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珍贵原始老照片集展
2018-05-22 15:27:55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整理 点击： 复制链接
飞虎队
飞虎队，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英文：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又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华民国成立，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创建
中华民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主要由美国退休飞官上尉陈纳德所创立。应国民政府的邀请，陈纳德于1937年初到中国，以其人脉和技术获得蒋中正及宋美龄的信任，并以空军上校的待遇被聘任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之职，协助发展中华民国空军及训练飞行员。面对日军威胁，陈纳德利用中国的战略纵深建构出一套原始的预警网防卫重庆，同时他估计只要手上有100架驱逐机以及优秀的驾驶员就可抵抗日军空中威胁。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之领土完整，不予侵犯;苏方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战争对象，另一方应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随后苏联撤走了苏联航空自愿队。陈纳德受蒋中正所托，成立以美国飞行员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到美国宣传中国之抗战，并且取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在1940年底至1941年从租借法案替中国争取到英国不想接收的Hawk-81A2(P-40C战斗机)，这批战斗机约100架，又获批准让美国现役、退役及备役军人到中国作战。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约一百名飞行员，当中40名来自陆军航空队、60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其中多数为后备役军官，也有少数为美国政府授意下自航空队中自愿退役转往AVG服役之飞行员。不过这些飞官有飞过战斗机训练者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是从轰炸机单位招募而来;另外亦招募了约200名地勤人员。飞行员名义上为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1]雇员，飞行员月薪600美元(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347美元[2])，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原来计划的志愿航空队分三个大队，包括两个战斗机大队及一个轰炸机大队;但至偷袭珍珠港时只成立了一个战斗机大队。
1941年秋夏之间，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开始抵达缅甸编训。陈纳德被飞行员称为“老头子”(Old Man)，飞行员则学习以柯蒂斯-莱特公司P-40与日机作战的技巧，包括以团队作战，高度优势攻击日机，并且避免日机进行水平面的回转缠斗。志愿航空队面对的问题并不少。部份招募的飞行员作战经验不多，空中射击技术不佳，亦有人借故离队。由于运输困难，各项设备及战机很迟才到达前线。志愿航空队最多时只有约62架战机及飞行员处于作战状态。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将能力较低或者是拒绝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转至文职，并使其中一至两个中队在备战状态。
名称由来
