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第二运输路线,是我在海防时倡议的。1932年6月,我不遵伪命随军赴湘边“剿共”,自动辞去伪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政训处上校主任后,1933年起,即在广州执业律师。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欲为抗日救亡尽其微责,乃抛弃房屋衣物,率家人离市,于11月到达广州湾(当时是法国租界,即现湛江)。原欲考察寸金桥能否为海外抗战物资输送入国内之孔道。适何世光(是香港华人代表何东之侄,其祖母为英国人,任岭南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自香港来,与其谈论抗日形势,均认为沿海相继沦陷后,运输极端困难,争取运输大量抗战物资运入国内,以应抗战急需,实为当务之急。但寸金桥公路狭小,不能肩此重任。而当时能负以重任的,只有由海防至昆明的滇越铁路一线。因偕何于1939年3月到海防研究考察,同住在海防华商总会长龚纯礼(福建人)的商店昌发源号内(华人街Cheng phar yeun,Rue de chinocs)。当时见到海防物资堆积,无车装运,我即倡议开辟第二运输路线,把抗战物资由海运运至西贡,在西贡装载火车,直运昆明,当时何、龚两人均认为不可能。他们说,西贡至河内一段铁路,不属滇越铁路范围,与我国无条约关系,西贡铁路局不可能答应为我国装运抗战物资。我复倡议,以我们商人的名义,直接向法国驻越南总督提出要求,得其批准,则西贡铁路局自然要照办了。何、龚幸然同意,乃由我、何世光,龚纯礼等同赴西贡(法国驻越南总督府是设在河内及西贡两处,总督分期在河内或西贡办公)运作此事。因何世光的容貌及英语,与英国人无异,为便于向法国人交涉,便推何出面为首,我为副,并由龚派吴入搏为代表、及翻译人员。
3月到西贡,立即致函总督,说明来意,请其约期接见。第一次接见时,总督答复,如何、龚初时所预想的理由一样,说西贡至河内一段铁路,不是滇越铁路,与中国无条约关系,不能为中国运送物资。我即申明:前清的中法条约,有关滇越铁路的协议,虽规定可以由海防河内,通运至昆明,但并没有规定除海防港外,其他港口不能通运至昆明。而且顾名思义,滇为云南,越为越南,凡由越南至昆明的铁路,均应解释为滇越铁路,而不应解释为只有海防至昆明一线,始属滇越铁路,并且协议既规定河内可以通运至昆明,海防至昆明,也是经由河内,而西贡至昆明,恰恰亦须经由河内,则无须由那一个港口起运,与实际上与河内运至昆明,则并无二致,更不能说无条约的关系。经我这样说明后,总督点头,允许再行研究,约期四月答复,我们乃回海防向龚会报。4月复到西贡,与越督作第二次会晤,他说,经研究,此事在国际条约上可以行得通,但在国际政治上,则问题很大。因此事对中国有大利而对日本则有大害。我说,日本侵略中国,其目的不仅在于并吞中国,而在于并吞亚洲,也不只在于并吞了亚洲便罢手,而在于并吞全世界。此在田中奏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了,想您也是知得很清楚的。我们中国抗战胜利,驱逐日寇,收复山河,则越南便安如磐石;不幸失败,则越南立即有遭受日寇侵害的痛苦。因中越唇齿相依,利害相同,道理是很显浅明白,无可怀疑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想您心中早已有数。应及早批准,支持中国抗战,亦即保障越南的安全,请您当机立断。当时总督紧张的面貌,始稍露宽容。问我过去是做什么职业的。何具以告,说来此是为对日抗战效力,总督连称难得。何并就我上述意见加以阐论,复说明英法两国为保存远东利益,必须支持中国抗战。总督点头说,他初提的意见是同僚们的意见,待他与其同僚们再行研究,并约期月底再行会晤。第三次会晤时,总督面露笑容,嘱我们写具正式请求书,一式六份,内容写明国际条约上可以通运的根据;请求批准每日装运物资的数量;要求批准用特别列车每月的次数或普通列车专用车卡的卡数;约期五月初再会晤时交给他。我们告辞后,立即拟具请求书,当然要求批准每日至少用一次特别列车。第四次会晤时,他说,我可以完全批准你们由西贡用火车装运物资直达昆明的请求了,但兹事体大,要经过法国议会通过批准,才可以开始正式运输。我说,这件事情的国际条约上的根据,是早已经订立了的,并不是新订立的国际条约,毋须经过国会批准的;而且我们是以华侨商人的身份请求您,并非代表国家,更无经过议会批准的必要。何亦说,我不知道你们法国的法律手续如何,照理,最多由您们总督府写封信告诉法国政府的主管部(铁道或交通等部)便够了。我接着说,请您先批准好了,因为我们国内急需抗战物资,如果迟误了,于我们中国、你们法国及越南,均属不利的。手续问题,请您日后补办好了。于是,他答允了,他接过何递交的请求书,详细看过后说,特别列车或专用车卡的具体问题,可与西贡铁路局商议,并嘱我们回去,听候他书面答复,他满面笑容,和我们逐一握手,祝我们成功愉快。我们回到酒店后,立即拍电向龚纯礼报知。次日,我们即收到越南总督正式批准的复信,里面夹有他写给西贡铁路局的信一封,并附我们给他的请求书一份,嘱铁路斟酌实际情况,和我们订立合同,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以便我们及早得以运输物资。于是由何世光携了这些信件,去同西贡铁路局蹉商。并立即开设办事处(商店),取名中法快运社,社址设在西贡森焦路102/104号(FRANCO CHINOIS EXPRESS 102/104RUE TEAN EUDEL,SAIGON)。
何世光与铁路局商量的结果,特别列车问题,双方各按实际情况,随时协议。没有限制每日装运物资的最高额,也没有限制专用车卡每日供给的次数或车卡数的最高额,而规定每次装车,最少要供给一个车卡;快运社的人事组织方面,仍按照海防合作人的协议,推何世光为经理,我为副经理,何主办对外国人的事,我主办对本国人的事,兼领导文书的工作。旋即先后在上海、昆明、香港、TOURAN、设立分社,正式接运海运物资。由上海运至昆明,一星期便可到达。
自此,国内奇缺的抗战物资,便可源源供应。社内各事,现能记忆的,顺记如下:社的电报挂号为EXCHEK KWONG,后一字是用我的姓的译文。当时聘请的社内工作人员:文书,陈仁(当地华侨)、黄传礼(香港来的),柯××(上海来的)、吴×生(海防来的);翻译,叶春荣、张×泰、黎××(均当地华侨),文××(华越混种);记帐,童××、方×青(均上海来的上海人);会计邓××、出纳邓宏熙(均东江人香港来);外交,何鸿威、何鸿展(均何世光之子,其后何以业务繁忙,故招其两子助之,专办理与铁路局联系业务的工作,均自香港来);各分社的经理:上海叶家兴(上海商人),香港,黄少旻(香港商人)。海运所用的船只,除托运人自装专用海轮外,一般都是付法国邮船或英国轮船。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22 14: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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