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端林：抗战往事
2020-12-02 11:05:05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当时在各地招生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只要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报考，而简单的文化考试，对于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我来说根本不是难事。最终在叶县一共招收了三、四十人，在负责招生的军官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西安报道。这一路由校方发给食宿费，只是记得每天也就走个几十里的样子，走了挺长时间才到达。
在西安我们接受了复试，也是国文、数学等等，复试相对严格一些，同来的伙伴就有几人被淘汰了，只能失望地回家去。我通过复试之后不久，大约在1939年10月，就开始了军校入伍生阶段的训练，从那一天起，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回首这一阶段的训练，觉得真是非常苦，说起来一言难尽。比如说伙食，吃的是光绪年间积存下来的米谷，吃起来又苦又辣，那真是“最不合口味”。军校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有些人因此退学了，但我还是适应下来，专心受训。直到1940年1月，我们由入伍生升为军官生之后，待遇才好了一些。
在军校受训这一年多的经历，并没有太多回忆，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除了每周有一天休息，偶尔可以去西安城里转转，其余时间都是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度过。当时训练是以队(相当于连)为单位，各队住地分散，互无往来，除了一个区队(相当于排)的同学，基本上都不认识。每天的紧张训练之后，似乎同学之间也没什么过多的交往，天一黑就想睡觉了。至于长官，只是还记得胡宗南、刘宗宽、熊克念、许良玉的名字，这些高级军官只是偶尔来队里巡视训话，了解不多，而对于我的队长陈洪毅，还有点挺深的印象，觉得他很有学问。
1941年3月，我从军校毕业，不久之后，接受上级分配到第33集团军任职。第33集团军下辖第59军、第77军，都是抗战爆发后从原第29军中扩编出来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当时驻防于湖北省西北部。该集团军的前一任总司令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可惜他在1940年随枣会战中壮烈牺牲了。我们一批军校同学自西安步行到湖北去报到，在集团军总部，受到了总司令冯治安、副总司令李文田的接见。李文田将军由于嗓门大，军中人送绰号“大叫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见过总司令之后，我随即被分配到第77军179师537团担任排长，驻防湖北南漳县附近。179师自抗战以来历经阵仗，富有作战经验，士兵以北方人为多，勇猛善战，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师长何基沣，更是一员虎将，抗日极为坚决，向为日寇所惧。到部队后，很快就与部下打成一片，没过多久，我就参加了平生的第一场战斗，这段经历让我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得到情报，说有日军两千余人要到附近村庄进行掠夺，为此何基沣下令179师全师出动，埋伏在山沟两侧准备打伏击，每个连每个排都有指定的伏击地点，秩序有条不紊。这次伏击战的地点叫“临沮岗”，相传三国时期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就是在此地被吴军擒获的。日军进入伏击圈之后，山沟两侧枪声大作，但由于双方接触面很近，战斗很快演化成了白刃战。179师延续了西北军大刀作战的传统，官兵们刀法纯熟，以大刀对鬼子的刺刀并不落下风，我带着一排战士也冲了下去，当时我身强体壮，灵活敏捷，一把抓住一个鬼子刺向他的枪刺，顺手一刀就把鬼子砍倒在地。一战下来，我们排也杀伤了许多鬼子，由于时间已久远，具体击毙了多少鬼子，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是非常紧张的，但真打起来的时候，这种紧张情绪很快就抛到脑后，连命都忘了。
这场伏击战以日军撤退、我军胜利告终，但我军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一仗我军的伤亡人数要比日军多一些，我们排也有战友牺牲了。战后，伤亡的官兵被送往后方的医院，都有妥善的安置。在那次作战之后不久，部队在湖北省西部进行了几次调防，期间也经历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但都没有我第一次参战时那样激烈了。不打仗的时候，部队在驻地的日常生活以军事训练为主，由于当时国军中文盲很多，作为长官的闫端林，平时还会教士兵识字，普及文化知识。在179师时军饷尚能按时发给，但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用，买几包纸烟，就是仅有的消遣了。
关于薪饷问题，确实存在很普遍的“吃空额”现象。由于作战损耗和补充不及，从师到排各级单位都有实际人员不足的情况，排长可吃1人的空饷，连长吃3人，这在部队中，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是这样来操作的，无人深究。
我在179师待了两年时间，因作战立功，逐级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少校营长。1943年，在当上营长没多久，因当时战事不紧张，我向上级请长假回家探亲得到批准。回到家后，老母亲不愿意让我再走，那时候国军非中央嫡系部队的考绩并不是很严格，他就没有再回去，也就因此脱离179师了。
回忆179师师长何基沣将军时，他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能打仗。后来才知道其实何基沣早在1939年时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因为支援新四军武器装备被特务告发，曾调往重庆受训审查了一年多，直到我们来报到的不久前，才由蒋介石亲自召见后官复原职。后来何基沣升任第77军中将军长，而179师在1945年被裁撤，官兵被编入77军其他部队。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率77军大部在贾汪起义，成为著名起义将领。
