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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家书:穿越血与火的回忆
2020-04-25 10:01:53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一个小学教员的悲愤呼喊

  “我对他了解很少”,今年71岁的上海老人姚慰瑾在电话中对记者这样谈起她的父亲。在她4岁那年的1938年,父亲离开已经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上海到外地谋生,仅仅半年后便杳无音讯,据说因贫病交加而死,但无从知道死于何处。她已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也只能在长辈的叙述中大略勾勒出他的形象:他叫姚稚鲁,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为人耿直,疾恶如仇,对亲人和朋友具有爱心,非常爱国,诗、书、画都很好,常常给人书写扇面、写“百寿字”做寿礼,等等。除了一两张模糊的照片,父亲留下的便是一些抗战期间离沪后写给家里的书信。今年4月,当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启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时,姚慰瑾决定把这些信捐献出来,她说:“这些信也许态度有些消极,但却反映了战争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事实上,这些信不仅记录了姚稚鲁——一个小学教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踪迹,也为抗战期间的民间景象留下了鲜活的第一手记录。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姚稚鲁一家所在的上海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率妻子马芳珍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兄家。1938年4月,性格倔强的姚稚鲁不愿依赖亲戚过活,不顾有病在身,决意孤身一人离沪去外地求职。

  离沪后,姚稚鲁先后到过南昌、武汉等地求职,均无结果,1938年8月便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由于这一阶段先后爆发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当时的国民政府集中兵力和日军展开决战,华中一带兵荒马乱,难民如蚁,贫病交加的姚稚鲁最终死于战乱之中是极有可能的。他先后寄回上海的信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日记、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他离家不久在南昌写的一篇日记里提到“霎时误传警报,群众纷避,我方惊愕间,乃称并无其事,可笑也。余之生死,早置度外,飞机炸弹等闲视之。故余所至,如温州亦曾被袭,丽水于前数日间飞机光顾至二三十架之多”。

  在南昌期间,他没有找到职业,心情极其郁闷,又接到家里来信说小女儿亚瑾出痧子,心如刀绞,在回信中写到“‘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么都丢了倒也干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了,这罪真够受哩!”由于战乱,南昌当时缺医少药,姚稚鲁灰心地写到“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就是该死!我想要是早两年生这毛病,怕不至于到此地步吧!”

  姚稚鲁在南昌一信的最后,提到他所目睹的难民生活,借此宽慰妻子:“话又说回来了,天降劫数,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个,就像我们那里住着一家姓钟的,他们在泗泾有田地有房产,他自己在上海当教员。开战之后,他一家子带了千把钱逃难,一路出来,东西也丢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夫妇两个带上三个孩子,还有一位老丈母,住在示和里,看他们一家六口,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饭,小菜吗?不过化几分钱,真节俭极啦!……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洋货店的老板娘娘,逃难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个小孩子,不过五六岁的罢,在点心店里求乞,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

  之后,姚稚鲁又到了武汉投靠亲戚,但武汉已经处于大会战前夕,人心惶惶,他仍旧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下面这封信,便是他留下的最后几篇书信之一,其中的绝望和悲愤情绪无疑是对战争的最大控诉:

  离开上海两个月了,在这里只有忧愁苦闷,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饭,鱼啦肉啦,谁亏待了我呢?不过总是一个不自在,失业的痛苦,真够味哪!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

  在武昌碰见了孟志杰、毕映泉,说到了上海的家中,只有付之一叹。卢炳章也到了广州,据说生意很不差,不过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不知道怎样了?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她是走运的一个,可是现在腆着一个大肚子,要在轮船大车上拥挤,也很可怜的了。

  ……

  “读书仍为重要”: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

  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沦陷区、战区,还是在大后方,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正常的生活秩序已经被完全打乱,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都不可知。但是,许多身为父母的中国人仍念念不忘对子女的教育,在书信中谆谆教导,惟恐其荒废学业,堕入下流。这种对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的坚持,实际上蕴涵着对未来的希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正在于此。