最初，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后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向好莱坞的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根据“Flying Tigers”一名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不过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部份的战机更有飞虎标志的涂装。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出，早在志愿队成立以前，宋子文就已经在征求AVG的标志了;本来迪士尼方面是要选择以龙作为主体，不过后来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认为龙象征帝王专制，因而才决定采用了老虎;不过所有的老虎图案一直到1942年2月份以后，才开始被漆到AVG所使用的战斧机身上(请参阅Dan Ford的Flying Tigers一书)。
作战
飞虎队首次作战是在1941年12月20日，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82中队10架九九式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下由越南起飞轰炸昆明，监察台总薹长陈一白将军急告陈纳德所有战机都升空迎击，入侵日机10架，被飞虎队拦击，仓皇丢弃炸弹返回。飞虎队号称击落5架，不过日本战报确认损失的只有第二编队的3架轰炸机，其它飞机中阵亡2名机组员，而飞虎队1架P-40因燃料用尽在机场迫降损失。这次空战胜利让接下来整年西南地区再也没有从越南攻击的轰炸机队。
第三中队则在日本对英美宣战后，保卫缅甸仰光，在12月23日至25日的日本轰炸中，声称击落约90架轰炸机。之后至1942年3月，各中队轮流驻守仰光，直至仰光陷落后撤回中国，在撤离缅甸时销毁了维修中来不及运回的22架P-40。
由于飞虎队于1941年12月20日的空战中创下了自从零式战斗机肆虐中国战场以来的首次空战胜利，随后在缅甸战场上盟军失利时又算是一支创下较多击落日机战果并且体面撤出缅甸的盟国空军单位，因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大力宣传，官方说法认为有299架日军飞机与1000名的日本飞行员在与AVG交手时遭到击落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因此创造了18位王牌飞行员。尤其是新竹空袭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据台湾新竹空军基地首次遭受的盟军空袭攻击，发生于1943年11月25日。
由于日本方面许多资料在战争结束前随部队调动而佚失，或是在战争结束前遭到销毁，必须依靠许多回忆录或者是间接的资料。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以及400多名日本陆航的空地勤人员，当中包括在地面击毁的敌机。而飞虎队到解散为止总共接收129架P-40，损失了78架的P-40C与2架P-40E。损失原因包括因各种事故损失23架、自行销毁22架、空袭损失13架、空战遭到击落12架、遭高射炮击落10架。另外90名的飞行员中有21名飞行员战死、被俘及失踪，另有3名于训练过程中阵亡。
许多人至今认为当年在中国与缅甸上空与志愿队作战的为日本海军的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但事实上那大多是志愿队飞行员将与零战外型极为相似的陆军中岛一式战斗机误认为零式机的缘故。日本海军航空队于1941年8月到12月之间便开始陆续将零战机撤出亚洲大陆战场以支援太平洋战场，日后也有若干零战机在1943年返回中国战场，驻防于广东，上海以及海南岛等沿海基地。飞虎队早在零战机回到中国之前，于1942年7月4日正式解散，除少数飞行员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的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杜立德”轰炸行动组人员与拯救他们的中国人在一起，中国年长者为杜立德，他左边为科尔
“飞虎队”地勤人员在同古的烈日下稍事休息。摄于1942年夏
“飞虎队”第三中队(“地狱天使中队”)的5架82-A2“战斧”战斗机在云南上空执行任务
“飞虎队”飞行员鲍勃-雷尔，“飞虎队”地勤人员保罗-克罗泽尔，“飞虎队”护士艾玛-皮特奇-汉克斯，“飞虎队”飞行员“迪克”罗西，“飞虎队”飞行员鲍布-莱恩斯
