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前：重庆被炸，一次死伤万余人
2021-03-22 10:05:06  来源：红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本网综合(作者：易书宝)1943年前后，是抗战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而这段时间也是王德前在重庆经历磨难的时期，那时他正在重庆警察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服役，这支部队隶属于国民政府内政部。“当时重庆每天都有空袭警报，前锋已进犯到宜昌、万县、巴中的日军，一天两三趟地派飞机对重庆进行轰炸。有一次，炸弹把防空洞的洞口掩埋了，空袭过后，防空洞内上万躲避空袭的市民竟一个也没有出来，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那一种痛楚，即使时光流逝，也不能洗褪分毫!劫后余生的王德前今年95岁，家在湘乡市金薮乡耙石村。

　　赤贫家庭的孩子12岁做童工

　　王德前被抽壮丁是在民国30年(1941年)夏天，这年他刚好20岁。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湘黔铁路上做了八年工。“去的时候我还不到12岁，因为发育不好，个子看上去就象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铁路上管事的一看就摇头，说‘这么小能做什么事，我这里可不帮人带孩子’!介绍人是我们的乡亲，介绍我去铁路上做事就是看我家里穷才动了怜悯之心的。于是他便拼命帮我说话，好说歹说，管事的终于答应了，但做事归做事，16岁以前他只管吃却没有工钱。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意见……”

　　王德前说，他这样想是因为当初他肯到铁路上去做事，目的也就是为了逃一条活命。“我有四兄弟，还有两个姐妹，加上父母和健在的祖父，家里有八九口人要吃饭。但从我记事起，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没有过有起色的时候。可以说是贫困到了极点。”王德前回忆，从他记事以后的很多年，他家里的八九口人就一直挤住在两间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茅草屋是地主家的牛栏屋，见我家里实在太可怜，他发了善心。”除了住的地方极端破败，全家八九口人的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每年租种的地主的那几亩地，但收成除了交租，剩下的也只够熬几顿粥”。这么一大家子人要养活，种红薯、栽杂粮、种蔬菜本是弥补粮食欠缺的好法子，但做这些的前提是要有地，因为没有饭吃，王德前的大哥王德光早在民国18年(1929年)就跑出去当了兵。

　　被抽壮丁，家乡逗留一年多

　　民国30年(1941年)，王德前20岁。这年春未夏初，家里人把在湘黔铁路上做工的王德全叫回了家。他回家的因由是他被抽上了壮丁。王德前说，在当时，很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都躲兵役，但他即使是在铁路上做事，也没法躲，因为他家里没钱，早在他回家之前，保甲长就给他家里撂下了话，“不服兵役可以，交一百担谷来”。家里交不上谷，只好把他叫了回来。

　　王德前回家没两天，保甲长就把他和另外的几个青年送进了湘乡城。接兵的把他们关在一间大屋里，准备等其他乡保的壮丁都送齐后就出发。然而就在此时，身体本就瘦弱的王德前在劳累加惊吓后竟病倒了，随行的军医诊断为重度伤寒。看着他的病情日益严重，接兵军官竟把他往门外一丢，便再也不管他的死活。

　　“当时我以为自己是死定了，高烧、全身没有一丝力气，精神状态可以说是萎靡到了极点。但我想，即使是要死，也得死在家里。”正是因为王德前心里残存的这点求生意识，让他爆发了惊人的求生毅力。“从湘乡城到金薮，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我咬着牙拼命地爬，爬了三天才爬回了金薮我的家中。”爬回家后，王德前却并没有死，他又活过来了，此后经过近半年的休养，王德前重新恢复成了一个棒小伙子。“多年后我都一直在回想，在家中买不起医药、连吃食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我能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可能是出于我当初在湘乡城里爆发出来的强大求生意志。”

　　身体恢复了，王德前服兵役的使命却还没有完结。于是，在1941年底，由于缺乏营养，身体其实还很虚弱的王德前再次独身来到国民政府设在湘乡的新兵招募站。在新兵招募站，王德前遇到了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而他的这个亲戚却是新来的接兵军官。

　　在湘乡兵站，王德前一直呆到了1942年的夏天才被送往部队。“这其中原因，主要是我与接兵军官的亲戚关系。在兵站，他很关照我，见我大病初愈，便经常给我改善伙食，帮我补充营养。那半年时间，可以说是我长这么大，日子过得最为舒适的半年，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的身体因为获得了充足的养分而得到了充分的发育。”

　　1942年夏天，王德前由长岳师管区统一接收分配到重庆，入伍国民政府内政部警察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重庆被炸，一次死伤万余人

　　王德前所在的内政部警察总队，性质相当于首都的卫戍部队，“总队共有七个大队，每一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一个中队的编制大约是180多人。”而王德前所在的警察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则主要负责当时驻重庆国民政府及外国机构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的总队长名叫任建鹏，大队长为孟宪固，第一中队中队长则是殷锡卿。我们一中队的驻地就在歌乐山下，距臭名昭著的渣滓洞集中营不过咫尺之遥，只有七八里路程。”

　　在警察总队第一中队，王德前的工作相对简单，每天就是站岗。“每班岗两个小时，全中队人员轮换，平均下来每天每人最多也就轮到站两班岗。”工作虽然相对简单而轻松，但王德前在重庆的日子并不好过，当然，这种不好过也并非针对他一个人。而这种艰难主要是来自于物资供应的紧张和日机的轰炸。

　　“当时重庆虽然是陪都，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口最集中和最热闹的地方，但当时也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侵华日军此时最近已进驻到了距重庆只有三四百公里的万县、巴中，加上侵华日军的经济封锁，外援的物质进不来，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推广‘新生活运动’，目的就是要人们勒紧裤带过日子，以支持抗战，但此时其实已有很多贫困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歌乐山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挖观音土。”

　　除了物资供应紧张，日机的轰炸也严重地侵扰了重庆市民的生活。“每个星期都至少保持着三四次的轰炸频率。重庆市区的空袭警报几乎每天都在响。”王德前说他曾站在歌乐山上，亲眼目睹过一次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战机升空迎战日机的战斗场景。“来轰炸的日机三架一组、三架一组，一百多架飞机就象一大片乌云笼罩在了重庆上空。在它们低空掠过的地方，无一例外地有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冲天的尘埃和火焰。突然，从西南方向飞来了一大群银白色的巨鸟，它们冲入到了这片乌云当中，随后，在双方激烈的撕杀中，不断有巨鸟的断肢和乌云的碎片掉落地面…… 这场空战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在歼灭敌人的同时，也对自身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因为侵华日军无穷无尽的轰炸，再加上国民政府当局防空力量的薄弱，1943年时的许多重庆市民都开始对日机的轰炸有了一种深厚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当空袭警报响起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手中正在做着的所有事情，朝最近的防空洞跑。王德前说。

　　“当时，为了应对日军飞机的轰炸，重庆市内挖了很多的防空洞，有的山体内完全被淘空。这有利于在空袭来临时，人们能尽快地躲入防空洞里。但有一次，一个躲藏着一万多人的防空洞的入口被炸塌，事后，当赶去救援的人们挖开洞口时，看到的却是惨不忍睹的一幕：洞里密密麻麻地躲满了人，但他们都已失去了生命，这个原本是求生的隐藏地，现在却埋葬了他们所有的人。这一幕，即使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我感到难受。”

　　抗战胜利后，王德前随所在部队迁回南京，并在1949年5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