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进安：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办与放弃
2020-12-23 10:02:42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中航公司是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临时运输处(以下简称中行总处临运处)蜕变而来的，因此，为着说明问题的方便，先把中行总处临运处的来龙去脉，预作一简单概括的介绍，我想还是必要的。

　　中行总处临运处成立于1941年初。其主要的目的是：一方面为抢运“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①从国外购进之全套纺织、面粉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赶运中国银行本身在美国印制之钞票②。因此，特由中国银行调拨巨额外汇，向美国订购一百余辆大型卡车，此外并另购进大批维修设备，分别在昆明、保山、腊戍(缅甸)等处设厂装修，以利运输。当时由仰光至昆明，主要是由腊戍至昆明一段——滇缅公路沿线一千余公里范围内之运输即划由该处负责。

　　中行总处临运处机构相当庞大，除设总处于腊戍，分处于仰光、昆明以外，并在滇缅路沿线各冲要地区如畹町、龙陵、保山、永平、下关、楚雄、安宁等处设立车站、仓库，藉以加强运输。该处整个人事、业务的大权，可说完全操在宋子文的嫡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的手中;至代表贝祖诒直接主持和控制该处运输业务的则为贝的亲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人事室主任林日韦。

　　中行总处临运处除负责接运本身物资——机器、钞票等等以外，尚兼运其他军工商品，特别是由于中国银行与资源委员会有各种特殊的关系，车辆回程可以优先接载该会出口矿砂，不致完全放空，虚耗吨位，所以获利甚丰，开办未几，即已全部偿还中行拨交该处营运资金(包括全部购买车辆、设备之外汇头寸在内)，因此，至结束时，该处所有一百余部大型卡车以及整套维修设备、汽车配件、汽油、机油等等可说全部是赢利所得。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由于过去对日毫无作战准备，匆忙应战，不免处处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由于日寇潜艇的威胁，海上运输亦远不如过去的安全、有利，因此，美国曾以代蒋政权培养、训练海员为名，非正式向我国提出建议：在租借法案项下，拨交万吨级自由轮三艘，归我国自行管理使用，运载各种美援物资。当时宋子文以蒋外交部长兼驻美特使名义，长期驻美，接获美国上述通知后，即密电香港贝祖诒(时贝以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兼国外部经理名义驻港办公)，预作接收准备，于是贝即急电林日韦赴港筹商组织机构，进行接收工作。但因日寇迅速向南推进，珍珠港事变未及一月，香港即告弃守(1941年12月25日)，马来西亚、新加坡亦于1942年2月2日及2月10日相继陷落，因此筹组机构，进行接管三艘自由轮之计划乃无形终止。而美国亦以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太平洋重要军事基地迅速被日寇攻占，东南亚以至南洋各地更先后落入日寇手中，远东战局急剧逆转，亦觉得没有再将自由轮移交蒋政权的必要，所以此事遂告寝息。虽然如此，但宋子文准备自办航业，进而垄断整个中国航运事业的企图，却常常流露于林日韦的言谈嘴角之间。不但如此，1942年冬，林日韦并曾公开动员留昆职工钻研公路、水路运输管理技能，同时并请当时中行总处临运处修理厂厂长王霭诚、王霭佳兄弟为我们讲解有关汽车运输管理、修配等知识，以便将来办理水陆联运，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云云。其实当时中行总处临运处正着手办理结束，所谓“钻研公路、水路运输管理技能……以便将来办理水、陆联运”，其主要的目的，显然是为宋子文以后筹办航运事业预先拉拢及物色人才。

　　1942年3月仰光失守，4月28日腊戍又告陷落，迨5月5日日军更越过我滇西重镇——畹町、龙陵，直逼惠通桥畔!至是滇缅公路已根本被敌切断，无法继续通车，于是中行总处临运处除尽先设法将存储保山物资加速抢运回昆明以及准备办理处内结束工作外，可说已无所事事。某日，我与钟文彬在林日韦家中闲谈，林便曾坦率明言，宋子文对于未来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野心甚大，因此希望我们预作准备，以免错过时机，同时并郑重其事地一再重复说：“波士(Boss——老板。中国银行一般高级人员对宋子文常用的称呼)对航运事业兴趣很浓，虽然目前侷处后方，无由展布，但我们应当把握时机，利用现有运输机构，促成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最后，他向钟文彬和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希望你俩以后多多研究，看看怎样利用我们现有运输机构，来促成这一伟大事业——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

　　钟文彬是上海沪江大学商科毕业生，英文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商业知识亦相当丰富。他本来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会计组长，后来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特具专长，于是林便想法把他从中航公司拉了过来，因此双方感情相当融洽，特别是关于业务问题，如钟有所建议，林往往能破格采纳，所以彼此常多推心置腹之谈。至我当时 除担任中行总处临运处安宁运输站站长职务外，尚担任林的私人中文秘书工作，所以与林亦相当接近;其次，当时滇缅路上之军、政运输机构，有不少是我过去在中大(国立中山大学)、政校(中央政治学校)以及留日归国之熟人，有许多对外接洽交涉之工作，林常常需要我直接代为负责办理，因此，见面交谈的机会亦较他人为多，有许多比较机要的问题他亦常常提出来和我研究、讨论。至我与钟文彬则因同乡关系，所以过从较密。

