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星洲华侨义勇军
2021-01-05 17:01:06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星洲华侨的处境

　　星洲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东临南中国海，西部和北部与马来亚的柔佛洲之间，横着一弧形海峡，北岸有一条长堤相连接，俗称新山桥，南面隔海与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相望，南面偏西濒马六甲海峡，地处太平洋要冲，是亚洲的战略要地。

　　十九世纪初，星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是个荒岛，人口只有二百多，马来人和华人杂居。英国殖民者为了扩张的需要，在这里进行贩卖鸦片，开设赌馆，买卖人口等各种各样的罪恶活动;还从中国南方招来大量的华工，从事种植橡胶、椰子、波萝等作物，同时又开公路、筑桥梁、建炼锡厂、盖洋楼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因此，星洲逐渐兴旺起来，到一九四○年，人口坛加到七、八十万，其中华侨占五十多万。星洲的华侨，绝大多数是“苦力”(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当地人都叫“苦力”)，有些做小手工业或小商贩，成为资本家的是极少数。华工用他们的血汗浇灌了这个荒岛，使成为一个繁荣的商港，而他们却过着贫穷饥饿，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英帝殖民地统治时期，面黄骨瘦，衣不蔽体的华工，随处可见。他们痛恨英帝国主义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时刻怀念自己的家乡，希望祖国能够独立富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已在星洲和马来亚奠定了统一的完整的殖民地统治制度。它运用“分而治之”的手段，把星马划为三个区域。一叫海峡殖民地(Crown col ony)，包括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地(华侨称为三州府);二叫马来联邦，包括霹雳、雪兰峨、森美兰、彭享四邦(华侨称为四州府);三叫马来属邦，包括柔佛、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等五邦。

　　海峡殖民地由英皇委任一总督统辖。海峡殖民地总督兼任马来联邦、马来属邦的总督(后来改称钦差大臣)，总揽司法、行政、军事诸大权。总督驻星洲，各邦政务任命次官经管，这种次官叫做辅政司(Chief Secretary)，在马来联邦，辅政司之下，每州任命一个参政司(Resident)，这种官员，在马来属邦则叫做顾问(Abviser)。这些英国官员实质上是统治星马的大王，二王，三王。

　　辅政司辅助总督贯彻施行各种殖民政策，办理各种重要事务，权力很大。辅政司可以出拘票把一个无罪的人逮捕投入监狱一个时期然后驱逐出境。华侨称这种无理拘捕为“二王花”(华侨把总督看作“大王”、辅政司地位仅次于总督，故称“二王”，“花”即拘票(Warrant)的译音，“二王花”就是指辅政司所出的拘票)。星马各地的进步华侨，英帝殖民当局找不到破绽可加给罪名，就用“二王花”拘捕后驱逐出境。经常代表华侨筹赈会在星洲宣传抗日救国的着名爱国人士侯西反先生就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被驱逐出境的。

　　星洲是个转运商港，是马来亚的喉咽，有铁路贯通马来亚的南北部。马来亚的进出口商品都经过星洲。

　　马来亚的天然资源非常富饶，且种类繁多，特别是树胶和锡矿，这两种资源的生产，当时均居世界第一位，也是马来亚的两大经济命脉，其他主要产品有椰子、黄梨(即波萝)、油棕、稻米等。马来亚的耕地，大部份用来种树胶，稻田面积约占七十五万英亩，只有胶园面积的四份之一，年产三十万吨粮，只够消费量百分之三十五，不足之数，靠缅甸、泰国、越南输入。在工业方面，工厂企业除以输出为主的农锡加工工业如熔锡、造胶片、油棕、椰子加工等之外，其他人民日用品工业很少，这就造成了马来亚人民所生产的东西是为了英国人的输出，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日用品大多数是靠外来输入。因此，马来亚变成既是英国工业原料供应地，也是英国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它的经济完全受当时英帝国主义的支配，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英国独占资本家在这里掠夺了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广大人民群众遭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马来亚在英国的战略中所承担的职能，一是生产树胶和锡供应战争机器的需要，二是生产树胶和锡作换取美元的需要。一九四○年五月，德军以闪电战术攻破法国“马奇诺”防线、“魏刚”防线，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打败法国，进攻英国。德军海空两路对英伦三岛发起猛烈攻击使之遭受到严重损失，面临饥饿绝境。英国求美国支援军火舰艇，需要大量美元，因此，就更加紧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星马人民是他们榨取对象的重要组成部份，仅仅一九四○年一年，星马对美国输出的胶锡就达二亿六千多万元。这一时期的星马，曾有英国的“美元制造厂”的称号。英帝国主义在这个“美元制造厂”中狂吮猛吸星马人民的血汗，解救其英伦本土的危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星洲是马来亚最大的城市，是当地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马来亚的树胶加工厂，熔锡厂、黄梨厂、椰油厂、硕峨厂，多数在这个岛上。而这些厂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华工。星洲又是东南亚战略要地，英国用了十八年时间，耗资二千万磅，在这里建了一个军港，自吹为东方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在西班牙南端，为英国的殖民地及要塞)。

　　二、星洲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自从一九三一年日本法西斯蒂侵吞了我东三省之后，星洲华侨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秘密地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出现华工救国会地下组织，宣传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卖国投降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这个运动逐渐在华侨工农群众中蔓延开来。到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名字和中国共产党，红军的事绩已在华侨社会中到处流传着，国民党的抗日将领蔡廷楷、马占山和他们的部队抵抗日军的事绩也受到星洲华侨的赞扬。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谈判，达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协议，消息传到星洲，华侨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星洲华侨精神为之一振。

