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逊：回忆抗战期间进步力量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内的战斗活动
2020-12-16 15:18:30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政工总队隶属于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军官补训团除了政工总队外还有军官总队、军士总队、参谋总队等。它们都在翁源县南浦训练，而政工总队则设在翁源县香泉水。政工总队又叫政工人员补训班，实际上是一个训练机构。

　　政工总队总队长龚楚，总队付刘××，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黄植虞，第二大队大队长何清元。下有七个中队，一个独立区队。由第一中队至第六中队全是男同志，第八中队全是女同志，没有第七中队。每中队设中队长一人，下有三个区队，每区队有区队长和区队政治指导员各一人。在总队部下还设有训育室;总干事先是张育康，后是邓尧佐;还有秦元邦、廖辅叔、林楚君、张育康、刘俊等一批政治教官。他们都是民主爱国人士;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各中队还有群众性机构“工作委员会”，是由学员民主选举产生的。被选出的委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委员分工为总务(对外联络，对内召集会议)、学习(出墙报，介绍学习文章)、生活(举行民主生活会，开展文娱活动等)。

　　在政工总队内有中共党秘密组织——“工委会”领导全总队的党员。“工委会”由省委青年部吴华同志直接领导：书记廖锦涛，委员陈中夫、陈长源。各中队和独立区队设有党支部;第五、六中队因党员人数少，只设党小组。党员因在秘密状态下不集中开支部大会，由支委分工单线联系。

　　政工总队的训练课程有：军事、政治两类。军事课和军事管理均由大、中、区队长担任;政治课由训育室的一批政治教官担任。军事课内容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政治课内容有：国际政治、军队政治工作、民众运动、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日本侵华史、日语口号等。这些课程除个别如“总裁”言行外大多数还是好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罗瑞卿的《军队政治工作》也被采用为教材，可见大多数课程是为当时抗战形势所需要的。

　　全总队的学员人数共八百多人，他们都是来自广东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包括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其他抗日团队)、香港、澳门回国服务团、潮汕、西、北江各地的抗日爱国青年。他们绝大部份是学生，有一些是教员、店员、司机和其他工人。他们中有一部份人是多年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更多的是刚参加抗日工作的。他们大多数是十多二十岁、热情积极、全心全意为着抗日战争而来的。他们生活艰苦朴素，谈不上物质享受;每天除三顿饭外，每周只发一元零用费，当中有不少人还能把这一元钱节约下来购买进步书籍。无论男女同志都穿士兵服装，每人只有两套粗布军衣，穿草鞋、穿短裤、打绑腿，女同志剪短头发，(戴上军帽后，看不到头发)，没有人因生活艰苦而动摇。大家心情舒畅。随处是歌声和欢笑声。同志之间是团结友爱的，学员们都能自觉遵守政工总队的纪律和制度。

　　开课前党的“工委会”曾向全体党员提出：“努力学习、掌握军事知识、改造旧军队”的口号，要求党员团结和带动非党群众响应“工委会”的各个号召，模范地完成政工总队对学员的各项要求。各支部的党员通过“工作委员会”和群众一起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办墙报比较活跃;墙报有分析和评论抗日形势的文章，有宣传我党方针政策的文章，有批评政工总队的缺点和问题的文章，有转载有份量的进步文章，也有开展各种竞赛、表扬好人好事的文章;并经常举行各中队墙报评比以改善墙报工作。

　　学习风气是浓厚的，普遍人手一卷，三三两两在讨论和辩论问题，墙报也经常刊登讨论文章。在训育室的政治教官默许下，学员们能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论持久战”、“军队政治工作”、“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概论”、“反对自由主义”等。这种学习风气是迅速提高学员们的政治质素的重要原因。