“飞虎队”飞行员接到警报后，向各自的飞机跑去。
“飞虎队”飞行员接到警报后，向各自的飞机跑去。1942年初摄于昆明
“飞虎队”中的中国地勤人员
14航空队22轰炸机中队的B-25H轰炸机在羊街机场
14航空队26战斗机中队的P-40战斗机队在呈贡机场
14航空队51大队25中队的P-40M战斗机在云南驿机场
14航空队飞行员在接受任务
20世纪30年代末，阿瑟-陈与夫人在一起，后来他的夫人在香港遇到日军轰炸时为掩护他而牺牲
51大队26中队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观看机械师带着中队的吉祥动物——猴子为爱德华-诺迈尔的飞机画新的击落战果图。1943年末摄于昆明机场
118中队的P-51战斗机在云南上空
118中队的艾德-麦克科马斯上尉(右)与机械师在一起
118中队的飞行员
118中队的飞行员鲍尔在P-51B战斗机中
118中队的飞行员享利-戴维斯与他的P-40N战斗机
118中队的飞机员华林顿在P-51D战斗机中
118中队的飞机员与机械师
118中队的弗雷德-彭茨中尉在他的P-51战斗机前
118中队的罗伯特-穆雷与机械师
118中队的麦克-米林上尉在印度的A-36教练机上
118中队的一名飞行员
118中队地勤人员为P-51K战斗机装载火箭弹
118中队地勤人员为飞机装载250磅炸弹
118中队地勤人员为飞机装载副油箱
118中队飞行员格霍尔中尉与P-51B战斗机
118中队飞行员合影于呈贡机场
118中队中队长艾德-麦克科马斯中校在他的P-51D战斗机中，他是中国战区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308重型轰炸机大队的一架B-24“解放者”轰炸机离开掩体执行任务
1942年5月7日大卫-L-“德克斯”希尔驾驶P-40战斗机，从昆明机场起飞，机腹下挂了一枚重磅炸弹，准备袭击怒江之敌
1942年5月于昆明，约翰-布莱克本的葬礼
1942年初于昆明，查尔斯-R-邦德(站立者左二)与其他飞行员一起听陈纳德布置任务，下蹲者右二为陈纳德
1942年春在桂林，查尔斯-R-邦德(头上有绷带者)与其他飞行员一起讨论刚刚过去的战斗
1942年完成了“飞虎队”服役后回到美国旧金山的约翰-R-“迪克”罗西，向其母亲和他的8个妹妹中的7个妹妹展示他用过的“血幅”。
1943年，第23战斗机大队在昆明机场合影
1943年夏，身为16中队指挥官的罗伯特-L-莱尔斯(图中桌后左边站立者)与美国军人出席鲍勃-穆尼中尉纪念碑落成仪式
1944年4月唐纳德-S-洛佩斯在衡阳机场
1944年11月，唐纳德-S-洛佩斯(右一)与其他飞行员及地勤人员在芷江
1944年11月，唐纳德-S-洛佩斯在芷江与他的北美P-51C“野马”战斗机
1944年11月唐纳德-S-洛佩斯在呈贡机场与一架全新的P-51D战斗机
1944年初，保罗-S-罗耶在云南驿与25战斗机中队(“阿萨姆之龙”中队)的其他飞行员在一起
1944年夏，克利夫德-R-隆(后排左一)与25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在云南驿机场
1945年乔治-塞勒在被击毁的一架日军“奥斯卡”战斗机前。摄于缅甸密支那
1945年在保山机场的25中队的战斗机。中排左四为克利夫德-R-隆的战斗机
1945年在柳州机场修筑跑道的中国民工。图中飞机为C-46和C-47运输机
1997年，杰夫瑞-B-格林(右)与“飞虎队”王牌飞行员及“驼峰”飞行记录创造者“迪克”罗西(左)在桂林原“飞虎队”机场
2004年7月，大卫-K-海沃德和夫人珍妮特来昆明参加中美“二战”友谊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年7月，杰-温雅得(中)、乔治-塞勒(左二)及其夫人(左一)在昆明参观“驼峰”飞行纪念牌
2004年7月，克利夫德-R-隆和另一个美国老兵菲力普斯与腾冲的中国“二战”老兵一起庆祝“二战”胜利60周年
2004年7月，克利夫德-R-隆重返腾冲，手指原英国领事馆墙上他当年留下的弹痕
2004年7月，罗伊-M-雷利及夫人朱安达来昆明参加中美“二战”友谊国际学术研讨会
C-46“突击队”运输机，1944年摄于昆明
P-40K战斗机在昆明机场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 第10航空队341中型轰炸机大队490轰炸机中队无线电台通讯官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站立者第一排右五)与490轰炸机中队的通讯队在一起
阿瑟-陈(戴墨镜者)在纽约参加一个为中国抗战募捐的活动。右三为纽约市市长蒂奥雷拉-拉瓜地亚
