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孔子诞日,一个身穿柳条土布衫裤,年近花甲的外省人到孝友北①我家门口找人。我听他说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后,便告诉他没有这个人。一会儿,他又来叩门,固执地说问过左右人家都说这里有一位长须的老太爷。我再问清楚他要找一个曾经是江苏会馆值事的老人,只好带他过孝友东向唯一的外省户籍碰一碰。我先踏上楼梯叫门,明明听见有老年男人声音。一位家庭妇女开着半掩门问是谁来找,他连忙在我身后把一张写着“前南京特别市市长何民魂”的字条塞进去。只听见门内一阵骚动,字条退回来,“砰”的一声,半掩门紧闭了。下了楼梯,我断定人家不肯相认,勉强求见无益。他顿时悲愤失措,呶呶不休。无可奈何,我邀他回家里坐下谈谈。据述其原籍松江,这一次由重庆动程,经过贵阳入广西,满以为到了广州可以循海道去上海。一家数口,预计旅费约需8000元。李济深赠送了5000元,李宗仁也送给了5000元。总共带着4万元在身上。不料行抵沙坪,衣物行李也要变卖了。现在流落广州,希望找到在江苏会馆认识的同乡想想办法。这样结果,真是岂有此理。
凭着平时读报的一些印象,我想起了何民魂在桂系兵力到达长江的时候当过南京市长,不难理解,他与广西军政人物总有一点渊源。为什么在这兵荒马乱中打从内地跑来沦陷区呢,这一疑团没有必要而且不可能萍水相逢解答清楚,不过面对着流落异乡的人却应该替他设想。于是我拿出纸和笔让他写出估计也许留在广州的熟人姓名,试试能否发现寻访对象。他欣然照办,开头写三几个我知道确不在广州和毫无所知的人名,第八个是金肇祖,我指出这个人现在是工务局长,可以考虑进行访问,问题在于会不会像那个老乡亲一样拒不接见呢。他满有把握地说:“他会来见我的。”跟着表示不必亲自出面,而由家人先去知会便可。经过一番思索,我认为由妇女出头不经门房通传而能求见比较直接,于是决定由我讬人引导他的妻子先去接洽,分别约好时间和地点,他高高兴兴去了。
第二天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伪组织的广州市政府设在文德南路,包括工务、财政两局,与文德东路的警务处、卫生处相连。香港兵燹后,我与远东中学港校的女校长和生物教师两家人结伴步行回广州。当时是伪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周应湘临时把她安置在伪财政局当小职员。我事前将情况告诉她。当何民魂的妻子拿着函件到达财政局后,立即被引导到工务局长室的楼梯口,由另一个女职员临时作为传达,金肇祖马上接见了。
再过两天,我到长堤广泰来客栈探望化名何冠南的何民魂,知道他们已经碰过头,并且刚才派人送到一些西装衣物了。原来金肇祖是伪广东省长陈耀祖的姪婿,也是何民魂任南京市长时的科长。当金肇祖报称何民魂到达的时候,陈耀祖还以怀疑的口吻问是否真是其人,金肇祖说:“人哪有假冒得来的呢。”陈耀祖随即拍发电报向汪精卫请示,得到指示招待的复电后,何民魂落魄生涯改变了。
沦陷区一般小市民阶层的意识是敏感的。日本对英美宣战初期疯狂南进和疯狂向中国内地进攻,可是半年以后已成强弩之末,重庆政权也是焦头烂额,南京汪伪组织更是悽悽惶惶不可终日。总之,三方面都是色厉内荏,总是千方百计互相勾搭,何民魂显然成为各方面所注目的神秘人物。我自问不是政客,也没有什么企图,但既然意外缔结了一点交情,也乐于保持着一种忘年交的接触,从而看看人海百态。
通过金肇祖的桥樑作用,何民魂与伪组织的新贵们稍稍有所接触,其中有师生关系的是顾士谋。自从何民魂由广泰来客栈搬到西濠酒店后,我不时过谈,偶然也陪同何民魂应金肇祖、陈雅枝夫妇邀请晚饭,顾士谋和一妻一妾也不时分头到酒店存问。何民魂告诉我,当年奉孙中山先生命入广西工作,顾士谋夫妻就是当时相随由粤入桂的宣传员养成所学生,经过一段小小波折才结了婚。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李宗仁电索工作人员,于是第一批派顾士谋去武汉当党务组长,后来投靠改组派,现在是卸任的伪广东省宣传处长。他的原配有点神经失常,夫妻时时反目。听说有一次拍摄团体相,妻妾各穿捆边艳服,争站位置,旁人称为大捆小捆。据说就是为了这次争吵被陈璧君知道,因而撤了处长职。
