寨。

　　进入苗寨后，只有少数会客家话的男子前来招呼，妇女们则纷纷躲进茅屋。团员们受到两个苗家的款待，大家围在一张方桌上吃了一顿苗家饭――煮饭和青菜。饭是自家种的白米，青菜由于缺盐淡而无味。

　　这次访问苗寨，如其说是考察，莫如说寻找新鲜更确切。饭后，团员们坐在草地上唱歌，歌声渐渐把苗族妇女引了出来，于是她们也唱了起来，歌词大意是：“你们离别了家乡，老母亲思念你们；室中暖，野外凉，可是你们做了官，老母亲在家也欣欢。”团员希望为苗族妇女照相，她们高兴地答应，六个少妇盛装打扮，束了头髻，裹着绣有细红花的青布，穿起百折长裙，戴起银项圈、银耳环、银戒指。临别时，她们又唱大意为“大人们到这里来，恕我们招待不周，又蒙你们赏赐钱，真是感激不尽”的歌。[91]

　　旅行团沿途还见到不少苗民，团员们目睹到他们保持的固有风俗，也深感苗民生活的贫苦。3月23日经过的黄平县，本是苗族生活的地区，明末清初才有汉人开始移来。但杂居数百年，苗民很少与汉人来往，不仅衣食住行不求人，就是一切生活用品也都自己制造，唯有食盐非得向汉人购买。这正如一首苗谚道：“米不难，苞谷红薯也可餐；菜不难，萝卜白菜也送饭；酒不难，谷酒也把盏；柴不难，荆棘枝桠也烧饭；只有官盐实为难，没有白银买不来。”[92]这样谚谣，不亲身到这里是不可能体会到的，真是“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

　　“小长征”中亲历亲闻，给团员们了解社会上了生动的一课。一位团员说： “三千多里走完了，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对于抗战来说，边远地区还远远没有动员起来，“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者！乡村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93]

　　大西南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引起团员们深思。抗战爆发后，从前线和东南地区避居内地的人成千上万，西南地区已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腹地，认识西南、开发西南自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西南地区虽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将来开发，前途远大”，却也“高山峻岭，急川涌流，只利于自守，而不宜于向外方发展”。有些团员不由担心国家已经失去江浙、华北及沿海专区，若只是固守西南“而不思收回失地，则生命上所受的威胁，便无解脱，蜀汉的往事，可引以为鉴”。[94]这种战时环境下的思考，给“小长征”增添了一层不寻常的意义。

　　与此同时，团员们所到之处，时时又感受到国家、民众对知识分子的信赖与期望。3月17日，旅行团进入贵州省的第一个县城玉屏县，“有一队小童子举手欢迎，还有民众代表模样的几个人也敬礼”，“街上贴标语欢迎住宿，每家还挂出国旗来”。[95]这个场面让师生们受宠若惊，但当看到县政府前一日迎接他们而专门发布的布告时，则又不由产生了内疚。布告上写到：“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舍不得。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96]看到布告中将自己称为“振兴民族领导者”，团员们不由地感到了肩上的抗战建国责任。4月22日到达曲靖县也是如此，不仅受到城门大开、黄土净路、家家悬挂国旗的高规格迎接，胜峰小学还放假三天，腾出校舍作为旅行团的宿地。[97]

　　西南地区的贫困生活，落后经济，愚昧意识，以及对大学生寄托的期望，使团员们心情沉重，也引起他们各种联想。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当天，黄钰生在总结中说：“同学们在我们祖国的部分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山区的同胞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原始生活。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每个同学都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发愤有为来振兴我们的国家。”[98]事实上，时代的责任感已经在“小长征”中逐渐得到了升华。这正如一位团员后来所说：在西南联大的精神结构中，也有徒步3500里的因素在内。[99]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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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早报道这次旅程的是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振述，1938年春他以林浦为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了旅途中的日记二则。同年10月，中文系二年级向长清也在巴金主编的《烽火》杂志第20期上发表了《横过湘黔滇的旅行团》。与这些短小文章相比，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一书，则是政治系二年级钱能欣根据途中日记整理而成，这部著作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全貌，从而使人们对这一事件留下深刻印象。1946年夏，西南联大复员前夕，该校学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八年》亦收入了参加这次“小长征”的生物系教师吴征镒先生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这篇长文随着其书的流传，曾被各种著述所征引。

