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造：“帝国龙爪”的诞生
2019-05-29 14:30:30  来源：大众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款未成熟的步枪，一位铁肩担道的文曲星，为了响应东方巨龙强国御侮的召唤，汇聚在龟山脚下。铁血无情，捍卫领土的神圣使命，使他们无法停歇。“帝国龙爪”烽火沧桑六十年，无心插柳地写下中国最长寿步枪的记录。

　　各式汉阳造

　　焦急的张总督

　　1889年10月15日清晨，羊城的朝阳冉冉升起，街上熙熙攘攘着喝早茶的商旅。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突然收到紫禁城发来的“电圣旨”，令他急赴武汉，调任湖广总督。职业官僚调动，本属自然，但这一次调动来的很不凑巧，让张之洞十分为难。因为他呕心沥血筹办的广州枪炮厂，正在草创的关键时刻，他若离去，遑论被人“摘桃”，继任官也未必如他般认真，枪炮厂很可能会半途而废。

　　其实，1888年，当张之洞在广州筹办枪炮厂时，中国已建有数家军工厂：1861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在安徽设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1863年，李鸿章分别在上海和苏州创建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又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

　　19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突然兴起军事工业，均缘于此前与西方打的一场又一场败仗——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860年在北京东郊与英法联军进行的八里桥之战，无不是以完败结束。尤其是八里桥一战，尽管3万清军以无比英勇的精神，以弓箭、火枪和很不像样的火炮奋力冲杀，但终究未能敌过6千敌军的枪林弹雨。

　　与西方交战的20年，让中国人看到了近代军队与中世纪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于是中国人刚刚明白，必须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实行军事变革以强兵富国——引发晚清巨变的洋务运动自此开始。故当张之洞投身于军事工业时，开办兵工厂以“自强”，早已蔚然成风。

　　祖籍河北省南皮县的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世家。传说，张父在贵州兴义府任知府时，身怀六甲的张母在旅途中临盆，在一座“六洞桥”下面，产下一男婴，张父感叹母子平安，遂取名“之洞”。张之洞自幼受到极好的古典教育，文辞华丽，书法隽秀。同治三年(1864年)，年仅27岁的他便荣获慈禧钦点的殿试探花。

　　洋务运动的前三位干将，皆是低级文官改道军权才得以上位。张之洞则不同，他长期担任教育官员，素有尊师重教、拔擢真才实学的美名。他在任四川学政时，聘请的教授王懿荣，是日后甲骨文的发现者;他举荐的学生杨锐，成为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才干、政治上的机敏和学识的渊博，体现了他那一代儒家忠君爱国的美德。1879年，张之洞调入北京国子监，成为中央清流派的领袖，与宝廷、张佩纶、黄体芳并称“翰林四谏”。

　　所谓清流派，就是直言时弊的谏官。这样一位文官，如何后来却成为军事改革的实干家?——因为中法战争。

　　1883年，中法激战之时，刚刚升职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为了保证后勤补给，不惜重金向海外求购。然而，欧美各国以严守“中立”为由，或拒绝售卖武器，或囤积居奇，抬高价格——伺机要挟，外购军火十分困难，转运则更是难题。张之洞在奏折中述说了其间的不易：“提用军火一项，或搜求工匠，昼夜赶造，或密访外洋，设法商买，未得则忧难买，既购则忧难到，既到则忧难解。”因为转运途中还会遭遇“游巡北海，意图邀截”的法国军舰。

　　外购军火也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清政府的军火采购“每年不下数百万件，销银何止数百万两”，张之洞曾把外购军火的糜费比喻为用银去买铁，是个巨大的无底洞。

　　更重要的是，外购军火还导致了中国对西方武器的依赖，中国军队“无洋军火实难制胜”，西方军火的装备程度甚至直接关系到战争走向：“近来滇、桂出关之师，渐得各种后膛快枪，已能取胜，倘更有陆路车炮、地雷等具，加以主客之形，众寡之势，胜算实可自操”。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有了前述的广州枪炮厂。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是热兵器发展史上大跃进的年代。1880年代，各国都在采用毛瑟枪的技术。毛瑟枪，乃德国著名枪械设计大师彼得·保罗·毛瑟整合当时世界枪械技术，改良而来的步枪，此枪在德国统一的1871年，装备了风头正健的德军。1884年，毛瑟与时俱进，在枪托内设计了隐含的管状弹仓，使枪能够连续射击。这次改进后，称为“毛瑟1871/84式”。