阿瑟-陈在纽约接受外科治疗后作为战斗英雄被邀请到百老汇与舞蹈明星见面
阿瑟陈中国空军王牌战斗机飞行员
艾德-麦克科马斯的P-51D战斗机
艾里克森-E-谢林(左)在中国航空公司任“驼峰”飞行员期间与自己的C-53运输机、副驾驶和无线电操作员在一起
艾里克森-E-谢林1941年夏在同古“飞虎队”的训练基地与他的“战斧”战斗机，机身上还未画鲨鱼嘴
保罗-S-罗耶 美国陆军航空兵退役中校 14航空队51战斗机大队25战斗机中队小队长
保罗-S-罗耶与他的P-40M“朱迪小姐”号战斗机(朱迪是他的女友的名字)
保罗-S-罗耶与中国士兵。此照片清楚显示了25中队(“阿萨姆之龙”中队)机头上的龙牙
保罗-S-罗耶在P-40M中准备出击。
鲍勃-穆尼的纪念碑
鲍勃-穆尼在他的P-40E的驾驶舱中
曾与阿诺德-斯皮尔伯格飞行的341中型轰炸机大队490轰炸机中队的机组成员
查尔斯-R-邦德少将2003年退役后的照片
陈纳德20世纪30年代末担任中国空军顾问
陈纳德1944年末与参谋人员在指挥部
陈纳德和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两位指挥官
陈纳德和格伦将军在呈贡机场检查26中队的一架P-51战斗机
陈纳德将军在呈贡机场
陈纳德任14航空队的司令官
陈纳德向罗伯特-L-莱尔斯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陈纳德于1943年向维托德-厄本诺维茨授勋
陈纳德于1945年5月与来接替他指挥14航空队的魏德迈将军握手话别
陈纳德与军医们在一起
陈纳德与来昆明劳军演出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们
陈纳德在14航空队指挥部的办公室内
陈纳德在呈贡机场给308重型轰炸机大队的一个飞行员授勋
陈纳德在昆明向“飞虎队”飞行员布置战斗任务
陈纳德中将晚年的照片
从左至右：约翰-R-艾利森、“德克斯”希尔、洛佩斯、西古拉、莱科特5人都是“二战”时期中国战区的顶尖王牌飞行员，1996年在洛杉矶出席一个“二战”题材的艺术品展
大卫-K-海沃德 14航空队341中型轰炸机大队第22轰炸机中队飞行小队长
大卫-K-海沃德(后排左一)在飞行间隙与机组成员在一起合影
大卫-L-“德克斯”希尔 得克萨斯空军国民卫队准将(退役)，美国航空志愿队中队长，中国航空特遣队第23战斗机大队中队指挥官，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指挥官
大卫-L-“德克斯”希尔(右)与68混成联队的指挥官克林顿-文森特上校在一起
大卫-L-“德克斯”希尔(右二)与中美两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在一起，他们刚从一次长程轰炸行动后返回
大卫-L-“德克斯”希尔担任第23战斗机大队大队长的照片
大卫-L-“德克斯”希尔登上他的北美P-51“野马”战斗机。1944年初摄于昆明
大卫-L-“德克斯”希尔离开中国后，成为美国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大队的大队长
大卫-L-“德克斯”希尔他的北美P-51“野马”战斗机
大卫-L-“德克斯”希尔在他的82-A2“战斧”战斗机的座舱中。1942年初摄于昆明
大卫-L-“德克斯”希尔在战斗间隙放松休息
第23战斗机大队74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在一架P-40K战斗机前合影留念。1943年1月摄于昆明
第23战斗机大队76战斗机中队飞行员在他们的P-40K战机前讨论作战计划
第23战斗机大队76中队的北美P-51B“野马”战斗机。1944年5月4日摄于梁山
第三歼击中队(“地狱天使中队”)飞行员在昆明的集体照
飞虎队的3名顶尖王牌飞行员，从左至右：查尔斯-R-邦德、大卫-L-“德克斯”希尔、莱科特1943年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内接受杰出飞行勋章后的照片。英国特发此勋章以表彰他们在英属绚甸作战中的功绩
飞虎队第二中队飞行员在“战斧”战斗机前
弗兰克-R-搴尔 空运指挥部C-109油料运输机飞行员
弗兰克-R-搴尔(右)与战友在印度东部。摄于1944年
格伦-E-贝尼达 第23战斗机大队76战斗机中队小队长
格伦-E-贝尼达 与当年曾经拯救他的新四军战士、现已退役的解放军少将夏将军于2000年在北京的一个“二战历史研讨会上相逢
桂林机场，一个中国士兵升起警报球。中国的警报网极大地帮助了陈纳德部队的作战