　　[2] 1996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历经13年耕作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问世，书中虽然对“小长征”的记述仅有一小节，但由于作者的身份，无疑使其在同类著作中具有最可信的权威。该书执笔人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寄谦先生虽未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却它结下深厚姻缘。1999年12月，她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西南联大校友的通力支持协作下编辑的《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真实的记录”为图片资料，收有湘黔滇途中所摄之200幅珍贵照片；第二部分“历史的进程”为文字资料，收入档案文献、“小长征”参加者的回忆、书信、日记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可谓是目前介绍这一史实之集大成者。

　　[3] 伊斯雷尔教授(John Isreal)中文名“易社强”，哈佛大学博士，是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费正清教授的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八年》一书，受到很大震动，随后对西南联大校史进行了多年研究。其所著之《1938-1946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卓越的高等学府的写真》，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虽未目睹该书，但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和《西南联大在蒙自》两书中，见有共摘录译文。另外，易社强教授的《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亦刊登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中。

　　[4] 楠原俊代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其《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通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路》一书，1997年2月由日本研文出版公司出版。

　　[5] 《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1937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53页。

　　[6] 早在抗战爆发前两年，鉴于华北情况紧迫，战事不可避免，清华当局决定用原拟修建文法学院大楼的50万元购买了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下一大片临江地皮，并开始修建包括教室、实验室、宿舍等一整套应变校舍。1936年冬，清华已将经过选择的一批书籍、仪器运往武汉暂存，以备迁校后之用。见陈岱孙《西南联大校舍的沧桑》，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2期，1992年10月。

　　[7] 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第489、491页。

　　[8] 长沙临时大学一直实行军事管理，每天早晨都要点名。但1938年1月6日集合号吹过后，来到操场上的已不到10位同学。见《董奋日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353页。

　　[9] 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都深信抗战必定最终胜利，故各校在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均保留了各自独立体系，学校亦未设校长，校务由三校校长与教育部代表等人组成常委会负责。

　　[10]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503页。

　　[11] 闻一多谈话、际戡笔记：《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第4至5页。

　　[12] 《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59页。

　　[13] 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33页。

　　[14] 《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56页。

　　[15]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896年10月出版，第512页。

　　[16] 冯钟豫：《四十年来》，原载《清华校友通讯》(台湾)新67期，转引自楠原俊代著《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第99页。

　　[17] 《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57页。

　　[18] 《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60页。

　　[19] 余树声：《湘黔滇旅行花絮》，《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23页。

　　[20] 《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1938年2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册，第63页。

　　[21]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第231页。

　　[22] 《董奋日记》2月15日条云：“学校公布凡走海道者，若身体不好，年级高，家穷者，可以请求领教授捐的钱，每名20元，凡80名。证明人可请一位教授或五位同学。”见《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64页。又，闻一多1938年1月30日致妻子信中亦说：“学生将由公路步行入滇，教职员均取道香港、海防去。校中津贴60余元，但有多人将此款捐助寒苦学生作津贴，此事系公超发起，我将来恐亦不得不捐出。如此则路费须自己担负矣。”见闻铭、王克私编《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273页。

　　[23] 闻一多：《致闻家骥》（1938年2月1日），《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74页。

　　[24] 《长沙临时大学关于步行赴滇路线之布告》（布告67号）云：“本校旅行团计划，重在选择体格健好之学生二百至三百人，组织湘黔滇旅行团，自湘西入黔赴滇”。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册，第64页。这个布告仅注明月份，没有具体日期，但闻一多2月16日家信记录的赴滇路线与日程与此布告内容完全相同，可知“湘黔滇旅行团”之名至少在16日之前就确定了。

　　[25] 《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62页。

　　[26] 《长沙临时大学关于步行赴滇路线之布告》（布告67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册，第64页。

　　[27] 据《长沙临时大学迁滇体弱不能步行学生名单》(1938年2月10日)“编者按”，《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118页。

　　[28] 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78页。

　　[29] 黄师岳原为东北军某师师长，在许多记录与回忆中，多称其由张治中所派，但从其军委会高级参议身份来说，笔者推测他可能接受的是军委会的委派。

　　[30] 李象森：《忆湘黔滇旅行团》，《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06页。

　　[31] 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34页。

　　[32] 南开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申泮文，因报到较晚，后由南开大学办事处代付经费，补入湘黔滇旅行团。见申泮文《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71至72页。