　　经过中法战争的洗礼，张之洞对西方先进军火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单响后膛枪，以德国毛瑟最好，取准精确而结实耐用;连响后膛枪，以美国五响黎意为最，射程远，后坐力小。中国应选取单响、连响后膛枪各一种，雇匠购机，设厂自造”。在综合考量中国财力、技术等因素的基础上，张之洞对适合中国仿造的军械，作出了审慎选择。

　　1888年7月13日，张之洞令清政府驻俄德奥荷四国大使许景澄，与德国力拂厂(Ludwig Loewe)商定，购买可日产50杆11毫米口径毛瑟1871/84型步枪的机器及附属设备，价值130万德国马克，折合白银43万两。

　　1900年以前，德国在侵华列强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给中国留下了相对较好的印象。张之洞认为，德国人“性朴而学精”，聘请德国人为技术指导，较为放心。而且，选择德式武器作为仿造对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法战争后，法国外交部针对清军使用克虏伯炮的战绩评论道：“德国火炮使用简便，更适合目前还没有能力使用太难或太复杂装备的中国军队。”

　　此后的一个半月中，张之洞与许景澄仅凭数封电报，就把这笔巨额订单敲定。令人大跌眼镜的是，8月31日，张之洞回复订购的电文中，还在询问“连珠几响”?就是说他还不清楚这支枪弹匣的容量，遑论其他的性能!更夸张的是，他手里其实还没有买机器的这笔钱!便只好玩起了“空手道”，把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商捐造兵船的80万两白银，挪作建枪炮厂之用。

　　追赶不及的武器大跃进

　　张之洞如此急切，实属无奈。因为中国步枪之落后，已然触目惊心。

　　根据清朝武器官方文献《皇朝礼器图示》记载，清军的步枪称为鸟枪，其前身可追溯至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此后虽几经改良，但基本变化不大，射程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1至2发。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英军即装备伯克(Barker)式前装滑膛燧发枪，此枪发明于1800年，射程300米，每分钟3至4发。与英军相比，清军鸟枪枪身太长，装填射击很不方便。遇到风雨天气，还极难点火。而且射速慢，射程近，单从数据上看，两支中国鸟枪敌不过一支伯克枪。如果再考虑到加工工艺，这个差距恐怕还要加倍。根据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所讲：“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开始在枪械上使用机器，制成的枪械规格统一，尤其是使用镗(táng)床后，枪管直，枪管与子弹之间的缝隙较小”，这既减少了炸膛的危险，又增加了子弹射程。反观清朝，“鸟枪制作工艺仍为手工打制，枪管壁薄厚不均，有不平滑之处，致使弹道紊乱，射击精度差;而且口径也不一，弹大口小，无法装填，弹小口大，易泄燃气，射程不远”。

　　正当张大人如火如荼引进新枪时，调令不期而至，才有了前面令他纠结的一幕。果不其然，继任的两广总督李瀚章要求停办枪炮厂，因为他不愿负担前任未结清的尾款以及将来开办后的经常性开支。更隐晦的是，李瀚章为了家族利益，勾结胞弟李鸿章，建议把生产线搬到李鸿章辖下的天津机器局。张之洞不肯辛苦成果半途而废，遂上奏折要求搬至湖北，由自己继续呵护。朝野一番讨论之后，满族亲贵奕寰勉强同意在湖北设厂，决定因素是湖北大冶县产铁，而且湖北深处中国腹地，国防安全性较高，同时有长江联通，水路转运便利。在选址上，张之洞考虑自己就近管理，就在大别山麓龟山脚下的汉阳建厂。经过这番周折，已是1891年，世界军火制造技术日新月异，德军已然换装了新枪。