　　星马工人阶级，在一九三○年已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一一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马共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为保卫和平和民主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号召全马人民拥护中国抗战，并在马来亚各州组织了“华侨抗敌后援会”，在星马华侨社会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一九三七年八月，陈嘉庚先生倡议建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后来扩大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简称“南侨总会”)，“星洲华侨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抗援”)热烈响应，积极参加。“抗援”组织深入星洲城乡华侨社会的各个阶层。工厂、农村、学校，到处都有“抗援”的基层组织。“抗援”始终站在星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面。他们建立了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到街头作抗日救国的演讲，唱救亡歌曲，演抗战话剧，掀起抵制日货，惩罚汉奸的运动，同时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募捐筹款，支援祖国抗战。鼓动劝捐的歌声，响遍星洲城乡。

　　“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国保。”

　　“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的花呀，这是救国的花呀，买了花啊，救了国家……。”

　　“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寒衣募给难民穿，难民冬天没有衣服……。”

　　这些劝捐的救亡歌曲，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假抗日、真投降的需要，为了独占华侨捐款的需要，为了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不让他们获得海外华侨的经济上物质上的支援，竟对星马和南洋一带的华侨的募捐救亡工作定了许多无理的苛刻的限制办法，比如：

　　1、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布命令，规定所有海外华侨的爱国义捐，必须统交蒋帮四大家族控制的海外各地中国银行转汇行政院所指定的所谓中央赈济会接受。

　　2、蒋帮通过外交关系要当地殖民政府严令华侨筹款时必须有注册社团的负责人呈请当地政府华民政务司批准，方得进行筹款。

　　3、责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严令各地华侨，所有抗日义捐，必须统筹统汇。

　　国民党政府这些措施，总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华侨热爱祖国捐献出来的血汗钱变成蒋帮四大家族的外汇存款，尽入他们的私囊。蒋帮派驻星洲的总领事高凌百与英帝殖民政府相勾结，极力推行这一套限制华侨爱国救亡运动的反动措施。星洲的“抗援”坚决反对“统筹统汇”的限制，主张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募捐，主张把一部分捐款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琼崖抗日游击队，并以散发传单，举行演讲会等形式，揭露“高饭桶”(星洲华侨给高凌百的绰号)的祸侨、害侨、卖国行为。经过一连串的斗争，终于争取了把一部分捐款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转送给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通过其他途径支援东江抗日游击队和琼崖纵队。

　　一九四○年，陈嘉庚先生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参观视察。先到重庆，蒋介石曾给予很好的招待，但他见到的是蒋介石狡诈独裁，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专横，残民以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认识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又到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投降，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与民众密切合作，一片朝气蓬勃的气象。陈嘉庚先生认识到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尽忠爱国”，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他回星洲以后，如实地讲述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揭穿国民党反动宣传。蒋介石知道了非常害怕，电令驻星洲总领事高凌百向英帝殖民政府指控陈嘉庚同情及援助共产党，替共产党宣传，要求英帝殖民政府取消陈先生的南侨筹赈总会主席职务，并驱逐陈嘉庚出境。还派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到南洋进行打击陈嘉庚先生的活动。吴到星马各地游说，威迫利诱华侨进行倒陈(嘉庚)运动，并通过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的会馆、团体散发传单，污蔑陈嘉庚独揽华侨筹赈祖国捐款，账目不清，要求清还及改选，企图破坏陈嘉庚的名誉，还利用华侨中极少数败类，攻击陈先生制造帮派斗争。陈嘉庚先生同蒋介石的走卒高凌百、吴铁城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抗援”站在陈嘉庚先生一边，做陈先生的坚强后盾，在各个基层组织中广泛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教育，揭露“高饭桶”、“吴铁桶”(星洲华侨给吴铁城的绰号)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华侨团结抗日的反动行为，对一些受蒙蔽而进行倒陈的团体、会馆采取摆事实说道理办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假抗日，真投降的卖国行为，劝告他们不要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当，对一些死跟“高饭桶”和“吴饭桶”的反动分子，则给予严正警告。“抗援”的宣传队在星洲城乡到处教唱下列歌曲：

　　“枪口对外，瞄准敌人。一枪打一个，一步一前进。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劝同胞，莫上当，做了汉奸没下场。敌人利用你，抢夺你家乡。家乡被他抢到手，一枪送你见阎王。……”

　　吴铁城、高凌百祸侨、害侨、反共、卖国、倒陈活动失败了，星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开展起来，陈嘉庚先生的名誉没有因吴、高的破坏而稍毁，相反，因为陈先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积极抗日的真相，讲了公道话，又识穿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敢于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因此，更得到侨众的拥护，威信更高了。