何民魂也把倒蒋的原因告诉我。他说道:“当年在北方搞抗日联军,那时候海内外各地纷纷捐款慰劳。有一次回到上海,龙云的代表问起云南汇出来的捐款收到了吧。当时我十分惊讶,就跑到南京向财政部追查。宋子文老是摆出官架子推说不知道。后来查明白凡是托由财政部转发慰劳东北义军的捐款都被扣下来,而且南京政府多次通知各报通讯社一律不得登载抗日军事消息。从此我就参加倒蒋。记得在泰山会见冯玉祥,他很感慨地说:‘民魂先生,凡是反对蒋介石的人,都去南京做官了,只有你和我不曾去。’一直到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们当然可以回到南京了。时局变化到这样田地,假如蒋介石真正能够收复失地,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愿意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百姓嘛。”听了这一段话,我不禁问:既然在重庆住了三年,为什么又跑来这沦陷区呢?他很自负地说:“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到?我‘何民魂’三个字什么时候写起来总不会是汉奸吧。明朝亡了,有一位姓曹的老先生在安徽霍山与湖北英山之间抗清18年,如果日本打下中国,我也可以在东南抗日18年!”
尽管金肇祖热情奔走,想给予何民魂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从广州到上海的旅程以便利,伪广东省政府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定得一个飞机座位。情况迫使何民魂独自飞沪,暂时把眷属留在广州,但又不能长住酒店,于是决定在飞机启程后搬到顾士谋家里居住。何民魂的妻子邹绿云是广西人,身边带着儿子师涉、女儿师莹和手抱的儿子师明。大约相隔一个月,邹绿云来过我家一次,说出住在昌华南横顾士谋家的地址。她知道我的家人覊留内地,三楼空着几个房子。她表示原想搬来暂住,却因为陈耀祖饯别何民魂时,席上叮嘱金肇祖、顾士谋好好照顾留粤妇孺,顾士谋随即声明决定把师母接到自己家里,所以只好与顾妻同住。
过了十多天,我按址到顾家访问,从应门傭人口中知道邹绿云刚巧在上一天入柔济医院刮宫。我随即转入医院,看见邹绿云卧床呻吟,痛楚异常。女护士说这是施手术后必然现象,只有每隔两小时服止痛药一次。过两天,再到医院探望,只见病人口中插进了氧气管。眼见情势不妙,我打算另找医生商量,于是就近跑到新近设立的伪广东省立医院求见院长梁金龄,陈述了怀疑一间医院不应该任由刮宫病人痛苦几十小时不再检查的意见,邀请过院作一次诊断。梁金龄坚持要将病人移转过来才着手医治。这时候我明白了,他是刚下台的伪广东省卫生处长,自己要搞省立医院,必然不肯到别间医院看病。无可奈何,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刚过了荔湾桥,恰巧金肇祖走出柔济医院门口,说了一声病人有变化就走了。这时楼上正为病人弥留而纷纷议论着,陈雅枝和她的五婶陈耀祖妻子在场,德国医生柯杜用流利的广州话说太迟了,可能引起肺炎和其它病症,只有解剖才能了解清楚。陈耀祖妻子说从来与病者素不相识,埋怨金肇祖这个时候还要离开。我是局外人,一声不响溜进病房看着邹绿云咽了最后一口气,随即到长堤电报局去电上海通知何民魂,然后转到工务局找金肇祖。据说:最不服气是明明步行入院,却丢掉性命,钱还是可以用,不过省府的招待,已经花了8万元。