　　大唱抗日歌曲是较为突出的活动内容：集体唱、小组唱、个人唱;或集体教唱，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讲究方式，随时都唱起来，行军出操唱，上课前后、会前会后、甚至走路、洗澡、洗衣服也唱，还经常举行全总队的歌咏比赛。他们不只把唱歌当作战斗武器，而且也当作生活必需。唱的全是抗战歌曲，如“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延水谣”、“延安颂”、“救国军歌”等。全总队还举行过歌咏比赛。歌唱活动不单成为往后派出工作进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士兵的有力武器，也为培养文艺专业人员创造了条件。此外还经常举行全总队的文娱晚会。晚会节目由各中队负责提供，是小型多样，多姿多采，庄谐并举。有时也演出话剧，曾演出过《夜未央》、《凤凰城》等剧目。

　　政工总队在训练期间曾被迫集体参加国民党。即是在1939年7、8月间由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教育长林湛监誓的。事前党的工委会估计到会有这个可能，先向省委请示;省委感到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很难避免这些事情，为了不使党员们暴露政治面目，作出在不能不参加的情况下，可以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但国民党此举引起学员们极端反感，许多人表示不承认这件事情。

　　各中队的区队指导员都是由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的队员担任;他们在中队中负责某些课程的小组讨论、指导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进行个别的思想工作。他们中有些人是到过延安的，如李见心等同志当时以指导员的名义把延安办学的经验和方法用个人意见方式向总队提建议，这些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因此政工总队的学员的各项活动都比较自由，还能经常举行民主生活会，严肃而坦率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大家共同进步。在各中队的营房墙壁上刷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标语。政治气氛很浓郁，因而有人称之为“小延安”。

　　政工总队在1939年三月开始训练，到同年八月结业。结业后还未正式派出工作，而是临时派往粤北各县搞国民军训，时间是一个月。国民军训目的是把靠近前线的十个县如英德、清远、从化、龙门、……等县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给予短期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以备一旦日寇入侵，他们便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家乡。每个县设若干个点，每个点由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军士总队和政工总队派人组成一个十五人的工作组，前去开展工作。军士总队指派一人为国民军训主任，政工总队指派一人为付主任。军士总队派来的人负责军事训练，政工总队派来的人则负责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内容有：队形队列、地形地物利用、步枪使用要领等;政治课内容有：时事讲话、抗战知识、防空防毒常识、救护常识等。通过区、乡、保、甲组织动员群众，把群众组成若干个连，每天上午参加生产，下午则集中训练。

　　在政工总队结业派出担任国民军训后，跟着在香泉水还办过一个特别区队。约在1939年十一月，总人数四十人，学员大部份来自港、澳，一部份来自各地。区队长是李津，政治教官和课程内容基本和政工总队一 样。训练时间为一个月，结业后派到各团为政工队员。

　　以后，还在始兴县东湖坪办过三期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第一期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从1949年六月开始;学员人数共二百人，其中大部份是各师未经政工总队训练的政工队员，一部份从香港、澳门和各地招来的青年。中队长陈冠英，政治教官有：王鼎新、林楚君、廖辅叔等人，中队指导员有刘秉钧、钟承宗二人;还抽调经政工总队训练后并在各团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政工队员陈中夫等十余人为小组指导员。训练内容基本与政工总队相同;训练时间为半年，结业后原来由各团抽来的回到原来单位，从各地招来的则分散补充各团当政工队员。

　　第二期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训练时间从1941年一月开始至同年六月止。学员大部份从香港、澳门招来的，小部份是各团未经训练的政工队员。除调换一部份小组指导员外其余教官、课程内容均与第一期相同。

　　第三期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从1941年六月开始。这已是“皖南事变”以后，政治形势恶化，廖锦涛同志被捕，派出各地招生的人员都被追回来，全部学员只二十多人，训练时间只一个多月便草草结束，派出工作。从此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再没有继续举办。

　　1939年十月政工总队结业派出工作。每十五人为一队，分别派到第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团去，一个团派一个队，有些师部也有一队政工队。编队时由各中队指导员掌握，他们对本中队学员比较了解。每一个政工队以中队为基础，配备一些共产党员和骨干力量并适当搭配一些女同志。这样，每一个队都有独立工作能力。此外还编了一个八十人左右的政治大队，直属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领导：大队长为林楚君，付大队长锺承宗。它们的任务是负责第十二集团军总部的一些直属团队的政治工作和附近的民运工作，简称为“新政大”。