　　三、英帝对星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采取镇压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采取的政策是远东慕尼黑政策。英帝依靠日本法西斯充当他的利益的警犬，镇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以达到瓜分中国，牵制苏联的目的。因此，当时的亚洲，一方面是中日战争呈现胶着状态，一方面是英美对日采取放纵态度。英美法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主和派阴谋通过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和日寇妥协，当时舆论称之为“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等国际帝国主义不断示意蒋介石议和。英国张伯伦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一九三九年，英驻华大使卡尔在四月间往返于蒋日之间，进行议和活动，七月间英日成立协议，签订天津协定，英政府准备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所谓“实际局势”，也就是说，承认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主权，并封锁滇缅公路，切断那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路。星马英帝殖民政府，大量供应日本铁矿，铁矾土等战备物资，还收购废铁，支援日本制造枪炮打中国。一九四○年，日本法西斯军进驻安南，一九四一年，日本法西斯和暹罗(即泰国)订立协定，日本要把英美法排斥出东方，策划南进的企图已昭然若揭，英国本土也在德国海空军的猛烈攻击下痛苦地挣扎着，但星马的英帝殖民政府始终不放弃镇压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和华侨抗日救国运动。

　　“抗援”广大会员，既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对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破坏和限制，更痛恨英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怂恿日寇侵略。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抗援”曾联合各进步团体举行反法西斯的集会游行示威。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年五月一日，这一天，星洲各界人士庆祝国际劳动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罢种，五、六万人上街集会游行，要求英帝站到反法西斯战线上来，要求英帝殖民政府停止对日本的支援，制裁日本法西斯侵略，给人民以一切反法西斯的自由;同时要求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英帝殖民当局出动大批武装军警进行镇压，在芽笼桥头枪杀了罗良助、梁清点两位华工，并举行大搜捕，许多共产党员，“抗援”的干部和爱国志士被关进四排埔监狱，漳宜监狱，同时禁止华文学校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和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英帝企图一举而扑灭星洲人民反法西斯运动和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火焰，但适得其反，这一次疯狂镇压，更激起星洲广大华侨的义愤，“踏着罗良助，梁清点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口号响遍星洲每个角落。更多人支持“抗援”，加入“抗援”，“抗援”的影响更大了。“抗援”组织深入到偏僻的乡村，“抗援”的干部在树胶园、黄梨山、芭瑶(菜农耕种的地方，当地华侨叫“芭瑶”)办起了平民夜校，教文盲读书，教工农群众唱抗日歌曲。课余时间，一些在祖国学过国术的华侨，便趁兴打拳术，弄刀棍，讲拳经，好学的青少年，就跟着学起来。也有个别在国内当过兵的，用演剧用的木枪表演怎样开枪，怎样刺杀。有人发明了一种土喇叭，摘下一条木瓜叶长柄，在柄上切开一斜口，挖通了空心管的另一端，吹起来发出达达的音响，像军号一样。每当夜深人静，在山头上一吹，仿佛有一支部队在进行着夜行军的操练。更突出的是有些平民夜校竞公开挂起毛泽东、朱德的画像，革命气氛非常浓。星洲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抗援”本来是地下群众组织，经过英帝对“五一”集会游行的镇压，变成半公开的组织了。

　　四、日本侵略军南进时星洲华侨抗日运动空前高涨

　　尽管英帝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又疯狂镇压星马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处处讨好日本法西斯，其结果并不能取消日本南进向他争夺地盘的野心。英帝对星马当然不愿轻易舍弃。一方面为了镇压星马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一方面为向日本显示自己还有力量，一九四一年英帝从澳洲、印度调来数万雇庸军，并任白思华中将为星马陆军总司令，星马的驻军从原来的二万人(包括警察在内)增加到十万人。一九四一年十月，东条英机任日本首相，南进风声更紧，日军大量地集结到安南和暹罗，山本率领日本舰队开向太平洋，星马面临被攻击的危险了。英帝殖民当局见大势不妙，于十二月一日宣布星马进入紧急状态。十二月二日英海军上将菲力浦率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巡洋舰“击退号”到达星洲进驻军港。英帝紧急遣兵调将，加强星马的防务措施，没有使日本缩手，十二月八日，日军就在马来亚北部吉兰丹州的哥达巴鲁登陆了。

　　早在一九三七年冬，德意日法西斯阵线形成之后，当时马共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曾数次向英帝殖民当局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英帝殖民当局置之不理。日军在哥达巴鲁登陆后，马共又向英帝殖民政府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释放政治犯，武装人民，但是，英帝害怕人民胜于害怕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对马共的呼吁还是不肯接受，马共仍处在非法地位，“抗援”仍处在非法地位，许多共产党员和华侨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仍被关在监狱里。

　　“抗援”积极响应马共的号召，宣传发动群众准备拿起武器与日本法西斯军作战。“抗援”广大会员面对这个严重局势，意识到自己的组织已不是处在“后援”的地位了，星马快要成为与日军血战的战场了。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讲日本法西斯兽军侵略中国时的野蛮残忍，奸淫烧杀事件，有人谈在报刊上看过的和传说中听到的“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的情景，谁都予感到这些在祖国发生的悲惨的场面将要在星洲重演了，大家都越谈越怒火填胸，热血沸腾。年青的工人和学生感到报国家仇、雪民族恨的时候已经到来，大家敌忾同仇，磨拳擦掌，准备拿起武器与日本法西斯军队作殊死的斗争。

　　日军在哥达巴鲁登陆之后，即从暹罗方面向吉打挺进，英军抵挡不住，一下子就被日军冲到霹雳州的士林河。十二月十日下午，英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从星洲军港驰援，被日机炸沉于关丹海面。不久英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其脱拉(Titra)防线被突破，受到重大损失，士气沮丧，节节败退，北部重要城市梹城丢了，日军深入马来亚的中部。星洲天天有空袭，人民一天跑几次警报。星洲危在旦夕。

　　星洲人民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涨，“抗援”宣传队到处宣传武装抗日，到处听到《壮丁上前线》歌声：“东洋强盗野心狂，奸淫妇女抢钱粮，占我们的田地，炸我们的村庄，杀我们的父母，炸我们的工厂。……打东洋，打东洋，杀尽强盗回家乡!打东洋，打东洋，杀尽强盗回家乡!”