第二天是冬节,金肇祖受了妻子的告诫不许到场,只派出一个姓胡的庶务职员跟我到大德路粤光制殓公司选了一口棺木把邹绿云遗体装殓起来。过了两天,我与姓胡的坐上工务局的汽车到白云机场接何民魂入市。在叩拜过灵柩之后再回到西濠酒店坐定,我转述金肇祖那句省府招待花了8万元的话。他说:“这有点小家子气了。在上海一接到你的电报,当晚设道场招魂,一个学生拿出30万元,功德完满化灵,几个学生争着捧灵。坐飞机本来带不得钱的,我却在身上带了16万元储备券。”有了钱,治丧好办了。按照广州风俗,死人的灵旐写上有点名气的人名,于是用了“广东省警务处长汪屺拜题”作下款。出殡那天,汪屺也到场致祭,一长串夹有僧道尼的殡仪行列把棺柩送到德坭路福裕庄寄存,写上夫婿的诗句“成仁取义应慙我,续命有方愿代君”作为楹联伴灵。另外租了都府卫永胜庵的客厅供奉邹绿云真容,每逢七旬雇用了大佛寺、华林寺、檀度庵等僧尼作法事。
从偶然流露对一些往事的追忆,可知何民魂悼亡的悲痛程度:交卸南京市长职务的第二天,邹绿云以朴素无华的家庭主妇姿态出入市场采办副食品,这与新任市长刘纪文的豪华生活成一鲜明对比,因而获得清廉微名;抗战军兴,邹绿云戎装跃马偕同劳军,后来香港天文台小报把她描写为出没东战场的女游击队员。这次离开重庆能够毅然成行,很重要的因素由于邹绿云宁愿携带儿女跋涉关山,也不愿意寄身蒋介石篱下。对于寄庄问题,我曾经一度劝说在此兵荒马乱中,不如依照俗语所说“入土为安”择地营葬,他很不以为然,打算将来运柩葬在西子湖畔,要不然,就送到亡灵生前到过的祖国原野雁门关外去。
周旋于梵宇经声禅榻之间,我与何民魂两个人聊天往往是无所不谈。他说:“这次到南京见了汪精卫,他希望我多些时间留在南京,我要求不公开我的行踪。会晤后,汪派副官送来4万元,本来不想接受,这个副官劝我收了这点人情,不要以为小意思,大汉奸华北政务委员江朝宗死了,汪只不过送2万元。”又说:“称为公务员的小喽啰确实清苦,一个科长宁愿去拉黄包车,因此对陈公博说过,他们跟着你跑,总应该让他们吃得饱一些。后来把一批烟土卖掉,发放了4000万元。”听完这些话,我问他究竟与汪、陈有什么渊源。他说:“在山西太原,开扩大会议的时候,阎锡山请客,第一个是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第二个便是我。后来军事失利,很多人欲归不得,我先向广西方面发出电报,再与阎锡山商量,彼此都为了倒蒋,应该尽力帮忙,于是筹了20万元给陈公博,改组派的人才有旅费返上海。”
邹绿云丧事告一段落,何民魂准备作携带儿女北上的打算。这又有待于伪省府安排飞机座位,当然担搁时间不少。无聊的等待,除了必要的酬酢以外,常常到福裕庄和永胜庵以拜庄守灵来消磨岁月。中间办过一件迁葬的事。他的弟弟何民甦,民国6年讨袁之役殁于广东,埋葬在二望岗滇军义地,这时迁葬于粤光制殓公司坟场,并撰文刻上碑记。
沦陷时期的广州,生产凋蔽,币值一天天低落,每日掩埋无主饿殍总有几十具,一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却撑持着“食在广州”的盛名。有一次我为何民魂安排在泮塘酌荷仙馆邀请金肇祖食晚饭。这家老板特意斟上一壶冽香扑鼻,酿藏了四十年的蛇酒。有一次中华北路半斋川菜馆以外卖方式送上一席素菜,价款400元。赞赏之下,何民魂额外赏给伙计300元。我愤激地指斥这不是豪爽或大方,正是广州人称为“四方辫顶”的傻瓜。有一次金肇祖邀约何民魂在金声戏院楼阁食晚饭,座中还有牙医黄民三。何民魂席上向我打了两次眼色,我提前离座掏出身畔带有何民魂的钱结了1100多元酒菜账。终席的时候,金肇祖大出意外,他估不到我有这样支付能力。为了补充殷勤,他建议再去“虎穴龙潭”饮咖啡。于是一行四人转到长堤大公餐厅再坐一回。金肇祖说明这个音乐靡靡灯光淡淡的地方,正是谈情说爱的好场所,曾经有一个厅长被陈耀祖发现了踪迹,从此便有“虎穴龙潭”之称。
除了何金二人闲常饮宴之外,我例不参与其它应酬接触。照理,在沦陷区里,像何民魂这种人物,日本特务机关断不会熟视无睹。何民魂说过,要很快取得飞机座位票,最有效还是向日本人伸手,不过这究竟是交通方面一点小事情,只好耐着性子让自己本国人去办吧。又说过,日本人在他身上打的算盘是希望他去越南河内。
1943年4月,一个气候温和天色晴朗的中午,永胜庵内超度邹绿云的诵经声时断时续之际,街外传来了突然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在文德路被刺斃命了。当天晚上,顾士谋匆匆忙忙赶到西濠酒店知会一声,要送点人情,可是全市的花圈制作已经求过于供,不能定货了,于是四出找寻,用400元买了一副仅有的纸制輓联。斟酌了一会,我大胆地决定替何民魂写上:“歌残薤露歌离黍,哭罢山荆哭故人。”后来在中山纪念堂悬挂的700多副輓联中,看见了顾士谋的联语是:“昨日清明悲后死,今朝寒食哭先生。”何民魂悄悄地说:“这是兔死狐悲的悲。”
