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
2017-11-14 09:32:36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举行的“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活动上发表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演讲说：“就四川的地位而言……可说为各省之冠……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同年3月至10月，蒋介石对西南各地进行了综合考察。

　　重庆依山傍水，易于战时防空和生产，又依长江、嘉陵江两条大江的优势，有舟楫之利。周边地区的煤、铁等矿藏丰富。不但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西南地区的工贸中心。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四周有连绵的群山，自然形成了御敌的天然屏障。

　　决策兵工内迁重庆

　　蒋介石在重庆和四川半年多的考察期间，基本完成了“川政统一化、川军国家化”的目标。国民政府从1935年开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当时重庆已有了现代兵器工业，能生产常规作战的武器。重庆兵工企业生产的捷克式轻机枪质量优良，刘湘所属部队每个连都配备。时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来渝看到后感叹说：“我们中央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未搞出，刘湘这厂竟能制造，很了不起。”

　　1935年6月，蒋介石在成都致电给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指示“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需陆续秘密运输，不露行迹，望速派妥员来川筹备整理。”在蒋介石的亲自参与下，国民政府还接收了重庆原有的兵工企业。兵工署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布局上的既定方针，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做出了以四川重庆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兵工生产基地的决策。

　　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

　　抗战一爆发，兵工署就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立即率团入川。勘察各兵工企业可迁建的地点，同时还调查重庆附近的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兵工署也着手部署将相对先进的设备和兵工厂，一律迁往重庆或重庆附近，在大后方的湘、桂、黔、滇也适当布点。

　　政府迁都重庆后不久，兵工署发布命令：“凡受敌威胁地区之兵工厂及有关机构，统一于11月15日前迁往西南地区。”

　　兵工署首先对处于危急状态的位于华东和华北的金陵兵工厂、上海炼钢厂、济南兵工厂、河南巩县兵工厂、中央修械所等六厂一所单位颁发迁往重庆、汉阳、西安、衡阳等地的抗战期间兵工企业大迁移壮举之序幕自此拉开。

　　1937年11月16日，金陵兵工厂接到了西迁命令。仅费时16日该厂就将全厂4300多吨设备及各种材料拆卸、装箱、编号，然后水陆并进、运往内地。12月1日，厂长李承干带领剩余职工向工厂大门三鞠躬、挥泪告别。李承干曾记述道：“维时吾人为期早日复工，赶造械弹，供应国库，杀敌致果，虽雨雪载途，敌机频袭，亦不稍馁，计自汉口，而宜昌，而万县，以至重庆，几经转驳装卸，各人员莫不以同样之努力始终不懈，夜以继日，不分职别，不分员工，不计辛苦，不逞宁息，分途担任迁运工作……”12月6日，当最后一批留守人员和库存的70多吨铜料等上船沿江而上时，离南京沦陷仅10余天。

　　李承干在《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国破家亡之痛，猛袭亿万人之心，当同人离京之日，江干与车站之哭声震耳，不能挈将西上之眷属，痛极号跳，呼天抢地，此别无殊锥心，旅人千百均深蕴悲壮之情绪，萧萧易水，其景差复相同……”。

　　在内迁过程中，政府对兵工单位的内迁尽量提供各种运输工具。在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宜昌撤退中，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负担了90%的兵工物资和工业设备的迁运。

　　1938年9月的宜昌积聚了三万待运人员和中国大部分的兵工业、航空工业、设备制造业、轻工业等物资和大量的武器弹药、汽油，计有九万吨以上。

　　此时，日军节节逼近和不停地轰炸宜昌，更令人焦急的是，40天后长江就将要面临枯水期，物资难以通过轮船运送到大后方。卢作孚经过彻夜开会商讨，对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的撤退作了最好的安排。几十天后，积聚宜昌的待运人员和工业器材全部撤退完毕。

　　如此大的运送量，却让民生公司损失惨重，民生公司对兵工器材的运费是30—37元每吨、只相当于国外轮船收费的一成。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晏阳初将此次撤退说成是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说“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在兵工单位内迁过程中，各级兵工员工从华东、华北等地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兵工大迁运的完毕。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迁移过程中，仅在湖北境内，就遭日机轰炸9次，员工死23人，伤50余人。

　　1940年，兵工单位内迁基本结束。直属兵工署的17家兵工厂有11家(有2家系重庆原有)驻扎重庆，这11家兵工厂均为兵工署所辖之重点厂家，其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也是其余几家兵工厂所不及的，其中第二十一工厂是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最大的兵工厂，第十工厂的“质料直与舶来品无异”。

　　内迁前，兵工厂的厂名一般以所在地命名。在内迁过程中，兵工署于1938年2月将兵工厂厂名改用数字排列，这样，使外人闻及厂名，对于兵工实力及厂址所在不能明了真相。

　　除了改厂名，在内迁开始时，兵工署就有计划地对各兵工厂的生产职能和出品进行了有利于专业化的调整。抗战前，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既产炮，又产枪，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质低。这种局面，在内迁到重庆后得到了彻底改变。调整后，凡国内能生产的各种械弹，重庆均能生产，在数量上也居绝对的主导地位。