哈林-S-沃伊迪维奇 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74战斗机中队小队长
哈罗德-H-吉尔 14航空队空中摄影师
航空艺术家吉姆-罗利尔正在登上一架F-15“喷气”式战斗机
机场上118中队的P-51战斗机
机场上118中队的P-51战斗机。
机械师在罗伯特-L-斯科特的飞机上，手指击落的敌机的标记。机上还有中国航空特遣队标志
几名飞行员在一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的尾部合影
杰克-山姆森与375轰炸机中队的成员合影。飞机为B-24J四引擎飞机
杰-温雅德 美国陆军航空兵空运指挥部，“驼峰”航线C-46运输机飞行员
克莱尔-H-麦金尼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14航空队51战斗机大队25战斗机中队指挥官
克莱尔-H-麦金尼(后左三)与战友在一起
克莱尔-H-麦金尼在P-40N中与机械师在一起。摄于云南驿机场
克莱尔-H-麦金尼在他的P-51D战斗机机翼上。摄于云南驿机场
克莱尔-李-陈纳德 中国空军顾问，美国航空志愿队司令官，中国航空特遗队司令官，14航空队司令官
克利夫德-R-隆 14航空队51战斗机大队25战斗机中队飞行小队长
克利夫德-R-隆在以自己的女朋友“谢莉”命名的飞机前。注：25中队的飞机上画的不是鲨鱼嘴，而是龙嘴
空运指挥部飞行员乔-费莱德(左)与机组成员讨论“驼峰”飞行计划
理查德-潘朵夫
理查德-潘朵夫军士(前排右一)
理查德-潘朵夫与机组成员和他们的B-25轰炸机。1944年摄于羊街机场
罗伯特-F-雷尔(右)与另一名“飞虎队”飞行员亨利-吉索布莱特在“战斧”战斗机的机尾前
罗伯特-F-雷尔2003年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上
罗伯特-F-雷尔在他的“战斧”战斗机座舱中。
罗伯特-F-雷尔在他的科提斯“战斧”战斗机前。
罗伯特-L-博贝特 美国空军上校(退役)，美国陆军航空兵空运指挥部“驼峰”飞行员
罗伯特-L-莱尔斯 第23战斗机大队16战斗机中队小队长，51战斗机大队16战斗机中队中队长
罗伯特-L-莱尔斯与16中队的中美地勤人员在保养飞机
罗伯特-L-斯科特 美国空军退役少将，中国航空特遣队第23战斗机大队大队长
罗伯特-L-斯科特(左)与电影明星雷蒙德-马西在讨论由小说《上帝是我的领航员》改编的电影
罗伯特-L-斯科特曾任第23战斗机大队的队长。1942年末摄于昆明
罗伯特-L-斯科特来中国途中曾参与B-25轰炸日本本土的秘密任务，后来因各种因素任务被取消
罗伯特-L-斯科特于1942年12月在他的P-40E战机中，手指击落敌机的标记
罗伯特-L-斯科特与地勤人员一起为自己的P-40E装弹药(在昆明)
罗伯特-T-史密斯 美国航空志愿队小队长，第一轰炸机大队大队长
罗伯特-T-史密斯与第一空中突击大队的轰炸机大队的机组成员在一起。身后为他们的B一25H轰炸机，该机以史密斯的妻子“芭芭拉”命名
罗伯特-T-史密斯与新婚妻子芭芭拉。
罗伯特-T-史密斯在迪斯尼电影公司特意为“飞虎队”设计的标志前
罗伯特-雷尔(左)、罗伯特-莱尔斯(中)和约翰-R-“迪克”罗西(右)于1997年重访昆明
罗伯特-希尔顿 第20轰炸机指挥部第40轰炸机大队美国陆军航空兵机载机枪手兼航拍摄影师
罗伯特-希尔顿的“艾迪-爱伦”号波音B-29轰炸机从成都机场正在起飞，准备对日本本土进行第二次轰炸
罗伯特-希尔顿的“艾迪-爱伦”号波音B-29轰炸机组成员。
罗纳德-M-菲力普斯 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118战术侦察中队小队长
罗纳德-M-菲力普斯(后排右一)与机组成员在呈贡机场
罗纳德-M-菲力普斯(后排左一)与战友的合影
罗纳德-M-菲力普斯(左)与机械师摄于75中队的P-51D“野马”战斗机前
罗伊-M-雷利 14航空队308重型轰炸机大队425轰炸机中队副驾驶
罗伊-M-雷利(右一)与机组成员在呈贡机场
罗伊-M-雷利(站立者左一)与其他机组成员在自己的B-24轰炸机前。摄于呈贡机场。地上为机栽500磅炸弹
罗伊-M-雷利中尉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的照片
曼弗雷德-勒布 美国陆军航空兵“驼峰”空运机组成员
曼弗雷德-勒布(后排右一)与货机的中国装卸员
曼弗雷德-勒布(左)与他的机械师
曼弗雷德-勒布(左)与他的战友
美军飞行员与老百姓
年轻的中国士兵守卫着P-51飞机
诺迈尔的机械师与26中队的吉祥物——猴子
皮特-J-吉蒂尔(右)查看同事衣服背上的中文“血幅”