　　得知消息后，张之洞立刻致电新任驻德公使许景澄，“西国己全用小口径枪，鄂定枪机犹是旧式，请与该厂商改新式，酌补工费无妨”。

　　那是1886年，德国的宿敌——法国陆军装备了全新的1886式“勒贝尔步枪”，立即引起了德国军事部门的关注。

　　此前，子弹发射药都是黑火药，发射时，伴随着一团团浓雾，很容易暴露射手的位置。1883年，法国科学家发明了无烟火药，勒贝尔步枪是世界上第一种使用无烟发射药的军用步枪，而且，无烟火药的威力大于黑火药，使小口径成为可能。法国勒贝尔步枪使用的8毫米口径、无烟发射药步枪弹，无论在弹道性能、杀伤力还是隐蔽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时德国毛瑟1871/84型步枪所使用的11毫米口径黑火药步枪弹。德军一下子发现自己的“毛瑟”过时了!

　　为此，德国匆匆成立了一个“步枪试验委员会”(Gewehr Prfungs Kommission)，简称委员会。由于当时毛瑟的盒式弹仓依然没有研制成功，委员会决定自己来设计新的枪和弹——说是设计，其实是把多种现有的先进设计揉合在一起。

　　所以，后来研制出的新枪，就被世人称为“委员会步枪”。这种新枪和毛瑟毫无关系，可谓“采众家之所长”，或者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烩”。1888年11月，这种新式步枪被德军采用，正式命名为1888式(以下简称“88式”)。

　　与毛瑟毫无关系的88式，在中国却被称为“毛瑟88”!

　　原来德国的无良军火商摸准了中国人对毛瑟的崇拜，大肆宣传其为毛瑟的新作，不明就里的驻徳公使许景澄果然上当，张大人自然也被蒙在鼓里，为了此项变更，又追加了45万马克。

　　未来叱咤风云的汉阳造，即是根据德国委员会88式步枪改造而来的。

　　虽然德军舍弃了毛瑟，并不是说88式有多完美，只能表明在那个疯狂的帝国主义时代，军备竞赛是何等激烈。88式有两个重大缺陷：弹壳颈部在抽壳时容易断裂、膛压过大容易炸膛。另外，弹仓不太好用：必须用弹夹装填，而且弹夹是留在弹仓内的，在打光弹仓前不能再装填。而后来的毛瑟1898式步枪既可以用桥夹装填，也可以单发装填，这样在打光弹仓前随时可以重新填满。此外，88式弹仓底部开口，容易进入杂物卡住弹夹。(中国民间“漏底五子”这个外号正是由此而来的)这个缺点在海洋性气候的德国本土尚不明显，但在中国，不耐沙尘是个致命弱点。

　　很遗憾，这些娘胎里带的毛病，一一被汉阳造继承。

　　突如其来的大火

　　以德国的工业能力，走几年弯路，可以通过换生产线来解决，88式权当是一个试验品，然而，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情况则大不一样，汉阳造是要存续几代人的家当。而且，对于几无重工业基础的晚清而言，如何消化得了这么顶尖的武器，个中酸楚，不胜枚举。

　　这第一难，竟然是天灾加人祸。1894 年4月，枪炮厂房落成，张之洞即向德国订购克虏伯枪坯二百支，准备试造小口径快枪。不料，是年7月，即将开工之际，枪厂突发大火。

　　起火的直接原因，按照张之洞奏折中的说法，是由于农历六月的湖北天气酷热，建造厂房所用的“屋料油松因铁瓦炽热，厂门密闭，风气不通”，加上是夜凌晨“狂风大作，电光激射”，雷电击中厂房而引起大火，是一场难于预料的天灾。

　　尽管火灾初发时便迅速抢救，但由于厂房属木质结构，“前排小屋七小排灌救不及，烧塌五排”。更为严重的是，火灾引起铁瓦下坠，有两成造枪机器被压，加上被火气熏着，遇热变型，仅修理费用就要耗资30万两白银。

　　其实，大火本可以避免的。原来，按照德国力拂厂绘制的图纸，枪炮厂房的“梁、角、柱、架皆用铁”，德国专家特意强调不能用木。可当时清政府国匮民穷，对价格格外敏感，能省则省。为此，张之洞特意致电许景澄，询问建造厂房的铁器价格。后来由于价格过于昂贵，左右权衡间，张之洞决定将枪炮厂房间架改为木质，从而埋下隐患。

