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夫：沦陷时期广州的“鸣崧纪念学校”
2021-01-05 17:04:37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其与众不同不在这些，而是来头很大。1941年春筹办时，在广州法政路“汪(精卫)公馆”成立了筹委会，筹委会是后来的校董会，筹委(校董)都是当时的“显贵”，其中有汪伪的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教育部部长褚民谊，广东省省长陈春圃，省教厅厅长林汝珩，省财厅厅长汪宗洙，广州市市长汪屺，抗战前广东省教厅督学陈良烈以及汪家“少爷”汪德静等。董事长更了不起，由汪逆的老婆“陈中委”陈璧君担任。

　　在筹建时以及后来的一切经费，均从伪省财厅直接拨来。经费充裕，待遇优厚。当时汪伪虽有伪币储备券，因无信用，所以该校经费概以日本军用手票(简称军票)支付(当时军票十元最高时值储备券四百元)。规定校长月薪军票200元，三处(教务、训育、事务)主任150元，中学部教师100元，小学部教师60——80元，职员50元，工友40元(米价最低时为一元军票十斤，当时一百斤米的价值相当于黄金一钱)。

　　还有，这个学校的教师子女在该校小学毕业后可免试直升该校初中，学什费一概全免，另外还免费供给一日三餐的膳食。当时广州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该校却有此优待，可见其重视了。

　　至于办公费及其他一切开支，一般办学是量入为出的，该校却可以量出为入，不够钱用就伸手向伪财厅要，不管什么财会制度，只要董事长“陈中委”一纸批示，就得拨款，怠慢不得。汪伪的财经本来就十分困难，这间学校却处处例外。

　　学校各方面设备配置齐全，连当时设有高中班的省立中学也无法相比。理化实验、图书仪器且不说，就是学生宿舍也一律配有新造的单人铁床，甚至连面盆也由学校分发。从而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优越地位。

　　据我所知，该校是汪精卫授意建立的。“鸣崧”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为“和平运动”而“献身”的“烈士”曾仲鸣、沈崧，他们把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曾仲鸣是汪精卫的秘书，沈崧是汪精卫的外甥，他们在1938年随汪精卫一起出走越南，同年底汪精卫在河内遇刺，曾、沈被误杀，成了替死鬼。)，是以“纪念”。其办校目的，在其校歌歌词已见大概，歌词是：“纪念鸣崧要保卫东亚，纪念鸣崧要复兴中华，他们种下了根芽，我们赶上去定开遍自由的花。鸣崧学生，鸣崧学生有好学力行知耻的精神，做智仁勇的完人。鸣崧鸣崧，虽死犹生。让我们努力做到中华复兴，东亚和平”。除此以外，其目的还在于点缀升平，办给鬼子看看，同时借以罗致教育界人士，因为当时绝大部份文教人员为避难而几乎跑光了。

　　该校办了四年(1941年9月——1945年8月)，换了四个校长，此中也可看出这间学校的一斑。

　　第一任校长陈良烈，只当了九天，可算是最短命的校长了。原因是1941年9月开学之日，仪式非常隆重，伪省、市府的头面人物及日本占穗特务机关头子矢崎少将都前来参加，董事长陈璧君自然“大驾光临”。陈到学校时，该校的幼童军一律对她行童军礼。幼童军的行礼动作不同于一般的童子军。要双手同时举起放在额角两旁，双手的二指和中指叉开，这是开学前经过一星期的入学预备训练的。可是陈见此礼十分不悦，又见所有的教职员都穿上白色西装衣裤，打上一条黑色的领带，夹道肃立迎接，更是不悦。九天以后，陈再来视察，召集全体教职员“训话”，指出两点：一是幼童军如此行礼，类似哈巴狗竖起两个耳朵，样甚难看；二是教师穿这样的制服，形同列队送殡，成何体统?就这样，陈良烈因触犯了“董事长”陈璧君，被一脚踢开了。

