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
2018-06-05 16:04:00  来源：网络摘编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罗马尼亚的扬固、柯让道及夫人，捷克的柯理格、基什，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高田宜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镛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有的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有的参加了科技教学和科技工作，如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有的参加文化建设，如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等，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际友人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可贵的直接帮助。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外国朋友“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从舆论上、军事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中国。这不仅增加了抗战实力，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其二，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有力的推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朋友来华支持抗日，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激发了各国人民共同对敌的热情，认识到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三，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桥梁。外国朋友来华抗日，是国际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历史见证。抗战中国际友人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无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及战后不少人曾在中国继续工作或回国后不断来访为中外人民友好尽力，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影响，弘扬了中外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摘编自《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作者：张注洪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人，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

　　埃德加·斯诺曾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他和毛泽东等同志进行长谈，到边区各地采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斯诺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热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增进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场记者。1939年，他再次到延安，对毛泽东进行了访谈，并详细了解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方面情况，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报道。斯诺在旧中国度过了整整13年，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他曾多次冒着风险，营救我党领导人和革命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先后三次来华进行访问。1970年10月，斯诺偕夫人一同访华，参加我国国庆观礼，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斯诺于1972年2月在日内瓦病逝。按其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史沫特莱是一位杰出而与众不同的女性。1918年，她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被捕入狱六个月;侨居柏林期间，更是积极投身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1928年底，她来到中国，向世界宣传中国红色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开始后，她作为八路军中的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随八路军转战各地。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达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在汉口，她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包括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等来华，都是她奔走呼吁的结果。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还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争取到了数目可观的援助。

　　路易·艾黎(1897-1987)

　　新西兰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路易·艾黎自1927年来到中国起，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1934年，他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的顶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西安事变前夕，他曾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他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支援抗战。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他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

　　生于波兰华沙，中国籍波兰人，中共党员。

　　1917年，爱泼斯坦随父母迁居中国，在天津定居。1931年后在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北平时事日报》任记者、编辑。1937年任斯诺创办的英文杂志《民主》编委。抗日战争期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抗战，热情讴歌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国民党爱国将领和普通抗日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1944年，他参加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和对晋绥解放区的访问。在近4个月的访问中，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陈毅、王震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所写20余篇通讯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些报道和书籍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51年参与创办《中国建设》杂志，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庆祝他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的贺信中说：“您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2005年，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他曾担任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马海德(1910-1988)

　　原名乔治·海德姆，中国籍美国人，中共党员。

　　1933年，马海德医学博士毕业，随后到上海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在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他决定留在中国，投身于革命活动。他在美国《工人日报》和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并提供其诊所给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开会。1937年马海德随部队到达延安。在行医工作上，马海德不辞辛劳，仅在1944年到1947年，就曾诊治伤病员4万余人次。1938年，保卫中国大同盟成立后，马海德通过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为边区争取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接待了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外国医生，并协助他们去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在延安期间，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并于1937年11月，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

　　加拿大安大略州人，加拿大共产党员。

　　诺尔曼·白求恩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同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军民服务，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随即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积极投入到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的工作中，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疾，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他提议开办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并亲自讲课。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高度责任心，堪称模范。他虽年近五旬，但多次为伤员输血，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9年10月下旬，在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终因伤势恶化，感染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并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柯棣华(1910-1942)

　　印度孟买人。柯棣是他的姓，到中国后为了表示在中国奋斗的决心，在姓后加了“华”字。中共党员。

　　柯棣华1936年医学院毕业。1937年，印度国大党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正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棣华决定参加医疗队。1938年9月柯棣华等5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1939年2月抵达延安，随后到八路军总院工作。同年秋，他们提出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去前线，毛泽东亲自批准。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并经历了突破封锁线的战斗，他们到达了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1940年3月，柯棣华又进入晋察冀边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途中亲自参加了一次伏击日寇列车的战斗。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到距火线仅一二里处设立救护所。1941年1月，他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面对日寇的频繁“扫荡”，柯棣华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建立起来的医院和学校，打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日军游击周旋。1941年11月，柯棣华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他们生育一子，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印华”。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柯棣华因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32岁。

　　理查德·傅莱(1920-2004)

