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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全民大撤退
2015-07-29 11:06:24  来源:腾讯图片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的炮火从中国东北打响,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迁徙潮。随着侵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难民,越来越多难民迁入地成为难民迁出地。14年里,前方没有目的地,后面却有恐慌在追逐,国与民,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故乡。

  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

  抗战时期难民迁徙,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图为1933年长城抗战时,中国难民由山海关涌往河北秦皇岛。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日军入侵上海,战争初期,每天约有3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当时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350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上海的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

  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

  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

  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有的难民逃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

  随着日军炮火的推进,广袤的中国腹地也遭了秧。人们开始了流亡的日子,文化教育事业也在战线推进中“保存力量”。“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当局决定筹设若干所临时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决定西迁入滇,迁校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西南联大诞生于炮火之间,仅存在了9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1931年9月18日"九 · 一八"事件爆发,平津受威胁。故宫博物院决定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上海。故宫博物院精选文物精品的工作在1932年秋天便开始,后分三线撤离北平,在各地得以保存。当时有人认为这有点杞人忧天,起码有些操之过急。但历史已经证明,这在当时,是明智而果断之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大量难民的存在,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难民们的饮食和住宿无法得到解决。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住宿条件更是恶劣,大多数难民不得不露宿街头。由于饥饿、寒冷与疾病,几乎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

抗战时期的全民大撤退抗战时期的全民大撤退
抗战时期的全民大撤退1抗战时期的全民大撤退1
图为1933年长城抗战时,中国难民由山海关涌往河北秦皇岛。图为1933年长城抗战时,中国难民由山海关涌往河北秦皇岛。
图为1935年,北京故宫文物在上海临时保存。工作人员在挑选、晾晒书画。图为1935年,北京故宫文物在上海临时保存。工作人员在挑选、晾晒书画。
图为1937年,上海,图为逃难中的一家人。图为1937年,上海,图为逃难中的一家人。
图为1937年11月,上海市民逃往租界地区。图为1937年11月,上海市民逃往租界地区。
图为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后,在海珠桥头盘查过往行人。这位中国男子因携带大批行李而被勒令下跪。图为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后,在海珠桥头盘查过往行人。这位中国男子因携带大批行李而被勒令下跪。
图为1938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和家人在昆明的住宅前留影。当时,华罗庚从英国留学回到中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图为1938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和家人在昆明的住宅前留影。当时,华罗庚从英国留学回到中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
图为1938年,中国华北,携带全部家当沿铁路逃难的老百姓。图为1938年,中国华北,携带全部家当沿铁路逃难的老百姓。
图为1940年,日军轰炸重庆市区,市民纷纷坐船逃难。图为1940年,日军轰炸重庆市区,市民纷纷坐船逃难。
图为1940年,徒步抵达香港新界的难民。图为1940年,徒步抵达香港新界的难民。
图为1940年,西南城镇的难民接待站。图为1940年,西南城镇的难民接待站。
图为大批难民从虹口、闸北地区经外白渡桥逃入租界时的情形。图为大批难民从虹口、闸北地区经外白渡桥逃入租界时的情形。
图为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图为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
图为当时故宫文物装箱运输时拍摄的照片。图为当时故宫文物装箱运输时拍摄的照片。
图为抗战期间,闻一多教授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因生活所迫,挂牌刻制图章。图为抗战期间,闻一多教授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因生活所迫,挂牌刻制图章。
图为上海,难民带上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试图进入公共租界避难。图为上海,难民带上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试图进入公共租界避难。
图为逃难中的妇女和儿童。图为逃难中的妇女和儿童。
图为在迁徙大潮中,一名小男孩在迁徙中从难民火车上摔下,不幸死亡。尽管貌似漫漫无期的逃亡终于有了终结,尽管曾经岌岌可危的国土又恢复了安宁,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长达数十年的流亡生活带来的,是淹没在历史中的悲剧,是对心灵造成的难以疗愈的伤痛。图为在迁徙大潮中,一名小男孩在迁徙中从难民火车上摔下,不幸死亡。尽管貌似漫漫无期的逃亡终于有了终结,尽管曾经岌岌可危的国土又恢复了安宁,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长达数十年的流亡生活带来的,是淹没在历史中的悲剧,是对心灵造成的难以疗愈的伤痛。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8-07-31 16: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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