皮特-赖特(前排右三)与“飞虎队”第二歼击中队(“熊猫中队”)的飞行员在昆明机场
皮特-赖特2003年11在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上于“飞虎队”博物馆前与中国老兵相逢
皮特-赖特在缅甸接受训练时的留影
乔-弗莱德在他的B-24“解放者”轰炸机的驾驶舱中
乔治-塞勒 第3战时物资运输大队第10战时物资运输中队战争物资运输指挥部“驼峰”航线飞行员
乔治-塞勒和其他飞行员在缅甸准备更换已爆的飞机前轮
乔治-塞勒与战时运输大队的C-47运输机在印度汀江
史蒂文-J-波纳 第23战斗机大队76战斗机队中小队及机械官
史蒂文-J-波纳1944年春在遂川机场的P-51B战斗机中，机身有击落5架敌机的标记
史蒂文-J-波纳1944年夏，与他的新P-51战斗机在遂川机场
唐-道尼在昆明与一个中国机场建筑民工在一起
唐-道尼在他的C-46运输机的机舱门口。1944年初摄于昆明
唐纳德-S-洛佩斯 美国空军退役中校，14航空队在第23战斗机大队75战斗机中队
唐纳德-S-洛佩斯(后排右二)与75中队的其他飞行员
唐纳德-S-洛佩斯与P-40N战斗机。1943年12月摄于衡阳机场
唐纳德-S-洛佩斯在他的P-51C战斗机座舱内。这是1944年11月11日执行完他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时的照片，他在这次任务中击落了第5架敌机
腾冲城中的英国领事馆，被日军作为主要据点，克利夫德-R-隆在战斗中用空对地火箭弹攻击了该建筑
王光复 中国空军飞行员，中美联合空军联队飞行员
韦斯利-霍夫曼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14航空队308重型轰炸机大队373轰炸机中队领航员
韦斯利-霍夫曼(前排左一)在美国与导航员学员在一起
韦斯利-霍夫曼(右二)与他的队友们
维恩-G-约翰逊 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118战术侦察中队小队长
维恩-G-约翰逊(前右一)与他的“C”小队在一起
维恩-G-约翰逊待命出发
维恩-G-约翰逊站在自己的P-51D战斗机上
维托德-厄本诺维茨 波兰空军退役上将，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75战斗机中队
维托德-厄本诺维茨(右)在衡阳
一架ATC科提斯C-46“突击队”运输机正在“驼峰”上空飞行
一架C-87“解放者”改装型运输机，于1944年从巴西前往中国
原英国领事馆馆址
约翰-R-“迪克”罗西1942年初在昆明，手中抱着自己的降落伞
约翰-R-“迪克”罗西担任中国航空公司“驼峰”飞行员期间，在14航空队的基地，摄于一架P-40N战斗机的座舱中。
约翰-R-“迪克”罗西于桂林在“飞虎队”的一架82-A2“战斧”战斗机的座舱中
约翰-R-“迪克”罗西在印度为中国空军接收共和国P-43“兰斯”战斗机
约翰-R-“迪克”罗西在芷江的“飞虎队”博物馆与当年的中国老兵重逢
约翰-R-艾利森 美国空军退役少将，第23战斗机大队75战斗机中队指挥官，第23战斗机大队副司令
约翰-R-艾利森(机翼上右二)1943年4月75中队的飞行员在昆明
约翰-R-艾利森(前排左三)担任第一空中突击大队副队长，与该大队的B-25轰炸机及机组人员在缅甸
约翰-鲁门军士与中国军士在为P-40M的12.7毫米口径机枪装弹
在昆明附近上空，3架“飞虎队”P-40战斗机编队。
早期的B-24轰炸机在飞行中
詹姆斯-C-洛马 美国陆军航空兵空运指挥部，“驼峰”空支C-109和C-87运输机飞行员
战后，杰-温雅德在美国陆军航空兵基地一架C-47运输机前
战后，克利夫德-R-隆与他高中时的女朋友谢莉结婚
中国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为C—53运输机加油(在丽江).
中国航空公司地勤人员为C一53运输机加油(在丽江)
中国航空公司一架全新的C一46运输机准备进行“驼峰”飞行
中国士兵准备乘C-46运输机奔向腾冲战场
中美联合空军联队5大队27中队飞行员Yoh Chung Chen中尉在P-40N机前。
中美联合空军联队的5战斗机大队的中美两国飞行员。背后为P-40战斗机
著名画家、视觉艺术家罗伊-格林内尔在他位于达拉斯附近的工作室中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05-22 16: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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