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典：抗战后岭南大学的学生组织
2020-12-23 10:04:39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学生自治会是全校性的组织

　　岭南大学学生均属当然会员，会费由缴交学费时由校方代收。学生自治会分为干事会与代表会，干事会处理一切日常事务，代表会则是审核干事会财政收支，批准干事会的活动计划等。据说，这是根据行政与立法分立的原则。干事会相当于内阁，代表会相当于议院，是西方民主化议制的雏型。通过学生会的活动，培养学生参加政治民主生活的习惯，是学生自治会的宗旨之一。学生自治会的组织虽然仿效西方代议制的形式，但学生会的活动，则又以不问政治为标榜，故解放前1945~1948年间，全国学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运动风起云涌，广州的中山大学等高校学生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而岭南大学校园内仍是一片宁静，既没有上街也没有声援表示，这固然和西方奴化教育和学生素质等客观条件有关，也和学生自治会的不同政治宗旨有关。

　　学生干事会的成员和学生代表会的代表都是选举产生。干事会成员8~10人，由“普选”产生。根据传统做法，一年级学生不能担任干事会成员，四年级学生则以“元老”身份不参加干事会工作。代表会则按班级人数比例选出，学生会成员虽说是选举产生，也曾有过一两次美式的竞选，但由于传统势力和宗派势力很大，所以竞选、普选也不过在派别之内进行，而一般学生并不很感兴趣。所指传统和宗派势力，系指学生来源不外是岭大的附中毕业生，或其他教会中学毕业生，或香港英文书院毕业生。三种学生占据大多数，其他中学毕业生和海外侨生则占很少数。这些来源相同的学生无形中形成一个派系，具有排外的倾向，其中尤以岭大附中学生势力最大，教会学校的次之，而学生会成员一般都是从那里产生。另一个派别势力就是各年级的班社，关于班社的概况，下面再叙述。

　　学生干事会组织，设干事长、副干事长各一人，下设智育、群育、体育、纪律、财政和总务六个部。正副干事长及各部负责人均由选举产生，然后互选干事长及分配工作。干事会下有岭南周报、红灰剧团、合唱团及管弦乐队、学生膳食委员会等几个直属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干部由学生会聘请。各部和直属机构在1944~1948年间的活动情况大致如下：

　　智育部名为开展学生有关智育方面的活动，但几年来虚有其名，没有做过什么具体的工作，且大学科系庞杂，要开展有统一性的智育活动实在也不容易。而岭南大学学术风气淡薄，零星的学术活动有各院系的学会专做，全校性的则有学校出版的“岭南学报”，故智育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岭南周报”产生联系，但智育组与“岭南周报”编辑部不是领导关系，所以这种联系也是事务上的联系。

　　群育部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全校性的文娱活动，而其实就是每学期一度的“大学晚会”，以交际舞会为主加插一些音乐杂耍之类节目。在大学晚会中，除一般爵士音乐、交际舞外，美式的“摇摆舞”、“牛仔舞”亦大行其道。此外，群育部也和“红灰剧团”、“歌咏团和乐队”产生工作上的联系。

　　体育组的工作则是举办每学期校内社际体育竞赛，以及联系校际的比赛，如球类(足、篮、排、垒球)的比赛等。至于全校性的运动会和参加省市运动会，则是由校方主持，学生会体育部只属协助地位。岭大的体育活动解放前在各学校中比较有名气，以历届省运会团体总分冠军自诩，并以此为岭南传统之一。因而在体育活动中亦产生了一种自大、排外的风气。如1946年伪省运会闭幕，岭大获得总分冠军后，校方与学生会租赁了几十部大卡车进行庆祝，沿途燃放鞭炮，路人侧目，经过东山时引起培正中学学生的反感，几至发生冲突。

