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综合(作者:易书宝、龙德)“五斤稻谷”是个什么概念?按照现在每百斤稻谷一百二三十元的售价来折算,五斤稻谷的总值大约是六七块钱。按现有的物价水平,这点钱消费一碗米粉刚刚够,购买一斤猪肉则还差着一大截!但就是价值这么点钱的“五斤稻谷”,却改变了湘乡市壶天镇雄辉村五组村民成少芳的人生轨迹。当时,为了能让家人吃饱,他不得不在14岁的时候跟随堂兄去当兵。在当兵期间,他又从地瘠民贫的“三南”百姓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生活的影子。虽然这是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但“五斤稻谷”所蕴含的意义,对他来说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国破家亡、战祸横生时代百姓所遭受的痛苦一页,理应在和平时期的教科书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家境赤贫,八口之家等米下锅
成少芳出生于1928年,到1942年年初他离开家乡,跟随堂兄前往第七战区的衡阳兵站当兵时,他已在湘乡壶天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生活了十四年!说起在小山村里的童年、少年生活,成少芳的记忆中至今依然充满了苦涩:“当时的生活很清苦,家里除了三间栖身的茅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财产,即使是佃种的土地也没有一垄。而在我稍稍懂点事时,家里又接连添生了几个弟弟妹妹,使全家吃饭的嘴巴增加到了八张。没有田、没有地,家里的收入从哪来?这么多张嘴巴又怎么填?”成少芳说养家的这些重担都落到了他的父亲身上。他说他的父亲成仁存是一个篾匠,勤恳、手艺好,很受人敬重。按照当时的工价,请手艺人干一天活,除去免费招待的午餐,报酬大约是五斤稻谷。而当时的一担(100斤)稻谷市价大约是20块银元。也就是说,手艺人辛辛苦苦干一天,所得的工钱也就是五毛钱!但即使如此,“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全家人都依然很看重这五毛钱。第一点是即使你有手艺,也不一定每天都有人请,即使是象我父亲这样手艺好,勤恳又实在的手艺人,一年之中也只能做满半年;第二点更关乎全家,特别是象我们这种无田又无地的家庭尤其重要,因为这五斤稻谷舂碾成米后,熬煮成稀饭,再加点野菜之类的,可以勉强维持全家人一两天的饥饱。为了省下自己的那份口粮,我父亲从来不接活计在家做,而是上门做,因为这样可以免费得到东家的一餐午餐招待。”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在什么时候,全家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希望父亲成仁存每天都能有事做,否则母亲菜色的脸上又会增加不少的愁云。因为这又预示着全家人将要挨饿。”成少芳说,为了贴补家用,他还只有五六岁时就跟随大人们上山拣野果、挖野菜、采药材。年纪稍大,他就独自上山砍柴。但他砍柴和采摘野菜野果的山和地都是地主家的,人家不让他们这些“穷鬼子”上山,一旦发现,就放狗来追咬。成少芳说他有几次都被追咬得遍体鳞伤。
随兄从军,他亲历衡阳保卫战的惨烈
在这种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生活环境下,渐至长大的成少芳逐渐产生了改变现状的想法,而他的这一想法与他父亲的盘算几至不谋而合。于是,在1942年春,成仁存把不到十四岁的成少芳交给了在第七战区衡阳兵站担任上尉、回乡探亲的堂侄,希望借此能改变儿子此后一生的命运。
成少芳所在的衡阳兵站,其实只是一支为前线服务的后勤补给部门,其实际工作内容主要是为前线部队征兵征粮。入伍后,成少芳被分发到兵站下属的粮库从事粮食的征收、保管和分发工作。成少芳说,衡阳兵站原本是为第九战区薛岳管辖的部队服务的。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将兵站划归到了由余汉谋统辖的第七战区。他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七战区的后勤总监为陈崇范,兵站站长则是成阜章。而这个成阜章正是把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堂兄。成少芳说,在兵站,他不用再担心吃不饱,当时部队的配给是25两(16两为一斤)一天,吃饱饭一点问题也没有。