　　“活着的白求恩”，原名理查德·施泰因，中共党员。

　　1939年1月，为反抗德国法西斯迫害、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傅莱只身来到中国上海。先后在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天津德美医院、北京道济医院、顺德府福音医院、天津马大夫医院等，从事抗日救援工作，并四处寻机参加八路军。1941年12月在中共北京地下党的秘密安排下，他几经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他的中国革命事业。在担任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其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疾病，他不辞辛苦寻找除疾良药，采用中西医结合救治了大量抗日将士;在担任军队医学教员时，他千方百计地克服边区教材和实验器材严重缺乏的困难，为军队培养了急需和大量的医务工作人员及高中级干部;在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他为缓解部队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成功地研制了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用于战伤及感染性疾病治疗，是中国在战争时期研制使用青霉素的第一人;在解放初期，他长期工作在困难的西南地区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的防病治病调查研究奔走呼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时，他是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倡导人和建设者，为中国医学信息工程和医学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为促进中国医学信息工作的发展和国际合作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汉斯·希伯(1897-1941)

　　德国共产党员，原奥匈帝国(现波兰)知名记者、著名国际主义战士。

　　1897年汉斯·希伯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后到德国上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很早就向往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对中国的时势十分关心。他曾几次来到中国，编辑英文刊物并以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种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反映中国和远东问题，是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报道中国的抗日斗争，他先后来到延安八路军总部、皖南新四军驻地采访，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还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华民族的欧洲人：他先后参加过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直至牺牲在沂蒙山区。1941年11月29日，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面对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巨大的情况，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3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1分队先走，但他不肯先走。第2分队开始突围时，他又要求战斗到底，领导未同意。当他拔出手枪，加入第3分队时，敌人已经封锁了突破口。尽管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都倒在血泊中。希伯满腔怒火，从牺牲者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他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时年仅44岁。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03-1939)

　　乌克兰人，联共(布)党员。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苏联空军飞行大队长。1939年，他和考兹洛夫受苏联政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华，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库里申科以朴素、坚实、谦逊、热情、友好和对工作认真的态度，赢得了中国飞行员的尊敬和赞誉。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特点，并把先进的操作技术和战术，无私地传授给中国飞行员。他对中国飞行员要求严格，上课、训练、飞行一丝不苟，讲解通俗易懂，深入浅出。1939年10月14日下午，库里申科接到作战命令，出击日军某军事基地，他立即率队驾机迅速沿长江向东飞去。编队飞临武汉上空时，遭到日军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沉着地指挥机群，对敌机展开攻击。经过激战，击落6架敌机。狡猾的敌人以三架战斗机包抄库里申科的指挥机，他的飞机遭到重创，单机冲出重围，仅以一个发动机沿着长江向驻地返航。到达万州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难以控制。为了保护飞机免遭破坏，他不顾个人安危，操纵飞机，寻机迫降，终于平稳迫降在长江水面上。库里申科由于长时间驾机，劳累过度，再也无力跳出机舱，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年轻生命。

　　约翰·拉贝(1882-1950)

　　德国商人，纳粹党员，“中国的辛德勒”。

　　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后受雇于西门子中国公司，先后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随即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南京安全区”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还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

　　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了自己的亲历亲闻，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

　　斯特朗年青时就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从事儿童福利和社会工作。1925年，她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第二次到访中国，访问了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此时，正值大革命受到残酷镇压，革命志士惨遭迫害。斯特朗满怀悲愤地写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揭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抗日战争期间，她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并向全世界人民预言：中国抗战必胜!“皖南事变”发生后，她在美国各大报纸上用有力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罪行，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向全世界揭露真相。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华时访问了延安。她和解放区的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当年8月，毛主席和斯特朗谈话，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历史性科学论断。1958年春，她第六次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北京定居;1959年被批准为第一批访问西藏的外国记者代表团成员之一。斯特朗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二年。期间，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她非常热爱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鹿地亘(1903-1982)

　　本名濑口贡，日本进步作家，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骨干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鹿地亘因发表反战言论而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1935年，他流亡到上海。在鲁迅等中国人的影响下，他走进中国抗日战争的阵营，开始公开发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文章。1938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鹿地亘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聘请，作为顾问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对日本战俘进行反战教育和训练。在对广大日俘进行反战教育的同时，他还组织了“反战同盟工作队”，并亲自率领工作队赶赴前线，对日军进行宣传工作，收到很大成效。国共合作破裂后，“反战同盟”被解散。然而，鹿地亘和“反战同盟”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在中国友人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帮助下，鹿地亘等人继续在华展开反战活动，直至战争结束。

　　绿川英子(1912-1947)