滞留在西濠酒店好几个月的何民魂,终于乘搭飞机带着三个孩子去上海了。临行时候,把继续支付福裕庄租和举办邹绿云周年祭的事务委托我,预先说定会有钱汇来的。这些年头,广州与上海的汇兑差额很大,在上海收广州的款项可以加二成,而在广州收上海的款项得不到八折,事实上也很难找寻门路确实办到。大约半年之后,何民魂果然有钱汇来,通知我到日本领事馆收取。一个日本人很礼貌地接见,递过一张名片印着岩井英一,衔头是日本大东亚省书记官,不用签收就把5万元储备券交给我。
1945年10月,何民魂又从重庆来广州。据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他在南京接收了一些汉奸产业,其中以宁海路周佛海官邸为最大,随即转手移交了。有15个日本师团长联同托他向重庆接洽,请求改编开赴华北,碍于国际关系,事虽不成,日本人馈送了一副盔甲作为纪念。可惜的是学生们怂恿他匆忙入重庆,谁知许多熟人已经离开重庆,他在重庆呆了一段时期,结果虽然拿了军事委员会600万元也不够开支。
他这次南来原有两种打算。第一是带有一两个头面人物的信去促劝李济深入重庆开会,准备访问大陂山。恰巧我有空闲乐于旅行,便陪他到梧州。中午登岸先到李公馆接洽,门客答称李主任今天去广州,3时接受饯行后下船,现在在广西银行处休息。一踏入广西银行门口,李济深刚从楼梯下来,后面跟着一大批人,握过手,说一声广州再谈而别。之后,他住在我家里。有一次去净慧公园宾馆与李济深吃过早餐回来说,宾馆候见的人,有一些真像牛头马面的小鬼,其中一个就是教育厅长姚宝猷。第二是续弦。他认为孩子们年纪幼小,势不能不加以照顾。在上海有一个学生的姪女很细心照料小孩,旁人也看出她愿意作为后母了,可是辈分相差太远,所以约定了姓李的邹绿云谊妹从广西来到广州,在凤凰酒店成婚。
在闲谈中,偶然翻开当年我尚未散失的两本书,一本是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合订本,其中节日特刊有南京市长何民魂文章和照片;一本是当代名人录之类的旧书,其中有何民魂的简历,约略是文化大学校长、南京特别市长、江苏省政府委员、抗日联军总司令,笔名啼红。前者他一笑置之,后者他说是取材于日本年鉴的资料。谈到做诗,他有一年愤恨何应钦梅津的《塘沽协定》,写了一句“七二沽边谁铸错”,整整三年后才在晋祠开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时对上了“十三陵畔我招魂”。又有一年在梧州遇见汪精卫做行政院长时的刺客黄亚樵。他撰了一副由李宗仁写的联语:“世无陈涉吾谁语,客有要离我与游。”
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或行为,有时从前言后语中可以发现某些差距和缺点,也可以推测某些线索和趋向。我与何民魂相处时间不多,他行踪飘忽,交游广泛,不可能查根问底,只有从东鳞西爪作出臆断理解。他读书不多,祖辈有一两代考过武举,但从他的刚劲中带柔媚的书法和悼亡的“苦忆词”看来,却表现出有相当文化修养,又沾染封建迷信意识。他早岁搞革命,在镇江起事讨伐袁世凯,将要发动的时候,打扮成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模样去窥探武装队伍,被一个当地称为“破鞋”的流娼追逐纠缠。他认为兆头不吉利,这次举事果然失败。陈耀祖被刺杀后,他说陈的眼球突出眼眶是死于非命的象征。他与广西的军政首脑有比较深厚的友谊,加上自己曾经受过排挤,一贯反蒋具有双重因素。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老河口与只身走避空袭的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陇头树下相晤,目击大军溃散的景况,深知抗敌的艰苦。在重庆对贪污无能的现象看不顺眼,曾经对人说过,如果自己还年青,也会跑到共产党里去。