  在湖北黄石市离休干部周鸿特的记忆中,就有一封这样的信,鼓舞了他一生:他的母亲汤铮训是一位教育战线的早期革命者,20世纪20年代曾在湖南配合党开展妇女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30年代又投入到抗日救亡和教育工作中。1938年秋,汤铮训携周鸿特的两个弟弟离开湖北的家,到湖南衡阳暂住,不料由于战乱再无相见之日。1942年,周鸿特已经8岁,远在湖南的母亲汤铮训非常挂念他的学习情况,写来一封信: 鸿特儿览:

  一别四年,无时不在念中。儿已渐长,应入校念书,今以世乱,母子离别,只令人兴叹而已。

  但读书仍为重要,此时虽无学校可入,儿得与祖父及姑姑朝夕相依,正可习字读书求教于长者也。

  上述读书一事,望儿努力勿怠,以慰亲心。

  母铮训书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身染重病的汤铮训因辗转流离、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饮恨辞世,这封信便成了她给儿子周鸿特留下的惟一墨迹。此后,周鸿特一直珍藏着这封信,甚至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也不忘带在身上。他兄弟四人后来都成为工程师、教授等人才,子女也都学有所成。周鸿特说,抗战年代留下的这封信,时时激励我和后辈们,刻苦学习努力成材,把一切都献给我们可爱的祖国。

  无独有偶,山西省太原市的离休干部李耀东也珍藏着这样一封抗战家书:1940年6月,在陕西参加抗日活动的李耀东收到一封父亲以双亲名义写的信,信是从山西汾阳的老家经河南辗转寄到陕西的。尽管战争旷日持久,生计艰难,这位清光绪2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的中学教师仍对儿子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耀东:于阴历五月一十日接到四月廿七日所发之信,得知一切平善,慰甚!对于我所指各点,既能躬行实践,即是上达之兆,你年纪尚幼,离我太早,深恐身不能修,走入堕落一途,勉之!经商之余,宜多多学字,取其收敛神气,镇定心思也。青年尤以养廉为第一着,但养廉必须俭,所以无论收入多寡,万不可浪费分文,致失养廉之基,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生活日艰,到处皆然,汾阳自三月以来,九十天点雨未落,二麦歉收,大秋未种,小米每石竟涨至三十五六元上下,十室九空,诚可虑也!你能和你四大叔就近团聚,实为幸事,彼此互助,获益不少。我亦有意到你们那里团聚一回,但道途梗阻,未知能否如愿,此年老人之心情也。你姑丈既在就近,可常常请教,自有益处。……父母合示

  阴历五月廿二日

  信发出的第二年,即1941年,这位老父亲就病故了。然而这样一封饱藏着严父之爱的信,却让李耀东珍藏了一生,也鼓舞、鞭策了他一生。

  “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两个战士的心声

  在阴云密布的抗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里有两封来自抗日战士的信,便一扫战争的阴霾,充满了革命者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豪情和乐于奉献自我的情怀。他们在家书中不但对亲人表示了由衷的关心,也通过自己的书写让亲人受到胜利的鼓舞。也许,这便是我们能够持续八年全面抗战、最终迎来胜利的力量之源吧!

  有一封纸张发黄、信封破损的抗战家书,据它的拥有者、浙江的民间收藏爱好者周立峰多方考证,它的作者是一个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经长征后到达陕北。而信写于1937年4月30日,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红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但西安事变已经发生,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达成,因此信中提到了“国共合作”。这封普通红军战士写给江西老家的信流落民间,被周立峰在一次拍卖会上取得,其作者下落已不可考。从行文上看,作者文化水平不甚高,文法上有多处不通顺的地方(括号内注释为记者所加),但谈到抗日的情况时却流利而铿锵: 父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堂前万福金安!进(近)来身体是健康,饮食增加不?……(此处笔迹不清)想必家中合家平安,同家安乐,但是我离家已(以)后已有(许)久了,自从反攻以来未曾与家通信,我想家中就(像)是忘了我一样。自我反攻以(已)到达陕西栒邑县太峪镇驻房(防),衣食住行是很平安,请你在家不要挂念。

  但是自三原与家通信一次,也未曾(知)家内接到了(没有)?现在也未见回音来,可不知家内怎么样?自我现在的国家,不过说在外便为了国家的事情。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来做事!不过现在说起到达北方,使用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许多了(的)抗日友军,国家已经和平。但是我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假是(使)家内接到我信,很快的与(于)家来信,不要迟慢,免得我在外挂念。来信到第一方(面)军第一军第四师十二团第三连。工作是很快乐的!