　　马共不断发出释放政治犯，动员人民，武装人民的呼吁。在这日军压境的严重关头，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日的压力下，英帝殖民政府被迫接受马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动员人民的要求，放出在监牢里的共产党员和“抗援”的干部以及华侨爱国志士，但对武装人民英当局表示不同意。英帝怕的是人民武装起来会夺他的权。经过多次交涉，英当局才同意召开一个华侨抗敌动员大会，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组织一支星洲华侨义勇军。星洲总督汤姆斯提出一个条件：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要由陈嘉庚先生来负责。为什么英殖民当局要陈嘉庚先生负责“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呢?内幕是这样的：日军进攻马来亚之后，蒋介石曾对英驻华大使说，如需要星马华侨帮忙，他可以电令华侨努力。英大使电告星洲总督，星洲总督回电表示接受。蒋介石就电令驻星总领事高凌百转达国民党星洲支部和他们控制下的报馆、社团协助英政府。高凌百召集了这些团体开了几次会，议不出什么办法，就要求总督请陈嘉庚先生出来负责。另方面，英当局也打算趁机加重对华侨的剥削，要华侨捐钱雇用义务警察维持治安，要华侨筹账会垫款雇工为英军构筑工事，请陈嘉庚出来负责也较易解决(战后，陈嘉庚先生著《南侨回忆录》一书中说：当时华侨筹账会雇工为英军构筑工事“被侵三万余元”)。

　　马共星洲市委与陈嘉庚先生协商召开各界华侨抗敌动员大会，组织民众武装的问题。陈嘉庚先生初时感到为难，后来为各界华侨的抗日激情所感动，加上英总督多次催促，终于答应了，决定这个大会于十二月三十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但对武装民众的事陈先生不大同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华总商会济济一堂，来参加抗敌动员大会的有星洲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华侨团体的代表，有刚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有马来亚共产党代表林江石，有“抗援”代表林亚当，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华侨爱国人士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薛永黍，沈兹九、陈如旧、李铁民……等，国民党驻星洲总领事高凌百和国民党支部的代表林谋盛也到来，共有五、六百人参加这次大会。陈嘉庚先生主持会议，林江石发表演说痛斥日寇野蛮侵略，揭露法西斯军队的惨无人道，号召全马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战斗。他建议建立一个“民众武装部”，商讨组织华侨义勇军的事。好几位代表上台发表了团结抗日的演说。当时，星洲天天有空袭，国民党驻星洲总领事高凌百看着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表演说的人，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好像巴不得大会快一点结束，其表情真如坐针毯。当“抗援”代表林亚当站起来要讲话时，高凌百竟阻止说：“你这位先生不要讲了”。陈嘉庚见状即刻把扩音器移到林亚当的面前说：“请你讲”。林亚当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控诉日寇侵华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提出响应马共的号召：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战斗!他表示赞成成立“民众武装部”，组织一支星洲华侨义勇军。他说：“同志们，同胞们，马来亚危急，星洲危急，战火已燃到眉尖，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向英国政府要求：给我们枪，我们要与星洲共存亡!”林亚当的话音刚落，会场即刻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打倒日本法西斯蒂!”“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为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而战斗!”“保卫马来亚!”“保卫星洲!”“给我们枪，我们要与星洲共存亡!”……口号声震撼了中华总商会的礼堂。陈嘉庚先生本来是不同意武装民众的，在这一片同仇敌慨，要求武装的声势下，也不再作异议。

　　大会决定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公推陈嘉庚先生为主席。马共代表林江石为民众武装部主任，胡愈之为宣传部主任，郁达夫、陈如旧也参加宣传部的工作。“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办事处设于“晋江会馆”。

　　五、星洲华侨义勇军

　　“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之后，以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为首成立了“星洲华侨义勇军总部”，办事处设于南侨师范学校，并以“抗援”的基层组织为基地，在大坡、小坡、芽笼、加东、汤申律、后港、武吉知马、裕廊等区开设招募战士登记站，主持登记站工作的都是马共党员。人们大概是为了称呼上的简便，都把“星洲华侨义勇军”叫做“星华义勇军”(以下简称“义军”)。马共党员许锡清作了一首题为《保卫马来亚》的歌，在各个登记站唱起来。歌词如下：

　　“南太平洋上，波涛在翻腾，法西斯强盗，带来战争。从北马边境，到南马之端，高空上战斗机在飞翔。多少的生命，多少的财产，在炮火当中，毁灭净尽。广阔的城市，恬静的乡村，到处响起反侵略的呼声。团结起来，马来亚人民大众，为自由解放而斗争，誓死保卫马来亚领土完整，打退黑暗迎光明。”