　　大火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枪炮厂不能如期开工，时值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清政府多次下旨询问枪炮厂的修复情况，“现在防剿各军需用枪炮甚繁，尽向外洋购运，深恐缓不济急。……刻下筹办情形若何?能否及时扩充，设法制造，以便分拨应用?”……“湖北枪炮厂何时可以开工?每月约可造快枪若干?……”可以想见，耗费巨资打造的兵工厂，关键时刻不堪胜用，在朝野上下将引起怎样的悲愤，一时间，爱国清流和张之洞的政敌，群起攻击停办湖北枪炮厂。幸有侍读学士文廷式力挽狂澜，冷静疾呼不能因噎废食，才免去被停办的命运。

　　其实此时的张之洞比谁都着急。而且，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日军可能为了捣毁中国仅存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而进犯上海。10月，张之洞奉命火速署理两江总督，指挥长三角的防务。尽管他人远在江宁，仍多次致电湖北枪炮厂总办蔡锡勇，询问枪厂的修复情况。由于重新铸造的铁质梁柱等件未能按时造齐，期间吊装铁料的大转轴又断裂，必须重新铸造，延误了修复进程，使得拟于1895年1月底开工的枪厂，只能等到3月初才能重新开工。

　　为了尽快修复枪厂，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总办蔡锡勇在给张之洞的回电中，详细汇报了工厂的情形：“华洋工匠均分日夜两班，夜作通宵”，“装配架料工如十五天成，赏银三百两。逾限倍罚”。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5月间，枪厂基本修复完成，但此时只能勉强试造洋枪，尚不能进行批量生产。

　　张之洞为他的无知、中国为自己的贫穷双双吞下苦果。当时清军装备的毛瑟1871式步枪和日军的村田连发铳属于同一代步枪，汉阳造比他们先进一代，如果没有那场大火，如果清军能提早装备汉阳造，甲午战况或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请看下面这些史实。1894年10月24日，日军攻打鸭绿江防线，企图从朝鲜进犯中国。负责江防的是淮军宋庆部，该部使用的是比利时造马梯尼步枪，子弹大小竟有四、五种!而天津军械局仅存20年前的旧子弹10万粒，既不知是否口径合用，又不知是否失效。此役，清军的武器发生混乱，极大影响了士气，导致日军轻松取胜。

　　1895年1月，日军进犯威海卫，山东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山东部队比淮军的装备更差。战争爆发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折称：“旧存军械本属无多，现经各营纷纷请领，几无以应。且尽系旧式洋枪，难以及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许多部队只好“率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日军在荣成登陆后，张之洞建议将原定派赴关外的几支部队改援山东，但却无法保证武器供应，他的奏折是这样写的：“李(占椿)、万(本华)两军各有马梯尼千枝;张国林有枪数百，洋枪二十枝，车炮四尊，劈山炮数十尊;陈凤楼因江南无马枪(陈部为马队)，须到津拨用江南所购到马枪千枝。丁槐军直无一枪”。上述部队除丁槐部队以外，共达20营近万人，仅有1000余支洋枪。可见其武器之缺乏。至于内地如陕西、山西等省奉派北援的部队，装备就更为落后了。

　　前线战将宋庆、依克唐阿等人，也屡屡谈到武器量少质劣，以至战败。据此，后世史家往往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中国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895年冬季，湖北枪炮厂厂房重建完成，开始批量生产。而此时，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不复存在，《马关条约》签订已逾半年。一切从头再来。

　　中国的“毛瑟”

　　1896年汉阳厂开足马力生产。全年生产1300枝步枪。官方定名为“七密里九毛瑟步快枪”。因为湖北枪炮厂建在汉阳附近，所以，中国工人就给它取了个简单而响亮的绰号“汉阳造”。

　　史料中，对于张之洞筹建枪炮厂的经历，不吝笔墨，然而，真正消化德国技术的科研人才，才是真正宝贵的资源。中国史书，对于匠人总是很吝啬，晚清依然如此。历史学家只能从零散记载中找寻那位中国的“毛瑟”。

