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邱行湘,黄埔五期毕业
徐悲鸿先生,少时家贫,攻读不怠。六岁随父达章公学书画,九岁开始临摹吴友如的画,打下了国画基础。达章公命悲鸿着意写生,不要墨守成规。
一九一六年,悲鸿先生到上海为哈同花园画《仓颉像》,时年仅二十岁,已名闻遐迩。
一九一七年初,悲鸿先生东渡日本,研究美术。是年秋返回北京,次年得华林先生介绍,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一九一九年留法,考入巴黎法国国立高等学校,精研素描和油画,并向法国名画家达仰学画。
一九二一年,悲鸿先生去柏林问学于画家康普,并先后至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学习深造,浏览古今艺术名作,勤学苦练,艺事大进。
留欧八年,于一九二七年归国,历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艺术学院院长,造就大批艺术人才。
一九三一年,悲鸿先生应德、法、比美术会邀请,多次举办画展。一九三四年,游希腊雅典,参观巴尔维侬神庙,并留影纪念。四月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画展。所有历次在欧洲各国的展品,多为先生的精湛名作,由此誉满欧陆,影响极其深远。
我记得悲鸿先生于一九二八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时,关心南京古城的风景文物,特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不要拆除玄武湖自太平门至神策(即今之挹江门)丰润门一带之城垣,以保留历史上的艺术胜迹。那时南京政府批准先生之请求,明令妥加保护。悲鸿先生的远见卓识,使金陵城外明孝陵至尧化门一带的中华民族之瑰宝—石刻人像、石兽等艺术珍品得以保存下来。
悲鸿先生在艺术上造诣宏深,才思博瞻。一生致力于中西绘画,将其精微熔为一炉,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不愧为一代画圣。
(二)
徐悲鸿先生肖像
一九三五年,悲鸿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与宗白华联名担保,把田汉从南京国民党的监狱里营救出来,共赴国难。“七.七”芦沟桥的枪声还没有打响,田汉先生写出了剧本《械斗》。主题歌词是:“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快停止一切的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悲鸿先生写了一段话,为田汉撑腰鼓气。他说:“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的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之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可见悲鸿先生和田汉先生之间有着极深厚的战斗友谊。
“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当时我是部队指挥官,又是政治工作者,在周恩来老师和徐悲鸿、田汉两先生的影响下,曾在宜昌前线演出了田汉编导的《回春之曲》,以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演出效果很好,轰动了三峡,受到时任江防总司令吴奇伟的称许。
徐悲鸿和田汉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硬骨头,好汉。他拒为蒋介石画像,得罪了陈诚。他不贪一官半职,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冒风险,远涉重洋,宣传抗战。一九三八年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请访印,路经香港、新加坡,举行筹赈画展。抵印度后,于一九三九年,在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并举行画展。一九四○年在印度与著名诗人泰戈尔交往,并在加尔各答举行作品展览。是年五月抵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闻鄂北大捷,喜作中国画《群马》,题为:“鄂北大捷,豪兴勃发。”他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一九四一年,悲鸿先生由印度归国途中,在槟榔屿、怡宝和吉隆坡等地举办画展,他将卖画收入全部捐献给祖国,支持抗战和救济灾区。海外华侨争相购其作品,名声大振。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悲鸿先生在昆明、重庆等地坚持作画,以救难民和支援办学。一九四三年他在重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三月,我由恩施去渝,亲见悲鸿先生兴致勃勃地在作画。
徐悲鸿和田汉两位艺术大师,他们热爱中华民族,呕心沥血,竭尽精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国家民族。他们的模范行为,永为后人所尊崇和效法。