  金安!

  儿 钟士灯启 阳历四月卅日

  与红军战士钟士灯于军旅生活中匆匆挥就的朴素文笔相比,新四军战士胡孟晋离开故乡时给妻子写的信就显得格外生动活泼、深思熟虑。胡孟晋,安徽舒城人,自幼勤学,成绩优异,20世纪30年代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家乡推行白话文教育,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从此投身抗战,转战于安徽、江苏之间,后又随新四军北撤,1947年在山东逝世。这封信写于1939年,当时胡孟晋从前线回乡和妻子张惠团聚,临别时给妻子留下了这封精心撰写、语重心长的信,信中对妻子作为革命伴侣的思想进步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当然也不乏夫妻间炽热的爱,这从该信抬头上点缀的“恋”字就可见一斑: 最亲爱的惠呵:

  我们又要离别了!当你听了离别的声音,或者不高兴吧!

  亲爱的,谁不愿骨肉的团聚,谁不留念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国家民族重要,个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别离亲人,而远赴他乡了。

  为了你的寂寞,为了你的思念,千里外的我,暂时停了救国的工作,越津浦跨淮南,到达别离一载的故乡来。二月来的团聚欢谈,畅言国事,解释问题,你的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革命的阵营中,增加一位健将了。

  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不普及,人民的知识简单,而妇女尤甚,只要家而不顾国。大难当头,应踊跃赴前线杀敌,而妇女们阻碍其夫或其子之伟志。希望你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和教育她们,使伊等知道“皮之不存,毛何附焉”?“国之不存家何在”?使她们不致含泪终日,倚门遥望前线上的夫、子早日归来呢!(望胜利归来)

  惠,最亲爱的人,你是妇女中先进者,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依恋,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的抛弃你,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啊!

  家庭经济之困难,生活之痛苦,我是深知的。要革命成功,须经过困难艰苦的阶段,当此环境中是要立定脚跟,具坚强之意志,任何之外诱不可动摇的,“国危见忠臣”,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啊!

  富贵反多忧,钱是要人用,不要给钱用了人,在此抗战时,多少富翁成寒士,由此看来金钱不足恃也。对于穷人要客气,要同情他。对富人也要与对普通人一样,对于守财奴,少与之来往,因为他只认钱,不认人,这些人不要看起他,但与之面子往来而已。

  惠呵,我们要认清时代,当此革命时期,家庭衣食可维持就够了,不要有其他念头,要知道整千整万的难民,千百万的劳苦大众,生活是多么的痛苦呵!人生是要做伟大事业,而不是做了金钱的奴隶呵!太看金钱重的人是最污脏的,不要与之往来。

  爱人呵,你在无事的时候,多多阅读书报,可使你知识进步,多多想工作的方法,切不要空想,也不要太挂念在外的我,劳神伤身,于事无益。好好教养二个小孩,切忌打骂。处家事,对外人,言语态度等等,可参考我的日记和通信,要切实的做,不然我的心思枉费了。请你真正的做吧。否则,太对不起在外的人呢!

  最亲爱的人,你不要太念我,你的厚情,我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薄情的人,请你放心,决不辜负你的热情呵!

  在外的我,身体自知珍重,一切当知留心,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必更加努力呵!别了,别了!

  此致敬礼

  廿八、十一、廿八,群于舒百

  而这位张惠女士果然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据这封信的捐赠者———胡孟晋烈士的生前战友、82岁的离休干部张轼同志向记者介绍,张惠随后便在家乡投身于“妇女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在胡孟晋烈士逝世后又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材,至今仍以91岁的高龄健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25 1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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