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的辉煌：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
2018-07-30 09:14:26 来源：搜狐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有一种深沉而强劲的声音一直在响起，那就是以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为主业的中国教育界人士的声音。一批批青年学子与文化导师冲出沦陷区，一路辗转，在战火纷飞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校园。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也不是普通的避祸，而是中华民族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用文化作为武器和敌人较量的抗争史。这部抗争史的重要篇章就是在湖南写就的。
学校迁移：为教育寻一方静土
抗日战火越烧越旺，很多学校随国土一并沦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8年10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和九死一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共1600多名师生，终于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块暂时能搁下几张书桌的地方。就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三所学校合并，宣告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湖南圣经书院，长沙临时大学租借作为教学楼。
流亡路上的艰辛困苦，穿越封锁线时的惊险紧张，走投无路时的茫然无助，都被到长沙后发出的那些朗朗书声所取代。教室的拥挤、危楼的摇晃，已经没有人再计较了，比起那些因战争而失学、失业的同胞，他们无疑是一批幸运儿。
老朋友新学年见面，招呼问候的客套话，已经被新的关键词所替代：
“您老还活着呀?”
“没死?”
“呦，囫囵个儿回来啦?”
“……”
为了统一教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对相同的院系进行了合并，同类同级的班次也进行了归并，统一授课以节省师资和教室。尽管如此，教室依旧拥挤不堪。另外，教学设备、器材、图书也面临着尴尬，特别是理、工两个学院，没有实验器材，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下去。不得已，学校决定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校寄读;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电机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接着，又从湘雅医学院借了些实验器材，以解燃眉之急。
长沙临时大学就在这种东拼西凑的情况下，开始了它的文化使命。
然而，由于战事紧逼，特别是南京失守之后，长沙市区开始遭受日机的狂轰滥炸，临时大学也被炸弹击中，损失惨重。“临大”不得已再次迁移，后来搬迁至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后来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大”就是从长沙临时大学发展而来的。
由于抗日局势恶化，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往云南昆明搬迁。
其实，抗战爆发之初，为保存教育事业继续开展，不只清华、北大和南开，全国很多学校都曾在长沙驻足，比如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
但武汉沦陷后，湖南处于抗日前线，内迁到长沙的学校和长沙市原有的各类学校便不得不再次迁移。
1937年，湖南省政府为顺应时势变化，将全省划为三个教育区：湘东区，以茶陵、常宁、祁阳、道县为中心;湘中区，以安化、邵阳、武冈各县为中心;湘西区，以沅陵、泸溪、辰溪各县为中心。各地学校纷纷迁入这三个教育区。
1938 年12 月，湖南大学的师生们坐着大帆船, 经过湘江、洞庭湖、沅水，唱着救亡歌，风餐露宿，千里迢迢来到湘西辰溪，在龙头垴正式开课。湖大排除万难，以“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团结”的办学方针，迅速恢复了正常办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沅陵和安化这两个地方。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属敌我双方通过拉锯战反复争夺的地区，在这里曾经发生过几次影响全国形势的有名的战役，如几次湘北会战、常德及衡阳保卫战等。沅陵和安化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显得相对安定。因此，成为很多学校迁入的首选。
战时迁入沅陵县的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有20所，其中就包括闻名三湘的雅礼中学。迁入安化的学校有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长郡中学、妙高峰中学、周南女中、广益中学、明德中学等。特别是安化，一度还被称为 “山区文化教育的中心”。
长沙论战：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的关系
当整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任谁都不能置身事外，包括那些与世无争的广大师生。
那么，问题便来了。教育和抗战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教育应完全为抗战服务，抑或教育要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个棘手的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议和辩论。
例如，在湘雅医学院。当时有人认为必须迁校;也有人认为，战争环境下，外伤病员增多，是外科实习的绝好机会，不主张迁校;更有湘雅医院院长、雅礼协会成员顾仁认为，美国是中立国，日机来前只要在医院楼顶上铺一面巨幅的美国国旗就可保平安。
然而，最能体现当时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是发生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其演讲者也大有来头，一位是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另一位是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陈诚。
“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张治中的演讲劈头就骂。
陈诚的意见却完全与张治中相反。他的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对于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可以说，当时的论战是十分激烈的。张治中的话虽然过激，但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意见，即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