　　他的名字叫余庆鳌。余庆鳌的父亲余宏智为鄱阳湖一带颇有名气的木工，长期在武汉、南京等地做工。余庆鳌从小跟随其侧，自幼颖悟灵敏，经常把父亲锯下的边角废料收集起来，然后不声不响地学着父亲用墨斗拉起横竖线条，用小凿子细心雕刻，居然有模有样，棱角分明。其父见庆鳌有此天赋，感觉大可造就，光绪九年(1883年)，便把他从湖口带到南京，送入江南制造总局开办的新式学堂读书，毕业后，又进入金陵机器房当学徒，主攻西洋枪炮的机械原理和图纸绘画。余庆鳌凭着他聪慧的天性和扎实的基础，通过深入细致的钻研，多年以后便在枪炮制造方面心得颇深。

　　1895年，张之洞久闻余的才干，把他“挖”到了湖北枪炮厂，聘他为制枪领工(总工程师)，负责“汉阳造”的国产化工作。

　　余庆鳌拥有十余年消化外国机械的经验，按图索骥，复制88式并不算难。但是他发现，德国枪械技术的核心在于合金钢的冶炼，中国落后的冶铁技术，与德国有天壤之别。

　　根据1935年公布的《汉阳枪炮厂原料来源统计表》，当时除了生铁、熟铁和无烟火药，枪身的各种核心钢料，一直由外国进口。例如，枪管钢取自奥地利，枪身钢是捷克造，马丁钢来自比利时，紫铜来自德国，白铜来自美国。国产钢材制成的枪管，轻则精度差，射程近，不耐久用，重则炸膛，88式对零件钢的工艺要求很高，在德国都遭遇炸膛，遑论是中国。

　　张之洞也坦陈：“克(克虏伯)钢制造之法‘闻系秘制’”，对于将来中国能否学制成功，张之洞并无把握。如将来不能学制，枪管只能外购。因此，能否自炼精钢，成为张之洞权衡是否改换新式枪机的关键。但是，为了尽快获得新枪，张之洞仍然决定改换新机，“至于钢料子药等重要生产原料，暂时外购，将来德厂将制法公开时，再进行学制”。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有德制88式、清末汉阳造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汉阳造三支枪，清末汉阳造浑身锈迹斑斑，如同明清时代的铸铁炮，事实也确实如此;德制88式只有一些锈斑;而抗日战争时期的汉阳造锃亮如初，因为抗战前中国引进了德国的最新锻造技术。

　　88式身上最大的金属难题，是包裹在枪管上的套筒，这个套筒本来是为防止射手手触枪管被烫伤而设计的，这个套筒采用的是极薄的冷轧钢板。超薄冷轧板，对于还处于铸造枪管的晚清，堪比宇航工艺。据汉阳造研究者徐继林考证，这项技术，在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依然困扰着中国钢铁业。1973年，新中国从西德和日本进口一米七轧钢机，才解决了超薄钢板的制造难题。

　　虽然中国无法百分之百“复刻”德国技术，但是，以后的历史倒可以让中国人松口气。因为后来德国人发现，套筒里很容易进水，水锈会腐蚀枪管，减少寿命。他们又在实践中发现，增加护木的包裹，也能防烫护手。于是，以后的步枪上，再也看不到套筒了，这也佐证了88式的确是个过渡品种。

　　余庆鳌审慎的看待中国技术的缺陷，为了尽快造出样枪，建言张之洞果断引进外国钢料并取消套筒，成功地制造出“汉阳造”步枪。

　　遗憾的是，第一支“汉阳造”没能保留至今，关于余庆鳌和他的设计团队，以及汉阳造出世的光辉一瞬，吝啬的历史中没有留给我们凭吊的细节，一切消失在尘埃中。但是，这群无名英雄却被另一种形式所铭记。

　　根据美国武器收藏家史宗宾考证， 1910年《湖北兵工钢药厂历年及宣统元年造成拨解实存各项军火表册》记载，从1895年底至1909年年底汉阳厂共生产七密里九口径毛瑟步快枪121974枝、七密里九口径毛瑟马快枪8062枝。平均一年将近一万支。从余庆鳌手中诞生的汉阳造，是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史上使用最广、制造单位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枪。这个记录，至今无枪能破，这是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估计永远不会再有一支枪能打破这个记录。