　　这支歌像号角，呼唤着热血青年踊跃参军。马共党员，“抗援”会员纷纷报名。经过一两星期的宣传发动，报名参加义军的已有三千多人，以后发展到二万人左右。报名的多数是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和学生。英国政府迟迟不下令把义军编为部队，不发枪。马共代表数次向总督汤姆斯爵士交涉早日颁发武器给义军，总督老是犹予不决;马共要求让义军编为一支独立部队，英当局不同意，只承认义军是辅助部队，由英军指挥，正连长、正排长由英军派任;马共要求每一连队设一党代表，英当局不同意。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日军占领了马来亚中部大城市吉隆坡，先头部队进迫马来亚南部，星洲空袭次数增多，英军的飞机斗不过日本飞机，英军的高射炮打不中日机，完全丧失制空权。星洲的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市区居民纷纷搬到郊区避难。英国殖民地政府平日吸尽星洲人民的血汗，战时竟连一条民用防空壕也不肯构筑。还没有武器的义军，在马共领导下，组织起来，主动做防空救护工作，协助群众挖防空壕，协助沿海居民疏散。义军总部聘请了一位当过军官的华侨做教官，抽调一些义军干部上军事课，进行操练。

　　有一群从沃洲、印尼、缅甸等国来星洲读书的华侨学生，他们原在星洲各华侨中学攻读，战争爆发后，学校停课，他们有家归不得，相邀集中到南侨师范学校居住，与义军总部办事人员住在一起。义军总部设有宣传股，负责人是南洋女中进步教师陈如旧。陈把这些学生组成一支宣传队，称为“星洲华侨学生抗敌宣传队”，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到街头、工厂、农村以至军港进行宣传。他们用歌咏、话剧、演讲等形式宣传抗日，鼓舞士气，激励群众，号召热血青年踊跃参加义军。这支宣传队没有人供给经费，靠队员自己平日父母寄给他们的生活费积剩下来的钱凑集起来作为活动经费。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正当星洲攻防战激烈展开的时候，陈如旧带领星洲华侨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冒着暴雨举行反抗日寇的游行示威，这支宣传队的全体队员都参加游行，做宣传鼓动工作，真是一支出色的战地文工团。

　　一月三十日，日军攻进柔佛，英军退出柔佛并炸毁连接星柔的新山桥，星洲变成孤岛。日军炮兵在对岸向星洲轰击，保卫马来亚的战争变成保卫星洲的战争了。

　　守卫星洲的英军有八万五千人，分区布防。从新山桥边向西延伸到裕廊河口，有沃洲兵一个师和印度兵一个旅把守。新山桥东边有驰名全世界的远东直布罗陀——军港，按常规应有重兵把守。

　　二月一日，星洲攻防战开始，日军对军港发起攻击，这个时候，英当局才决定把义军编进达尔部队(Dal forrces)，任命林江石为义军司令，任命英军打理上校为联络官，发给义军总部一些蓝色斜布缝制军服。义军总部通过“抗援”组织发动群众连夜赶制义军军服。二月四日，英当局答应发给义军总部一千枝枪，下令义军战士集合，等候分发武器，开赴前线作战。

　　义军总部决定分批集合战士，第一批四百多名。这些战士早已编好队，并暗中在各排建立了马共党小组。打理上校带了十几名背着短枪和轻机枪的英国士官，送来两三辆罗厘车(即卡车)武器。义军站好队，打理上校指派了英军士官当各连的连长和排长，当场颁发给义军战士每人一支猎枪(俗称打狗枪，有单筒的，有双筒的)，十几发子弹和一把“巴冷”刀(一种比竹刀稍长一点的刀，马来人出门常把这种刀挎在腰间)，一条印着“星洲华侨义勇军”字样的毛巾。一个英军连长作了如何使用猎枪的示范。义军战士把枪和刀接在手，很不平地议论说：“拿打狗枪和巴冷刀跟日本的来福枪、机关机作战，怎么打得过呢!”大家一致要求发给来福枪和机关枪。打理上校说：“你们没有经过训练，不会使用来福枪和机关枪。”林江石和林亚当对英军发这样差的武器给战士表示不满，他们对打理上校说：“义军战士对日寇怀着满腔仇恨，只要告诉他们怎样装上子弹，怎样瞄准，怎样开枪，上到战场他们就会使用了”。打理上校还是推说没有时间训练，又推说枪弹不够用，执意不接受二林的意见。林江石见相持不下，战火又烧到眼前，日军的六○炮(当时群众叫做“过山炮”)声越来越近，再坚持下去对作战不利，于是，与林亚当商量之后，转向战士作战斗动员，指出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林劝大家不要再坚持要好的武器。鼓励大家下定保卫马来亚、保卫星洲，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决心，团结一致，齐心杀敌，作战时要勇敢机智。林说：“让我们拿着打狗枪把日本鬼子兵当作狗来打!”林江石代表马共发给每位战士一条红布，系在衣领上作为义军战士的标志。义军战士接过红布，系在领上，背起打狗枪，挎上巴冷刀，高举红底黑字的“星洲华侨义勇军”大旗，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磨拳擦掌，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他们跳上罗厘车，唱起《保卫马来亚》和《壮丁上前线》等歌曲，开向星柔海峡。一路上，雄壮的战斗歌声响彻云霄。

　　“……团结起来，马来亚人民大众，为正义和平而斗争，誓死保卫马来亚领土完整，打退黑暗迎光明。”

　　“……我们是勇敢的壮丁，满身有紫色的光芒……我们一齐杀上前去，把日本强盗都杀光，打东洋，打东洋，杀尽强盗回家乡……。”