　　1940年六、七月间从政治大队中抽出四十人组成一个艺宣大队(简称“艺大”)，大队长陈卓猷，大队附卓文彬，负责演剧唱歌等艺术宣传工作，宣传对象是军队官兵。1941年六月间，艺宣大队、政治大队和六十三军政工队(即“锋社”)集中起来组成第七战区政治大队，简称为“七政大”，大队长赖庆禄。“新政大”、“艺大”、和“七政大”，都有我党的秘密组织。

　　1939年十月政工总队正式派出工作后，原来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政工总队这个训练机构撤销，改为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组织机构也有所变更。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和管理全集团军的政工队，设有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部(下简称总队部)。总队长由李煦寰(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兼，付总队长由各军政治部主任兼，如：吴今(61军政治部主任)、陈伟霖(62军政治部主任)、李育培(6 3军政治部主任)。每军为一政工大队，大队长由军政治部主任兼;每师为一政工中队，中队长由师政治部主任兼;各团的政工队队长则由团政治指导员兼。总队部设总干事，由王鼎新担任;下设总务组，主管干事邓尧佐;督导组，主管干事王鼎新;视察组，主管干事林楚君。各组下共设八个组员;除少数人外其余都是从政工队中抽来的。

　　党的“工委会”因政工总队结业而同时撤销。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改设党总支;总支委由廖锦涛、李见心、汪绥祚等人担任。在每个师中设一联络员，联系全师政工队中的共产党员。总支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领导整个政工总队的共产党员;二是领导原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的党员。为了便于工作，党总支设在总队部内，总支委的公开职务均为总队部的组员。总队部不是独立机构，也没有编制，因此它必须附设在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后改设在政治部第一组内，由科长郭翘然具体领导，组员均属政治部编制为政治部科员，均有军衔、军阶)。

　　1941年廖锦涛被捕后，总队部处境困难，八个组员中有四个先后被捕，一个被免职，有二人辞职离开。因总队部人员缺乏，便从政工队中抽调一批政工队员补充，总队部改为政工服务处直至以后撤销。

　　政工队下到团后，其任务一方面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一方面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他们投入抗战中去。党内则提出：“广交朋友，改造旧军队”。政工队为了有利于工作，以集体为主，集体生活，集体工作，集体学习。有时为了深入工作则分散到连队去，对一些没有连指导员的连队，代理连指导员工作。

　　政工总队学员派出后全部都当政工队员，每月只领二十元生活费，既没军衔又没军阶，保持训练时的艰苦朴素作风;穿的是一套军官服装，过的是士兵生活。

　　他们在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粉刷标语，写报道战讯的大字报，绘贴漫画，教唱抗战歌曲、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了解军民关系、向群众灌输抗战道理，有条件时演出抗战话剧，从而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鼓舞群众行动起来支援军队，支援抗战。

　　组织群众目的是为着作战时服务的。如组织群众当向导、组织救护队、组织劳军、送茶水，还组织专人破坏道路桥梁等。1939年十一月间日寇有进攻粤北的趋势。全集团军大部份政工队员集中在新丰，经短期训练后，分发各县发动群众，把全省公路(主要是靠近前线的公路)、桥梁作彻底的破坏，使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寇削弱了机动性。虽破坏的范围广，但完成得比较迅速、彻底，在第一、二次粤北战役时起到一定作用。