　　原名长谷川照子，日本反战女作家。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震动了绿川英子，她表示强烈抗议。次年秋，被奈良地方警察以“具有危险思想”的罪名逮捕。出狱后到东京加入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参加了世界语妇女组织克拉拉会、日本世界语文学研究会的活动。1937年，绿川英子抵达上海。在那里，她参加了上海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七位爱国人士的示威游行，也目睹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的帮助下，来到武汉，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电台对日播音，一直持续到1940年夏。她全力以赴地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为此，日本东京的《都新闻》恶毒咒骂绿川英子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竟寄恐吓信给她的父母，要他们“引咎自杀”。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绿川英子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充满国际主义激情诗篇《黎明的合唱》：

　　为了希望的未来我们不惜流血成海，

　　五年的抗战奠定了中国解放的基石，

　　筑成了人民和平的堡垒。

　　今天我们挺着胸脯高唱黎明的赞歌吧!

　　这响亮的歌唱在明年第七个“七七”，

　　一定会变成侵略者的黄昏葬送曲。

　　1938年，白求恩检查八路军伤病员

　　1938年，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病室动手术。左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

　　1938年，周恩来与路易·艾黎(左一)、史沫特莱(中)等国际友人在武昌

　　1938年6月，宋庆龄等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图为该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合影，左一为爱泼斯坦。

　　1938年9月，山西五台松岩口，白求恩和模范医院医务人员、指战员在一起，右一为翻译董越千。

　　1938年9月，山西五台松岩口，胡仁奎、聂荣臻、邓拓、白求恩、宋劭文、潘自力、叶青山合影(左起)。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同志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合影。图中为毛泽东(左五)、巴苏华(左一)、柯棣华(左二)、木克华(左四)、爱德华(左七)、卓克华(左八)。

　　1939年5月，印度援华医疗队在延安。

　　1939年8月，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省泾县云岭。

　　1939年10月，八路军在河北涞源孙家庄战斗中时，白求恩在距火线不到9公里的小庙内为伤员做手术。

　　1939年宋庆龄与路易·艾黎(后排右一)等在香港

　　1941年，林迈可到达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学员授课。

　　1941年刘少奇(左一)、陈毅和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苏北合影。

　　1942年，奥地利医生傅莱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左)

　　1942年，柯棣华病逝，守护在柯棣华身边的有(左起)：夫人郭庆兰、儿子印华、傅莱(奥地利裔)、殷希彭、陈淇园、江一真。

　　1942年夏，奥地利医生傅莱给八路军战士看病

　　1946年傅莱(后排右1)在张家口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傅莱(右4)在延安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右2为马海德

　　傅莱在延安

　　汉斯·希伯德国医生(右)(叶挺将军拍摄)

　　柯棣华与朱德合影

　　鹿地亘到广西前线宣传

　　路易·艾黎创办的工合运动的标志

　　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居中者为约翰·拉贝。

　　培黎学校在成都：与学生和教师组拍摄：艾黎坐在左三，安德鲁左四

　　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美国医生，于1933年来华，1936年到达陕北。图为1939年毛泽东同马海德在延安。

　　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军部期间，在泾县章家渡与新四军军医处卫训班学员合影。

　　殷希彭、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傅莱、江一真(左起)合影

　　约翰·贝拉：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临时急赈联合会全体职员摄影(图中前排右起第七人为拉贝)

　　约翰·贝拉：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图中前排右起第六人为拉贝)。

　　路易·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会见解放军代表张养吾

　　1939年5月，聂荣臻与美国合众社记者何克

　　1944年，毛泽东(后排右一)在延安接见了爱泼斯坦(前排右二)和其他外国记者。

　　1942年底，罗荣桓小便尿血。1943年4月，应新四军军长陈毅邀请，罗荣桓去淮南新四军军部请奥地利泌尿科医生罗生特诊治。此后，陈毅便把罗生特调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图为罗荣桓(左三)与罗生特(左二)及吕麟(左四)、白备五(左五)、苏静(左六)等合影。

　　1941年5月，陈毅在苏北盐城视察江淮日报社时留影。右起：曹荻秋、陈毅、刘瑞龙、彭康、沈其震、罗生特、徐波、王澜西、徐进。

　　抗日战争时期，罗生特(第二排穿衬衣者)与山东军区卫生部战友合影。

　　工合的创始人：路易·艾黎、尼姆·威尔斯和斯诺夫妇

　　1941年冬，詹才芳(后排右二)和佘毅、王平、柯棣华在河北唐县史家佐会见国际友人班维廉夫妇(前排)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06-05 16: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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