　　尽管日军的炸弹和过山炮弹呼哨爆炸，义军经过的地方，许多群众，有的站到马路边的房屋走廊下，有的探头出窗口，有的走出防空壕，目送这一队英雄儿女，威风凛凛，勇敢向前。

　　第一批开赴前线的义军驻札在星洲西北部的武吉知马律、裕廊律十八条石和林厝港律十九条石。

　　星洲的商业中心是在岛的南部，叫做大坡小坡，人们把这些地区称为“坡底”，西北部的裕廊律、林厝港律、武吉知马律地势较高，当时大部分面积生长着茂密葱笼的胶树林或椰子、红毛丹、山竺、榴梿等果树，也有些土地种植着黄梨或蔬菜，人们把这些地区称为“山顶”，横跨星柔的长堤的起点就在武吉知马律十六条石。军港座落在长堤以东的海边。义军的防地是长堤以西海岸，跟沃洲兵第八师和印度兵第四十四旅在一起。印度兵在第一线，沃洲兵在第二线，义军在印度兵和沃洲兵之间。二月四日，日军还在集中炮火佯攻长堤以东的军港，对长堤以西的英军防线时而打过几发过山炮，这里的战斗还不紧张。义军进入防地之后，协助英军巡逻放哨，监视敌人。

　　义军有一班人是裕廊地区的打石工人、黄梨山工人和捕鱼工人组成的，都是闽南籍和潮汕籍华侨。带队的是捕鱼工人李亚影和打石工人苏玉春，他们驻防在裕廊海边。他们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捕鱼工人战前每天都出海捕鱼，对星柔海峡海面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征得第一线印度兵的同意每天晚上都主动划小舢板出海巡逻。他们感到手中武器简陋，万一与敌人遭遇上一定吃亏，于是向印度兵商借机关枪和手榴弹。驻防在这一带的印度兵弹药相当充足，手榴弹一箱箱放在兵管里。印度兵是英国的雇庸兵，本来就不想在这场战争中卖命，又对地形不熟，也不敢出海巡逻，义军愿意冒险到海上巡逻，他们乐得支持，义军一提出借枪借手榴弹，印军上尉欣然答应。义军借了两枝手提机枪，每人抓了两三个手榴弹回自己的营房去。

　　苏玉春是闽南人，少年时在家乡学过国术，学过打枪投弹，在这班战士中，打枪拼刀数他在行。战前，他在“抗援”组织的平民夜校里就常谈论来福枪怎样用，驳壳枪怎样用，手榴弹怎样投，有时他还提着木制的砍刀，耍几路刀法给大家看。向印度兵借得机枪和手榴弹之后，他即刻跟战士们讲解使用方法，大家很快就学会了。

　　日军进攻星洲前两星期，裕廊律近海居民已被英当局下令疏散了，星柔海峡早已封锁，没有船只来往。海峡中，有一种用长木棍插入海里围成的捕鱼栅，栅上用木板和“亚答”叶(一种长条形树叶，编织在木杆上用来盖屋顶)搭一座房子，一边住三五个工人，一边用来做厨房和制作熟鱼，潮汕籍华侨把这种捕鱼栅叫做“瓜笼”。每天晚上，义军小队的舢板出海巡逻，经过这些“瓜笼”，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影，他们就爬上去，站在“瓜笼”上瞭望敌情。一天晚上，这一班义军划着两只舢板出海巡逻，划到一个“瓜笼”边歇一歇，突然，听到远处有马达声响，他们赶紧把船划进“瓜笼”底下掩蔽起来，观察海上动静。马达声由远而近，不久，发现从柔佛方面开来一条汽艇，朝他们掩蔽的“瓜笼”驶来，越来越近，他们仔细一看，艇上挂着一枝膏药旗。他们判断这是一只日军侦察艇，于是两枝机枪上了瞠，其余的战士握紧手榴弹，作好战斗准备，等敌艇接近，两枝手提机枪和七八个手榴弹对准敌艇扫过去，达达达，轰隆，轰隆，敌艇木板炸开了，敌人一个个倒下去，两个没有死的日本兵跳水逃走，黑暗中辨不清方向，撞进“瓜笼”底下，他们用打狗枪打死这两个鬼子，然后，划回驻地，这一仗全歼敌人十二名，击毁敌汽艇一只，消息传开，华桥都说：“利害!星华义勇军比英国兵、沃洲兵、印度兵利害。”

　　日军集中炮火攻击军港是声东击西的战术，他的目的不在拿下军港，而是找机会在别处登陆，显然，裕廊海面侦察艇就是一个尝试，这侦察艇被击沉后，日军改在别的地方先登陆。佯攻军港数天之后，二月七日，日军占领了东部的乌敏岛(BuLau ubin)，八日午夜，又突然在星洲的西北部，即新山桥以西一带强行登陆，日机加强了天空的扫射轰炸，架设在对岸的日军炮兵阵地，不断地向新山桥附近射击六○炮、迫击炮，日本步兵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用橡皮艇发起冲锋，抢渡星柔海峡。英军从北马边境一直退到星洲，连吃败仗，士气消沉，无心作战，第一线的印度兵见海峡中一片密麻麻的日军橡皮艇望而生畏，手足失措，第二线的沃洲兵不知如何是好。说也奇怪，军港距新山桥不上二十公里，对桥边的这一严重局面，一点支援作用也发挥不出来，在这紧急关头，军港竞全瘫痪了。事后，人们才知道，在一月底英军已对军港进行了破坏，再加上日军几天轰击，效用全失。义军见状，顾不得等英军连长排长下命令，一涌而冲上海边，进入印度兵工事，几百枝打狗枪，瞄准越来越近的日军橡皮艇，几百发仇恨的子弹连续射出去，眼看着在前的橡皮艇一只只沉下去。日军南进以来第一次遭遇到如此顽强的火力，出乎意外，后面的橡皮艇掉头就跑。日军的第一次强行登陆就这样被打退了，义军战士们松了一口气，大家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战士们想找英军排长、连长商量下一步怎样打，可是找不到，英军连长排长早就逃跑了。