　　组织军民合作站也是较烦杂的工作。第一次粤北战役后约在1940年二月间，考虑发动群众要有一个机构来领导才不致于涣散，便调动大批政工队员分散到各地进行组织军民合作站工作。军民合作站是由政工队员结合当地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派出主要负责人组成。正主任由区、乡、镇长担任，付主任由政工队员负责。军民合作站的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为军队服务。如军队需要民伕，由军民合作站组织民伕队交由部队使用;需要抬伤兵就组织担架队;找向导，送茶水，劳军，派救护队等都由军民合作站负担起来。军民合作站组成后解决了部队不少困难，为前线服务起到良好作用。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是政工队的重点工作。对士兵工作基本上按罗瑞卿同志的《军队政治工作》的精神去做：出黑板报，上政治课，上士兵识字课、教唱抗战歌曲，作时事报告加强对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逐步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纠正各种各样的糊涂观念，增强抗日战士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有一部份同志为了深入工作下到连队实行和士兵“三同”(同吃、同住、同操练)，和士兵交朋友，谈思想。通过代写家信等办法进一步了解士兵的思想状况和疾苦，进一步将士兵的存在问题与连队军官研究逐一予以解决。他们紧紧抓住政治课、识字课这个中心，提高士兵对政治工作的认识，纠正视政工人员为“膏药佬”①的看法。课程内容选择抗战知识和国际政治为主，其中以《论持久战》为篮本，讲课时结合实际情况指出部队的弊病和士兵中存在的缺点，如对待群众纪律差、与群众关系不好、逃兵现象等问题，引导他们改正，要求他们坚持做一个好的抗日战士。

　　与逃跑现象作斗争是不能忽略的工作。国民党军队士兵逃跑现象是很普遍的。因为士兵受不了国民党部队军官的打、骂、压迫和克扣粮饷，不把士兵当作人来对待。过去部队规定把逃兵抓回来后，加以毒打然后枪毙。他们觉得这不妥。逃兵现象有各种原因，应该一方面加强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另方面向部队建议取消肉刑制，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搞好伙食，公开伙食帐目。

　　政工队员对军官工作重点放在连队的军官上，工作方式是开展交朋友活动，通过个别交谈的办法，逐步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他们一般是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在这基础上引导他们认识国共合作对抗战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1940年一月日军大举向粤北发动进攻。政工队员在战火纷飞中，和部队共同进退，转战粤北与敌周旋。他们不顾炮火纷飞积极工作，组织群众为部队搬运弹药，搬运军粮，动员群众抬伤兵，组织救护，动员群众劳军，协助伙房向火线送饭。政工队员没有武器不能上火线，有些人坚持上火线，鼓动士兵作战，抢救伤员，表现出勇敢沉着机智，大大鼓舞士气。在敌人撤退之后，政工队员又负责打扫战场，收容伤病兵员，掩埋尸体，动员群众回来重建家园，协助群众处理善后工作。有些政工队员在此次战役中甚至英勇牺牲了，如戴卉清、吕觉觉，都是只有十多岁的女孩子，却出如此英勇牺牲。政工队员羌谓康、梁英等也在此次战役中负伤。

　　1940年六月敌人向粤北发动第二次进攻，政工队员表现在此次战役中也和第一次战役一样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总的来说，政工队员在第十二集团军中刘改善军队政治工作，推动军队进步，都获得正直军人的好评。如在194 4年原独20旅旅长张寿对我们已离开第十二集团军的政工队员说：“你们在部队时使我们部队情况很好，你们走后不行了，部队情况差得多了”。这些话确能代表当时军事人员的看法的。

　　1940国民党全面掀起反共高潮，广东也不例外。是年三月某天，十二集团军558团(团长凌育旺)和补充团(团长忘其名)在旅长张译森率领下由从化突然轻装出发向东，任务不明，立即引起该团政工队员的怀疑，暗中向一些关系较好的连队军官打听，才知道是去进攻我党游击队。当时在政工队内的党员是单线联系，既得不到党的指示，又没有党员同志可商量。他们只得试探着向有可能是党员的人秘密联系，分析情况，并秘密地向连队里的士兵、下级军官(认为较有抗日情绪的军官)做思想工作，并通过广东“抗先”区队部转告我方游击队做好预防工作。原来当时曾生、王作尧部起义，沿惠阳向东挺进到海陆丰山区;而国民党军队果然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去追击他们。政工队员在士兵中的工作，是抓紧时机有意识地反复要士兵大唱“《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并向士兵提问：“为什么不打自己人?”同时对连队的军官也加紧开展思想工作，反复提示不打内战的意义。这种方式收到了效果，例如558团第三连付连长兼排长黄俊生、排长张育才、特务长(即事务长)张志远、班长秦志中和政工队员一起谈话时，付连长黄俊生说：“这个仗是不应打的。但我们是军人不能不服从命令。总之，以后遇见游击队，我们不向人射击就是了。”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这次行军路线是由从化向东经龙门、河源，然后向南经泰美到达惠州市，再向东经平山、多祝直达海陆丰山区。后来据悉：第三连与游击队只发生过一次遭遇战，官兵都没有向人射击。