他回忆说,1944年6月中旬前,他们兵站的粮库一直设置在衡阳城内。直到侵华日军侵占长沙,并沿京汉铁路南下进逼衡阳外围时,他们才接到转移的命令。“但此时情势已经相当危急,侵华日军的来势很凶猛,6月15日侵战长沙,6月17日其先头部队就到了衡阳的外围,并与防守衡阳的部队有了零星交火。虽然在此之前,粮库预先就将大批的军粮进行了转运,但侵华日军进军的神速却打乱了我方的军事部署,我们的转移也只能在敌人炮火的夹缝中伺机而动了。”而也正是因为这一迟滞,使非作战士兵的成少芳见证了衡阳防守战的惨烈。
“战斗是从衡阳市效一个叫泉溪的地方开始打响的,守军的一个营抵挡了侵华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到六月下旬,日军开始进攻衡阳城外的“五马归巢”飞机场,我们的驻地离飞机场不远,为了以防万一,兵站把我们这些守粮兵也武装了起来。但可惜的是,日军的进攻路线似乎与我们防守的地方有偏差。我们不断地听到隆隆的炮声从飞机场方向传来,很激烈。打探消息的士兵回来报告说,在飞机场,敌军对我军的阵地进行的轮番轰炸持续了整整一天,阵地上用以掩蔽的杂草和树木被烧了个一干二净,挖好的战壕也被震落的泥土填平,隐藏在战壕中的士兵伤亡很大,有些甚至被活埋在了战壕中。但剩下的士兵却打得很英勇,只要敌人炮火一停,步兵一露头,密集的子弹便猛烈地招呼过去…… 这些消息让我们热血沸腾,纷纷请求上战场杀敌,但遗憾的是,直到离开,我们的要求也始终未得到批准。”成少芳说,即使在多年后他脱掉军服回归故乡,这个遗憾依然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
转战“三南”,抗战胜利让他喜极而泣
从衡阳撤离出来后,成少芳他们被疏散到了郴州一个偏僻的乡间。“我们在那里驻扎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因为担心被日军发觉,不久就转移到了广东的韶关。驻扎地当然不是在城里,而是离城很远的一个山谷中。”
在成少芳的印象中,从衡阳失守一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年多时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就一直在山里转。他说,当时由于衡阳的失守,在不长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就占领了京广铁路沿线的主要大中城市,唯一无法触及的只剩下交通闭塞的乡村和山野。而他们在山里不定时的转移,很大原因是为了躲避侵华日军及汉奸组织的侦讯和追击,保证筹集到的军粮的安全。但这样行无定踪的转移,却给成少芳他们的军粮筹集和保管增加了很多麻烦。“到韶关后没多久,我们又转移到了江西的‘三南’(江西赣州市下辖的龙南、定南、全南三县的简称,是江西省内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这里山高森密,交通极为不便,虽然在地域上与广东接壤,但大山的阻隔却使这里变得闭塞而且极度贫穷。在这里,“我们能筹集到的粮食很少,而从邻近地区筹集的粮食在运送上又面临极大的难题,不但车辆无法行驶,即使是骡马队也无法攀越那些险峻的山岭,很多时候,粮食的运输都完全依赖人力的肩扛手提。”每天都在山里转的日子虽然让成少芳他们感觉辛苦,但让他感觉更浓烈的是“这样的日子很窝囊。”有一段时间,他说他做梦都想离开大山。
在经历了一年半左右在大山中的艰苦后,1945年9月初,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的消息终于传进了大山,传到了成少芳所在的运粮队,“那天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先是一愣,接着就感觉脸上潮潮的,用手一摸,才发现不知不觉流下的泪水已经糊了我一脸。”成少芳说他当时之所以这么激动,确实是感到这个胜利的来之不易,“在衡阳城里,我亲耳听到守城士兵们同仇敌忾的呐喊,亲眼看到士兵们为打退敌军进攻,不惜以身赴死的壮烈;在郴州、在韶关、在三南,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军粮,我们任由山岭间的碎石和荆棘划破我们的衣服和肌肤……”,他说他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都是为了胜利的这一天的到来。“你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能不激动,我们能不流泪!”老人的言语,老人的神色,即使是在时隔七十年后,也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年的那种久历艰辛后的喜悦。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3-21 14: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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