　　敌人发现了义军的阵地，敌飞机，敌炮兵即刻反扑，敌机在义军阵地上空盘旋，不断地投弹和扫射，对岸敌军的炮兵连续向义军阵地发射炮弹，一时，炸弹、过山炮弹、机关枪子弹雨点般地向义军阵地倾泻下来，第一批上阵的义军战士受到重大的损失。九日，义军总部集结了第二批战士上前线。新山桥附近有两个汽油库，英军准备烧毁，义军总部向守库英军商取了一部分汽油运到前线准备对付日军第二次抢渡。第二批义军刚进入阵地，对岸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又发起进攻，这次来的有橡皮艇、有木制小汽艇，义军等敌艇渡过海时，陆续把汽油倒进海里，潮水向柔佛方向流去，义军一点火，海上到处烧起来，敌艇撞入火阵，有的烧破，有的烧溶，敌军满身着火，有的被烧死，有的跳进水里淹死，有的被义军的打狗枪打死，有的被印度兵的机枪、来福枪打死。战后，有些战士回忆，这一役消灭敌人上千人。烧了一夜，汽油烧完了，十日凌晨，日军又乘橡皮艇发起进攻，这次还增加了一些特制的装甲艇在前开路。敌艇源源而来，印度兵怕起来，竟四散逃走。义军拣起印度兵丢下的枪枝弹药，埋伏在海边咸水滩的灌木丛中，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进行抵抗。义军有了来福枪和机关枪，手榴弹，如虎添翼，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裕廊区有座山，名叫成都山，山上有炮台，是沃洲兵团驻防地，义军一个排在这里协助作战，这些沃洲兵还算英勇，对着空中的敌机和海上抢渡的敌兵频频开炮，有力地支援在海滩前线作战的义军战士。义军激战一天一夜，终因寡不敌众，有的退进林厝港律和裕廊律的树胶园里埋伏，有的退回武吉知马七条石义军指挥部。这时是二月十一日傍晚。武吉知马七条石是个小市镇，六条半石有座火车桥，横跨公路。小市镇与火车桥之间有十几间亚答屋，其中一间是“抗援”的地下交通站，这时已成为义军的指挥部，林江石、林亚当正在这里调井义军队伍。林江石已知道前线的战况，把撤回来的一百多名战士分成三队，每队五十人左右，其中两队分别开往武吉知马律十条石和裕廊律的树胶园，加强那里的伏击力量，并嘱咐如果英军抵抗到底，就配合英军作战，如果英军投降，就分散掩蔽，等候命令。留下的一个队破坏火车路，伺机打击敌人。还有十几位“抗援”的工作同志，由林亚当带领分散掩蔽。

　　十一日在西北登陆的日军，到处受到义军的伏击，不敢冒进。十二日凌晨，日军的坦克车队爬上武吉知马律，后面跟着步兵蜂涌而来，遭到埋伏在路旁树胶园里的义军截击，伤亡不少，后退几英里。但埋伏在胶园里的义军不过百人，手上只有拣来的来福枪和手榴弹，一经消耗，就难得再补充，当敌人再次发起进攻时敌坦克的枪炮和步兵的机枪向义军埋伏方向猛烈轰击和扫射，义军伤亡很大，火力渐弱，已经抵挡不住敌军前进了。

　　十三日，到处见到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英军，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在抢钱抢船准备逃往印度尼西亚。义军战士却斗志高昂，坚持在前线作战。武吉知马六条半石火车桥上的义军战士，破坏了铁路，正想下桥，忽见几辆坦克驶过桥下，接着车路上出现一队约三十来人的日军，荷枪缓步而来。林江石指挥战士埋伏在桥边准备战斗。义军战士有的报告说没有子弹，有的报告说只有几发子弹，林江石下令准备肉博。于是义军战士有的握紧巴冷刀，有的上好来福枪刺刀，屏住呼吸，等候战斗。敌军来到桥边，林江石大喝一声，“冲啊”!战士们一跃而下，如从天降，敌人料不到这里有伏兵，没有防备，被义军一冲，乱了阵脚，倾刻间被砍倒十来个，没有倒的即刻挺起刺刀，进行顽抗，义军和日军在火车桥下展开肉搏，杀声震天，格斗了约十五分钟，义军人多，大家奋勇向前，又有许多位学过拳术的战士，战斗力强，日军又被砍倒刺倒几个。这些鬼子兵正面临被全歼的时候，突然在小市镇那边，几辆载着日本兵的卡车飞速驶来，林江石见敌人援兵已到，下令向后港方向撤退，义军战士听到命令，即刻抛开未杀尽的几个鬼子，跳过马路边的水沟，钻进树胶园，绕过座落在火车桥边的裕诚树胶厂，向后港撤去。几个未被歼的日本兵，惊魂甫定，朝胶树林里乱开枪。从小市镇方向驶来的几卡车日本兵，到火车桥边停下来，也猛向胶树林开枪，可是，义军已无影无踪了。