　　[33] 张寄谦：《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序》，第5、7页。

　　[34]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团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30页。杨式德为清华大学土木系学生，时在长沙临时大学读二年级，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土木工程系主任。其日记大部分均散失，唯湘黔滇旅行部分约5万余字单独成册，保存完好。1990年代，杨式德的公子杨嘉实与另一位当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史国衡先生的公子，从美国给笔者来信，商约重走湘黔滇，后因不易请假未能成行。这份日记，最初由杨式德的女儿杨嘉理提供给笔者，笔者推荐给清华大学校友会，《清华校友通讯》总36期（1997年）曾摘要数则，全文则收入《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笔者亦是在此书中才看到日记全貌。

　　[35]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转引自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

　　[36] 董奋：《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63至364页。

　　[37] 闻一多：《致父亲》(1938年2月16日)，《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78页。

　　[38] 两位“黄团长”是指湘黔滇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与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主席黄钰生教授。

　　[39] 申泮文：《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拾遗》，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3期，1998年4月。

　　[40] 杨启元：《湘黔滇旅行团杂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41页。

　　[41] 杨启元：《湘黔滇旅行团杂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39页。

　　[42]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43] 吴征镒：《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联大八年》，第15页；李象森：《忆湘黔滇旅行团》，杨启元：《湘黔滇旅行团杂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09页、第340页。

　　[44] 闻一多：《至父母亲》(1938年3月12日)，《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82页。

　　[45] 杨启元：《湘黔滇旅行团杂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41页。

　　[46] 杨启元：《湘黔滇旅行团杂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41页。

　　[47] 杨启元：《湘黔滇旅行团杂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41页。

　　[48] 余树声：《湘黔滇旅行花絮》，《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25页。

　　[49] 《洪朝生来信》，《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04页。

　　[50]　吴征镒：《长征日记》，第17页。

　　[51] 《恽肇强来信》，《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21页。

　　[52]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30页

　　[53] 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35页。

　　[54] 蔡孝敏：《旧时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忆》，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第338页。

　　[55]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商务印书馆1939年6月出版，第16至17页。

　　[56]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团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39至440页。

　　[57]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58] 吴征镒：《长征日记》，《联大八年》，第9页。

　　[59] 刘重德：《跋山涉水赴联大，读书写诗为中华――献给联大蒙自分校》，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科、蒙自县文化局、蒙自南湖诗社编《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34页。

　　[60]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61] 吴征镒：《长征日记》，《联大八年》第14至15页；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46页。

　　[62] 吴征镒：《长征日记》，《联大八年》，第17页。

　　[63] 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前言》，《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69页。

　　[64] 《恽肇强来信》，《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21页。

　　[65] 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团日记二则》，原载1938年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转引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125页。

　　[66] 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出版，第149至159页。

　　[67] 刘兆吉：《西南采风录》，第155至156页。

　　[68] 刘兆吉：《西南采风录》，第148页。

　　[69] 《西南采风录·闻一多序》，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195至196页。

　　[70]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80页、404页。

　　[71] 刘兆吉在《西南采风录·弁言》中说共采集到1000余首，但其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当时共采集了2000余首。

　　[72] 《西南采风录·朱自清序》。

　　[73] 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弁言》。

　　[74] 《西南采风录·黄钰生序》。

　　[75] 《西南采风录·朱自清序》。

　　[76] 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83页。

　　[77]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第29至30页。

　　[78] 曹国权：《热爱地球科学追求真知的教授》，原载《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周年诞辰论文集》，转引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81页。

　　[79]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51页。

　　[80] 王鸿祯：《师道长存，功勋永在》，原载《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周年诞辰论文集》，转引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79页。

　　[81]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53页。

　　[82]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63、465页。

　　[83]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84] 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84页。

　　[85] 吴征镒：《长征日记》，《联大八年》第10页。

　　[86]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第31页。

　　[87] 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91页。

　　[88] 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00页。

　　[89]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90]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第33页。

　　[91]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第34页。

　　[92]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第41页。

　　[93]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94]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自序》。

　　[95]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50页。

　　[96] 据该布告之照片，《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片插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10月出版。

　　[97]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87页。

　　[98] 夏胤中：《回忆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51页。

　　[99] 马伯煌：《徒步三千，流亡万里》，《笳吹弦诵在春城》，第41页。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1-14 10: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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