　　第二任校长是雷惠明，此人毕业于中大，为当时“糯米团”的成员。雷上任后，鉴于前任的教训，在应付陈璧君方面，有其一套园滑手腕。所以有人笑他是“陈中委”的契仔，雷也不以为耻。有一次，汪逆到广州要来校视察，当然忙坏了这个校长，他们临时搭起了纪念台，台上竖起两个高五米的曾、沈遗像，可是陈璧君不满意，认为这会引起“汪主席”的伤心，要把纪念台拆除。雷惠明百依百顺，马上传令拆除。当汪逆来校时，汪的副官问雷惠明“所有教师搜过身没有?”这样公然的侮辱，雷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是敷衍了事。

　　1944年9月，雷惠明因“另候任用”而去职了，原来是汪逆之女汪文洵刚从广东大学毕业，要来当校长。但这个刁蛮公主不任实职，只挂了一个名誉校长的虚衔，而让她的同学陈智来当校长。还任用另一个同学袁贤当教务主任，而汪德馨(汪逆的侄女)则当上了事务主任。不知何故陈智任职不到一个学期就离去了。接替校长职务的是一个名叫徐擎宇的旧官僚政客，徐只识饮酒、唱京戏，其他事务极少过问。

　　该校沿袭原国民党的所谓部颁宗旨，而且公开加上“为培养实现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与和平反共建国的人材”的词句作为办校宗旨。固定的活动是每天行升旗(汪伪的所谓国旗)礼，每星期一次总理(孙中山)纪念周，由校长或训育主任向全体师生作关于“中日亲善”与“汪主席言论”的讲述。

　　人员编制是校长以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三处的主任，每个教学班设班主任，另有舍监，童军教练等。最特别的是设一个会计室主任，地位与三处主任平行，而且可以独立于校长之外。当时教务主任是陈延炘，训育主任李朝枢，事务主任吴璋，而独立于校长之外的会计室主任是汪逆的侄女汪涵辉。

　　该校初中部教师由学校聘请。国文教师莫任劬，英文教师黄坚，数学教师陈延炘，理化教师朱励强，生物教师孔昭勤，史地教师吕化松，美术劳作教师李焕光，音乐教师俞安斌，体育教师朱志成，童军教师李朝枢，军乐教师陈季年，日语教师江蓉，国语教师张德良，校医蒋某。

　　小学部教师是考试录取的。考试分初试(笔试)，初试及格，再行复试。复试为现场教学，在女师附小(现仰忠街内)举行。每个参加复试的考生要上国语及算术各一课，被教者为女师附小学生。随堂有若干“大员”听课，作出评定。结果，在报考的三百多人中，经过初试和复试，录取了小学部的教师共十五名。

　　中学部设初中一年级三个班，小学部设一至六年级，每级两个班，共十二个班。中、小学每个班招收学生五十名。(小学班数是中学班数的四倍，有人称之为“小学附中”。)

　　中学部学生全部寄宿，实行童军管理。舍监人员，由被抽调到“青年干部训练班”(设在河南旧凤凰岗)受过短期训练(包括受日本军人训练)的部份教师担任。他们对学生实行体罚，如训斥、罚站以至禁闭、鞭打等。所有上下课、用膳、晚自修、熄灯、就寝、起床……等作息活动，均以号为令，任何人听到号声，须马上原地立正，号声完后，才能继续活动。

　　学生每周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可以回家渡假，但离校时要把带回家的东西放在地上，让舍监检查过，才能出校。

　　课程安排是沿袭国民党时期的一套，所不同的是党义这一科，“汪主席的言论”取代了国民党党义。校当局把汪逆发表过的演说、训话、谈话、文告、批示……等编成教材，强迫学生接受。学生在升级考试中，如果党义或日语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升级。

　　到1945年春，国际局势急转直下，汪伪政权朝不保夕，摇摇欲坠。同年8月，日寇投降，汪伪政权彻底垮台，“鸣崧纪念学校”也随之解散了。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8-04 16: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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