　　火车桥附近的山边的居民，有人躲在防空壕里观看这场搏斗，认得林江石率领的这一队义军，都是武吉知马几家树胶厂的工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日本兵已打到屋边了，喜的是这些平时穿短裤，光膀子的胶厂工人，杀敌竟是这么勇敢。他们即刻把战斗现场情况传开：“星华义勇军一边，日本兵一边，义勇军用巴冷刀，日本兵用刺刀，杀来杀去，杀得火车桥下铺满日本兵的死尸……”一传十，十传百，住在星洲西北部的群众，人人都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从西北岸强行登陆的日军，在海边咸水滩遭到义军的拦击，登陆以后，又在裕廊区、武吉知马区一带的树胶园里遭到义军的伏击，从二月十一日开始到十五日，星洲西北部的战斗不停地进行着，日军伤亡很多，义军伤亡也不少。英军不抵抗，四散逃命，遇见日军就举手投降，日军举起刺刀、指挥刀，照刺，照砍，英军(包括英国兵、沃洲兵、印度兵)也死了不少。武吉知马区和裕廊区尸横遍野。

　　驻防裕廊区成都山炮台的沃洲兵，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频频开炮，可说是英勇作战。这里的地形险要，加上有义军协助作战，日军冲不上来。到十五日，沃洲兵炮击渐渐松下来，义军以为他们连日奋战，疲倦了，稍事休息，不料到是日下午，炮击竟全部停止。义军战士看了很不满，指着星柔海峡抢渡的日军，催促沃洲兵开炮，几个沃洲兵掉下眼泪说：“没用了，白思华下令投降了!”义军战士听到“投降”二字都气得跳起来，齐声对沃洲兵说：“给我们枪，我们要抵抗到底!”一位沃洲兵军官含泪领着义军战士到弹药库说：“拿吧，你们随心所欲地拿吧!”义军战士们插了短枪，拣了手榴弹，系好子弹袋，又背上一支轻机枪，抄小路下山，潜到海边灌木丛中，继续与敌人作战。站在山头的几百名沃洲兵，目送这一群无所畏惧的战士下山去，默默无言，纷纷掉下眼泪。

　　当星洲西北部登陆与反登陆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星洲的东部南部一带的义军登记站继续进行动员组织工作，等候总部的命令。二月十四日是农历除夕，日军分三路进逼市区，驻漳宜英军烧毁弹药库，往年此日，在星洲到处是华侨辞岁燃烧炮竹的劈劈啪啪声，今日却为英军烧毁弹药库的轰隆轰隆爆炸声所代替，鸡飞狗走，一片惊慌混乱。星洲东部、南部一带集合待命的义军，闻声即四出找寻一些英军来不及破坏的弹药库，夺出了一批武器武装自己，准备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二月十五日早，林江石下令第三批战士集合准备出发。午后，各站集合了三、四百名战士等候调遣，突然接到通知，英军司令白思华下令投降了。

　　二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英军八万人全部投降，做了日军的俘虏。星洲论陷了，日本侵略军把星洲改名为“昭南岛”。林江石指挥未出发的和从前线撤回来的义军战士，分散掩蔽，不久就实行改组，有些人到马来亚内地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有的留在星洲建立“星洲人民抗日自卫团”，成为星洲人民一支抗日地下武装，在日寇三年八个月的暗无天日的统治期间，在白色恐布的环境下，继续战斗。

　　写到这里得简单介绍一下林江石和林亚当两人的事迹。

　　林江石，原名黄伯瑞，花名老黑，男性，在马来亚出生，原籍广东东莞。林幼时在马来亚霹雳州汉民小学读书，青年时代到锡矿做看车工，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搞工运。林生性好学，参加革命后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看书看到疲倦要打瞌睡时，用湿毛巾敷在额上以驱走睡意，清醒头脑，然后继续学习。由于林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后来被选为马共中执委，一九四○年调兼星洲市委中心，领导星洲地下党工作，不久即被英帝殖民当局逮捕关进监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侵入马来亚后获释，被选为“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主任，“星洲华侨义勇军”成立时任司令员。日军占领星洲不久，因叛徒出卖，林被日寇宪兵逮捕，越狱逃出，不幸又被抓回，牺牲于四排埔监狱。

　　林亚当，男性，新加坡侨生，原籍福建，少年时代曾在英文学校读书，青年时代当码头职员，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被选为星洲市委，负责“星洲华侨抗敌后援会”工作。日军占领星洲后，林不幸被捕，在日寇严刑酷打下坚强不屈，被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野兽用抽血针抽尽血而壮烈牺牲。

　　“星洲华侨义勇军”为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伸张正义，用简陋的武器和自己的血肉，在星柔海峡打退了强大敌人的数次进攻，挫折了日寇长驱直入的嚣张气焰，使日寇在侵占星洲的战役中付出重大的代价，谱写了一篇孤岛血战的英雄史诗，大长反法西斯人民的志气，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星洲华侨义勇军”的烈士永垂不朽!星洲华侨这一段光辉的抗日斗争史迹不可磨灭。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8-04 16: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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