　　流水线外的艰辛

　　说起来，清末洋务派可算是“公忠体国”。虽然湖北枪炮厂称为厂，但张之洞从未想过利润多寡，更不为谋利，而且，清末的兵工厂皆是如此。因为，虽然枪厂设在国内，但是大量零件需要进口，每支枪单价与进口相当，而且，为了装备各地新军，售价还要照进口军火的单价减少一至二成不等，这就完全没有利润空间，仅仅是收回成本而已，有时候，遇到中央无偿调拨，连成本都无法收回。

　　兵工厂创办的初衷就是“自强”，就是不能在国难当头时被外国军火商掐断喉咙，因此，兵工厂与中央之间，一开始就是种和衷共济的关系。晚清内忧外患，中央早已油尽灯枯，创办工厂的督抚只能四处借钱。

　　湖北枪炮厂每年的投入中，只有江汉、宜昌两关进口税可以视为中央拨款，而这部分只有15万两白银，仅占湖北枪炮厂常年成本的的11%。

　　除了缺钱，洋人的技术垄断也是重要原因。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曾致电袁世凯：“今日人才风气，暗多明少，情多勇少，私多公少，若变新法，不访西人，不惟精意全失，恐皮毛亦不能似矣”。这番话道出了张之洞对国内人才的失望，以及不得不倚重洋人的苦衷。

　　当时，由于国内懂炼钢技术的人员极度缺乏，像余庆鳌那样的能人凤毛麟角，因此实权主要掌控在洋员手中，而所招募的洋员则又不肯用心办事，因此导致一系列问题发生。

　　在办厂初期，洋匠都是张之洞委托驻外使臣，在克虏伯厂或郭格单厂推荐的工程师。张之洞曾致函驻德使臣许景澄，让他给克厂打声招呼，因为“克厂荐来总技师马克斯、铁厂总管德培二人，工夫尚好，唯性情奇傲，……一切不与驻厂委员相商，独断独行，倘不如意，即以停工挟制。马克斯尤妄诞，常与委员滋闹，现值用人之际，不得不稍示含容”。一封信函，已见国家主权旁落之一斑。而且，张之洞发现他们垄断技术，“绝不思教养华人”。1904年的《国民日报》报道，湖北枪炮厂“聘一德国人为铸造师，指挥华工约3000名，除德人铸造外，华人无知之者”。

　　没有科研能力，处处受制于人，这种伤痕沉郁在几代爱国学人的心头，挥之不去。

　　汉阳造的质量

　　面对众多的技术难题，汉阳造质量究竟如何呢?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处于起步阶段，机器依赖进口，技术力量薄弱，各兵工企业自造的产品普遍质量不高。由于开办时间较晚，加上张之洞“求新”、“求全”的建厂原则，湖北枪炮厂起点高，技术先进，与同时期其他兵工企业相比，产品质量堪称优良。这可以从1897年的一次校枪结果看出。

　　1897年，湖北枪炮厂提调汪洪霆奉张之洞之命来到北京，将该厂生产的小口径毛瑟枪(汉阳造)和陆路行营快炮、江南制造局的枪炮产品给神机营官员演放试验。在给张之洞“报捷”的电文里，汪洪霆写道：鄂厂产品“炮距靶六百弓，放二十九出，中十九。枪距四百八十弓，每放二三十出，中九成。”演放的结果让神机营将领们颇为欣喜，无不赞美鄂厂产品精美无比，远胜各省。而且，通过对来复线、坐力点、望牌座、准头、轻重、刀头等项数据指标的对比，湖北枪炮厂7.92毫米口径毛瑟枪“均属合法适用，胜于沪枪”。据清代档案记载，该厂的产品质量在所有自造武器中堪称最好。在湖北枪炮厂建立之初，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快利步枪，是当时中国自造的最先进的枪类武器，没想到汉阳造会后来居上。

　　不久，清政府下令要求全国统统使用7.92毫米口径毛瑟枪，随后，神机营又将试验结果详细禀告了时任总理大臣及兵部尚书的荣禄，荣禄不但破格赏赐了工匠，还决定亲自召见汪洪霆，详细询问湖北枪炮厂的情形。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因“枪并弹均疵病甚多”而未获奖赏。