　　自派兵“追剿”东江游击队事件发生后，第十二集团军内的政治情况日趋恶劣，迫害事件连续发生。1940年余汉谋、李煦寰均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回来后，余汉谋即被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李煦寰被升为第七战区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和余汉谋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他们还带了一批政工人员回来，分别安排到各团当政治干事和连指导员来代替政工队员，此后政工队员不再被信任并受到他们的迫害。那些进步民主人士因工作难做纷纷离开。同时《防止异党活动》的秘密命令也在各部队施行，情况极为紧张，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第十二集团军。他们首先向总队部下毒手。1941年五月廖锦涛、王珠、邝清辉三人代表总队部出发各师视察政工队，廖等三人都是视察组的组员，视察是他们的正常工作，目的是代表总队部向政工队员慰问，解决政工队员的各种问题。不料于六月十三日到达佛岗157师时即被逮捕。廖等被捕后国民党宣布他们的“罪状”为：廖与师长张光琼辩论皖南事件，廖为新四军“辩护”，故把他们逮捕云云。其实廖在视察期间，确实反动份子故意挑起“皖南事件”，向廖提出问题，妄图抓住把柄，加廖以罪的。廖当时答以“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日”。这个答复本来很恰当，不能说为新四军“辩护”。后来又宣布廖带进步书籍向政工队散发。事实是当时政工队员因缺乏精神食粮，要求总队部帮助提供一些书刊;刚巧当时北江书店被封，书籍存放在一间屋里准备处理，廖就在这些书中挑选了一般的书籍一批(是一些反映东北游击战争的情况的)，视察时带去分送给政工队员。从先后宣布的两次“罪状”中看出前后矛盾，不是什么“罪证”。

　　廖锦涛被捕后即由陈达人押解回韶关，分别囚禁于宪兵营禁闭室后分送到监狱。隔一个月，国民党宣布廖锦涛于七月十二日“自杀”身亡，当时总队部的同志和廖的家属要求去看廖的遗体，但均被拒绝。

　　廖锦涛等被捕不久，总队部总务组组员何小静(女)，因请假去桂林也在途中被捕，“罪名”是“乱搞男女关系，有伤风化”。后竟因这“罪名”而被处决，剖腹身死。何小静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竟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屠杀。

　　廖锦涛、何小静被杀害后，王珠也被杀害。他们把总队部摧毁，还把毒手伸向总队部以外其他地方。随着政工人员饶旭文、杨应芬和政工二队员戴真、洪文亮等都先后被捕(后均被保释)，使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大地。

　　政治逆流席卷第十二集团军，特别是廖锦涛被杀害后给政工队员一个沉重打击。他们原来满腔热忱，不怕艰苦，不为官，不为财，加入政工总队，一心只把青春献给抗日救国事业。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他们非常愤恨，对国民党所谓“抗日”也失去信心，不愿继续留下去，纷纷设法离开，各寻出路。省委为了有组织的撤退，指示政工总队中还能坚持的同志继续留下;不能坚持的一部份转到中山大学、艺专、福建音专去读书，后又撤到东江游击队去。另一部份按照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第十二集团军中撤出来转到地方做地下工作。非党群众大部能和党员一起共同进退，有些非党群众还能和党员一道撤到东江游击队去，继续英勇战斗。

　　回忆四十年前政工总队战斗情况、以此纪念牺牲的同志。由于时间过远，记忆不清，如有错漏，请批评指正。在写此文时，曾蒙有关同志提供宝贵材料，特此表示谢意。

　　注：群众把一些只说空话的政工人员讥为“膏药佬”。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16 15: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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