(三)
抗战时期徐悲鸿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黄曼士合影
悲鸿先生为人诚厚,讲道义,爱朋友;受人之恩永生不忘。他十九岁流浪上海街头,还没有机会上学。吴兴的黄震之先生酷爱艺术,邀请她到上海暇余总会作客,可以用心作画。遇暇余总会新年大赌,难以安身,不得已搬到曾救过悲鸿先生的商务印书馆门市部黄警顽先生宿舍里攻读。为了报答黄震之、黄警顽两位朋友之情,徐悲鸿曾改名为黄扶。在报考震旦大学时,校长问他的学历,他悲伤地说:“我受尽了折磨,十九岁还未上学。我原叫徐悲鸿,现在改名为黄扶,为了……”校长听了也为之动容。
曾在明治大学当过舍监的曹铁生,是溧阳人。悲鸿随达章公流浪卖画时,在溧阳认识曹君。曹见悲鸿勤奋好学,曾将欧洲艺术大师们的绘画复制品赠给悲鸿。曹是一位落拓不羁的旧知识分子,嗜酒,不修边幅,爱打抱不平。曹君别号“无棒”,取“穷人无棒被狗欺之意”,爱仗义执言,不为校方所容,因此失业。后来悲鸿帮助曹铁生到汉口谋生。
悲鸿先生和在中国文艺社工作的华林先生亲如手足,关系十分密切。
溧阳王平陵亦系悲鸿先生的莫逆交。一九四三年春,华、王两老为悲鸿与蒋碧薇的和好,出了不少力。特别是王平陵对悲鸿之爱护尤为深切。悲鸿先生胸襟豁达,他的一生交友之道是:“达则共负艰巨,穷则愿做林下士,以道义终。”
(四)
宜兴文史资料:纪念徐悲鸿专辑
悲鸿先生桃李满天下。他待人之诚厚,教学之严谨,无处不使人敬爱。
在中学里与我同班的陈晓南,是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一直培养他到英国留学。我曾看到一九四二年悲鸿先生从新加坡回重庆中大艺术系与师生的合影,悲鸿先生站在前排正中,右边是陈晓南,左边是留有山羊胡子的陈之佛。当时我这样想,晓南学了画,我则学了剑。
一九四三年春,我的五弟行槎在重庆失业,走投无路,后得悲鸿先生的照顾,安排在重庆美专陈之佛校长身边学习。暑假中还支持行槎偕同美专四位同学到宜昌三峡,参加抗日前线的宣传工作,写标语,画漫画,在三峡写生、演戏,使行槎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悲鸿先生爱弟子,从行槎可见其办学精神。
记得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北平艺专开学时,悲鸿先生邀我到该校参观,他艰苦创业,费了不少心血。学校的横额是他的亲笔。几个大字,神韵潇洒脱俗。那时北平艺专的老师中,除李苦禅和李可染教授是前辈外,大都是悲鸿先生的高足,如吴作人、傅抱石、艾中信、李瑞年、叶浅予、董希文、周令钊和李斛等名教授。还有现在南京工作,艺坛上有成就的杨建侯、黄养辉和谭勇等也都是他的学生。
(五)
徐悲鸿诞生九十周年邮票
悲鸿先生十分爱马。他常对我说:“画马,要以马为师。”这是一代画马大师的科学名言。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湘西会战中,我率部歼灭了日军一个旅,俘获日酋关根旅团长的金黄色战马,原拟送给悲鸿先生留作纪念,遗憾的是空运不能带马。我一生爱马,尤以贵州老友龙章五旅长赠我的一匹“菊花青”最为喜爱,这匹马和悲鸿先生在《九方皋》画中,伯乐所夸的那匹好马一模一样,可惜无法带到北平。出于我对悲鸿先生的尊重,当他到北平后,我立即送去战马两匹,以供写生之用。
回忆我在重庆期间,遇到国立艺专陈之佛校长的四十寿辰,我向军委政治部借了一辆摩托车,开到沙坪坝小街上到陈府拜寿。陈晓南教授等人均先我来到。我到陈府,承陈校长和陈晓南兄出迎,这时已是高朋满座,个个喜形于色。徐仲年教授爱开玩笑,首先以“丘九遇丘八”为题,做了一首打油诗,引起满堂大笑。蒋碧薇很会讲话,她对悲鸿先生的学生,十分关心爱护。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抗战的前途。
在我将去昆明,踏上远征抗日征途之前,悲鸿先生特为我送行,席设中国文艺社,有华林、陈晓南诸友同席。他还特请远在北碚复旦大学读书的廖静文女士作陪。席间,悲鸿先生祝我们远征胜利。
(六)
邱行湘于徐悲鸿纪念专辑上的题签
一九四三年春,在重庆和悲鸿先生别后,我转战于南北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率部到北平。
一九四六年八月底,悲鸿先生从南京来北平后,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有一次,他提到存在南京的大批书画、古玩,因交通梗阻,无法北运。这些珍品,悲鸿先生视为生命。其中收藏的许多珍品盖有“悲鸿生命”的印章,如果不及时抢运出来,不但对悲鸿先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国家来说,也是极大的损失。那时在南京的紧张复杂情况下,空运这些重件,根本不可能。我就派人事科长胡本莲(军校十六期工兵科毕业),专程到南京,组织抢运悲鸿先生存留在南京的这批珍物,我叮嘱胡本莲:“一定要把悲鸿先生的东西抢运回来,那怕多费一些周折,亦在所不计。”当时蒋介石连打败仗,情况日趋紧张,军运繁忙,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十分困难的。胡本莲在受命之时誓言:“无论冒什么风险,一定把悲鸿先生的东西抢运到北平。”不到一个月时间,胡本莲未辜负所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胡本莲对我说:“我能为徐先生效劳感到欣慰。”悲鸿先生对胡本莲为他抢运回书画、古玩,十分感激,特意邀胡到他的画室作泼墨《奔马》,落款赠胡,以表谢意。
