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蒋纬国交往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说已经数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来由。
1941年我高中毕业后,同时报考了河南大学和黄埔军校,在等录取通知期间,我到洛阳河南大学旁听,没有课的时间,我就常常到由于抗战搬迁到这里的“中央图书馆”看书,一来二去,就跟陈少白馆长相熟了。有一天傍晚,我看完书后正要回到住处,馆长走过来说:“慕飞,你今晚不要走了,我今天晚上要请一位客人吃饭,他也是一位年轻人,我请你当陪客。这位客人是蒋委员长的二公子纬国,他刚从美国回来。”
对陪蒋纬国吃饭我倒不很在意,但我不便拂了陈馆长的好意,只有答应了。结果这天并没有见到蒋纬国,因他临时有事,推迟赴陈馆长之约,想不到的是半年后我还是碰见了他。那是在西安胡宗南将军设在西安东仓门的办公室的大院里,当时胡宗南在这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他的特别慕僚,经人约邀,我和成家复同学也来到了这里,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熊向晖是这里的半个主人,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马蒙、马大恢、金古铭与蒋纬国,蒋没有一点显贵弟子的架子,随和而风趣。在和他交谈中了解到他父亲在1937年送他去德国山地军事学校学习,1939年又转去美国装甲兵中心实习深造。这次回国是他父亲要他到胡宗南所辖的部队来带兵。他对我投考黄埔军校报效祖国的志向十分赞同,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为报国的决心,将富民的名字改作慕飞(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他更为赞赏。后来在台湾,有一次,我看见他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才知道我们都向往岳飞那样的志节。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十八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二十七军当排长。当我到部队报到时,只剩担架排和一个输送排的排长职位尚无人选,我的另一位同学挑了输送排,我因之当上了担架排排长。
有一天,大雨滂沱,部队从陕西龙驹寨向河南卢氏县进军。李副军长的副官骑马过来,要我派一个担架把患病的李副军长抬上。因天雨路滑,我不好喊士兵们抬,就和下面的一个班长亲自抬。一路上,道路泥泞,我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蓦地,我滑了一跤,差点把担架上的李副军长掀翻下来。在一旁的副官一边呵斥一边举起鞭子正要抽打我,这时,李副军长醒了,忙制止住副官,并责怪他道:“你怎么叫一个军官抬我呢?”
我忙解释说:“是我自愿抬的。”虽然我没有遭到鞭打,但我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为此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感动,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三年了。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二十七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着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二○六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张慕飞,1922年出生于湖北老河口,1941年考上黄埔军校十八期,1950年元月去西班牙留学、1952年就读于西班牙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台湾,曾任台装甲骑兵团团长、台“新闻局”驻拉美国家代表,退休后定居在西班牙,1995年回大陆上海定居。)
张慕飞口述 汤礼春整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5-21 09: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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