　　纪律部顾名思义是负责学生纪律和校内秩序等工作。纪律部下设立学生纠察队，负责维持校园内集会、晚会、体育竞赛和车站交通秩序等具体工作。学生纠察队设正副队长，队员二三十人。就其原来的工作性质，在当时本无可厚非，但由于学生纠察队队员多挑选身体魁梧，威武有力的学生担任，维持秩序时亦带有强制性质，于是学生纠察队遂日渐发展为横行霸道、欺凌弱小、岐视校外人士的特权组织。学生会领导对此也不敢加以约束，纠察队在校内臭名昭著。1945~1948年间，岭大校内之打群架，欺压新生，车站殴打校外乘客等均为其所为。比较显著的如1946年在十三行球场打架之事，1947年在校内聚众殴打附中的海外侨生，以致重伤一人，其队员一人亦被剌伤等，在校内曾轰动一时。1947~1948年间，S.P.队长由伪青年军退伍复学的反动学生吕惠炎担任。退伍伪青年军多人也加入为队员，这使纠察队更逐渐演变为在政治上带有反动性质的组织。但笔者在校时，岭大的政治风气非常薄弱，多数人都是埋头书本不问政治，同时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富裕家庭，不知民间疾苦，俨然以岭大为“伊甸园”。因此，进步的学生活动固为凤毛麟角，反动党团的影响亦极微弱，学生中多不知校内有伪国民党及三青团者，所以当时纠察队在退伍青年军学生把持下，进行的反动活动也不明显。笔者离校后闻1949年间曾有迫害进步学生事件发生，这也是学生纠察队在当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

　　至于财政部，则是负责学生会的财政收支，根据各部的活动计划编制预算，分布财政收支等工作。总务部是负责办理一般庶务工作，均无甚足述。

　　《岭南周报》(下称《周报》)是学生自治会举办的全校性刊物，每周出版一次。后期因经费拮据，纸张缺乏常有晚期出版，《周报》设总编辑、副总编辑各一人，均由学生干事会聘任。编辑五至六人，由总编辑邀请。稿件来源是由编辑采访，约稿和公开征稿，但不付稿费，《周报》也是免费赠阅的。学生对《周报》并不热心，投稿者甚少，每于出版期届的稿件不足时，则编辑部随便写出来凑数。《周报》内容也和岭大总的情况相适应，只管校内不问社会政治。每期发行八开新闻纸一张，内容主要是报导学校新闻，学生会活动和各班社、学会的动态，也有副刊登上小而杂文之类，但也不外是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东西，偶然有一两篇批评学校当局的文章，但触及的也是鸡毛蒜皮之类。《周报》稿件不必经学校当局和学生会审查，名为“出版自由”，但既然总编辑和编辑部的成员都实际由学生会聘请，加以岭大的校风环境，即使放开手来，也是出不了“乱子”的。

　　《红灰剧团》是全校性的话剧团，以红灰为岭南校色而冠名。剧团团长由学生会聘任，团员则公开吸收，自愿参加，主要是在校内演出，几年来活动不多。1944年抗战期间在粤北时比较活跃，曾演出过一场有抗战意义的独幕剧和一场法国剧“朗西公爵”。回康乐以后，记得只演出过一场俄国的古典名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在当时还算有点进步意义，颇受学生欢迎，水平在当时学校话剧而言也算是比较高的。后来，由于经费困难，学生会及校方也不积极支持，剧团的活动就萎靡不振了。

　　合唱团于抗战期间迁校粤北时已成立。当时演唱过一些如“黄河大合唱”、“八百壮士”、“打击日本鬼”等抗战歌曲，回康乐后则排练过一些西洋古典歌曲，其中以宗教音乐，如著名的“弥赛亚”合唱等，活动不多亦几与教会的圣乐团毫无分别。至于管弦乐队，虽有组织，但活动更少，合唱团及管弦乐队负责人也是学生会聘请，团员都是自由参加，乐部的乐器几乎全部是学生自备。规模本来不少，原来水平也不低，平时排练过一些古典的洋乐典，但组织涣散，绝少演出。此外还有一个爵士乐队，虽是学生自动组合，都极为活跃，专奏美国黄色舞曲，成为每次晚会的支柱，逐令黄色爵士音乐在校内风靡一时。