一九四七年春,我多次到悲鸿先生家作客。有次,廖静文女士也在座,悲鸿先生对她说:“静文!邱先生如果要我们家里的东西(指书画),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我听了悲鸿先生的话,心中十分感动。他对我情逾手足,只有铭诸肺腑,永生不忘。行湘萍踪无定,虽稀世珍宝,亦无法携带珍藏,何况这是“悲鸿生命”,民族之瑰宝,我岂能据为私有。
一九四七年九月,陈诚调任东北行辕主任,路过北平曾和我同进午餐,谈及东北危局和军政各方矛盾。陈调东北后,我奉调洛阳,匆匆离平,不及向悲鸿先生告辞,歉疚之情,莫此为甚。在这段时间里,我迭奉先生惠示,函约一叙。那时,我虽然到处奔波,对先生的函约,自应拨冗应约。这次见面,他很高兴,并介绍廖静文的姐姐和我见面。悲鸿先生非常关心我的成家问题。我率直地表示:“先生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万分感激!但当今国民党危机四伏,形势日益紧张,即在北平外围,亦时有战斗。至于我自己,将不知何日战死沙场,何以家为……”我婉言谢绝。不幸言中,越半载,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我在洛阳受伤被俘。
(七)
徐悲鸿与廖静文
我在洛阳被俘后,胡本莲和我一起进了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我在石家庄,奉命差胡本莲兼程到北平,要驻守的国民党一○九师黄剑夫师长和我原青年军第五师联系。胡本莲化装仍穿了五师军服,配带五师的符号和臂章。当时黄师长担任北平城西门到德胜门的守备,城外全是解放军。黄剑夫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妹夫,和悲鸿先生也是老朋友。兵临城下时,悲鸿先生特地画了一幅马,题了“回蹄”两字,隐喻黄剑夫开门迎接解放军。有识之士也在纷纷议论酝酿起义。城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犹疑不决,就连傅作义将军也在犹豫。在这关键时刻,傅作义邀请了北平的学者名流,在中南海开会,征询意见。全场参加者左顾右盼,无人发言,悲鸿先生当场挺身而出,毫不含糊地慷慨陈词,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大局,顺民意,为保全名城、和平解放北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北平起义之前,周恩来总理已派田汉先生进城与悲鸿先生联系,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又走到一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由石家庄迁往北平,住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虽与悲鸿先生仅一墙之隔,一时还不能见面,但魂梦萦绕。自此我在功德林监狱里,在党的教育下,学悲鸿的精神力求进步。我想悲鸿先生就在我的身边,一定能够见面。万万想不到,敬爱的悲鸿先生竟于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年,不幸逝世,时年仅五十八岁。先生的一生言行可师,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我蒙宽释,回到人民的怀抱。周总理和陈毅、习仲勋两位副总理以及傅作义、章士钊、张治中诸先生在国务院接见了我和溥仪、陈长捷、曾扩情、卢浚泉、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宋希濂、杜聿明和王耀武等人。周总理对我们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劳动观点、民族观点,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观点。”周总理的教导何等深刻啊!
随后我到悲鸿故居,在先生灵前致祭。灵堂悬挂着遗像,由廖静文和徐芳芳、徐小鸿陪祭。我向徐师行了三鞠躬礼,在悲哀中我禁不住哭了。悲鸿!徐师!我的挚友!你离开我们太早了,我来迟了!
为了纪念徐悲鸿先生,领导特派新闻记者、摄影记者陪同我到徐悲鸿纪念馆参观,由廖静文馆长亲自讲解,我肃立在悲鸿先生遗像前,缅怀往事,不禁心戚戚而泪潸潸了。悲鸿艺术大师的光辉形象,将流芳百世,永驻人间。
原载于《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纪念徐悲鸿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宜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七年七月????。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5-28 15: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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