　　自经是次谈话后，林曾一再约我与钟文彬继续研究如何利用中行总处临运处现有机构，促成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林的意见，认为以宋当时之地位以及与美国密切之关系，将来创办航业，不论资金、技术、船只等等绝对不成问题，这是任何人均无法与其竞争的，因此，除非将来抗战失败，否则宋子文必可执掌中国战后航运事业之牛耳。于是决定由我归纳大家意见，主要是林、钟意见，用中文写成书面建议，由钟译成英文，然后再由林以其个人名义向贝祖诒、宋子文正式提出创办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议，藉以筹划战后航运工作之进行。

　　当时该项书面建议大致包括如下几个内容，但详细情节未能尽记：

　　(一)倡办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意义；

　　(二)从事航运事业之利益及其将来伟大发展的前途。这一节又分为如下数点：

　　(1)办理内河、沿海客货运输以及远洋货运，利息非常优厚，将来大有发展前途；

　　(2)战时(抗战期间)我国船只几乎损失殆尽，战后决非一朝一夕可以恢复，目前应及早向美国朝野接洽联络，预先订购船只，或超龄舰艇，加以改装，以便大战一停，即可全部恢复内河、沿海航线，独占中国航运事业；

　　(3)中国战后百废待兴，土产外销、器材内运、矿厂维修、军队复员等等，均有赖于航运事业之发展，如能及早筹谋，妥为部署，将来不但可以独占中国航运，而且可以进一步控制中国整个经济命脉。

　　(三)进行步骤。这一节又分为如下两点：

　　第一步，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信托部下成立一“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负责筹划该公司立案、注册暨有关对内、对外联络、接洽、研究等事项；

　　第二步，正式成立“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委托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信托部公开进行募股，开始营业。

　　(四)经费来源：

　　第一步，将中行总处临运处全部盈余约计五千多万元(按照当时币值统计，约可购买黄金2500两)，拨作“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基金；

　　第二步，该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后，即公开招股。

　　以上书面建议写成后，即由我连同钟之英文译本亲交林日韦核阅。当日下午，林即约我与钟到其家晚餐密谈，同时并对该建议给予很高的评价。

　　该项建议经过了若干修正、补充，然后由林再用英文写成一非常扼要的提纲，附于建议书上，连同林本人致贝、宋的私函一并寄贝转宋。不久即接获贝的复函，及附来宋子文在该建议书上表示同意的签字“APPROVE”(赞成)!

　　以上建议既已获得宋子文(宋当时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批准施行，于是中国银行在宋、贝的操纵下，很快便发表林日韦为该行总管理处信托部(以下简称中行信托部)的经理，同时并按照计划，在中行信托部内设一“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以下简称中航筹备处)，与此同时，并由林指定前中行总处临运处职员钟文彬、袁进安、徐兆华、张心洽等四人，以中行信托部名义，在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该公司筹组准备的工作，以及兼办中行总处临运处清理结束等事宜。这样，中航筹备处不但名正言顺地接办了，不，应当说是吞并了中行总处临运处全部五千多万的盈余，以作公司的基金，同时还无偿地调用了中行的职工为自己私人的企业服务!

　　中航筹备处约莫成立于1943年春，以后虽因钟文彬、张心洽二人由于内部人事磨擦，辞职他往(张赴美国，钟返湖南);而1944年初，宋子文又因失欢于蒋介石，被迫下台，筹组工作难免稍受窒碍，但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未稍间断。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畹町(滇缅交界处之小镇)正式会师，从而完全打通中印公路后，美国为着加速装备蒋军，以便利用中国人来夹击日寇起见，于是又旧事重提，再度提出在租借法案项下，拨交三至五艘自由轮给蒋政权，以作运输美援军用物资之用。因此，中航筹备处之工作重又趋于紧张。同时由于战局显著好转，宋子文东山再起已绝对不成问题，于是宋、贝等为着争取攫得美国准备拨交我国之数艘自由轮计，乃马上委托上海有名律师陈某(已忘其名，现仅记得其律师事务所设在重庆新街口、中国银行斜对面)负责起草公司章程，同时并由宋指定贝祖诒、霍宝树、陈长桐、王君韧、林日韦、徐广迟等10余人组成中航公司董监事会，由陈律师代向经济部、交通部正式呈请立案、注册，藉以完成法定的登记手续。

　　按照一般的规定，航业公司的立案、注册，一定要先取得法定机关的验资证和船舶合格检验证，才能申请办理登记的。但当时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既无资金更无船舶，那么怎样才能完成法定手续，获准立案、注册呢?对于这一难题，林日韦秉承宋、贝意旨，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了如下蒙混过关的办法，完成了立案、注册的手续，正式取得了准许营业的执照。他们当时采取的办法是这样的：

　　(一)关于验资问题——中航公司在筹备之初虽已由宋子文正式批准，将中行总处临运处全部盈余五千余万元，拨作公司筹备基金，但中行总处临运处所有车辆除酌留一小部以作自用外，其余八九十辆卡车全由宋子文以低价赊销的办法卖给了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主办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本来按照买卖双方正式签订的合同，车辆交接完毕后三个月内，买主即应将货款全部付清，不得拖欠，但戴笠却根本不理这一套。因此，中航公司在账面上虽有数千万元的收入，但当正式决定立案、注册时却连一个铜板都还没有拿到手中!