　　1938年，兵工署迁往重庆。除兵工企业外，兵工署的其他单位也多迁到了重庆。其中，兵工署的3个专业兵工研究机构中的弹道研究所和百水桥精密研究所(此研究所“为当时国内同类研究机构之冠”)从南京迁到了重庆。应用化学研究所从南京迁往四川泸县，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也从南京辗转迁往重庆。

　　后方兵器工业中心

　　内迁后，国民政府还在大后方新建了几个兵工厂，有2个在重庆(不含重庆万县的)，生产氯酸钾(第26工厂)和合金钢(第28工厂)，该两种产品当时在国内绝无仅有。在重庆还增设了军用特种车辆零件试造研究所和兵器陈列所。

　　在抗日战争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一大批能生产各种械弹、其数量上也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兵工企业内迁到重庆，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

　　内迁后，为尽快恢复兵工生产，兵工署署长俞大维1938年3月呈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决定各兵工厂迁移用地按照军事征用法进行。由于国民政府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和各厂奋斗牺牲之精神，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

　　金陵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的示范与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安机器、调设备，在1938年3月1日便宣告在重庆正式复工。一个月后，便赶制出了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运送前线。

　　1938年12月21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重庆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军械问题，自战争发生后，我重要兵工厂均已由东南迁往西南各省，业已开始大量出品，目前的产量，足供长期抗战，故一年半来掩护工作，完全成功。”1940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随着战时的需要，抗战期间重庆兵工单位对已有的兵工企业从人员的量质、厂房面积、机器装备进行了扩充，使得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均较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内迁到重庆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大后方最大的钢铁企业，也是大后方主要兵工钢铁原料供应厂。至抗战胜利时，我国后方生铁生产量已达战前的5倍多，钢产量已达18234吨，基本满足了兵工生产的需要。

　　战时，迫击炮几乎是由重庆的3家兵工厂(第10工厂、第21工厂、第50工厂)生产的。抗战期间迫击炮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59门，而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44门。其中，重庆的第21工厂所生产的八二迫击炮的平均每月生产数是79门，完全满足了战时的需要。重庆的这3家工厂也是生产迫击炮弹的重要厂家。抗战期间迫击炮弹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62997颗，平均每月生产数是62411颗，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战时的需要。

　　抗战期间枪弹的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115万粒，第20工厂、第25工厂和第21工厂每月生产数分别是1070万、530万和数百万粒。粗略概算，重庆的3家兵工厂所生产的枪弹数与重庆之外的兵工厂所生产数之比约为10：1。

　　第1、第21工厂的步枪月生产数分别是0.54万、0.8万支，两家兵工厂所生产的步枪数是重庆之外的兵工厂产量的8倍。

　　抗战期间重机枪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119挺。第21工厂的拳头产品马克沁重机枪在抗战期间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88挺，是重庆之外的兵工厂所生产数的三分之一。

　　重庆的第30工厂是手榴弹专业生产厂，该厂和重庆的另一家兵工厂在某年的手榴弹月生产数是重庆之外的5家兵工厂所生产数的三分之二。

　　重庆的第30工厂又是掷弹筒、掷榴弹的专业生产厂，该厂生产的掷弹筒、掷榴弹数供应我军战场是绰绰有余。

　　抗战期间，重庆兵工界云集了像俞大维、李承干、陈哲生、杨吉辉、庄权、丁天雄、杨继曾、李维诚等兵工界出类拔萃的专家。他们掌握了重庆兵工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的领导层，在他们的带领下，重庆兵工企业的主要部门或主要职位也大多数由兵工专才出任，就是基层生产的管理权也由技术骨干掌握。强有力地支撑了战时兵器的技术改良、创制、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工艺的改进。

　　战时重庆兵工战场急需的科研成果可说是层出不穷。如第1工厂在厂长李维诚的主持下，仅1944年就取得技术改进研究成果18项，被兵工署下令推广的有7项之多。如坩埚提制纯钨即为战时重要科技成果之一。

　　第30工厂研究改良的27式掷弹筒、掷榴弹、枪榴弹皆为战时我国创制的优良兵器。创制了一二0迫击炮、六0迫击炮、三七战防炮(御敌坦克、装甲车之主要武器)。统一了步枪、轻机枪、重机枪的制式;枪类制造工艺及性能均有改进。

　　“前方寸土必争，坚强抵抗，而枪弹一项，消耗之大，难以数计……任务至为艰巨，而又格于基本条件欠佳……唯有殚精竭虑，宵旰从公，一面自筹发电，建筑厂房，疏散机器，免受空袭影响;一面改进技术，加强管理，以增进质量，迄至胜利。”这是重庆第二十工厂厂长陈哲生1948年之所言，也正是广大兵工员工冒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刻苦耐劳，努力生产，以求一时一刻不耽误出品，使歼敌之武器供应无缺，予敌重创。”使我国军队在前线所必需的主要常规武器能够得到满足，或很大程度上或基本上得到供应。这也是国民政府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八年全面抗战，最终取得民族的伟大胜利的很重要的因素。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不仅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和中国工业史上均“留下了辉煌不朽的一页”，而且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庆还是我国常规兵器工业的最重要的基地。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09: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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