南京失守后，“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一经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
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有些人甚至认为西迁是可耻的，对不起前方流血的将士，对不起支持他们的长沙人民。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
陈诚的意见虽然不占主流，但也不乏支持者。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就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大名鼎鼎的胡适也曾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
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道。究竟该如何权衡与抉择?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其决策理由有二： 其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其二，“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可以说当时的“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是明智的。
据统计，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为国家保存了“文脉”。
另外，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竟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度过的。
求学不易：烽火中的朗朗读书声
当生存遇到困难，当生命受到威胁，还能以朗朗的读书声来回应肆虐的炮火声，那靠的一定是不屈的信念。
抗战期间，辰溪的湖南大学校舍。
“在这个艰苦的时期，各位教授及全校学生都能体谅一切，于行装甫卸之日即展开书本，从事研究。那时的教室，是枯黄的草地上或大树底下用木板子做几块小黑板，背起便走，好比传教士传教一般，一面晒太阳，一面谈学理，一组一组、一群一群，布满了龙头垴，这种艰苦奋斗、努力研究的精神，湖大师生可以引以自慰的。”1941年出版的《抗战以来的湖南大学》一书对于湖大迁到辰溪后师生的状况有这样令人感动的记载。
1938年“文夕”大火后，雅礼中学迁至沅陵，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日寇的飞机还时常轰炸沅陵。为了防范日军空袭，学校自己修建了防空洞。有空袭警报时，防空洞前仍然书声琅琅，当闻隆隆飞机声，师生们才进入防空洞中。关于当时的具体状况，《张伯龄抗日年代的回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刚到沅陵时，学校里木屋没盖好，睡在青年会租的民房地板上。记得墙上贴有两句话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都是家。”这该给想家的同学一点慰籍。我已有小学毕业后远离家到衡阳读书的经历，所以不是那么患思家病了。后来又挤睡在一间很脏的民宅地板上。晚上可以听见老鼠在地板上吱吱地叫。伙食也比长沙差多了。对这些，谁也没有怨言。抗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头等大事。
1938年“文夕”大火后，雅礼中学迁至沅陵，图为该校在沅陵的校舍。
比起雅礼，迁至湘乡霞岭的明德中学的学生在学习方面也是极为认真的。他们的课桌是从长沙运来的，没有床，学生睡在楼板上，但每人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晚上10点睡觉铃一响，就洗漱睡觉，没有人讲话。清晨五点半军号一响，就起床，集合早操，然后读语文或英语。每天，七点半早餐，八点上课，午饭后休息，下午二时上课，尔后课外活动，晚上再自习两小时，这就是一天的学习生活。物质条件虽差，但老师认真教学，学生勤奋学习，每次全省高中毕业会考或全省中学生运动大会，明德总是名列前茅。
1939年，日寇对湘西狂轰滥炸，迁入泸溪的省立常德中学(常德市一中前身)规定学生每天早上起床时，必须把铺盖捆扎好，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带着课本、背着铺盖跑到野外躲藏，而耽误的课程则由老师在晚间补上。
学生刻苦读书，教师也潜心学术。西迁期间，湖大教授的学术研究兴趣不减反增。教授的日常生活，除了有警报及上课外，其余的时间都是闭户自修，研究学问。如中文系教授杨树达，他“一生两见倭侵国”，“迫于迟暮，不能执干戈卫国，以《春秋》一经设教”，撰《春秋大义述》一书，阐述“复仇”、“攘夷”大义。在“晴空啸警笛，奔走不遑驻”的寇机威胁下，在“纸窗灯火微如豆，板屋规模小似舟”的艰难困苦中，夜以继日地读书著述，乐英才而教育，即使避敌机入防空洞，仍手不释卷。青年教师周荫棠撰写了《台湾郡县建置志》、张秀勤撰写了《日本史正名篇》等。此外，基本上每个学科都有学术会，各学会出版的刊物更是百花似锦，彰显了学术思想的活跃。
本来，读书和治学都需要安静的氛围，可是在当时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学子们的书却读的那么棒，教授们的学问却做的那么好，最终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为国家未来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不得不令人赞叹与敬佩。
教育救国：多种方式支援前线抗战
武士救国往往只上阵杀敌一途，文士救国却可多种方式并存。
抗战时期，湖南省广大师生积极行动，通过募捐财物、组织医疗队、游行示威、文艺演出、科研创造、参军入伍等多种方式，支援前线抗战，助推救亡热潮，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医疗支援抗战。抗战初期，湘雅医学院、短期护士学校、湖南一师等学校的师生经常到各伤病收容所、伤病医院，义务救护和慰劳伤员，为伤兵冲洗伤口、缝补衣裳、代写书信，教唱救亡歌曲。当时，湖南一师还专门成立了一支由78人组成的学生医疗服务队。
以文学支援抗战。西迁期间，湖南大学师生校友以笔杆为武器，创作了大量诗词、楹联、文赋，用富含民族韵味、极具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真实记录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更歌颂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和民族气节。1940年4月，杨树达、曾星笠、王啸苏、熊正理、赵曾俦、曾威谋、吴绍熙、陈兆畴、谭云鹤等教授成立了五溪诗社，以吟咏宣其忧思，同仇敌忾，佳作甚多，堪称“抗战诗史”。
以公演支援抗战。1941 年前后，湖大学生自治会组织歌咏戏剧队，排练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雷雨》等话剧。一些抗日戏剧，把敌后抗日斗争的勇敢机智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出时观众如云如潮，出现了轰动效应。雅礼中学的“冰社”多次在沅陵街头公演抗日题材的话剧，大大激励了群众和同学们同仇敌汽之心。值得一提的，长沙市私立育英小学，在中共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通过演唱抗日歌曲、表演小剧等一系列活动，在省内外坚持了两年流动抗日宣传，被誉为“抗战烽火下的一簇奇花”。
抗战期间，湖大学生在辰溪街头教唱爱国歌曲。