蒋介石充其量给他一个中将参议,加上他的“吾家孟光”邹绿云屡次叫嚷“不是跟着蒋介石才可生活”,于是盱衡全局,公然以策反使者的姿态从重庆跑到上海。在广州,汪精卫的姪儿汪屺向他表示殷勤;在南京,汪精卫因为他在江苏有点清廉名气,也想把他留下来装装门面;侵华日寇因为滇缅战局展开,也想利用他到河内,对广西起些作用。他有一个学生在日本情报头子天羽部下,所以能够汇钱到广州。正是由于这些关系,他在上海、南京之间相当活跃。直到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自然有很多人为他捧场,即使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自封为接收大员。日本个别师团长托他讲话、改组派的小头目范直公在锒铛入狱前写信求他照顾眷属,何应钦一到南京便寻访他,都足以说明不少人对他有很高的估价。他从南京匆匆入重庆,简直是扑了一个空,总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拿了一笔钱。这时正是蒋家王朝纷纷出动,忙于掠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时候,最好还是利用他作为奔走调人,于是由陈立夫出面写一封信托他到广西邀请李济深入重庆,他也为了家室之好而乐于有两广之行。他还带有一封江苏同乡顾建中给广东盐务处一个高级职员的信。他知道内定顾建中要来接长盐务处,这是中统的分赃机构。很可怜,他在重庆拿到的几百万元快要花光了,当那个盐务高级职员要为他料理行程的时候,他还要满不在乎地谢绝,其实已经捉襟见肘,凑集了我一点小款才买得飞机票离开广州。
何民魂夫妇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后,不久便迁移到苏州居住了三年,一直到全国解放。
1949年10月,何民魂住在北京一家大饭店里,寄给我一封信,内容只是一般问候和说明行踪,末尾却有一句:“阿难语世尊,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众生”。自从他第二次由重庆来广州后,我总觉得自己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与他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半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使尽人间作孽钱”的政治活动家,显然有所界限。这时考虑他在北京仅是临时地址,于是复信苏州很坦率地向他的妻子写道:人是要吃饭的,世无食饭神仙,我不愿意做实际不能度世的世尊,更不愿意做阿难。
1950年春季,何民魂把家眷迁徒到广州。据说三年来一事无成,本来在上海筹备接办一家银行,准备当董事长,终于发现这是一家破产而负债累累的银行才罢手。这时候我的生活环境需要更严肃,已经没有看看人海百态的心情,于是与他疏远起来了。有一天,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他在香港忽然中风,千辛万苦才把他护送回来。我跟着到市立医院看望后,认为这样大的年龄患染脑出血只可苟延三年。经过我的推荐,他在纪劬劳医院作了短期治疗,终于延至1953年逝世。所遗家属获得党和政府的照顾,领受一笔抚恤金,妻子就业,儿女读书。
1964年6月
注:广州朝天路崔府街24号张氏孝友书院筹建合族祠,由张姓子孙备价承购祠旁余地自行建筑,辟为东西北三巷。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五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22 15: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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