　　学生膳食委员会也是学生会下面的一个直属机构，主要是接受校方委托管理学生膳堂。膳委会设主席一人，委员六、七人，由在食堂搭食的学生选举产生(有一部分学生不在膳堂搭食)。炊事人员由膳委会雇请，膳费收支均直接由膳委会掌理。1947年春季时，由于膳堂办理不善，学生代表会曾检查膳委会账目，发现膳委会负责人有挪用公款及贪污行为，曾进行“弹劾”。

　　学生代表会是学生自治会的“立法”、“监察”机关，相当于“议院”，是西方民主的点缀点，平时多于学期始末开会，通过干事会的预算和工作计划，审查干事会的决算和一学期的工作，所谓代表会与干事会是互相制约，但一向相安无事，唯干事会的马首是瞻。我在岭大四年来所见唯一的一次，就是上述的膳委会员贪污舞弊案，由于伙食办理不善，学生意见甚多，代表会不得不对膳委会进行调查。后经幕后调停斡旋，结果膳委会负责人退回亏空的款项，事情就不了了之。

　　综上所述，岭大的学生自治会虽有“民主”的组织形式，由“民主”选举产生，实际上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缩影。

　　二、班社组织

　　班社组织是岭大学生组织最基层，也是最基本的单位。班社的组织，渊源已久，自岭大创办之初就有班社组织，直至解放后才取消。在此期间，举凡校内的各项活动，学校与新校友的联系，校友之间的联系，都莫不以班社为单位。所谓班社，在大学是按毕业年度计算，如1945年“轰社”，1946“毅社”，1948年“曦社”等。社的名称是沿用岭大附中时的名称，这社名在附中初一时已定名，至该班进入大学时亦沿用中学时的社名，班社在中学时是按年级为单位，该班同学均为当然社员，至大学则是自由参加，且岭大采用美式“学分制”，年级界限已很模糊，故某社在大学名义相当于三年级，而实际该社社员可能有一部分是二年级学生，甚至有一年级的，按理每个学年在大学应该只有四个班社。如以1948年为例，就有七个社，因为该毕业的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未毕业，中学的社又相继升入大学，故有此奇怪现象。班社的组织在大学本来是不伦不类的，它既不真正代表年级，也不代表院系，但在岭大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组织，大学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根据自己相应的或接近的年级，或依靠人情关系参加一个班社。如没有参加班社的人，就会被人视为有孤独之感。班社组织的宗旨，名为联络感情加强友谊，实际上以班社为单位在校内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圈子之内互相提携包容，圈子之外互相排斥，如选举学生会干事，参加校内体育文娱竞赛，都是以班社为基础，而且又有所谓“兄弟班”、“兄弟社”，都是自中学开始的，即高中三年级与初中三年级为“兄弟社”，至大学时四年级与一年级，三年级与附中高三又为“兄弟社”。“兄弟”班社之间关系较好，社员除本班社之外在活动中则是支持“兄弟”社，所以小圈子之外又有较大的中圈子，就是这种班社组织，在校内成为传统势力的支持，妨碍了全校学生的团结和活动的健康发展。1946年，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个没有参加社的新生和一个三年级(当时是超社)的同学因故发生争吵，据说新生对旧生有“不敬”的表现，于是旧生事后就动员他所属班社的同学，到宿舍找这位新生大兴问罪之师，责罚其午饭和晚饭时间在膳堂和市场戴绿帽罚站，以示惩戒。这新生当时屈于暴力，不敢不从，事后就愤而退学，这不过是一个当时人所共知的例子。至于校运会和社际球赛中，各社之间互相排斥对立(不是正常的竞争)的情况就更普遍了。