在叶县老家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去找份工作。当时汤恩伯集团重兵镇守河南，人称“中原王”。汤恩伯的总部就驻在叶县，离我家也很近，走几步就到了，我决定去向汤恩伯毛遂自荐。经卫兵通报后，汤恩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询问了履历之后，当场任命他为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军训官，并担任第一区队区队长，保留少校待遇。
鲁苏豫皖边区学院，是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大学，成立于1942年，当年10月开学，初名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还有附属的高中部与初中部。学院初设于安徽临泉，后在河南叶县大兴土木，建成永久性校舍。院长先后为汤恩伯、张清琏。汤恩伯对于文化教育方面非常重视，这所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产物。学院成立后，吸引了沦陷区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就读，全院学生一度达到4000余人，名噪一时。学院设军训总队，对学生的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总队下设大队、区队。那段时间，闫端林就在这里负责学生军训工作，生活还算稳定。
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汤恩伯集团在河南兵败如山倒。5月，日军已逼近叶县，边区学院在仓促间撤离、停办，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宣告夭折了。在这次撤退中，由于组织混乱，前途未卜，我没有跟随学校一起撤离，只得脱下戎装回到家里。也正是因为这次溃败，再加上所部军纪不佳，河南老百姓新账旧账一起算，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王”汤恩伯彻底声名狼藉，成为历史罪人。但在汤恩伯麾下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对于汤恩伯的个人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他没什么官架子，是个好人。
叶县沦陷之后，当地汉奸横行，我作为前国军军官躲在家里，精神上还是感到有些紧张的。不久之后，一名军校16期同乡郭姓同学找到了我，动员我加入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继续在敌后开展工作。这个别动军是军统控制的武装部队，如今广泛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经过仔细思考，我答应了，加入到军统别动军方舞叶联络站(方舞叶，即河南方城、舞阳、叶县三个县城)，站长姓王，我任爆破组组长。因是活动在沦陷区，出于慎重考虑，联络站加上站长也只有5个人，成员都是军校16期的同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破坏其军事设施。由于不负责情报方面工作，我对别动军组织和情报系统的了解并不太多，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参与者。
当时在叶县，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双方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而日军虽然取得了豫湘桂会战的胜利，但从整个战局上看已是强弩之末，县城虽有驻军维持治安，但也不愿去招惹我们，更没有谍战片中那样特高课抓捕国军特工的惊险场面。在这一年的“特工”生涯中，我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到后来基本都是公开活动了，因为人手太少，没有去执行过具体的破坏行动，只是去县城处决过一个铁杆汉奸乡长，当街将其击毙，日伪军都没敢露面。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王站长奉命带领我们先行接管叶县驻军的武器装备，并在数日之后，将其移交给刚刚到达的中央军部队。在接下来的全国大裁军中，我成为编余军官，被编入中央训练团某军官总队，不久即离开部队，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叶县解放之后，我作为前国民党军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幸运的是，在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中，并没有因为之前的经历受到牵连，这也许和六年的军旅生涯只有抗日经历，没有打过内战有很大关系。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参加过军统等特务组织的人，是重点镇压对象，王站长就在当时被处决了。躲过了这一劫的我也因此格外谨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少向人说起自己的往事，也没有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各种相关组织，后半生就在家乡务农，低调处世。如今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得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生活。
(来源：《黄埔》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02 1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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