　　一个公司，特别是像航运事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企业公司，连一分钱资本都没有怎样能申请立案、注册呢?

　　办法有的是!横竖中国银行是在宋、贝的手中，因此，只简单地由中航公司向中行信托部办了一个例行的手续，接着在双方的账面上转了一笔帐，于是便由林日韦以中行信托部的名义，出具了一张书面证明，交给会计师，略以：“为证明事，查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某年某月起在本行开立第几号帐户，截至目前为止，已缴存股金五千万元。特此证明。”会计师接获此一证明后，即出具一张验资证，证明中航公司缴存中外信托部股金账款相符，便算合法地完成了第一道验资的手续了。

　　(二)关于船舶的检验问题——一个以豪门资本、四大家族的宋子文为首所创办的“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不但本身没有半艘船舶，甚至连一只小小的舢板都没有，大概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但更奇怪的是，这个连一只舢板都没有的公司，却能正式获准立案、注册，从事经营航业的生意!

　　上面曾经说过，没有船舶合格检验证，是无法申请经营航运事业的!那么中航公司究竟怎样跳过这一关呢?

　　没有别的，办法仍然还是一个“骗”字，以偷天换日的手法，来达到立案、注册的目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国银行肇庆支行(以下简称肇支行)，在抗战期间是广东中国银行中一个业务特别发达的机构，但因地处前线，密迩广州，随时有受敌伪进攻、侵袭的危险，为确保银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起见，所以不但自备卡车，同时还有一艘载重约一百二十吨的自备柴油机轮，专门行走西江、北江，以作紧急应变之用。由于当时公司注册条例，没有严格规定航业公司必须具有载重若干吨位之轮船，始准立案、注册，因此，林日韦便灵机一动，以贝祖诒的名义去函肇支行副理卢绪章，请其将该行自备柴油机轮过户给中航公司，同时并请其代向当地港务局办理船舶检验登记事宜。就这样，一张船舶检验合格登记证便轻易地送到了林日韦的手中。

　　于是，这样一个既无资本又无轮船的“中国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样搭起了一个空壳的架子，准备随时接收美国答允拨交我国之自由轮，同时并由林日韦通过私人之关系，与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副经理魏文瀚取得密切联系，以备在必要时向民生公司拉一部份熟悉航运的人员，以作中航公司之骨干。

　　正当中航公司密锣紧鼓进行立案、注册，同时并通过C、D、S③向美国洽商接收自由轮之手续、时间、地点之际，在欧洲战场上，由于苏军的英勇作战，直捣柏林，德寇已于1945年5月8日正式请降;在远东方面，日寇的败亡亦早成定局，为期不远，因此美国对于拨交三艘至五艘自由轮给予我国之事又借故推延。另一方面，由于重庆黄金加价舞弊案件的发生，未及三月，前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即被迫下台，宋子文重又东山再起，跃登行政院院长宝座。原在政学系徐学禹手中的国营招商局，迟早必将落进宋的手里已成定局。因此，宋过去原来打算另起炉灶，自行筹办航运公司的作法已觉得暂无必要。于是他除了把中航公司的部份董事如林日韦、徐广迟等安插进招商局内充任董事，以便进一步控制整个招商局外，对于中航公司便无形放弃，未再作进一步的活动了。

　　注：

　　①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为着独占西北工业，曾通过中国银行投资创办“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并任命雍行(中国银行天水分行内部的简称)经理束云章兼主其事。当时该公司投资的主要对象为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其中尤以纺织工业为主。所有以上机器设备，几全部由欧美购进。最初在越南海防，以后则改在缅甸仰光交货，然后再设法转运昆明、西北。宋子文为着迅速运进上述机器设备，以免遭受日寇破坏、封锁，以致发生严重困难起见，特命令中国银行调拨巨额外汇，自组车队，进行抢运。

　　②中国银行在抗战初期尚享有货币发行权，所有该行发行之钞票均由“美国印钞公司”负责承印，由海路运至海防、仰光，然后再转运内地发行。

　　③C·D·S是一个附设在重庆上清寺牛角沱四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内部的一个没有挂中国招牌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它的英文全名似乎记得是“CHINESE DEFENCE SUPPLY CO”，简称C·D·S，由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国外部经理贝祖诒的亲信陈长桐兼任中将经理，受军委会直接领导，专门向美国订购军火及洽商“美援”物资的一个特殊机构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八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23 1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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