　　鄂厂产品精良的消息在政府和军队中迅速传开，一时之间，神机营、练兵处均有议请全改用鄂厂枪炮之奏，湖北枪炮厂产品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同时，正在筹划中的旅顺、大连湾的炮台建设计划，也拟由湖北枪炮厂代造需用各炮。更为重要的是，湖北枪炮厂产品的精良品质，展示了它的发展潜力，荣禄决定以“扩充鄂厂为要务，各省无需添设厂，各处经费亦拨归鄂”，这直接促成了湖北枪炮厂的扩建。湖北枪炮厂以先进的技术和精良的产品质量赢得了清政府的肯定，在不久之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因为山东巡抚李秉衡评价“湖北省所造者较为合用”，清政府多次下令调拨湖北枪炮厂的武器武装清军，抵抗西方列强。

　　但是，汉阳造在国人眼中，并非十全十美。1910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指出，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枪支“种种不能合用，机后尤易泄火，燃眉伤目，以致兵丁不敢瞄准，弃置营中几同废铁，情愿更换笨重之九响旧枪”。

　　客观看来，湖北枪炮厂产品质量较高只是相对国内其他兵工厂而言，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落后水平。张之洞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致长沙巡抚的信中写道：“鄂省枪炮厂乃系创设，委员未习制械，工匠多系初学，尚未得其精微，虽造成枪炮尚可胜于他省，然较之德国所造尚隔一尘”，“德枪取准三里，鄂枪二里八分，沪枪一里半。虽较沪差胜，而较之德造，究属尚逊一筹”。应该说，张之洞对汉阳造的评价比较公允。

　　不过，徐继林根据他的藏品发现，“七七事变”后至1938年7月兵工厂大迁移前的这一年，是汉阳造质量最佳的一年，因为这时国家高度重视军工，资源划拨也最充裕，待兵工厂迁至重庆后，中国外援通道几被切断，汉阳造的质量又下降了，这才有了滇缅公路和飞跃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

　　美国武器收藏家史宗宾说：“许多人以为汉阳造是非常劣等的步枪，这种说法有时来自有实际经验的人，这也并不是凭空捏造，须知当时的后勤补给情况，一枝枪出厂之后，便再也见不到维修的军械师;士兵的素质又普遍不高，日常保养的程度可想而知，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都给汉阳造背上了恶名。”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汉阳造最主要的缺点是：枪栓上的抓壳钩比较小和脆弱，用久了会失去弹性，不能抓壳。其二，必须使用专用的5 发漏夹供弹，如果漏夹没有装上5发弹，就不能压进弹仓内。又或者发射了一半子弹时，不能往弹仓补充子弹。必须要完全射空仓后，才可以再装弹。最后一点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步枪精密的零件之间，容不得细小沙尘，汉阳造的漏夹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沾染灰尘，造成卡壳。这在战场上非常致命，为日后被“中正式”的替换埋下伏笔。

　　“汉阳造”就是张之洞

　　从1896年开始，“汉阳造”武装了无数中国武装力量，晚清新军、北洋军、北伐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央军、各路军阀以及包括游击队在内的各种正规及非正规武装。可以说“汉阳造”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元老。

　　1938年7月，随着武汉会战的吃紧，国民政府决定把刚从上海迁来的金陵厂与湖北枪炮厂一起内迁重庆，在内迁的同时，湖北枪炮厂将生产步枪的机具移交给21厂(金陵厂改组后的代号)，湖北枪炮厂结束历史使命，以后的汉阳造一直由21厂生产。

　　21厂的汉阳造持续生产到1944年，厂内机具才完全修改为制造中正式，这时汉阳造方才宣告停产，但由于汉阳造数量庞大且耐用，它的零配件随处可见。因此，汉阳造仍持续在国内各势力间使用，至朝鲜战争时期依然可见汉阳造的踪影。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获得苏联的武器生产线，汉阳造才退出现役，转为民兵使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地人民武装部仓库中，还有大量的汉阳造。

　　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硝烟，对中国人来讲，汉阳造是否是毛瑟，真的已经不重要了。早在1907年，清廷对新编陆军有过枪弹统一化的规定，但不是毛瑟7.9毫米枪弹，而是6.8毫米枪弹(以下简称“68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器标准化的尝试。68弹正是张之洞邀请毛瑟亲自操刀为中国设计的，相应的枪支也不再是88式，而是毛瑟1904年式，地道的真毛瑟，毛瑟本人称为“1904中国合约步枪”。经过10年的弯路，张之洞应该不会还蒙在鼓里吧!