以募捐支援抗战。1940 年1 月，湖大师生还为前方抗日将士征募寒衣，并给抗日将士汇出1000 元;女同学也在城乡募捐500 多元救济难民。溆浦县模范小学也组织劝募队，利用课余时间，走出校门，向社会募取钱物，寄给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芷江县第一学区师生发起搜集破铜烂铁活动，献给国家制造军用品。
以科研创造支援抗战。湖大教师就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实现着报国救国的素志。自太平洋战争爆发，烧碱来源断绝，日常需要之肥皂奇缺，化学系谭云鹤教授利用湘西土碱及植物油，试制软皂成功，投入生产。计算尺为工科学生所必须，过去全仗舶来品，土木系主任萧光炯与机械系教师汤荥合作，利用白木及邵阳竹器，试制计算尺成功，满足了工科学生的需要。矿冶工程系王子祐教授研究改良土法炼铁，提高生铁质量，指导师生研究金矿洗选方法，提高金的采收率。为了满足战时本地区的需要，湖大师生校友还筹办了湘华铁厂、纺织机械厂、制革制鞋厂，并设立了云麓中学以便利周边乡邻子弟就学。
以游行呐喊支援抗战。抗战时期，长沙有一支由50所学校的青年学生组成的395个晨呼队，每天早上分布在市内交通要道，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危急!”“工人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商人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学生们以这种独特的宣传方式，将群众从晨梦中唤醒，提醒他们积极工作、不忘国耻。
参军入伍，上阵杀敌。这是师生参与抗战最悲壮，也最直接的方式。1937年8、9月间，湖南大学就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接着，中等以上的学校不少热血学生也响应起来，到10月底，湖南参军人数已逾10万。省立第一中学(今长沙市一中)就有大批人去延安和安徽，直接投身抗日。仅1938年—1940年三年内就有1/3的学生参加抗日工作。很多同学最后血洒疆场，为抗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元无此壮;写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70年前，悬挂在湖南大学科学馆的这副对联正是当时湖南广大师生参与抗日救亡的真实写照。
苦难辉煌：炮火中的教育奇迹
依照常理，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湖南的教育事业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长足发展，一度进入“黄金时期”。
有教育史家也指出，清末民初，是湖南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时期。抗战前十年是湖南现代教育初步发展与定型时期，但优势教育资源大半集中在长沙、常德、衡阳几个较大的都市。到了抗战时期，湖南的现代教育才开始由城市向全省穷乡僻壤地区全面推进。
祸兮福之所依!抗战期间大批外省学校迁湘，给湖南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和强大的推动力。同时，湖南教育界师生艰苦奋斗，积极推进救国的战时教育政策。这些都对湖南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湖南文化队伍壮大，长沙一度成为“战时文化中心”。除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一批名教授外，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邹韬奋、朱光潜、曹禺等一大批爱国文化名人来到长沙，他们虽停留时间短暂，但通过讲演、撰文等方式传播文化、宣传抗日，对长沙乃至湖南的抗日运动和文化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大批湘籍文化名人如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张天翼等人回到湖南，积极从事群众教育和救亡运动，对湖南教育事业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1937年10月，南开同仁在长沙临时大学合影。
其次，湖南各级教育规模增大。抗战爆发后，湖南加紧了小学教育的推进。1939年，湖南全省小学有28800余所，到1945年时，增至32000多所。学生数和教师数都有大幅度增长。中学教育发展最为突出。1937年，全省公、私立中学仅有81所，到1945年，所设中等学校就已增至280所，仅次于四川和广东，居全国第三位。职业教育也受到格外重视。1941年实施分区设学后，每一行政督察区都配有1所省立职业学校，另还设有2所护士助产职业学校。高等教育方面，除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继续发展外，又成立了国立师范学院等大学，拥有一批全国知名教授。再加上外地迁入的大学，湖南高等教育一时兴盛。
再次，新的教育理念的出现。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一大批全国知名教授和其他学习的一些教育专家、名教师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质量，而且将他们的考试、招生制度，先进的教学方法、教育思想、学校管理理念等带入湖南教育。例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先驱朱其慧、晏阳初就在泸溪倡导、举办平民教育。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廖世承来到湖南，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期间，悉心研究师范教育系统主张，提出了很多先进新颖的教育思想。
最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得到发展，湖南城乡教育的不均衡状况得到缓解。湘西偏远而地势险要，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沦陷区的学校和全国教育社团纷纷迁入此地，同时长沙等地的学校也大举迁入，这便使得湘西的教育骤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从幼教、中教到高教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湖南的民族教育自此出现历史性转折，为以后湖南民族地区的教育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许倬云将中国的抗战大转移譬喻为“历史上难得见到的中国版的《出埃及记》”。二者确有相似之处，其性质都是要摆脱奴役与亡国灭种的命运，团结起来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较量。
闻一多曾说：“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此言非虚。坚强勇敢的中国人，特别是“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自古以来就有那种“楚虽三户能亡秦”的气概和豪迈，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民族走上毁灭的道路。也唯其如此，才能在战火纷飞的苦难中毅然造就出湖南教育的一段辉煌。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7-30 0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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