　　岭大的班社组织，剧本来源也是模仿美国学校那一套，社的机构和学生干事会大同小异。设正副社长各一人，智育、群育、体育、财政、总务干事各一人，均由社员选举产生，任期为一学期，连选连任，社员每学期缴交社费，作为班社的日常活动经费。还有聚餐、晚会等特别开支则另行缴交。班社的活动，除了组织力量参加全校性的体育活动外，一般都是交谊性质的活动，那就是举办晚会、聚餐、旅行等。而以晚会(以跳舞为主要内容)为主，总之都是以吃、喝、玩、乐来联络感情。每逢节日如圣诞节，新年和学期终结时，各班均竞开盛大舞会通宵达旦，相互以豪华相炫耀。此外，各班社也有不定期出版的《社刊》，其内容无非是报导社务和校内外的社支情况的，各班社于应届毕业之际，还刊印同学录，且都是布面道林纸电版精装，耗资甚众，其费用除由社员筹集外，还以刊登广告请校外社友捐款等方式筹集。

　　各班社的社长干事虽然名为选举产生，但按惯例多由“老岭南”，即由附中升上的同学担任，这些人多数是“岭南传统”的捍卫者，故班社组织实在是岭大传统保守势力的巢穴。

　　三、学会

　　按照院系的系统，岭大的学生组织还有学会，如文学院有英语系的英文学会、教育系的教育学会、社会系的社会学会、历史政治系的历史学会、商学经济系的商学会、理学院有物理系的物理学会、化学系的化学学会、土木工程系的工学会、农学院的农学会以及医学院的医学会。学会虽名称繁多，但多是有名无实，组织涣散，名为学会的甚少进行学术活动，亦绝少出版学术刊物，只有工学会曾出版“南大工程”两三期(指1945-1948年间)，历史学会、社会学会曾举办过几次学术演讲和讨论会，其他学会很少见有什么学术活动。而我所属商学会，则三年间只举办过一次所谓“学术”演讲，是请当时的系主任司徒尧讲有关十三行和香港金银贸易场的情况。与其说是“学术性”，倒不如说是投机买卖的实务讲解，其庸俗一至于此，学会成立的宗旨，不外乎开展学术活动与联络系内同学感情，而前者多被忽视，至于联络感情在岭大也就是聚餐晚会的同义语。故学会的活动，一般也是偏重于所谓联络感情，但就其在校内的作用和影响而言，学会是远不如学生会和班社的。

　　四、基督教青年会(下略称青年会)

　　青年会是全校性的宗教组织，在校内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经常举办什么“灵修会”、“晚祷”、“查经会”、“圣乐欣赏”等之类的活动。青年会的工作得到学校当局的鼓励和支持，青年会的活动是自由参加的，在校内的影响不算很大。岭南虽是教会学校，但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是基督教徒，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宗教活动，也多数养成一种像传教士般的油腔滑调，被一般学生目为“神棍”加以卑视。青年会在校内影响虽不算广泛，但青年会的宗教活动宣扬基督教“博爱”、“仁慈”、“天周”等的教义，麻醉人们的思想，使人安于现状，逆来顺受，远离现实，远离斗争，这在一部分学生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青年会内的基层组织单位是“团契小组”，即简称为“家”，每组四、五人，根据基督教的“博爱”的教义，“团契小组”是以小家庭的形式组织而来，小组长即称“家长”，组员均以兄弟姊妹相称，经常的宗教活动都是以“家”为单位来进行的。参加这种“团契小组”的，有的是虔诚的基督徒，有的人是另有企图的，如通过积极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博取学校当局的好感，以便获得助学金或毕业时优先介绍工作等，也有些人则是企图参加“团契小组”获得更多机会接近和追求女学生等。

　　岭大的学生团体，表面看来似乎系统很完整，组织很民主，学生活动很活跃，但是这些学生团体通过它的组织本身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通过日常的群众活动传播，腐蚀学生的思想，使学生的视野局限于校园以内，满足于现状。甚至于远远超出人民生活水平的享受，脱离政治，脱离现实，成为不折不扣的驯服奴才。多年来岭南大学一直是美帝国主义在华南进行文化侵略，培养反动亲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七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23 1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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