　　其实，张之洞从未停下追逐技术的脚步，因为他从未放弃“自强”的理想，倡导68弹，表明他的思想在前进，因为当时掀起一股小口径的潮流，1905年，日本率先采用了6.5毫米三八式步枪，理由之一就是小子弹后坐力小，弹重减轻，符合东亚人的体格。张之洞没有拘泥于师法德国，早在1899年，他就曾建议口径改小，掀起了全国的口径大讨论。他在联合直隶总督裕禄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呼吁：“再迟数年，则各厂出枪愈多，各营均已领用，更难再改”。然而，不耐繁剧的满清中央和江南制造局以种种借口拖延，直至庚子拳乱，张之洞只好无奈作罢。

　　一代文胆、清流翘楚的张之洞，身上始终有一种不同于颟顸官僚的激情，这使人想起明朝末年，力陈科技救国的徐光启。在他文弱的袍服下，藏着武夫不及的勇气，为了摆脱对洋员的依赖，张之洞十分重视武器的自主研发，早在总督两广时，张之洞就鼓励国人自主的兵工发明：“中土颖慧之工，亦能创造新奇，妙合机巧，广以招之，宽以取之，斯可以得人才而储利器矣”。武汉至今还流传着“张之洞拆大炮”的传说，据说，湖北枪炮厂建立之初，苦于缺少造炮图纸，张之洞巧拆西洋新式大炮，不但获得了图纸，还学会了安装技术。虽然这个故事颇富传奇色彩，但张之洞对科技的急迫追求，却是历史上的真实。

　　余秋雨先生在《北方的遗迹》中曾写道：“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阻隔，清代历史，是小学中惟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眼泪，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

　　对待张之洞，对待“汉阳造”，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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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瑟的功绩

　　借助于两次工业革命，西方物理化学的实验创新，一浪高过一浪，带来了步枪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燧石引火改为撞针击发雷汞，使前装子弹变为后膛装弹，这加快了发射速度;精密车床在枪膛内刻上旋转的“来复线”，使子弹出膛后螺旋飞行，大大提高了飞行稳定性，提高了命中精度;金属弹壳和弹仓诞生后，射手不必频繁的射一发装一发子弹，而是通过推拉枪栓，从弹仓中装入子弹，大大提高了射速。

　　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以后，进入了现代热兵器时代，就是将如何使步枪操作更安全、更方便，提到了历史的日程。时代呼唤手动步枪的集大成者，而关键点就在于枪机的设计。1865年，彼得·保罗·毛瑟开始研制直动式枪机，经历多次失败后，终于取得成功。1871年，世界上第一支11毫米口径的枪机直动式步枪被毛瑟研制出来。这支枪首创了凸轮式自动待击、机头闭锁、弹性拉壳钩，手动保险等新原理、新结构，使枪的安全性大为提高，开创了军用步枪发展的新纪元，并载入了轻武器发展史册。后来，这些新技术均被“汉阳造”所采用。

　　汉阳造的产量

　　根据美国武器研究者史宗宾估算，1895年至1944年，汉阳造总共生产了1083480支，其中汉阳厂贡献了876316支，重庆的21厂生产了207164支。这个产量算多还是很少呢?史宗宾调查显示：德国的88式量产主要来自普鲁士的三大兵工厂Danzig, Erfurt, 和Spandau，后来并曾在奥地利生产。从1888年初产到1897年停产，德国一共生产了大约1675000支。算一算，我们49年的产量还不及德国9年产能的三分之二。德国淘汰的88式大量流向海外，这就是国内为什么充斥着大量“老套筒”的原因。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5-29 14: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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